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的原因

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停滞不前，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一）必须充分考虑到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改革的大背景。

勃列日涅夫在1967年11月第一次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社会主义。[4]后来，把发达社会主义与逐渐发展为共产主义社会联系起来。勃列日涅夫在1977年10月4日所说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及全民讨论的总结》报告中对此做了论述。他说：“苏联现在已经建成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新社会达到这样一个成熟阶段：根据社会主义内在和固有的集体性原则对全部社会关系进行的改造即将完成。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主义规律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以及社会主义生活各个领域显示其优越性的广阔天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社会制度所具有的有机的完整性和活力，以及它在政治上的稳定性和牢不可破的内在统一性。从这里可以看到各个阶级、各个社会集团和各民族在日益接近，人们在我国结成了历史上崭新的国际主义的社会共同体——苏联人民。从这里可以看到新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诞生和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确立。”[5]自勃列日涅夫提出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并要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一理论后，有关发达社会主义的论著充斥着苏联的出版物。这些论著都在强调苏联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性、社会的一致性和矛盾的统一性。有鉴于此，苏联所需要的是发达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在此背景下，勃列日涅夫不可能也不认为需要进行大的改革，更不用说根本性的改革。

（二）改革一开始就强调在不影响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下进行。(www.guayunfan.com)仔细研究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所通过的各项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决定，就可以发现，在推行各项改革措施时，都强调不能影响国家集中统一计划的原则。1965年全面推行新经济体制的有关决议指出：“统一的国家计划对所有企业、组织的活动，对苏联人民的集体劳动，发挥保证和指导作用。”“进一步改进工业的计划领导，是解决这些任务的最重要的条件。”[6]

（三）改革引起的权力之争使不少改革措施难以落实。

经济改革首先关系到实行改革的人，因此势必要涉及各种系统各级领导之间的权力再分配。在苏联，由于官职、地位和权势与物质利益是密切结合的，因此，改革实际上也会导致物质利益的再分配。

从苏联中央最高领导层来看，现行的管理体制虽有不少问题，但在这种体制下，可以通过国家计委、价格委员会、供委和财政部等这样一些中央经济机关，把全国的经济大权控制在自己手里。苏联害怕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会从根本上破坏以高度集中计划原则为基础的经济管理体制，从而影响资金聚集到国家预算中来，减少国家集中调配全国的物资和资金的可能性。

从各管理机关与企业的关系来看，自改革开始后，围绕权力问题的斗争和争论从未停止过。矛盾的焦点是，企业要求扩大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认为权力小是妨碍提高积极性和经济效率的主要障碍，而计划管理等机关则指责企业是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由于经营不善而带来的损失。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决定通过合并企业和撤销管理局的办法来建立生产联合公司，把原来的四到六级工业管理体制改组为二到三级，这使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联原计划1975年要在工业中普遍建立联合公司，但到1975年底，联合公司的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4.4%。1976年苏共通过的决议中，又明确规定，到1980年要完成建立联合公司的任务，但到1980年联合公司的产值还不到工业产值的一半。苏联的各个领导层，从自己切身的利益关系考虑，都想方设法阻止建立联合公司。

苏联中央领导层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精简管理机构，面对出现的各种阻力与矛盾，往往用党性、服从国家利益以及加强政治工作等办法来说服中下层干部，适当调整分享的权力以减少阻力。但是，上述种种矛盾，在官职和物质特权不可分的体制条件下是很难克服的，谁都不会轻易放弃能带来利益的权势。

（四）理论上“左”的教条主义。

在理论方面，主要障碍来自根深蒂固的“左”的教条主义。苏联各届领导，往往以“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自居并对其持“左”的教条主义态度。勃列日涅夫也显得十分突出。理论对体制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体制模式实质上是由理论决定的，有什么样的指导理论及体现这一理论的、运用在政治与经济体制上的原则，就有什么样的体制模式。因此，要想改革，首先要有理论勇气，打破旧思维的禁锢。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对赫鲁晓夫时期理论上开始出现的一点活跃气氛，很快就压下去了。纵观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的思想理论，从大的方面即社会主义模式来看，仍是坚持斯大林的那一套，并且使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更“成熟”，即更加“定型”和更加“僵化”。这也是“左”的教条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

勃列日涅夫时期“左”的教条主义反映在许多方面。他鼓吹建成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十分卖力的，在批判“市场社会主义”是最起劲的，并且在批判时，常常挥舞政治大棒，这对体制改革影响最大和最为直接。与“市场社会主义”关系最为密切的是涉及商品货币关系理论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有了一些进步，不再简单地把商品货币关系与资本主义画等号，而是强调要利用商品货币关系。但有关这一问题的理论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商品货币关系理论是“新内容论”。

“新内容论”的实质是，把商品货币关系与市场机制的作用纳入社会主义的计划体系之中，使其具有计划性的特点，从而在根本上否定了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在经济中的调节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坚持认为，市场调节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学者所说的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邪说”。它会使中央计划机关只起情报中心作用，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造成经济混乱。1979年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院长麦德维杰夫发表文章强调说：要揭露借改善计划制度之名，而引到“市场社会主义”方向去的“伪善建议”，要积极地抵制这种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谰言。[7]

在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勃列日涅夫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一直坚持全民所有制是最高形式和最先进形式的观点，并认为，经济改革不涉及改变所有制形式问题。因此，在改革有关生产资料实际由谁来支配、决策和使用问题上，与改革前没有什么区别，在理论上也没有深入展开讨论。

关于领导经济的方法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理论问题。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竭力主张不要削弱行政方法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

从苏联经济改革的历史来看，围绕改革展开的理论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到勃列日涅夫后期，探索的问题越来越狭窄，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日益采取回避的态度。

（五）“布拉格之春”助长了苏联国内反改革势力的滋长。

“二战”后，斯大林一步一步地加强对东欧各国的控制，其最终目的是要把斯大林模式移植到东欧国家。后来又不允许这些国家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严重束缚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按东欧各国综合计算，经济年均增长率由1960—1965年的4.1%下降到1979—1983年的0.3%。其中波兰是-1.2%。

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反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与推行改革的影响下，东欧各国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但都是修补性的，因此大量的社会经济问题日趋严重。东欧国家一些领导人意识到不摆脱斯大林模式的束缚，难以解决根本问题。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试图推行的改革具有代表性。由于历次改革未能取得成功，捷克斯洛伐克1963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率已降至0.54%，工、农业发展水平大大低于战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已呈现严重的困境，因而，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此期间，在捷共党内改革与反改革势力的斗争也日益尖锐。斗争结果是诺沃提尼于1968年1月4日被解除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接着诺沃提尼于3月22日又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

新领导上台后，于1968年4月5日，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的改革纲领，一般称为《行动纲领》。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力图推行的改革，说到底是要从根本上走与苏联模式不同的发展道路，与斯大林在“二战”后强加给东欧各国的体制模式决裂。这样的改革目标必然遭到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领导人的反对，最后，苏联决定出兵镇压。镇压结束后，1968年9月26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的文章说，1968年捷共的改革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被推上反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这一年也是苏联国内保守分子十分活跃的一年，为斯大林恢复名誉、不赞成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气氛也越来越浓。按照阿尔巴托夫的看法，在“1968年初，莫斯科已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放弃二十大的路线”[8]。以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对苏联推行的改革不可避免地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阿尔巴托夫谈到1968年的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对国内改革的影响时指出：“它在助长国内的保守趋势中起了重要作用，这种趋势最终导致了一个停滞时期。”[9]

（六）在勃列日涅夫因循守旧、求稳抑变思想支配下，对传统经济体制不可能采取根本改变的方针。

勃列日涅夫的体制改革一直是在因循守旧、求稳抑变的思想支配下进行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分析其原因。

首先，从出版的有关勃列日涅夫传记等材料看，对他的评价基本上是一致的。[10]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是个平庸之辈，文化水平不高，不爱学习，思想上与理论上保守僵化，性格上软弱，特别爱好虚荣与阿谀奉承，生活上贪图安逸，爱好打猎与开从西方进口的高级轿车。他最大的一个弱点是，对新生事物简直就是个过敏反应症患者。他的助手给他写讲话稿时，他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常常把复杂的、独出心裁的段落勾掉（有时他甚至删去经典作家的引语），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11]勃列日涅夫做报告的一贯风格是：“四平八稳，既无高潮，也无水平，无聊乏味，一本正经。”[12]对这样的人，不可能期待他不时地出现新思想，不断地改革传统的体制。

其次，勃列日涅夫的专长是搞组织工作，操纵权力可谓得心应手。在他上台初期，他的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积极培植亲信，在排除异己方面很快取得进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他的地位与权力在最高领导层中已明显地高于其他人。到了70年代中，随着苏联国力的增长特别是军事力量的膨胀，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当时的形势估计十分乐观，并不认为苏联需要什么改革，还是认为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十分有效的，对柯西金的经济改革政策表现不满。

第三，如果说赫鲁晓夫只反斯大林不反斯大林主义，那么，勃列日涅夫既不反斯大林又不反斯大林主义。勃列日涅夫不想改变斯大林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这个体制就难以保证他“个人专政”或者说个人专权和特权。而不触动政治体制，不把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结合起来，政治体制就必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因素，这已为所有转轨国家的实践证明。

（七）实行扩张、争霸政策需要高度集中的体制。

作为苏联对外政策主要内容的苏美关系，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出现了一定的缓和，到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缓和有了较大发展。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政策，主要是加强控制。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出现了控制东欧各国的理论——“勃列日涅夫主义”，特别是“有限主权论”与“国际专政论”等，像悬在东欧各国头上的一把利剑。对第三世界则是加强争夺与渗透，当然是在支援这些国家革命、民族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在对华政策方面，继续推行反华路线，在中苏边境增兵，加强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就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外政策整个内容来看，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缓和政策所取得的成效逐步丧失，到勃列日涅夫逝世的80年代初，已经从缓和进入第二次“冷战”。究其原因，主要与苏联实行扩张、争霸的政策有关。随着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加，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特别是后期，扩军、争霸的政策大大发展了。苏联对别国不断进行军事干涉就是例证。阿尔巴托夫指出：“在安哥拉之后，我们沿着这条显得已经蹚平的道路大胆前进，实际上是沿着干涉升级的阶梯前进。这些阶梯就是——埃塞俄比亚、也门及一系列非洲国家（我不想涉及近东问题，它十分复杂，应该由专家研究），最后是阿富汗。”这样做的结果是：“在70年代下半期我们对一系列国家的事务实行军事干涉和‘半干涉’的政策，我们国家变成了一个扩张主义的侵略国家，促使大量国家起来反对我们，并且给缓和带来严重的打击。实际上我们是在给美国极右派伴奏。”[13]

苏联推行扩张、争霸的对外政策，就必须大力发展军事工业，使“军工综合体膨胀到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14]。据一般公认的估计，苏联这一时期的军费开支与美国相当，甚至还超过美国，但其国民生产总值只是美国的50%—60%。如何保证巨额军费开支所需的资金，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重要保证。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1966年占51.3%，勃列日涅夫逝世的1982年提高到67.4%。[15]预算收入的增长速度要比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得多。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情况充分说明这一点：1979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增长率为5.9%，而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为2.2%，1980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7.5%和3.8%，1981年为5.9%和3.8%，1982年为10.1%和 2.6%。[16]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如以工业投资为100，那么其中与军工密切相关的甲类工业一般要占85%—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