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体制改革停滞的突出表现

经济体制改革停滞的突出表现

如果说，赫鲁晓夫时期的改革主要在“条条”与“块块”之间兜圈子，那么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改革，则是在减少还是增加几个指令性指标之间扭来扭去，一直迈不出大步。改革停滞在工业领域的突出表现是原来确定的改革三项目标未能实施。

首先，企业自主权问题未能取得实质性解决。经过改革，企业自主权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大，但并未得到实际解决，企业的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据苏联调查，大多数经理认为，改革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权限太小，企业条例中规定的一些权限经常遭到上级机关的侵犯。这一直是苏联改革过程中存在的主要矛盾之一。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得不到实际解决的主要原因有：第一，从计划制度来看，尽管减少了下达给企业的指令性指标，但一些主要指标仍由国家控制。并且，减少下达指令性指标的数量，这毕竟只是量的变化，并没有使计划制度发生质的变化。第二，改革以来，企业的法律地位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未得到解决，企业实际上仍面对几十个“婆婆”，各上级机关不时地发出各种指示或某些禁令，但对企业执行它们的种种指示所需要的资金和条件却不加过问，而且对执行的后果也不负任何责任。第三，没有解决企业实现经营自主权的客观条件。在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下，极大地限制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和主动性。

其次，经济方法在领导经济中作用十分有限。经过十八年的改革，并没有改变按老一套行政指令下达计划任务的做法。各种经济杠杆的作用往往被忽视，加上苏联长期存在的随意给企业下达指标的做法，使得计划难以符合市场需要等客观条件。苏联对经济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一般也是通过一些强制性的条例、法令等行政措施解决。在这样的条件下，经济方法在经济管理中的作用必然会受到很大限制。

第三，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利益仍处于矛盾状态。从企业和职工的关系来看，主要是通过物质刺激制度来促进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积极性。经济改革后，苏联虽然建立了名目繁多的奖金，但奖金对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这是由于长期以来没有真正解决奖金与企业的最终成果挂钩问题，而且日益出现了平均主义的倾向，奖金慢慢成为固定的附加工资，另外，一些企业领导人，经常利用职权和非法手段捞取奖金。这些都使得奖金难以起到调整企业和职工利益关系的作用。从国家与企业的关系来看，由于行政方法领导经济仍然盛行，这就往往造成行政领导，强制企业违背自己的切身利益去从事他们认为社会需要的各种经济活动。其结果是，使企业活动在经济上的动机消失了，过多的是行政杠杆起作用。(www.guayunfan.com)以上分析说明，1965年改革时确定的一些原则并没有实现，一些问题也未得到解决，因此，改革也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收效不大。到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认为1965年的改革已经失败的议论多了起来。有的学者在《真理报》公开发表文章说：“往往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似乎经济改革已经失败，不得不放弃这一改革。”[1]西方学者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改革的评价比较一致：一方面认为，1965年的经济改革完全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认为，这次改革和后几年实行的改革措施所带来的变化，只是触动了经济计划和管理的具体制度安排，但没有触动苏联经济运转机制。谈到改革成效时，西方的一般结论是：收获甚微。1977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全国国际情况估计中心编写的以“苏联经济的组织与管理——无止境地寻找灵丹妙药”为题的研究报告，亦持类同看法。

在农业领域，勃列日涅夫一上台首先进行了改革，但原来高度集中的统制农业的思想与体制并没有大的变化。

首先，长期以来苏联农业生产力水平与生产关系不相适应的问题未能改变。“左”的生产资料越公越先进、生产规模越大越优越的思想，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仍占统治地位。突出反映在不断合并集体农庄，把农庄改为国营农场。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间，集体农庄由1965年的3.63万个减至1982年的2.64万个，而国营农场由1.1681万个增加到2.2万个；对农业中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两种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和集体所有制的集体农庄，实际上不加区分，国家对它们下达一样的指令指标，领导人实际上均由国家委派，不尊重农庄的自主权利。在理论上强调的是，加速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

其次，在管理体制方面，特别在农业计划制度方面，虽然在农业改革时明确规定国家只下达主要农产品的采购量，但实际上，农庄、农场并未摆脱上级机关的琐碎监督。仍然是从上到下，从共和国的部，经过州和区的机关，向农庄、农场下达播种计划、牲畜头数，甚至闹到向农庄下达母猪交配任务的荒谬程度。[2]在这样的情况下，农庄、农场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只是一句空话。

三是农业劳动者实际上无权参与生产与经营活动。尽管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亦曾批评由于农业劳动者无管理权，农庄理事会流于形式，从而影响生产者的积极性，但这个问题一直到勃列日涅夫1982年逝世时也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苏联农业生产在自然、气候等十分多样化的条件下，特别需要农业生产者的主人翁态度，要给予他们作出决定的独立性和灵活性的可能。由于农庄农场缺乏真正的自主权，农业劳动者又没有民主决策权，在这样的情况下，物质刺激并不总是能把积极性刺激起来。

阿尔巴托夫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体制改革所作的总体评价是：“到这个时期，我国社会在斯大林专制的艰难年代中保存下来的向前发展的潜力看来已经耗尽。而苏共二十大所激发的，而在随后的岁月中被保守主义的灭火队竭力加以扑灭的那股新的热情也已逐渐泯灭。1964年上台的领导人甚至不想去使国内政策恢复活力。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是短命的，很快被我国历史上最盛行的无所不在的行政命令和官僚主义的管理作风和管理方法所代替。”[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