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上台面临的严峻形势

戈尔巴乔夫上台面临的严峻形势

应该说，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的苏联，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讲，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面，特别是国内经济形势已非常严峻。由于勃列日涅夫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苏联逐步走近衰亡。后虽经安德罗波夫的努力，经济有所好转，但总体经济形势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勃列日涅夫逝世后，苏联从高层领导到普通群众，上上下下都在耐心地等待变化，等待安德罗波夫有所作为。利加乔夫说：“因为我明白，国家已处在通往社会经济绝境的轨道上。应该真正地干一番事业，把国家拉到正道上去。”[4]安德罗波夫逝世后，上来了一个年老多病的契尔年科，让人们大为失望。契尔年科逝世后，苏联人民有理由期待一个年富力强的人上台执政，带领他们摆脱困境，振兴苏联。

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苏联正处于历史性的关键时期，形势已迫使新领导人作出抉择：要么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对国内外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以达到振兴苏联的目的；要么对失去生命力的斯大林—苏联体制模式，像前几任领导那样进行修修补补，继续维持现状，最后使社会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戈尔巴乔夫作出了前一种选择，并且态度十分坚决，他上台后，反复地强调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他在任总书记后不久召开的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由于管理体制不完善，繁文缛节的规章制度和泛滥成灾的报表文件，工作条件变得极为复杂。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必须采取刻不容缓的强有力措施解决一揽子的管理问题。”[5]

为了向苏联人民进一步更具体和实际地说明改革的必要性，根据瓦·博尔金[6]的说法，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所组成的领导班子，“最初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组织力量对80年代中期国内的社会经济状况作出详细的分析。这无疑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它可以使人深刻理解国内形势，作出客观结论，提出摆脱社会近几年所陷入的绝境的途径。之所以必须研究经济、财政、科学、文化教育的情况，还因官方统计往往为‘迎合’过去的领导人，总是把形势说得一派大好。”“这种分析由苏共中央机关的一批专家、许多大学科研机构、苏联科学院、统计机关联合进行。参加材料总结工作的有阿·格·阿甘别基扬院士、安·伊·安奇什金院士、斯·谢·沙塔林院士、B.П.莫任院士、斯·阿·西塔良院士、国家计委及其他政府机关和党的机关负责人。提交给总书记的分析报告得出的结论证明，国家正处在生产危机和严重的社会紧张局势的边缘。形成这种局势的原因是，以前的国家领导人对社会经济问题和工艺问题没有足够的重视，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改变局势。”[7]

我想，有关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国内社会经济状况的分析材料，是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重要素材，为戈尔巴乔夫论述有关改革问题提供了依据。他在书中说：(www.guayunfan.com)“我认为，要想了解苏联进行改革的起源和实质，必须注意下面这一点：改革不是个别人或一批人心血来潮的结果。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号召、任何全会，甚至党代表大会都不可能发动人们投入这项工作，而今天这项工作却在我国全面展开，并且投身这项工作的苏联人一天比一天多。”

“改革是迫切的需要，是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深刻进程中产生的。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迫切需要进行变革，可以说，为了变革，它历尽了艰辛，而拖延改革就会在最近时期造成国内局势的加剧，直截了当地说，这种局势包藏着发生严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的威胁。”

“不抱偏见的诚实态度使我们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这一结论是在1985年4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作出的，这次全会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给改革的构想提供了依据。”

“所积累的新问题既迫切又严重，……这就要求采取革命性行动，宣布对社会进行革命性改革。”

改革不能迟缓，“我们不能，也没有权利耽误，哪怕是耽误一天”[8]。

下面，较为具体地谈谈戈尔巴乔夫上台执政时面临的问题，有助于理解戈尔巴乔夫强调改革紧迫性和提出根本改革体制必要性的缘由。

（一）斯大林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仍未改变。

这种模式早已失去动力机制，成了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阻力。对刚上台的戈尔巴乔夫来说，他要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斯大林体制模式在此后经过多次改革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现在应该如何解决。1985年6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一个讨论科技进步的特别会议上说，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已绕了多年的圈子，反复衡量怎么办才更好，但实际前进很少。看来是由于害怕采取坚决措施而犯错误，有时是明显的保守主义作怪。今天我们遇到的实质上还是十年前产生的问题，但变得更加尖锐了。我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到，再也不能容许在这次工作中有消极情绪和惰性了”。也是在1985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工业中心、前勃列日涅夫派的堡垒——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基，对彼得罗夫斯基冶金厂的工人们说：“可以提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进展得太快了吗？否，我们甚至一次都未能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一个更加折中的方案是我们所难以接受的。时代要求我们这样做，除此之外，别无选择。”[9]

（二）经济增长率与经济效益日益下降的趋势得不到遏制。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经济增长率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但之后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遏制。例如，1976—1980年苏联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4.2%，而1981—1985年下降为3.3%。[10]

另外，经济效益日益下降一直困扰着苏联经济的发展。尽管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再强调经济的发展方式要从粗放型向集约化转变，但都停留在口头上。这方面的材料很多，这里只引用戈尔巴乔夫1985年4月11日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提交的材料。

“在食品工业中，手工劳动占60%，劳动生产率比资本主义国家要低60%—70%。1300家干酪、奶类、黄油生产厂家，200家肉类生产工厂，103家罐头厂和60家淀粉—果酱生产厂没有净化装置。”

“在1190万个农产品储藏仓库中只有三分之一安装了冷藏设备。只有19%安装有通风设备。在制糖企业中只有20%的企业拥有仓库。140家肉类联合企业没有冷库。生产现代化机器的部门只能保证需求量的55%。”

“农业原料的损失约为30%。在采购和运输牲畜的过程中，损失10万吨，在采购和转运过程中，土豆的损耗量为100万吨，甜菜损耗量为150万吨，已捕捞的鱼类损耗量为100万吨。由于缺乏必需的包装材料，造成了大量鲜果及蔬菜的腐烂。”

“仅俄罗斯就有2亿平方米的住房面积急需大修或者拆除。大量简易住宅尚未拆除。自来水及排水设施的负荷已达到极限。还有300多座城市根本没有自来水和排水设施。俄罗斯联邦各城市的街道与马路几乎有一半没有铺设硬路面。”[11]

客观地讲，到了戈尔巴乔夫上台的1985年，当苏联领导正视现实的时候，国家确实已陷入了困境，已处于危机边缘。正如戈尔巴乔夫指出的：“粗放发展的惰性把经济拉进了死胡同，使发展停滞下来。国民经济的财政状况更加紧张。大量石油及其他燃料动力和原料商品投放世界市场的做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使疾病内延了。卖这些东西得到的外汇主要用于解决日常任务，而不是用于经济现代化和克服经济的技术落后状况。”[12]

由于经济效益下降和严重浪费，“形成了荒谬的局面。苏联在钢、原料和燃料动力资源生产方面规模巨大，早已无可匹敌，同时却由于浪费、无效的利用而又缺少这些东西。苏联的粮食生产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却要每年购进几百万吨谷物作饲料。按每个人平均计算的医生、医院床位最多，但同时在医疗服务中存在严重缺点，服务质量下降。我们的火箭以惊人的准确性找到哈雷彗星并飞上金星，而在取得这一科学和工程思想的重大胜利的同时，却在为国民经济的需要而采用科学成就方面明显落后，我们的许多家用电器落后于现代水平”。“发展速度眼看着急剧下降，全套质量指标恶化，不愿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生活水平提高缓慢，食品、住房、消费品和生活服务方面遇到困难。”[13]

在分析经济效益时，戈尔巴乔夫多次尖锐地批评长期存在的基本建设中投资效益低的问题：“许多项目建设周期过长，使不少物资被冻结，使生产能力增长停滞，国家不能及时得到需要的产品。固定生产基金交付使用计划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14]

（三）农业继续衰退。

前面说过，1979—1982年出现了农业连续四年下降的局面，这种趋势在1983—1985年并未得到控制。1983年苏联谷物产量为1.92亿吨，1984年为1.73亿吨，1985年为1.92亿吨，就是说，这三年没有一年达到苏联“十一五”（1981—1985年）计划规定年均谷物产量为2.4亿吨的指标。农业的继续衰退，对苏联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也在不断发展：迫使苏联大量进口食品和食品原料，这类产品的进口额在1983年、1984年和1985年分别占苏联进口总额的20.5%、22.5%和21.2%[15]；阻碍了国民经济的调整；使市场供应更加紧张；使苏联外汇资金更加短缺。

（四）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拉大。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苏联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对美国一直占有优势，因而，苏联与美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是不断缩小的。但从70年代中期经济处于停滞之后，苏美两国的差距出现了扩大趋势。根据苏联官方的统计资料，1980年苏联的工业产值、农业产值与工业劳动生产率分别为美国的80%、85%和55%，而到1985年这三项指标没有变化。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指标为美国的67%，而到1985年降为66%。苏联农业劳动生产率从1966年到1984年，一直停留在美国的20%—25%水平上。[16]失去速度优势，这对苏联来说，不能不说是严重问题，这说明苏联已很难赶超美国。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由于经济的停滞，“一个以前大力追赶世界上最发达国家的国家，开始明显地失去一个又一个阵地”[17]。苏联把失去速度优势视为涉及确保国家“战略生存”的问题。

1987年3月19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防部情报局，联合向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国家安全经济小组委员会提交了一份现状分析报告。据这个材料分析，1976—1985年这十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除美国低于苏联之外，其他发达西方国家都高于苏联，这也进一步说明问题的严重性。

（五）越来越难以对付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挑战。

“科技一直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这一作用，对现阶段的苏联经济来说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当前苏联经济的发展不能再依赖于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即靠大量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办法了，而必须依靠科学的发展。据计算，如果苏联今后继续靠粗放经营方式来发展经济，走拼消耗的道路，要达到计划规定的经济增长率，那么，每个五年计划的燃料和原材料的开采量需要增加10%—15%，基建投资总额需增加30%—40%，需为国民经济补充800万—1000万劳动力。很明显，苏联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18]

苏联科技力量的潜力很大，并有很多新技术发明，但长期以来，新技术成果在国民经济中得到应用的很少，而且周期很长。对此，戈尔巴乔夫在1987年召开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的报告中说：“最令人不安的还在于，我们在科技发展上开始落后”，科技停滞“不是由于缺乏科学成果，主要是国民经济接受新事物不积极”。阻碍新技术成果及时应用的原因很多，但主要还是经济管理体制方面的因素。

据有关材料估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科技水平要相差15—20年。据苏联电子工业部部长科列斯尼科夫估计，苏联一直加以重点加速发展的计算技术，要落后西方8—12年。

面对上述情况，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不久的1985年6月11日，就召开了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他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应该使经济最大限度地适应于科技进步，保证所有国民经济环节从切身利益上关心科技进步。”“要切实保证在加速科技进步方面取得成绩的劳动集体处于优越地位，要使生产陈旧过时，缺乏效率的产业变得无利可图。”[19]戈尔巴乔夫要求把加速科技进步问题放到党的工作的中心位置来考虑。

（六）社会危机因素在增加。

经济中出现的种种障碍和停滞不可能不反映到社会领域中来。当时苏联在社会与精神道德领域出现了许多异常现象（对此前一讲已有论述）。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时苏联社会与广大群众对党的信任程度大大下降，对苏联长期以来存在的官僚主义体制已经十分厌恶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在短短的两年零四个月内先后有三位年老多病的苏联最高领导人病亡，这远远不只是刺疼了广大人民的心，而是让广大人民群众对苏联未来丧失信心。人们往往用嘲弄讥笑、编政治笑话来讽刺老人政治。比如说，召开党代表大会时，会议主持宣布：“代表大会全体起立，现在把总书记抬进来。”“由播音员宣读总书记报告……”而此时，苏联的宣传机器却到处“展示”苏共中央总书记充满力量的活动——在电视荧屏上，在选举活动中，在他每天“发出的”呼吁书、答记者问、声明里，“使我们大家显得像在傻瓜的国家里”[20]。

（七）面临着复杂的国际环境。

从苏联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也是十分不利的。长期以来推行与美争霸世界的政策，竭力争夺势力范围，这使得苏联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不断升级。“冷战”的后果是使苏联不堪巨额军费的重负，经济被拖垮。“对苏联来说，‘冷战’意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无法遏制地增长和加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治和物质资源。”[21]对东欧各国，大国主义、老子党的政策从来没有改变，不准这些国家改革，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与此同时，东欧国家为了摆脱斯大林的模式，独立倾向在加强。与中国的关系，也刚刚开始改善。对第三世界的主权苏联不予尊重，往往加以干涉。1979年入侵阿富汗，加剧与西方国家的对抗。正如戈尔巴乔夫所说的，苏联“是在国际局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22]。很明显，上述国际环境，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推行改革政策是极其不利的，因此必须调整对外政策，改变苏联在国际上的形象。对此，戈尔巴乔夫在以后的著作中指出：“我们在开始改革时懂得，如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作任何改变，我们设想的国内改革也不会成功。”[23]这也是戈尔巴乔夫在对外政策方面提出政治新思维的原因。

戈尔巴乔夫根据1985年上台执政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角度得出的重要结论是：

第一，“总的来说，我们的经济基本上是一种浪费型经济”；

第二，“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和发掘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一切潜力”；

第三，要“对计划和管理，以及整个经济机制进行深刻的改造”[24]。也就是说要有战略性的转变，转向对现行体制根本性的改革。

【注释】

[1][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著，徐葵等译：《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391页。

[2][德]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著，吴红杰等译：《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3]参见《政党史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4]《政党与当代世界》，1992年第8—9期。

[5][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6]系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成员。

[7][俄]瓦·博尔金著，李永金等译：《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407页。

[8][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2，20，54页。

[9]转引自[西德]克里斯蒂安·施密特·豪尔著，吴红杰等译：《戈尔巴乔夫——俄罗斯的旋风》，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页。

[10]引自陆南泉：《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析苏联剧变苏共垮台的原因》，见《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11]转引自[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40页。

[12][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5—16页。

[13][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17页。

[14][苏]《真理报》，1985年4月24日。

[15]引自陆南泉等编：《苏联国民经济发展七十年》，机械工业出版社1988年版，第662，666页。

[16][苏]《1985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莫斯科财政与统计出版社1986年俄文版，第581页。

[17][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18]《戈尔巴乔夫言论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

[19][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

[20][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21][俄]阿·切尔尼亚耶夫著，徐葵等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22][苏]戈尔巴乔夫著，苏群译：《改革与新思维》，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169页。

[23][俄]戈尔巴乔夫著，徐葵等译：《对过去与未来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3页。

[24]戈尔巴乔夫1985年6月11日在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上的报告，载[苏]《真理报》，1985年6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