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不思改革的原因

“二战”后不思改革的原因

在战争期间，德国侵略者使苏联遭受到巨大损失：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和烧毁了1710座城市和7万多大小村庄，使大约2500万人无家可归，毁坏了3.185万家工厂及其他工业企业，破坏了6.5万公里铁路、4100座火车站，炸毁1.3万座桥梁，洗劫并完全破坏了9.8万个集体农庄、1876个国营农场，2890个机器拖拉机站。最为严重的是损失了2000万人。[1]

战争胜利后，人们强烈地希望能有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重建国家经济与家园，尽快地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人们意识到，不能简单地再回到战前的状况，而必须在对各种政策进行深刻反思与认真总结的基础上，并根据战后出现的新情况和新形势，在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目标与实行的政策等方面，进行重大调整。这必然涉及包括经济体制在内的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实际上，斯大林经济体制模式的严重弊端，在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就已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战前，苏联的经济问题与人民生活的困难已非常明显。战争使这些困难暂时被掩盖起来了，但战争结束后，这些问题很快就会凸显出来。另外还要看到，在战争时期，苏联与美、英、法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反战同盟国，自然会发生各种交往，这对苏联中上层人士的思想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影响。而下层士兵也由于战争越出国家，并与盟国的士兵和人民来往，从而看到了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战争结束回国后，这些士兵很自然地相聚在小饭馆与小酒店，议论在国外的所见所闻，后来被人们称为“小酒店民主”。[2]这也反映了人们渴望改革的心理，人民期待着改革机会的出现。

从改革的客观条件看，当时取得战争胜利的苏联，在国际上的地位大大提高了，它的地位空前的巩固。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时期产生的凝聚力尚未消失。斯大林个人的威信因战争的胜利空前提高。如果斯大林能利用这个有利条件，以战争胜利为契机进行改革，那么，苏联就会出现崭新的局面。

但遗憾的是，斯大林不仅不思改革，而且继续强化战前的体制。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经济体制方面的情况。(www.guayunfan.com)战争胜利后，在经济体制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废除战时实行的管理体制，以适应和平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主要有：取消国防委员会，扩大苏联部长会议与国家计划委员会在改组经济、技术进步与加强生产集约化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经济的权力；把国家领导国民经济的基本职能划分为三种，并由三个经济机构执行：编制国民经济计划并监督其执行，这由国家计划委员会改组为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苏联国家计委）负责；物资技术供应，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国民经济供应委员会（苏联国家供应局）负责；将新技术应用于国民经济，这由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应用新技术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国家新技术委员会）负责。各部有权在规定的工作人员数的范围内批准企业与建筑单位行政管理机构的结构的编制，可以在工资基金构成中变动某些工作人员的工资等级。同时扩大加盟共和国在管理和编制计划方面的权力，那些保证地方需要的许多部门的工业企业，联盟都交给共和国管理；进行价格改革，主要是取消补贴制度与提高许多重工业部门产品的价格。从1949年1月起，规定了新的批发价格，使整个工业部门的批发价格平均提高50%以上；扩大企业支配利润的比例，主要是改变战争时期企业利润全部上缴的制度。改革后，基本建设费用中企业自有资金所占的比重和计划规定的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均有大的增加。在1949年基本建设投资比1948年总共增长59.4%的情况下，经济机构用于基本建设投资的自有资金的比重提高了185.5%。

十分明显，以上一些措施，只是恢复战前的体制。而且，战时的某些管理体制并未及时取消，如对1940年颁布的处罚旷工和迟到的命令，1941年颁布的《关于军工企业工人和职员擅离企业的责任法》（该法规定擅离企业者处以剥夺5—8年自由的刑罚），到1948年5月才正式宣布废除，但实际一直存在到1956年。

斯大林在战后仍坚持原来的体制，并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有：

第一，斯大林把战争的胜利归结为苏维埃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他在1946年2月9日《在莫斯科市斯大林选区选举前的选民大会上的演说》中指出：“苏维埃社会制度比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3]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还列举了战前1940年苏联可以依托战争的经济基础。[4]苏联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3年取得这些物质条件，在斯大林看来最为重要的是两条：一是依靠了苏维埃的国家工业化政策；二是依靠了农业集体化。尽管农业集体化对农业生产力造成的严重破坏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但斯大林在这个演说中却说：“毫无疑问，如果不实行集体化政策，我们就不能在这样短的时期内消灭我国农业历来落后的状况。”[5]

第二，战后，斯大林个人迷信大大发展了，达到了神化的程度。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主要是四个因素作用的结果：一是苏联的反法西斯战争是正义的战争；二是广大苏联人民与苏联红军强烈的爱国热情，誓死保卫祖国的决心；三是战前已建立起来的实际上主要是适合战争需要的战备体制；四是不应忽视参与反法西斯战争的盟国的作用，这既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有像中国这样的穷国。没有这些国家和人民的全力支持，苏联取得战争的胜利将会困难百倍。至于斯大林的功劳，虽然有不同评价，但大量史料表明，苏联军队取得反法西斯德国的历史性胜利，主要归功于斯大林善于领导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由于斯大林在1941年春对军事战略形势所做的不正确估计，对战争一开始造成的严重损失，已被历史证明。造成这一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正如前海军人民委员H. T.库兹涅佐夫在回忆录中指出的，还是斯大林的领导制度问题，他写道：“斯大林有一种追求无限权力的欲望，他把军事工作掌握在自己手里。在战争的情况下，即使个别人可能在极其关键的时刻伤亡，制度应当保证作战行动不能中断。但当时我们却没有这样的制度。战争到来的时候，我们这方面是没有准备的。”[6]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掌握着确凿情报材料的机构与权威人士，没有可能向斯大林证明当时局势的危急程度，更没有权力去采取足够的措施，防止这种危险局势的出现。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二大所做的报告中谈及，战争突然爆发之后的最初几天，斯大林实际上是临阵脱逃。据赫鲁晓夫证实，斯大林得悉苏军遭受重创的溃败之后，认为已经彻底完蛋了，苏联已无可挽回地失去列宁所创造的一切了。后来斯大林实际上长时间没有领导作战，而且根本不予过问，只是在一些政治局委员去找他并要求他应当毫不迟延地采取措施扭转前线的局势之后，他才重新领导作战。不仅所有的苏联元帅，而且当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布尔加宁都出席了苏共二十二大，但他们并没有更正赫鲁晓夫的讲话。[7]赫鲁晓夫揭示的上述情况，也许像莫洛托夫等重要领导人，在当时不便反驳赫鲁晓夫，那么，在后来苏联出版的《莫洛托夫访谈录》中证实上述情况是事实。[8]下面我们看看访谈录是怎样讲的：

战争爆发的头几天，“他（指斯大林——本书作者所注）两三天没有露面，待在别墅里。不用说，他难过得很，郁郁不乐，人们全都不自在，他尤其如此”。

1941年6月22日，“大家来到斯大林别墅，请他发表告人民书，但遭到断然拒绝。众人遂请莫洛托夫……”莫洛托夫回答：“是的，是这样，大致是对的。”

丘耶夫问：“（大家）提议让斯大林领导红军最高统帅部，可是他拒不接受。”莫洛托夫回答：“他拒绝了，这当然是对的。”[9]

我们在指出斯大林在战争中所犯严重错误时，并不是完全抹杀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少苏联军事领导人与学者认为，到了1943年春苏联红军打了一次大败仗之后，斯大林才能够较正确地了解苏德战场力量对比的真实情况。1943—1945年斯大林对军队所下达的指示是比较深思熟虑和比较正确的。而且，由于个人迷信，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与士兵来说，斯大林的名字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在相当程度上已成为团结人民、赢得胜利的希望。战争的胜利，不仅掩盖了斯大林的所有错误，不论是战前的还是战争时期的，并且使得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进一步发展了，斯大林被神化了，斯大林模式也被神化了。个人迷信的基础是高度集权，而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又促进了个人迷信的不断发展。完全可以说，个人迷信已是苏联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战后斯大林不可能考虑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而更多考虑的是进一步强化高度集中的体制，从而使国家政治权与经济权作为他的个人工具，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他的个人专政。

第三，从斯大林思想深处来看，战后他并没有离开战备的政策。“二战”结束后，对苏联来说，已不存有来自外部的现实的战争危险，因此，完全有可能来调整它战时的经济结构，压缩军费开支。由于战后苏联人民生活极度困难，斯大林不得不在这些方面做些调整。如1946年武装部队人数从1100万减到280万人，直接的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支出中的比重，从1945年的54.3%降到1946年的24%，1947年的18%。但随着“冷战”的开始和战时联盟的瓦解，苏联的军事预算与军队编制也随之增加。据苏联官方的材料计算，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46—1950年），国民经济军事化吞没了近1&4的国民收入。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工业产值要比1940年增加115%，在规定工业总产值增长72%的情况下，机器制造业要增长135%，这些指标提前超额完成了。1952年，党召开十九大前夕，在为大会准备的文件中谈到苏联的成就时说：“国防工业取得了相当的成就。1950年与1940年相比，航空工业增长了33%，武器工业增长了75%，造船工业增长了140%，在战后五年间按计划总产值，航空工业完成102.8%，武器工业完成了103.1%，造船工业完成106.2%。生产能力、工人数都在增长。”[10]而轻工业只完成计划规定的80%多，未达到战前的水平。农业情况最糟。1950年农业产值只相当于1940年的99%。粮食产量为8500万吨（原计划是1.27亿吨），在第五个五年计划头三年（1951—1953年），农业计划方面一项指标也未完成。

战后，苏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虽有一定改善，但仍处于极低的水平，远未摆脱贫困乃至饥饿，市场供应严重不足。

战后斯大林继续推行经济军事化的政策，尽管与苏联加强国防任务的必要性有关，特别是面对美国拥有原子弹的情况下，需要考虑加强军事工业，但发展军工生产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破坏整个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纵观战后到斯大林逝世前，苏联实际上一直把经济纳入战备的轨道，这不能不说与斯大林对世界形势的错误估计、与根深蒂固的扩张思想有关。

战备经济必然要求经济体制的高度集中化，把物力、财力和人力集中用于军事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为了保证军事工业的优先发展，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他不可能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而是实行强化这种体制的政策。

第四，进一步统制农业与加强对农民的榨取。自斯大林推行工业化与农业集体化运动之后，农业、农民与农村情况一直处于极端困难的状况，在“二战”期间和战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显得更加突出，特别是饥荒日益严重。当时有很多人提出，战争胜利了，农庄的主要使命（向国家上交大批粮食）已经完成了，现在应该解散农庄了。简言之，解散农庄的传言，是广大农民强烈愿望的一种反映。

遗憾的是，农民这种要求改革集体农庄的强烈愿望不仅没有实现，斯大林反而采取措施来进一步控制农业，巩固与发展集体农庄制度，达到统制全国经济的目的。

第五，由于斯大林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错误并实行了错误政策，战后使苏联走向“闭关锁国”的经济发展道路。

在对待社会主义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阵营，并建立“经济互助合作委员会”（简称“经互会”）。在对待资本主义世界关系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与两个平行市场理论。这样，不仅使苏联难以正确认识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并且还使苏联自我封闭起来，使它的经济体制模式不断凝固化，并且还强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接受，即阵营化。因为在斯大林看来，苏联的经济体制模式是唯一合理的、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适用的。在这种背景下，斯大林怎么能改革在战前建设起来的体制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