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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弊政大胆改革施新政

时间:2022-03-22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除弊政大胆改革施新政皇太极在众兄弟子侄的推举下登上了汗位,历史的发展把一个“大任”落到了努尔哈赤子孙中最突出的代表皇太极身上。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必须果断地作出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改革,实施新政,否则无法力挽危机。

除弊政大胆改革施新政

皇太极在众兄弟子侄的推举下登上了汗位,历史的发展把一个“大任”落到了努尔哈赤子孙中最突出的代表皇太极身上。这对他来说无疑是件幸运的事。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昏昏然不知所措。这位从小就跟随父汗在后金开国创业中成长起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此时头脑更加冷静、沉着,胸怀远大的抱负。他的目标是要君临全国,使其父子群臣艰难创立的国家,由后世子孙永远地传袭下去。他讲究实际,懂得治国之道和为君之道。他常说:“若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苟且成工者,则不久圮坏,梓材作诰,古人所以谆谆垂诚也。”还说:“一切都不能简单从事,比如造房屋,惟筑地坚固,叠石为基,经营构造,方堪久远。”

他继汗位以后,心中想的是怎么才能把后金政权巩固起来,进一步发展壮大,如何才能摆脱国内面临的困境,如何来纠正父汗所推行的弊政,最终扭转军事上“四境逼处”的被动局面,使其父艰难创立的基业永久地传下去。他面对着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经济状况十分糟糕,军事上宁远兵败的阴影犹存,还有其他来自内政和外部的军事威胁等诸多问题。在这重要的历史时刻,他必须果断地作出抉择:要么维持现状,要么改革,实施新政,否则无法力挽危机。皇太极面对父汗的种种弊政,心中默默地认真地思考着对策。最后他决定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大胆地对父汗的遗策作全面的调整,在继承的前提下,既要有发展,也要有改变,这充分展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

天聪二年(1628)八月,皇太极收到一份佚名奏章。该奏章很有见地地深刻分析了后金当时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针和政策。奏章写道:

“兵法说得好,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爷。首先应当了解各个方面的耶大势大局爷。那么,南朝(指明朝)是什么形势呢钥西夷(指蒙古)是什么形势钥朝鲜是什么形势钥我国又是什么形势呢钥现在面临的形势如何钥而将来的形势又怎样发展钥如何行动才算得策钥如何行动为失计钥差之毫厘,谬之千里。这是图霸制胜的一个关键问题。南朝已经历了二百六七十年,它变得武弱文强,弊病丛生,上下欺骗,贿赂公行。到万历末年(明神宗在位四十八年),国家纪纲严重败坏,先汗(指努尔哈赤)席卷了辽河以东,已成破竹之势,但举足不前,中止征伐,这也是皇天有意保留南朝。万历之后,泰昌(明光宗)继位才一个月,便传给天启(明熹宗)。天启在位仅七年,如今崇祯(明思宗)刚嗣位,此人贤否,还不得而知,而宁远前线的军事态势也不大清楚。南朝用兵已久,财力枯竭,然而它以全国之力倾注于一隅之地,还是很充裕的。论“地浪战,南朝则不如我国,而死守城池,我兵却每攻不下。因此,我国屡次进征,屡次不得长驱直入,令人愤恨不已。我以为时间未到,不能强求;机会来临,不可失掉。我国对南朝的方针大计,惟有耶讲和爷与耶自固爷二策而已。南朝君臣亦深知宋朝的教训,但贿赂的积习难以消除,时间已久,它就会疏忽、懈怠,必然踏入不可挽回的颓势之中。等待我国更加富足,兵力更加强大,那时再乘机进攻,破竹长驱,天下可以传檄而定。这就是兵法上说的耶卑骄利诱爷之术。再有一策院我国努力修明政治,开垦土地,息兵养民,举贤任才,不慕虚名,只求实力,这是最为要紧的一着,即耶自固爷的上策。况且南朝文官武将,季季更换,年年变迁,它的宰辅大臣愚腐而不知通权达变,其科、道官员不懂军事而纸上谈兵,以为边关无功,统统罢官,虽耶师老财匮爷,却频频催促进兵。那时,我国以逸待劳,以饱待饥,以一击十,这实在是计出万全之策啊浴噎噎”(www.guayunfan.com)这道奏疏,洋洋数千言,纵横今古,把问题论述得十分明晰透彻,提出了对明朝要采取和谈与自固两种策略;对蒙古不宜过多用兵,应采取抚驭之策;对朝鲜亦采取交往或置之而不论。这三种策略以对明朝最为重要,这关系到全局和后金终成霸业的成败。

自从宁远兵败和努尔哈赤病逝后,后金举国士气低落,外部周边的情况非常严峻。蒙古喀尔喀五部背弃盟约,与察哈尔林丹汗和解,依附于明朝,形成了北部的威胁;朝鲜国王改变了两不侵犯的态度,听从明朝的调遣,屯兵鸭绿江边,成为东部背后的痈患;山东登莱州的师岩已与皮岛的毛文龙联手,经常侵扰鞍山驿、复州、金州;特别是后金的仇人袁崇焕因宁远之战而一举成名,现已被明朝朝廷擢任为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权位日隆,正乘宁远之战取胜掠取锦州、大凌河、杏山、连山诸城堡,其“主守而后战”的方略转变为进攻辽东,形成了明朝、蒙古、朝鲜、毛文龙等对后金国“四境逼处”的严重局面。天聪汗皇太极根据奏疏中的建议和后金在军事上处于劣势的现实,决定采取韬光养晦、自固息兵的策略,主动与明朝和谈,为恢复国内士气、改变不利局面争取时间。

这一年的九月,明朝宁远总兵袁崇焕派使臣前往盛京,名义上是给努尔哈赤病逝吊唁,同时祝贺新汗登基,实际是来刺探军情。皇太极便利用这一机会,同明朝展开了和谈。他亲自在大殿宴请了袁崇焕派来的使者李喇嘛一行三十四人,佯装诚恳谦恭地感谢袁崇焕的“吊祭”和“祝贺”,并以人参鹿茸等物答谢了三十四名使者,申诉了“息兵言好”之意。当时正值大贝勒代善出征喀尔喀札鲁特部从蒙古凯旋,皇太极便邀请袁崇焕派来的使臣们,跟随他一同出城十五里相迎凯旋大军,有意向他们展示胜利战果和强大军容。在这些使臣临走时,他又专门派使臣方吉纳、温塔石等七人为使臣,跟随明使前往宁远回访袁崇焕,并献上貂、参、银两等物品和写给袁崇焕的一封信,信中说:

皇太极与明议和的国书

“你停息干戈,遣李喇嘛等来吊丧,祝贺我继位,我岂有他。你既以礼来,我当以礼往,所以遣官向你致谢。关于两国和好之事,我父汗往宁远时,曾给你致书,要求将此信转达给你们的皇帝,但至今未见答复。你们如对这封信作出回答,想要两国和好,我才考虑表示我的态度。”

他主动向袁崇焕伸出了“议和”之手。

袁崇焕收到皇太极的礼物与求和信后,立即将后金遣使来访之事报告了朝廷。明朝熹宗帝下达旨意:“骄者速遣之,驯则除间之,无厌之求,慎勿轻许……严婉互用,操纵并施,勿挑其怒,勿随其狡。”袁崇焕据此旨意,很快就把皇太极派来的方吉纳等使臣打发走了,并且退回了皇太极的信,也没有回信,理由是来信的封面书写“大金”与“大明”字样并列,有失“天朝”尊严,无法向朝廷转达。皇太极第一次与明朝的议和接触无果而终。

但是天聪汗皇太极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为了表明后金与明朝讲和的真诚姿态,又给袁崇焕写了第二封信,商谈停战讲和之策。他仍然派方吉纳、温塔石为使,再次去宁远,送达袁崇焕。信中说:

“我们两国之所以打仗,是因为当年你们辽东、广宁的守臣高视你们的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如在霄汉。天生诸国君王,都不能自主,备受你们藐视欺凌,难以容忍,因此向天奏明,兴师致讨。惟有天公正,不论国家大小,只论事情是非。我国按理行事,才得到天的护佑,而你国处处违理,非止一端,我可以为你们说清。如癸未年(1583),你国无故兴兵,害死我的两位祖宗,这是一。癸巳年(1593),《赫、哈达、乌拉、辉发四部与蒙古会兵攻打我,你国并未前来支援。以后哈达再次侵犯我,你国又不来相助。己亥年(1599),我出兵报复哈达,上天把哈达交给了我,你国却庇护哈达,逼我把俘虏的人口归还给他,却被《赫部掠去,你国则置若罔闻。你们既然称中国,应秉公主持正义,但对我国不援助,对哈达则支援,对《赫听之任之,竟如此偏私,这是二。你国虽然挑起事端,我仍然愿意修好,故于戊申年(1608)双方刻碑划界,杀白马黑牛,向天地宣誓说院耶两国的人不得越过疆界,违者定遭惩罚。爷然而,癸丑年(1613),你国出兵保护《赫,侵入我界,这是三。双方又曾立下誓言院耶凡有越边境者,见而不杀,必受牵连。爷你国的人偷出边界扰乱我疆域,我据誓约将其杀死,你国却说我擅杀,扣我使臣纲古礼、方吉纳,索要我方十人,在边界处杀死,以图报复,这是四。你国不但出兵保《赫,还把我国已聘的《赫女人改嫁给蒙古,这是五。你国还发兵焚烧我守边的房舍,又将界碑私移到我方三十里外,夺我疆土,我方人民赖以生存的人参、貂皮、五谷等,都被你国夺走,这是六。甲寅年(1614),你国听信《赫之言,遣使欺凌,这是七。我的大恨有此七件,至于小愤,一言难尽。

“现在你们如认为我对,愿意两国友好,应拿出黄金十万两、白银百万两、锦缎百万匹、布千万匹作为和好的礼物。和好之后,两国往来通使,每年我方赠送东珠十颗、貂皮千张、人参千斤。你国以黄金万两、银十万两、锦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回报我方。两国如能建立友好关系,应向天立誓,永远遵守不变。你即以上述条件转奏给你们的皇帝。不然的话,我就认为你仍愿意战争不愿意和平。”

过了三个月后,袁崇焕和李喇嘛各给皇太极回了一封信,派杜明忠为使,随同方吉纳等前去沈阳面谒皇太极。袁崇焕的信中写道:

“从上次来信,知汗渐渐恭顺天朝,愿息兵戈,使部落百姓得到休养。这一好心,将来一定得到上天的保佑,使汗强大起来,前途不可限量。往事七件,汗家抱为长恨,而我能无动于衷吗钥但追思往事,究其原因,不过是我边境不法之人与汗家的不良部落口舌相争,致起祸端。作孽之人,即遭刑戮,难逃天怒。我不一一列举,而汗亦知。如果都说得清清楚楚,那只有问问那些长眠地下之人。这些口舌之争,我不但希望我皇上把它忘掉,而且也希望汗同样把它忘掉。然而汗家十年战斗,驱赶夷夏百姓,肝脑涂地,血洒辽东,天愁地惨,极悲极痛之事,都为此七宗,难道我就无一言可说吗钥今南关、北关何在钥河东河西死者就仅是你方十人钥辽沈界内之人生命不保,还问地里的禾苗吗钥所以,汗的怨恨已雪,正是意得志满之日,可我天朝却是难于容纳不平之气,如今,想要修好,已占城池作何退出钥已俘官民男妇作何送还钥这就看汗之仁明慈惠、敬天爱人了浴然而,天道无私,人情忌满,是非曲直,明明白白。各有良心,偏私不得。我愿汗深思。一念杀机,就会给人间带来无穷灾难;一念生机,给自己带来多少好处浴我又愿汗考虑而行。汗家来书中所列诸物,以中国之大,我皇上思养耶四夷爷,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之多少。但无此先例,多要东西违背天意,恐怕连汗自己也会知道该怎么办。汗刚遣使往来,又进兵朝鲜,这是为什么钥我文武将士因而怀疑汗说的话言不由衷。兵未撤的应立即撤回,已经撤回来的不要再去,以表明汗的盛德,停止战斗,将前后事情讲析明白。汗信中取动气之言,我不便向朝廷报告。但信使往来,我皇上还是知道的。”

袁崇焕这封信,不仅拒绝了皇太极的指责和要求,相反,他把双方多年战争归结为边疆之民相互口舌之争引起的,要求天聪汗皇太极将辽东土地和人民一并归还明朝,同时还要后金从朝鲜撤军(因此时后金正讨伐朝鲜以除后患)。

翌年四月,天聪汗皇太极看了信后,又给袁崇焕致答书一封,驳斥了其信中的论点,指出前提是弄清是非才能进行讲和。说在地位上,自己可以列在明朝皇帝名下,但不得与明臣并列。经济上将明朝必须付给后金讲和“礼物”,上次信中所开列的礼物数目——黄金五万两、银五十万两、绸缎五十万匹、绫布五十万匹,后金以东珠十颗、黑狐皮二张、元狐皮十张、貂鼠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减半。和好后,明朝每年可送后金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绸缎十万匹、绫布三十万匹。后金给明朝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

信写完后,正欲派使者出发,这时有一个从明朝逃来的人说,看见明军正在抢修塔山、大凌河、锦州等城的工事。恰巧蒙古察哈尔部的使臣来到沈阳,也证实了这个消息。天聪汗皇太极很生气,立即又写了一封信给袁崇焕,指责他表面上诈称和好,背地里却乘机备战,不守信义,并把上述两封信一起交给明朝使者杜明忠带去。自此后由于袁崇焕抗议后金入侵朝鲜,双方停止了派遣使者,和谈中止。这年十二月二日,皇太极越过袁崇焕直接写信给明朝皇帝,再次呼吁停战讲和,但明廷也毫无反应,致使和谈中断了将近两年。

后金同明朝议和的原始文件

天聪三年(1629)正月,皇太极又主动给袁崇焕写信,提出恢复和谈。他在信中就征伐朝鲜的事作了解释,希望不要因为朝鲜问题而误了两国大事。为表示诚意,天聪汗皇太极做了一个重大让步:去掉天聪年号,奉明朝为正朔,只书写“己巳年”(即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到了月末,袁崇焕才复信,不提议和的条件,只含糊地声称:“和也有道,非一言可定也。”皇太极又马上回信,提出和好之道的四项条件:(一)令满汉人因战乱离散的,应归于一处合居;(二)划定国界,明朝以大凌河为界,后金以三岔河为界;(三)明朝给铸大金国汗印;(四)明朝纳讲和之礼数目可重新考虑。遂派一个叫白喇嘛的和另外几个人持这封书信前往宁远。可是过去了很长时间,却不见白喇嘛等人回来。后得知白喇嘛一行人等被袁崇焕扣留了。天聪汗皇太极遂于六月间先后又两次写信,要求袁崇焕迅速放人,并以七月为限。果然,到了限期之前,白喇嘛等被释放回到沈阳,还带来袁崇焕的两封信。其中一封说:“你的想法脱离实际,我不敢向朝廷报告。礼物事,只要修好,可以答应你的要求。至于铸印封典,不是一句话就能决定下来的。”

皇太极对袁崇焕的两封来信立即给了回复,并指出:“我给明朝的信件,提出的和谈条件,你都没有向朝廷报告,使我始终不得派使臣去北京面谒明朝皇帝。”说这种做法“较大辽之欺金,殆有甚焉”。

袁崇焕接信后又复信说:“你如诚心,我岂能骗人?你如实心,我岂能虚伪?一代兴亡,都是天意所定,岂能欺骗虚伪所为?但是,十年战争,今天想一朝解决,即使能力再大,也非三四人所能决定,又非三两句话就能结束。总之都取决于皇上明断罢了。”

后金天聪汗皇太极主动提出和明朝议和,目的是为了争取时间,以便重振国力,达到“自固”的战略目标。而袁崇焕之所以也提出与后金议和,其本意是想以议和为缓兵之计,争取时间,借机修复城池,加强军备,目的在于进击后金,兑现自己向皇上许下的五年收复辽东失地的承诺。由于双方目的迥异,议和谈了三年,双方信使往来十余次,结果毫无点滴进展。尽管如此,为了争取时间,韬光养晦,积蓄力量,皇太极却一直把与明和谈当作一面旗帜高高举着,把议和当作政治上的口号,以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进而使后金在危难时刻争取到了恢复发展的有限时机,为再创辉煌赢得了有利空间。

皇太极在通过与明和谈,达到自固强兵方略的同时,为了统一国人上下的思想,获得满、汉人民的拥护,接下来他便开始对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四年来所实行的一系列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以及所造成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大胆改革,并结合实际制定出了一系列新政。

一天晚上,皇太极独自一人坐在中宫(清宁宫)的南炕炕桌旁,半倚着身体仰靠在御垫上,心中默默自语:“是啊,先汗五大臣额亦都、费英东、安费扬古、何和礼、扈尔汉都在前几年相继病亡,朝廷里不再有可供咨询的元老;八大贝勒中的三位兄长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也不能完全指望得上,其他贝勒,多尔衮只有十五岁,多铎只有十三岁,阿济格混沌鲁莽,只知打打杀杀,济尔哈朗为其胞兄二贝勒阿敏所制,就是他们诚心相助,也拿不出消除眼前困窘交织局面的有效对策来。现时朝中大臣也只有借助范文程的才智了。”他在脑海里焦虑和沉思着。正在此时,二十五岁的启心郎索尼走进宫来,皇太极立即吩咐索尼马上到范文程处,请他入宫,说有要事与他商议。索尼遵旨急忙赶到范文程处,敦请范文程进宫。皇太极让侍从准备好了茶点,等待范文程。

范文程旧像。他是宋朝参知政事范仲淹之后,曾祖范鏓为明嘉靖年间兵部尚书。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攻占抚顺时他投降后金,崇德元年(1636)任大清内秘书院大学士。

范文程是宋朝范仲淹的嫡孙,生于1597年,时年二十九岁,字宪斗,号辉岳。先人明初谪沈阳,居抚顺,曾祖范鏓在明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祖父范沈为明沈阳卫指挥同知,天命三年(1618)后金攻克抚顺时其归服后金。范文程在后金八年的幕僚生活中,对努尔哈赤产生了君臣相依的情感,他已把自己的才智抱负融入努尔哈赤的事业之中。努尔哈赤病亡对他来说,不仅有失却倚恃之痛,而且有才智抱负失落之危。他在努尔哈赤病亡后的二十天内,默默地、全神贯注地把目光投向由谁继承汗位上,因为这不仅关系努尔哈赤基业的发展和后金国的未来,也关系着自己一生的抱负和今后的命运。当新汗诞生后,他心里仍存有疑虑,审视着新汗皇太极是否也同他父汗努尔哈赤晚年一样,秉承漠视辽东汉民的利益、以女真人至上的不明智之策。范文程在进宫的路上怀着沉重、不安的心情,在启心郎索尼的引领下,疾步走进了中宫神堂。

皇太极谦恭地下炕接受了范文程的大礼参拜,双手扶起范文程,请于茶几一端与自己相对而坐,并亲自斟茶让果。范文程顿觉诚惶诚恐。

皇太极说:“近一个月来,诸事繁忙,焦头烂额,未晤先生,也未到府上向范老先生请安(指范文程之父),甚觉歉疚。范老先生近日可好?”

范文程急忙拱手回答:“谢汗王眷念,臣无上感激。家父虽年事已高,体魄尚为粗安,九月一日午时时分,家父曾于宅内执礼默祷,祝贺汗王登临大位。”

皇太极拱手作谢,说:“谢范老先生了。索尼,速从李喇嘛进呈的礼物中,选取汾酒一坛、白梨一筐、甜橘一筐送往范府,请范老先生品尝。”

范文程突然心头发热,他联想到四年前皇太极为成全自己父子相聚而操劳,四年间皇太极对自己和父亲的多方照顾,汉族儒生“士为知己者死”的激昂慷慨之情顿时涌上心头,一时说不出话来。

皇太极急忙为范文程斟茶,斟完茶对范文程说:“宁远之忧,尽释无疑,那蒙古喀尔喀五部背盟,再次依附明朝,已构成北部威胁;朝鲜国王背信弃义,再次听从明朝调遣,屯兵于鸭绿江边,已构成东部威胁;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已与皮岛明军毛文龙联手,进占旅顺,侵扰鞍山驿;天津水师已渡海而至,侵扰金州、复州诸城,成南部威胁;四境逼处之危,使朕寝食不安,先生将以何策教朕?”

范文程举茶润喉,神情坦然,双手捋袖,侃侃而论:“宁远兵败,形势逆转,四境逼处,前景甚忧,臣一个多月来,走访各地来京的将领,阅览各地呈送的谍报,反复思索,仅有三得,或可摆脱‘四境逼处’之危,现陈述于汗王。

“一、征抚蒙古。宁远兵败,察哈尔部林丹汗,利用明朝‘以西夷制东夷’的策略,并借明朝的财力资助,图自己的霸业,欲与汗王争雄。林丹汗以漠南蒙古首领自居,以同宗同族的情感和几十万兵马的力量,笼络蒙古各部,并欲强行吞并,蒙古喀尔喀五部因首当林丹汗之冲,遂与我背盟,私与明朝和好,杀我斥堠军,献首于明朝,以求明朝制止林丹汗而免灾。故汗王最危险的敌人是林丹汗而不是喀尔喀五部首领。汗王当务之急,是依靠蒙古科尔沁旗为援,宽宥喀尔喀五部的背约,联络面对被林丹汗吞并的札鲁特部、土默特部,集中全力对付林丹汗,以奇兵袭之,大兵摧之,联军毁之,林丹汗灭,则蒙古各部将为汗王所制,北部威胁或可一劳永逸地消解,‘四境逼处’之势也就解体了。请汗王深思。

“二、恩抚朝鲜。朝鲜素来与明朝交好,萨尔浒战役中,因其兵败,与我国成君子之约,互不侵犯,乃出于形势所迫,并非德服。我宁远兵败,朝鲜国王受明朝指使,屯兵江边,并派兵袭扰,构成我背部痈患。我现时处于‘四境逼处’之中,无力伸出两个拳头同时出击,只能暂作忍让。愿汗王速派使者,多带玉帛过江,重申其约,重修其好,力争两安相处。若朝鲜国王恃有明朝之倚不知悔改,则出兵奇袭,以煞其气焰,掠地越多越好,杀人越少越好,然后迅速撤兵,以德恩抚,即是获得背后三五年的安定,对我也是一种胜利。愿汗王深思。

“三、招抚明将汉官。登莱、广宁、天津三方布局,困我之策,原出于辽东经略熊廷弼之手,然时历五年,何以仍不能全面实施?乃因明朝朝廷党争频仍,边将各有所倚,拥兵自重,各辖地盘,拒绝他人指染;登莱、天津守将孙元化、陶朗先等人,亦畏惧我军勇猛,怕像杨镐一样身败名裂,不愿进入辽东,故‘三方布局’五年内只是一句空话。我军败于宁远之后,明朝将领均以为我将一蹶不振,欲借机插足辽东,扩展自己的势力,孙元化、陶朗先等便伸出触角,并与皮岛守将毛文龙联手,广鹿岛的明军守将尚可喜亦与毛文龙结交,形成了辽东明军另一个军事核心。今年五六月间,毛文龙侵扰镇江,孙元化占据旅顺,陶朗先侵略金州、复州,其用心不仅在于策应南卫张献忠、李自成黎庶暴动,乱我人心,更在于建功扬威,与新任辽东巡抚的袁崇焕抗衡。据山海关谍工密报,袁崇焕对毛文龙的举止、意图似有察觉,已奏疏于朝廷遣部员核查毛文龙的扣饷弄弊。据皮岛谍工密报,毛文龙已认朝廷阉党头子魏忠贤为父,并在皮岛为魏忠贤塑像立祠。明朝朝廷的党争已延至辽东军营,袁崇焕与毛文龙之争终将爆发,愿汗王借机推波助澜,可密派使者去皮岛,以‘议和’示毛文龙,以优厚条件宠毛文龙,膨胀毛文龙的“心,并为即将招降遭贬、遭罚、遭猜疑、遭冷落的明军将领做准备,用高官厚禄招降,用安富尊荣招降,用有职有权招降,用世袭罔替招降,成批地招降,成营成镇地招降,汗王的麾下,不仅要有女真八旗,而且要有蒙古八旗、汉族八旗。到那个时候,汗王就再不是女真一族的汗王了……”

皇太极被范文程精辟的分析判断擦亮了眼睛,开阔了胸怀,增强了信心,便以拳击案,放声而呼:“妙!西款宁远,东抚朝鲜,北征蒙古,南招明将,这十六个字胜过百万大军。‘四境逼处’之危,在先生品茶润喉中轻松地消解了!此刻,朕才体会到你们汉语中所说的‘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生动和精妙,精妙的‘运筹帷幄’,生动的‘运筹帷幄’,为朕这个初临大位的汗王增添了信心和勇气。无以为报,无以为报,只能以清茶一杯酬劳先生的劳神焦思了。”说着他又为范文程第二次斟茶致谢。在斟茶中,皇太极的神情突然呆滞木然,茶水溢出茶杯,漫在茶几上。范文程一时失措说:“汗王……”

皇太极猛省而收魂一笑,慢慢放下茶壶,神情颓然地望着范文程说:“困窘的内政,失却的民心,虚弱的汗位,无权的汗王,能顺利有效地实施先生的‘运筹帷幄’吗?范先生,你知道朕此时所言的所指吧?”

范文程用同情的目光望着皇太极,既没摇头,也没点头。皇太极苦涩地一笑,说:“先生明白,你是汉人,你是幕僚,你不敢说,也不敢听别人说,由我亲口说出,你不会感到害怕吧?”范文程仍未着声。

皇太极痛苦地摇摇头,为难地说:“范先生,内政困窘的根源,你是清楚的;汗位虚弱的症结,你是明白的;内政的失误,使民心背离,使辽沈地区成了脚下的火山;汗位的虚弱,使权力分庭抗礼,孕育着自招毁灭的相残。先生真的要我说个明白吗?”

范文程一边听,一边在沉思着:努尔哈赤的灵柩刚刚下葬,要新继位的儿子说出父汗晚年的失误,在感情上是痛苦的,在理智上也是不明智的,努尔哈赤毕竟是女真人心目中的神,是八旗军队的灵魂啊!但是,不匡正努尔哈赤晚年失误的政策,新的汗王也是寸步难行的。他正急速思考如何两不伤害的消解之策……

皇太极见范文程沉思不语,接着说:“范先生,我今年三十五岁,先生今年二十九岁;我是女真人,先生是汉人;我俩既然能够成为君臣,就不能成为相互信赖的挚友吗?在学问上,我是以师长敬先生;在情感上,我是以兄弟看先生。”范文程听了天聪汗皇太极的这一番话,鼻子一酸,一边热泪滚落,一边感激地说:“士为知己者死,为知己者死啊!”他拱手奏道:“汗王,臣知恩知情了。治国之要,首先安民,内政乃百事之首,权力乃国运之根。为消解内政上的困窘和汗位上的虚弱,臣有两句话敬献给汗王:一句话是‘轰轰烈地继承’;另一句话是‘悄悄地改革变更’。臣所说的第一句话的要旨是:请汗王以雷滚九天的声势,宣扬大汗的千秋功业,宣扬大汗的雄才大略,宣扬大汗的文治武功,宣扬大汗的‘天下一家’‘恩养汉民’,宣扬大汗的‘八大贝勒共治国政’,宣扬大汗生前所做的一切,使大汗的声威震动辽东,震动华夏;使大汗的业绩深入人心,成为天下的共识。这样,汗王您今后的再创业,也就成了大汗业绩的继承,那么继承大汗业绩的任何创造和举措,都是大臣、贝勒们难以反对的。臣说的第二句话的要旨是:请汗王以衔枚疾走的沉默,不事声张的决然,大胆地进行改革变更。改革变更‘计丁授田’中汉民沦为奴隶之弊,田地荒芜之弊,生产凋敝之弊,强行差役之弊;改革变更对待作乱黎庶屠村、屠营、屠城的残酷;改革变更一切失去民心的法令。在改革变更中消除‘共治国政’的权力分散,消除‘并肩面坐’的分庭抗礼,消除汗位虚弱的扯皮掣肘,建立一个新的国体朝制。”

康熙帝亲撰《范文程谕祭碑》拓片

皇太极闭目静听范文程的论述,他从范文程所说的这两句话里联想到了、领悟到了、探索到了其中不尽的奥秘。继承中含有无穷的机变,“轰轰烈烈地继承”宣扬的许多事情,是为了悄悄地消除弊政,使避而不谈的许多真实追求,在“悄悄地改革变更”中默默地产生了。这就是汉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吧?这就是范文程献给本大汗的治国之道、治国之术吧?皇太极从内心发出一声赞叹:“心膂,心膂啊!天以心膂赐我啊!”

皇太极清醒地认识到,单靠强悍的八旗兵东征西讨未必完全奏效,要使人心悦服,除了必要的军事手段,还要靠从政治上、策略上解决问题。于是,他在深思熟虑之后随即在大殿召开了诸贝勒、大臣会议,深入讨论了后金、明朝、蒙古、朝鲜的形势。在听取了他们所陈述的各种意见后,皇太极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决定不囿于祖宗之法和传统习惯,毅然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临危不惧,博采众议,高举“轰轰烈烈地继承”的旗帜,开始在“悄悄地改革变更”中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他首先决定废除“编庄为奴”的弊政,实行“编户为民”的新政策,解放奴隶,恢复广大汉族奴隶的“民户”地位。“编户为民”的新政策规定,每备御只给八个庄丁、两头牛,以备使用,其余的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然后选择清正的汉官管辖。这一政策从字面上看,“编庄为奴”与“编户为民”是“奴”和“民”的一字之差,却从根本上恢复了被变为农奴的汉人的人身自由,使汉人由农奴变成为个体国民。同时,把满人和汉人分开,自立一庄,由汉人管理,也就减少或杜绝了满族贵族的直接束缚。这对当时满汉之间尖锐的民族矛盾是一个有效的缓和,使广大汉民从根本上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做人的尊严,同时这对生产力也是一次彻底的解放。这一政策颁布后,就不再把“降户”和俘虏的人口降为奴隶,而是全部编为民户,使他们成为独立进行生产劳动的个体国民。

天聪三年(1629),后金在入关伐明,占领永平、滦州、遵化、迁安四城时,遂令归顺汉民仍照本业,不加掠取为奴。后又征察哈尔多罗部,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除从中挑出一千四百人,补充八旗缺额的部分,其余基本上都编为民户。后来崇德帝组织清军三次进关征讨,总获得人口达八十多万,特别是在松、锦战役中,也收降和俘获了大批明朝官兵及其家属,除挑选部分壮勇男丁补充各旗不足外,基本上也都全部编为民户,分给他们田地,让他们自由地从事农业生产。

皇太极实行的“编户为民”政策的改革,与其父“编庄为奴”政策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所产生的积极效果截然不同,它不仅使广大汉人的奴隶身份得到了解放,也给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农业生产增添了大量劳动力。由于汉民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从而提高了自身生产劳动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解放,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为后金足食足兵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第二,他推行“安民重在养民”的方针,这极大地缓解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皇太极积极实施养民、爱民、安民政策,强调对归降的汉人、蒙古人,不得剥夺其人身自由,一律采取不杀、不辱和妥善给予安置的政策。规定,凡是战争俘虏或主动来降顺的,都分配给土地、房屋,配以妻室,同时把归降的人等编成民户,即个体自由民,使他们能够得到人格的尊重和人身的自由。皇太极说:“归降之土地,即我土地,归降之民,即我民人……”“皆吾赤子来归之后,自当加以恩养。”他反复向诸王、贝勒和大臣们说明养民的重要性,说:“打个比方,养民好比砍树需用斧头,宰割则需要刀刃,虽起作用于一时,必须在平时加以恩养,岂有养人而得不到益处呢?朕专意关心爱养他们,这些新归来的人,每每加以赏赐,目的是招来更多的人投向我国。今后如果你们不爱养人民,那么朕也不必做什么事,只好闭门独处罢了。”不仅如此,他还强调对满、蒙、汉要一视同仁,凡新、旧归降人等,皆实行一视同仁的政策。这反映出他作为一国之君心胸的豁达,体现出他在组织才能方面的勇敢、果断、魄力。安民养民政策实行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和保护了汉族、蒙古族不同民族人民的基本利益,极大地激发和调动了广大汉人和蒙古人的生产积极性,有效地促进了后金国内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国中呈现出“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的新局面。

在农业生产得到很大发展的同时,畜牧业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天聪汗皇太极根据所需,一方面依靠蒙古贡马来满足作战的需要,一方面也积极号召和鼓励满、汉、蒙古各族人民都大力畜养和繁殖马匹和耕牛,以满足作战和农业生产的所需。不出几年时间,马匹、耕牛也都足用有余。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不仅使后金国内粮食充足,促进了商品的交换,进而带动了商业贸易和手工业的大发展。为了促进国内贸易,皇太极还作出了允许粮食等农副产品投入市场交易的决定。官民有了余粮可以拿到市场上去,以官价卖给缺粮的人,不准抬高物价。一改过去清查粮食,多余粮食统由官府低价收购,然后再高价卖给无粮人的做法。他还几次派人到张家口等地参加互市,将本地产的东珠、人参和黑狐、元狐、赤狐、貂、虎、豹、海獭、青鼠、黄鼠等毛皮特产拿到外地互市,换回金、银、绫、缎等紧缺物资。特别是同朝鲜结盟后,后金还依双方订立的协定,开展了国际贸易,以换取后金所需要的物品。

国内经济的恢复,有力地促进了后金国内手工业的长足发展,开矿业和大型”炼场迅速兴起。天聪五年(1631),后金利用从明朝学到的先进手工业制造技术,已可独立制造大炮,这是后金手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崇德四年(1639)对明战争中,需要炮子一万枚,火药五万斤,都是后金自己制造的,这说明有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后金已经接近或赶上了明朝。

经过七年的改革和发展,到天聪七年(1633),后金国内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粮食足够食用。虽然后来也遇到农业因灾害歉收,但后金国中并未因缺粮而出现“饥馁”。国内经济的强盛,证明了皇太极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和一系列改革措施是正确的,它们不仅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且为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正如皇太极所说:“朕嗣位以来,励精图治,国势日昌,地广食足,又以计令各处互市,文绣锦绮今皆有之。”

第三,延揽人才,实行优礼汉官政策。天聪汗皇太极为了延揽人才,一改过去对汉族官员污辱、虐待等做法,制定了一系列优礼汉官的政策。他强调要对现有的汉官都给予信任,量才使用,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与范文程在中宫神堂君臣对答后,就将其作为重臣安排在自己身边,让其参与军政大计。每逢议事,皇太极经常会问:“范章京知道吗?”当臣下有时议政有不当之处,皇太极总是说:“何不与范章京商议?”如果奏请大臣回答说:“范章京已表示同意。”皇太极便不再问,因为范文程作为汉官大臣已把大清国的命运融入自己的命运和责任之中,且每每为天聪汗起草公文、敕书等,都能合乎皇太极之意。凡经范文程起草的文件,他不看就批准。他说:“我相信你不会有差错的。”皇太极经常召范文程进宫谈话,商讨治国方针大计,一谈就是几个时辰。不仅如此,皇太极在生活上对范文程也非常关怀,让范文程陪着是常事。有一次,范文程陪皇太极吃饭,饭菜极为丰盛,桌上摆的都是海味珍奇。范文程是个孝子,他见到这么多美味佳肴,联想到自己的父母一辈子也不曾享用过,便迟迟不下筷子。皇太极一看,明白了他的心下事,命侍从让御厨照这桌菜肴做好后骑马送到范府,赐予范先生父母享用。范文程连忙向天聪汗拜谢,继续陪天聪汗一同吃饭。

皇太极为了招募更多的汉官加入后金政权,制定了对待汉官归降的具体政策:(一)现任明朝官员归降的,子孙世袭不变;(二)一般百姓杀掉当地官吏来归降的,根据功劳大小,授予官职;(三)单身一人来降的,由国家恩养;(四)率众来降的,根据人数多寡,按功授职。这四条归降政策颁布后,许多明朝官员来降。从归降的情况看,有对明朝不满的,有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还有的是走投无路被迫投降的。不论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前来归降,皇太极都一律收纳。对投降后不安心留下的,皇太极宣布了“可来可去”的政策,说:“你们想归家看望,探听信息,就向朕报告一声,明明白白地回去,他日或来或去,都听自便。”

为了延揽人才,皇太极对暂时不愿意投降的汉官则耐心等待。天聪四年(1630),后金军入关攻打永平,明朝户部郎中陈此心归降后又要逃跑,被士兵捉住,经审讯,定成死罪。皇太极不同意,说:“业已恩养,为什么还要杀呢?既然他不愿留此,还是放他回原籍好。”于是,赐给陈此心两匹马、四头驴、二十两银子,让他携带妻子、仆人随便到任何地方去。天聪五年(1631),后金军攻取大凌河城时俘虏明监军道张春,把他带到沈阳,关押在三官庙内,他拒不投降,拒不跪拜,“坐必面西”,表示死不忘明。皇太极很不满意,虽一时发怒,但没有杀他,也不勉强,最后以“若不加抚养,将操何求以取天下”的大志,给予张春最高礼遇,把他放在三官庙优养起来。

明军守大凌河城主将祖大寿,战败出城投降。皇太极将他释放回锦州,命其回去进行策反,可是他却一去不返。十余年后在松山战役中,后金军又将其俘虏,他这才最后决心投降。皇太极不计前嫌,仍然对他盛情相待。

总之,凡是来降的汉官,不分职衔尊卑,不分人数多寡,后金一律收留,“无不恩养”,给饭吃,给衣穿,给房住,还配给妻室。对于在明朝社会上稍有点儿影响的人物,待遇更加优厚——来归时,先宴请,后赏赐各种财物,任命官职,安排生活,配给马匹、仆人等。过一段时间,皇太极还要亲自宴请。

天聪五年(1631),后金围攻大凌河城,辽东军情告急。明朝山东登莱巡抚孙元化奉明廷之命,率兵前去增援辽东,他令孔有德率领三千人渡海,从海上赶往大凌河城解围。后因海风浪大,遂改令从陆路率八百骑兵驰援。孔有德很不满意。当行至吴桥县时粮饷已断,军心混乱,士无斗志,孔有德也无心驰辽。正巧,在德州他与孙元化派遣去塞外购马的参将李九成相遇。两人密谋后,宣布起义叛明。他们掉转马头,率军回师,连续攻陷临邑、陵县、商河、青城。第二年年初,孔有德兵临登州城下。他的好友耿仲明在城里做内应,一举夺取了明登州城,遂兵势大振。孔有德自称都元帅,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接着,他们整顿兵马,继续攻城略地,山东大乱。明崇祯帝大惊,急调大批兵马前去镇压。孔有德不敌,退守登州。明朝以数万兵马围困剿杀,副元帅李九成阵亡。孔有德见不能抵之,在绝望之下决计突围,从海上撤退前去投奔后金。

孔有德、耿仲明携带家眷,率领万余名将士,乘数百只战船,从海上驶向旅顺,遭到驻守此城的明总兵黄龙的阻击,后又转撤到双岛暂栖。皇太极得知后,即派吴赖、范文程等率轻骑赶往接应,随后迅速对他们前来投诚作出妥善安排。皇太极带头拿出他乘用的御马,诸贝勒也各拿出上等鞍马和不带鞍的马共四十四匹,并令满洲、蒙古、汉军八旗按职务每十名备御出马一匹,共百余匹,作为来投各级将官的赏赐。皇太极让范文程、罗硕、刚林负责在辽阳东京拨地安排孔有德、耿仲明将士的驻地。同时,他又命正在修岫岩、揽盘、通远堡三城的济尔哈朗、阿济格、杜度率兵速往迎接,并带去三千匹马,供孔、耿所部上岸乘骑。投降官兵到达后,他又命济尔哈朗当天设大宴,慰劳他们航海来归。

孔有德、耿仲明这次来归,共率其以下副将、参将、游击等各级将领一百零七人,精壮官兵三千六百四十三人,水手壮丁四百四十八人,其家属六千九百八十八人,总计人数共一万一千一百八十六人;战船数百只,还有大量兵器枪炮。这对后金既是一批人才和战将,又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是用多少军队征伐也难以得到的,政治上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于是,六月十三日,天聪汗皇太极正式宣布,任命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并赐给敕印。其他各官均按功劳和原官予以封赏。孔有德、耿仲明做梦也不曾想到,皇太极能按照原官给予任命。官军上下深感皇太极的恩德。封赏之后,皇太极亲自举行宴会庆贺。席间,他又分别向孔有德和耿仲明颁发了敕书。

在明朝政治异常黑暗,民不聊生,许多正直之士遭到无端的迫害,纷纷寻找出路的环境下,一些明朝官吏从皇太极所施的新政,所推行的新的治国方略和各项政策中看到了光明,相继离开明朝投向后金。特别是孔有德、耿仲明率万众跨海投奔后金,是规模空前的叛明事件,深深地震动了明朝政权的根基,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促使和带动了那些还在犹豫不定的人,尽早地把目光投向后金。继孔有德、耿仲明之后,又有广鹿岛游击尚可喜也叛明投降后金。

皇太极对汉官优礼、宽容和善抚的招降政策,促使明朝降官降将不断地投奔后金,在后金政权中迅速形成了一个汉族官僚集团。在将领中有佟养性、佟国赖、李永芳、金历、石廷柱、祖可发、祖泽润、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在文臣中有高鸿中、鲍承先、马鸣佩、王文奎、马国柱、李栖风、杨方志、罗秀锦、张文蘅、张存仁、祖泽洪等。这些投奔后金的明官明将,以其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才智投入到后金的政权建设中,客观地改变着后金政权单一的女真贵族奴隶制政权的性质,为后来形成以满族贵族为核心,有汉族、蒙古族封建官僚集团参加的全国性多民族封建统治政权的建立准备了条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一向鄙视少数民族为“夷狄”的汉族官僚地主,能够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后金的脚下,足以说明皇太极优礼汉官、延揽人才政策的巨大成功。这一政策不仅是当时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同时也从另一侧面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和英明统治者的胸怀。正如皇太极经常对诸贝勒、大臣所说:“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金银币帛用之有尽,如收到一二贤能之人,堪为国家之助,其利赖宁有穷也。”天聪汗皇太极优礼汉官的政策,使许多来降的汉官心悦诚服,感激涕零,许多汉官感慨地说:“似此豢养之恩,虽肝脑涂地,实难报称万一也。”

第四,实行满蒙联姻结亲,联络蒙古各部建立巩固的民族同盟。皇太极对蒙古各部实行结亲、赏赐、分化、利用的联盟政策,其目的是想借以维持和平,把平等的联盟变为更牢固的从属关系。他与蒙古各部规定了双方的责任,若双方不遵守誓约,即罚以马匹牛羊等物。天聪二年(1628),皇太极率大军征察哈尔部,原盟约科尔沁土谢图汗额驸奥巴随军从征,但后来奥巴为了纵兵掠夺察哈尔部的财物,失约没按时前去与后金兵在指定地会合。战役刚结束,奥巴不但不报告,竟率军先行回到科尔沁。皇太极对此违背盟约之罪非常生气,遂派遣索尼、阿朱户两人赴科尔沁部兴师问罪,并给奥巴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严厉谴责他违约,并历数了早年科尔沁助《赫攻打后金,父汗努尔哈赤去世时又迟迟不来吊丧,两个月后才派了一个低级官员来等罪状。临行前,皇太极指示索尼两人:“你们见了奥巴,不必向他行礼,也不要吃他的饭,更不要给他好脸色看,要做出见了公主后就要走的样子,看他如何对待。”索尼和阿朱户领旨到了科尔沁部后,没有见奥巴额驸,而是直接去见公主(努尔哈赤侄女),送上天聪汗的礼物。当时奥巴正患足疾,听说后金来了钦差,马上让人扶着去公主处见索尼、阿朱户两人。他们两人装着毫不理会奥巴的主动来见,而且还态度冷冷地对奥巴说:“我们是天聪汗的使臣,你毁盟有罪,我们要和你绝交,因为有公主在,特来问候。”奥巴忙令人摆宴,索尼和阿朱户拂袖而出。奥巴急派他的儿子塞冷到索尼、阿朱户处问道:“汗的使臣到额驸部来,一向得向父亲行礼,父亲要设宴接待的。现在你们来此,一见父亲不拜,二备宴也不吃,竟拂袖而去,是不是汗谴责我父了?”索尼说:“我们不是为你父而来的,为什么还要向他行礼?又何必吃你们的饭呢?汗对你们违背盟约十分生气,特让我们带来一封信。”说着,把信递给塞冷,假装整理鞍辔就要走。当塞冷把信送给父亲奥巴看了后,奥巴大为惊慌,再三挽留索尼两人,说:“我知道自己罪重,十分惶恐,不知所措。”索尼说:“汗没授意我们同你一起去面见谢罪,也没授意我们阻止你前去谢罪。去与不去,你自己考虑好了。”奥巴说:“我非去不可,但又怕汗不见我,怎么办?”索尼说:“你若真心实意悔罪,我想汗是不会怪罪你的。”

第二年正月,奥巴顾不得足疾之痛,急忙亲自来到沈阳,当面向皇太极谢罪,皇太极亲自出城十里迎接,举行宴会。宴毕,皇太极派大臣重申信中责问之意。

奥巴一一认错,愿罚骆驼十峰,马一百匹,另献出十匹好马、一副甲作为谢罪之物。皇太极见他悔改,一概宽免,还赏给他貂裘、帽、靴、金带及朝鲜进贡的珍品等。当奥巴离去时,他又赠送一大批好东西,还率贝勒、大臣送出沈阳郊外。这样就通过恩威并重的处理,妥善地解决了蒙古违背盟约的问题。从此,奥巴闻令即至,再没有发生违约的事。

皇太极对蒙古上层贵族凡来朝或来归的都花钱恩服,向他们慷慨地馈赠数量惊人的财物,包括金银、绸缎、瓷器、衣帽鞋、铠甲及马上的装饰品等,应有尽有。因为蒙古旅是个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虽然他们最珍贵的东西是牛、马、羊、骆驼,但缺少汉族所生产的上述财物,皇太极用战争掠夺的财物和国中制造的生活必需品来赠送蒙古贵族,不仅满足了他们贪求财物的欲望,又使他们的生活既富足又奢侈。许多蒙古贵族怀着感激的心情说:“臣等荷蒙圣恩,富贵已极,各获安乐,今后敢不勉励图报!”皇太极说:“今各处蒙古每次来朝厚加恩赏,因此俱不忍离我而去,虽去时犹属恋恋,而蒙古各国亦从此富足安闲。由此揆之,以力服人,不如令人心中悦服之为贵也。”蒙古贵族越如此豪富起来,他们就越发感恩于皇太极,也就日益紧密地依附于后金新政权。

相反,皇太极对站在明朝一边的蒙古贵族,则采取拉拢和分化瓦解的策略。天聪五年(1631),后金军包围明朝大凌河城,皇太极命专给城内蒙古兵写信,信中称:“我满洲与尔蒙古原系一国,明朝则异地也。尔等为异国效死,其无谓,予甚惜之……”天聪八年(1634),兵部和硕贝勒岳托给锦州的蒙古人写信,说:“尔等既非汉人苗裔,又非汉人臣僚。明国皇帝亦不视尔等若子弟……且交战时,彼(明)必令尔蒙古在前,进则为我戮,退者被彼诛,势难自全。当聚诸蒙古合谋来归。”皇太极在招抚驻牧明朝边境的蒙古部落时,写信动员他们归顺,说:“我与尔两国,语言虽异,衣冠则同,与其衣异类之明人,何如来归于我?不惟尔等心安,即尔祖父世传之衣冠体貌亦不烦变易矣。”皇太极对蒙古各部采取的这些政策,促使蒙古诸部纷纷脱离明朝,成为归顺后金的强大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为建立蒙古八旗创造了条件。

第五,果断地对落后的奴隶制国家政治体制进行了改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统治区域、对象、环境和内部人员等诸方面不断发生根本性变化,后金的国家政治体制已远远适应不了统治政权的正确行使和指挥,必须要进行改革,否则无法继续前进和发展。皇太极根据形势的变化,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采取分三步走的循序渐进策略:

第一步是对后金初创的国家体制进行修改补充。他继位之初,首先对后金原来的国体做了一些必要的修补。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他召集诸贝勒、大臣共同议定:每旗仍各设一名总管大臣,称为总管旗务大臣,参与国政,与诸贝勒并坐共议。以前,只有兼任议政大臣的固山额真才能参与国政,现在则扩大了范围。又每旗设两名佐管大臣协助管理本旗事务,并负责刑法,他们可以不出兵驻防。除此,每旗还设两名调遣大臣,他们的职责是出兵驻防,随时听从调遣,对所属的刑律负有审理之责。不难看出,皇太极对国家体制做的这些变动,只是增加了执政人员,把一部分新人吸收到上层统治的核心,扩大了政权的基础。

第二步仿照明朝制度,设立国家各级机构。设立文馆,命儒臣分两班:巴克什达海和刚林等翻译汉文典籍,巴克什库尔缠和吴巴什等记注本朝政事(巴克什是对文臣的通称),这一是为了学习、借鉴汉族的历史文化和明朝的政治经验;二是为了更好地总结他执政的得失,为他进一步深入进行大的改革做思想和政治上的准备。文馆变成了他改革的咨询机关,任职大臣即是改革的顾问。

第三步,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组织,设立“六部”“五院”。继设立文馆之后,皇太极又于天聪五年(1631)七月,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的行政组织,设立六部,使国家机构趋于完善。这六部是:户部、礼部、兵部、吏部、刑部、工部。每部以一名贝勒总理部务,其下设满承政二员,蒙古承政一员,汉族承政一员。承政之下各设参政八员,唯有工部参政设满人八员、蒙古二员、汉人二员。各部均设启心郎一员。各部做具体事务的官员笔帖式,由各部“酌量事务繁简补授”。这六部虽由贝勒主持,但必须对汗负责,这样一方面提高了办事效率,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的集权。

天聪十年(1636)三月,皇太极又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内国史院负责记录汗的起居、撰拟诏令、编纂史书、撰拟庆贺表文、纂修实录、册拟功臣诰命等;内秘书院负责撰写外藩往来书信、记录各衙门的奏疏及代汗起草对各官的指令;内弘文院专门负责注释历代行事的好坏、给皇帝讲经注史、颁布制度等。是年四月,正式建立大清国时,皇太极又更定内三院官制:内国史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内秘书院设大学士二人,学士一人;内弘文院设大学士一人,学士二人。

这些大学士、学士,分别由满人、汉人、蒙古人担任。这是清代设立大学士官制之始。因为清朝不设宰相,而代之以大学士。大学士的权力很大,直接参加议定国家军政大事,掌握国家机密。内三院的设置实际上已取代了八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的后金统治体制。

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又增设督察院,它与内三院和六部不相属,独立行使监察各部的职权。规定:上自皇帝、诸贝勒,下至各部臣都可以劝谏、弹劾、纠察。皇太极旨谕督察院的官员说:“朕如奢侈无度、误杀功臣,或者逸乐畋猎、荒耽酒色,不理政事,或者抛弃忠良人,任用奸诈,升迁官员不当,你们要直说,劝谏无隐。诸贝勒若果废弃事业,偷安为乐,或朝会时轻慢懈怠,部臣隐瞒不报,你们要指名参奏。六部断事不公及审狱迟缓,你们要查明向朕报告。明朝弊政,你们这样的衙门往往成为贿赂之所,你们务须互相防备检查。除了挟私仇诬告好人外,凡你们所奏说得对的,朕立即批准照办;说得不对的,朕也不加罪你们。”

崇德三年(1638)七月,皇太极又增设理藩院。它的前身是蒙古衙门。此机构专门负责蒙古方面的事务。

这样经过十年的不断改革、充实,后金政权便形成了一套由六部、内三院和督察院、理藩院组成的“六部五院”(也称“三院八衙门”)完整官制。就在这年,根据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建议,皇太极进一步更定六部、理藩院、督察院官制,每个衙门设满人承政一员,以下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启心郎、主事等官,以满、汉、蒙人参差充任。

皇太极继位后,用了十年时间,励精图治,排除万难,以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大胆纠正了父汗的弊政,改革不适应社会和生产力发展的落后的奴隶制政治体制,吸收了大批汉人和蒙古人参加执政,建立了由满、汉、蒙等贵族地主联合主政的封建皇权,开创了我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从未有的多数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性质官制的先河。它标志着后金政权体制在政治上完成了从奴隶制国家统治体制向封建制国家统治体制的成功过渡,为后来大清国封建王朝的建立和强盛打下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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