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静远的历史故事

于静远的历史故事

于静远，辽宁省本溪县人，1900年生于大地主家庭，其父于冲汉是东北沦陷时期的老牌汉奸。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之初，曾任由日本关东军一手操纵建立的“自治指导部”部长。伪满洲国成立后曾任监察院院长。于静远于1914年到辽阳县中学读书，后又寄读于上海同济大学。1920年至1923年在瑞士炮兵学院留学，1923年冬返回东北。先后在哈尔滨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部任中将参谋，由于依仗其父亲的权势，在政界颇为活跃，身兼很多重要职务，先后兼任哈尔滨木石税务局副局长，东省特别区行政长官公署参议，东北航务局顾问，东省铁路理事长官公署顾问，可谓少年得志。

1931年9月18日，随着日本侵略者罪恶的炮声，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了中国东北的大好河山，家园被占，百姓流离失所。面对侵略者的铁蹄，一批民族英雄，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无限热爱，浴血奋战，抛头颅洒热血。此时，张作相电令于静远去天津述职，报告日军侵占东北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而胆小如鼠的于静远却在祖国和人民需要他挺身而出，挽救民族危亡的时刻，跑回了沈阳的老家，在其父的庇护之下，不敢前行。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后，其父于冲汉公然投降日本，在沈阳充任伪自治指导部部长。又为儿子于静远谋到了职位，推荐他充任伪奉天省自治指导部顾问兼自治训练所所长和监察长。自此，于静远紧步其父后尘，充当了可耻的汉奸。

自治指导部是日本关东军为了控制县一级政权而设立的一个机构，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侦察人心动向，防止“反逆行为”，进行所谓的“宣抚”工作，说穿了，就是为了统治和镇压东北人民而设立的机构，为伪满洲国建国摇旗呐喊。

于静远上任后，使出浑身解数，讨好其日本主子的欢心，首先拜会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按照其旨意，以自治指导部部长的身份，对各县的自治委员会的成立情况进行督促和检查，强令各县成立自治指导委员会，借各县成立自治委员会之机，发表演说，大力宣传要用办好自治的实际行动，去感谢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侵占，语言中充满了对日本主子的阿谀奉承、卖国求荣的奴气。为了培养一批有自治指导能力的人，造就一批帮助日本侵略者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伪自治指导部还开办了自治指导部训练所，于静远兼任所长。首批学员招20人，经过半年的训练后，分别到各县自治指导部担任领导职务。通过自治指导部工作，于静远向各县选派大批干部，待自治指导部解散后，这些人充任各县的参事官、副县长、县长等职务。这就为伪满洲国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2年2月，关东军鉴于自治等工作已就绪，成立伪满洲国的时机已成熟，便授意张景惠、臧式毅、熙洽、马占山，在沈阳大和旅馆召开臭名昭著的所谓“四巨头”会议，由于深得本庄繁的赏识，于静远也应邀参加，会议决定成立“满洲国”。于静远对能参加这样的高层会议，简直是欣喜若狂，他认为这是日本主子对他的赏识的最高体现，说明日本人已将他当作建国元勋来看待，这真是为他架起了通往高官厚禄的云梯，于是，于静远变本加厉地置身于促进伪满洲国建国运动之中。(www.guayunfan.com)于静远利用自治指导部在各市县大肆活动，千方百计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凡是被认为有碍于建国运动及新国家成立的中国人，均格杀勿论，在于静远的指挥下，自治指导部成了“促进建国运动”的中心。于静远也由此更加得到日本主子的器重，平步青云。

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根据殖民统治的需要，解散了自治指导部，积极筹划成立伪满洲国协和会，于静远又成了参与筹建协和会工作的积极分子。

伪满协和会是在关东军一手支持下成立的反动政治团体，组成人员均系自治指导部的骨干和鼓吹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军国主义分子——满洲青年联盟、大雄峰会会员和一些满铁社员，成立协和会的根本目的在于：“遵守建国精神”、“以实现王道为目的”、“实现民族协和”、“振兴农业”、“改革产业”、“保障国民生存”。实质就是要把中国东北从中国本土分离出来，使我国东北的物力、财力和人力资源进行全面掠夺，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为名誉顾问，伪满执政溥仪为名誉总裁，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为名誉会长，理事等重要职务均由日“满”重要人物充任。于静远任伪满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总务处长。上任后，于1932年6月受协和会指令，秉承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代表“满洲”青年赴日本，请求日本政府承认“满洲国”。于静远在日本到处游说各界权威人士，以表示“满洲国”的友好态度。并在东京、大阪等地进行演讲：感谢日本仗义援助满洲国成立，声称满洲国成立后，治安安定，工商业有了发展，产业有了希望，在民族协和的基础上具备了独立国的条件。其演讲的内容充满了对日本主子的献媚之情。

1932年11月，于静远之父老牌汉奸于冲汉病死。由于他为日本主子尽忠效力，深得侵略者的赏识，他死后，日本政府奖给他一等旭日章，伪满政府发给他建国功劳金30万元。这些对于静远来说是个极大的激励，使他对日本主子更加尽忠效力。1933年11月被伪满外交部派为驻东京公使馆参事官兼学务处长，翌年赴东京就任。在东京的几年里，他凭借着主子的赏识大出风头，不断在各种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其名声日显。由于他对协和会工作特别热心，一直兼任协和会驻东京委员。1937年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上任后，为进一步发挥协和会对殖民统治的作用，更是竭尽全力推动协和会工作，加强协和会与政府表里一体的关系，决定从政府官吏中调配多数职员充任协和会首脑，以加强协和会的力量。于静远自然是日本侵略者眼中的最佳人选，于同年5月8日，于静远充任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的高位。

于静远上任后，即着手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扩充预算使之由几十万元增加到600万元；第二件事是组织实行与政府二位一体制，即强调协和会为政府的精神母体，伪满的各省、市、县长均兼任伪满协和会省、市、县本部部长；第三件事是为了充实协和会力量，培养青年骨干。

为了强化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反抗，使伪满洲国的诸项政策、法令得以贯彻执行。于静远以伪满协和会的名誉组织了协和义勇奉公队，以各民族年满25岁的青壮年男子为主，培养训练成为从事传令、防空防谍等一系列活动的骨干，这些人无恶不作，成了日本侵略者的帮凶，他们的出现，进一步加快了日本侵略者的统治手段和种种政策强令实施的进程，使已处在水深火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东北人民更加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伪满协和会成立后，配合关东军的讨伐，对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与人民大众进行镇压、迫害、欺骗宣传，并为关东军搜集情报，筹集物资，协和会的本身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于静远凭着对日本主子的忠心，在协和会工作八年之久，“政绩突出”，因此受到主子的奖赏，于1939年获伪满元勋二位柱国章，并受到日本主子的重用，于1938年2月调任伪满新京特别市市长。

伪满新京市是伪满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荣登伪满新京市市长的宝座，就等于跨上了向上爬的阶梯。因此，于静远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充分地表现自己，不惜用同胞的血和泪，为自己铺设一条升迁之路。

1940年5月，于静远充任伪满产业部大臣，同年6月1日改为兴农部。伪满兴农部是所有永久性产业的行政机构的中枢机关，开发伪满洲国内的资源、增加扩充生产的所有命令均由兴农部发出，他掌握农业、林业、畜牧业（除马、骡、驴、骆驼外）、水产、矿产、工业、开发殖民以及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项。是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资源、统治奴役东北人民的重要行政中枢之一。日伪当局如此重用于静远使他受宠若惊，同时也更加激励他为日本主子效犬马之劳。

对于充任伪满兴农部大臣，于静远在其改造期间所交代的材料曾经提到：“在当时那种社会形势下，这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岗位，对于这样的重用和信任，我心里十分明白，更不敢懈怠，便以更高的热情去工作。”经过多年的惨淡经营，阿谀奉承以出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于静远终于爬上了“大臣”的高位。他确是以最高的汉奸的热情，积极制定执行、全力推广日伪政权的各项殖民统治政策。

1940年秋，由伪满兴农部起草，兴农部和企划部立案，以于静远的名义提案，经国务院会议通过，颁布了“粮谷管理法”，同年又继续颁布了“特产管理法”和“农产品交易场法”。这些法律的颁布，使伪满政府所有的粮食都集中掌握在国家手中。在伪满全境实行“粮谷出荷”。在开始出荷时，首先实行玉米早期出荷百万吨。为强制推行出荷政策，于静远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在省长会议上报告施政方针，动员警察和协和会义勇奉公队等力量进行强制征收，还颁布了“奖励金制度”，以此鼓励和督促征粮人的积极性。1941年为了保证进一步从农民手中掠夺粮食，伪满兴农部又颁布了“先钱制度”（对卖粮百吨以上者先预付伪币1元），以事先订立合同，买青苗，并以地照作抵押等手段，来进行强行征收粮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需要，又颁布了“战时出荷方策”，以“决战下的绝对需要之数量为基础，由伪满兴农部摊派给各地方，各地方摊派给农民，不管农民手中是否有粮，一律强行交纳”。1941年秋，又将大豆专管、谷粉、粮谷二会改为粮谷公社，统一强化了掠夺机构。

于静远在任伪满兴农部大臣期间，仅推行粮谷出荷政策这一项，就使日本侵略者将农民手中的粮食掠夺一空，留下的却是罄竹难书的无穷灾难。据1942年7月3日伪满治安部警务司警特秘发第568号文载：“北安省望奎县因粮食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在灰暗的悲观情绪中——该县山头村从5月10日至20日仅5户人家中便有30余人自杀。”沈阳附近的李相地区有1000多户，近万口人，由于实行疯狂的“粮谷出荷”政策，使该地区的受害者达90%以上，在这场浩劫中，受严刑拷打者几千人，冻饿致死者上百人，给李相地区造成饥寒交迫、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后果。

同时，于静远还继续推行强夺东北人民土地的“开拓政策”。伪满兴农部于1940年公布了“开拓农场法”和“开拓团法实施细则”以及“开拓指导员训练所规程”等大量法律法规，通过这些规定，致使东北200万人由于土地被剥夺而无家可归，其中100万人被迫迁移而流离失所，更多的人被迫给日本开拓团耕种土地而变成了佃户。农民悲愤交集，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被夺走了，他们栖息的家园被破坏了，农民饱受着饥寒交迫的创伤，开拓团所到之处，哀鸿遍野。于静远在伪满兴农部的这些“功绩”甚得日本主子的欢心，使其备受青睐。1941年授予于静远勋二位景云章和勋三等旭日章。

1942年9月，于静远转任伪满民生部大臣，掌管学校教育、保健卫生、社会设施、礼教以及其他直接关系国民生活的政策等方面。同年10月，由于静远提案，颁布了国民“勤劳奉公法”，共21条，其中第三条规定，凡年满20岁到23岁的青年男子，不被征入国兵者都有义务参加勤劳奉公队。服役时间三年要达到12个月，按需要可延长或缩短时间。为了保证勤劳奉公制度的顺利推行，伪满民生部又于1942年公布了《国民勤劳奉公局官制》，在伪满民生部下设国民勤劳奉公局，根据《国民勤劳奉公队编成令》，国民勤劳奉公队设名誉总裁（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名誉副总裁（协和会中央本部长）、总司令由于静远充任。为了培养更多的勤劳奉公队的干部，1943年伪满民生部又成立了干部训练所。学员都是从队员中选拔的“优秀者”，培训后充实到各级勤劳奉公队中担任领导职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兵员、国力捉襟见肘，于静远这个侵略者的帮凶，又想出了更加残忍的手段，对在校的学生也不放过，于1942年12月又公布了《学生勤劳奉公令》，据此，伪满大学或相当于大学的教育单位的在校学生都要组织成勤劳奉公队，在国民勤劳奉公队总司令于静远的统辖下强制服役30—45天，无正当理由而未完成规定服役者不允许毕业，并要求学校与各生产机关紧密联系，共同支援所谓的大东亚战争，使全“满”学校广泛开展勤劳奉公活动。

1942年《国民勤劳奉公法》公布不久，于静远先后赴安东、营口等20余县进行视察，大肆鼓吹全体国民教育要勤劳奉公，“支援大东亚圣战”。1943年7月23日《盛京时报》以“激励青年挺身建设——于大臣赴吉视察勤奉队作业”为题，作了如下报道：“为激励挺身国土建设，吉林地区国民勤奉队总司令于民生部大臣一行于22日午前10时28分到，之列车来吉，当日直赴吉林公署聆听金总司令申告并详细地报告了以空闲工程处长之作业概论之报告，同3时兴行吉林县德惠中队之阅兵，对全身晒为赤铜色的队员衷心赠兴激励之辞，然后该大臣于舍内一巡再视察堰堤建设现场，该大臣于23日午前8时35分发列车经磐石起桦甸。”

勤劳奉公制度的实施，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在日伪统治下的东北人民雪上加霜。在日伪统治下，劳苦大众夜以继日地劳作尚不能养家糊口，加上长期无偿服役，又何以维持生活。致使大片土地荒芜，疾病和死亡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劳苦大众。于静远踏着同胞的血和泪铺成的路爬上了他权力的高峰，伪满末期，伪满经济部已成为至关重要的部门，随着侵略者的败象日趋显露，经济掠夺变得更加疯狂与残酷，东北的经济资源已成为支撑日本帝国主义这架战车的重要支柱。所以，1944年调于静远任经济部大臣。

尽管侵略者穷凶极恶，残忍疯狂，最终必定走向灭亡。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中国人不屈不挠的英勇抗战，日本军国主义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横行在中国东北大地上的恶魔们顿时灰飞烟灭。追随日本主子这批民族败类历史罪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日伪政权垮台后，于静远被苏联红军逮捕，并押往苏联。1950年被遣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于静远在日伪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卖国活动，留给历史和人生的只能是作为汉奸的屈辱和罪恶，必将受到人们正义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