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宝昌回忆（抗联一师三团九连一排排长）

甄宝昌回忆（抗联一师三团九连一排排长）

我在1934年3、4月间第一次认识杨靖宇司令，这年我24岁。开始我们不知道杨靖宇是红军，都误以为是“胡子”，谁也不敢接近他们。后来看他们不抢不夺，对人和气可亲，我们年轻人就都接近他们了。这时杨靖宇就给我们青年人开会，讲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道理。我们这才知道杨靖宇是中国红军，是打日本救中国的共产党军队。所以我在六月间没和叔父商量就参加了红军。但第二天我就被叔父找回家去，在家住了十多天。在家里，我越来越想念红军。我想：我不能当亡国奴，还得当红军打日本。因此，我会同同村（临江县里岔沟）的周立春，以到外村给地主铲地为名，扛起锄头去找红军，第二天在西南岔找到了红军。因为我以前在红军里待了几天，所以九连一排的张排长一见到我就说：“你真坚决，又来了。”我回答说：“这回非干不可，谁找我也不回去了。”就这样，我和周立春都参加了红军，我被编到九连一排当四号战士，他被编到九连二排当五号战士。

我刚参加红军时，这支部队据我所知有三团、保卫连、少年连，共计约二百人。我所在的三团有八、九两个连，共四个排，一百二三十人，每连有六十多人。团长是韩浩，政委是曹国安。各连有连长和指导员（有的连没有指导员）。我们连的武器装备，连长用匣枪，排长用“三八大盖”，战士们使用套筒子、“大八勾”等杂牌枪。

我参加红军后，部队的主要活动地点在临江的西南岔、通化的二密河子、柳河的打牛沟等。在这些地方共打了六七仗，其中主要的一次大仗是在二密河公路上打的。我们事先得知从沈阳来了一些日本鬼子的守备队，他们往回走时路经二密河，乘两辆汽车。于是，决定由三团八、九连打埋伏。这天拂晓，韩浩团长带队埋伏在公路两旁，指挥部设在山头上。快到十点时，由通化开来三辆汽车，上边坐的是满洲兵，我们放这三辆汽车过去。接着，又开来了二十二辆汽车，比原来知道的多了二十辆，全都坐的日本人。指挥部一声枪响，我们发起了进攻，把这二十二辆汽车全都打停了。我们冲上去，与敌人展开了交手战。战斗直到十二点才结束。这一仗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缴敌人“三八”枪一百多支，七九机枪一挺，还有手枪、子弹等，打死、打伤鬼子一百多人，其中还有个戴大肩牌的大官。我们自己伤了六七个人，九连一排的刘排长（张排长这时已被提升为八连连长）牺牲了。这一仗是八月中旬打的。这以后，我们回到了哈密河龙爪沟，杨靖宇司令召开了全军大会，到会千余人。会上，杨司令总结了红军的活动情况，表彰了我们三团，号召全军向三团学习。因为我们红军第一次有了机枪，也是第一次打这样大的胜仗。这次大会后，我被提升为九连一排排长。

同年11月成立了军部，杨靖宇任军长，下设三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三师师长王仁斋。一师下设两个团，即三团和五团，三团团长姓侯，五团团长姓什么记不清了。三团共计两个连，即八、九连，每连三个排，全团共一百八九十人。

一师编制起来后，韩浩副师长率领三团九连一排三十多人和五团一连七十多人从哈密河出发，经过通化二密，越过新宾三棵榆树、五凤楼，红庙子的长岭前后、查家堡子、大青沟，到了桓仁的洼子沟沟里张家街，以后就长住在洼子沟、海清伙洛一带。(www.guayunfan.com)到桓仁后，我们就与当地山林队“文明”、“胜武”、“朱海乐子”等股接了头，在洼子沟、海清伙洛、横道河子、仙人洞、木盂子一带活动，开辟与建立游击根据地。当时由李明山（绰号“八个爪”）做地方工作，任务是：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建立地主组织，组织地方自卫队。至于他的工作详细情况我就不知道了。

当时地方组织、自卫队的负责人是“隋没牙子”，我们主要是由他和自卫队给带路进行活动。在这年腊月，我们在红庙子的大青沟遇上了日本鬼子，打了一次遭遇战。这一仗双方没有大的伤亡，只是敌人有好几十人冻坏了脚，我们仅受伤一人。

这年我们在张家街过的年。我们九连一排正好和韩司令一起住在张家大院里，他住张老四屋里，我们同他住在一趟房，中间只隔一道山花墙。五团一连住在张家街的后沟门，距我们的住处有半里多路。因年前在大青沟与鬼子打过仗，不少鬼子冻坏了脚，所以鬼子虽然知道我们在张家街过年，也没来袭扰。韩司令亲自给铧尖子警察署去信儿要的年份儿，李向山的大儿子李在野也给买一部分吃的回来。韩司令是朝鲜人，当时还跳舞唱歌给大家取乐。这次我们在张家街住了五六天。年后我们排和五团一连分别由韩司令和师部副官李向山率领活动，我们在张家街一带，他们在海清伙洛一带。

1935年3月，韩司令带我们九连一排在张家街下桦树底与敌人打了一仗。日本鬼子乘两辆汽车来打我们，共七八十敌人。战斗进行了两个多钟头，我方受伤两名，小十号战士双腿被敌人打折，敌人的伤亡情况不清楚。我们撤出了战斗。尔后，敌人就跟踪我们，于四月间又在张家街打了一仗，敌人大约三百多，除了少数鬼子外，都是满洲兵。原来这天中午饭后，我们要往西南沟去，奔海清伙洛。在出发时吹集合号，被敌人发现了，他们偷偷上了后山，我们正要出发，地方自卫队金排长说：“你们不要去了，二户来今天出兵，你们明天走吧。”韩司令就决定不走了，他叫我们上东山住。这时先头部队老三号他们已经出发了，他派人去把老三号叫回来，正这时，敌人从后山上冲了下来，我们忙接火，抢上了一个小山头。我们的孙司务长枪打得好，我就和孙司务长在小山头上掩护部队突围。我俩能打死二三十个敌人，可敌人也给我们俩包围了。我叫孙司务长先冲出去，随后我用火柴把周围的草点着了，火就着风起，烟雾弥漫，我趁机顺利地撤出了战斗。到了山冈上，韩司令清点人数，都齐了。我年轻好胜，又第二次和孙司务长到另一个山头打击敌人。结果，我们俩人的右手都负伤了。韩司令一见我们负伤，亲自带队向敌人冲锋，敌人撤退了，我们就奔了海清伙洛。

到海清伙洛之后，我就在当地养伤，住在群众的两间房里，和我一起养伤的还有小十号、孙司务长、小老万三人，这时群众已经撤走了，照护我们养伤的是一家姓孙的哥儿俩。叫孙老五、孙老六，孙老五给我们做饭，我们主要依靠自己养伤，没有什么好药医治。在我们养伤的两间房里，安了两台缝纫机，有人给部队做军衣、军帽和子弹袋等。

同年7月末，我的伤好了，就到仙人洞去，找到了师军需部长韩震（有一只眼睛是瞎的），他派我当军需部下属的看守队队长。看守队的主要任务是看守由前方捉来的汉奸、走狗、土豪、恶霸等，并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争取他们为抗日出钱出力。我们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为抗日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布出布，支援抗日武装，共同抗日。经教育后，让他们给家属去信儿，拿来钱或物资的就释放他们，对罪大恶极或经教育不改的汉奸，我们就处决他。如在桓仁抓的一个六区的警察署孙署长，群众对他恨之入骨，被我们的一号姓孟的战士枪毙了。看守队共十五六人，归军部直属领导。武器只有一支手枪，其余全是“八大勾子”、“三八盖子”、套筒子等。活动地点是仙人洞、高俭地、木盂子三处。在仙人洞南一里来路有一个半截洞，是个密营，李明山和他的老婆在那里住过。我到看守队没几天，军需部主任就换了，由胡国臣接替韩震当部长。到1936年9月，我就离开了看守队，到军需部当分队长了。当时军需部共有三个分队，九十多人，使用的武器是“三八”、“七九”、“八大勾子”、手枪等。我任一分队的队长；二分队由一个鲜族人李指导员领导，这时被杨司令带走了；三分队队长姓柳，单独活动。我们一部分在胡国臣的直接领导下，任务是为大队筹集给养、看守物资。我们主要的活动地点是：西河掌、外三堡、马架子、东小堡等地，由桓仁的高俭地伸展到新宾的西河掌、桓仁的外三堡。

在外三堡，我们去之前就已建立起三个密营，倒木沟一处能住三十来人，洋湖沟里二处。倒木沟的密营主要是部队伤员养伤，与大部队通讯联络，部队过往住宿等。洋湖沟门的密营，是由一个姓安的和一个姓丁的印刷宣传品用。洋湖沟里的密营是最秘密的，是后来胡国臣部长的养伤处，这三处密营都不存粮，住在里边的人主要依靠外三堡的群众给送吃的，或是自带。以后倒木沟的密营就比较公开了。

1937年冬，一师在老边沟里有一次战斗。战斗结束后，胡部长带队进了倒木沟密营。我在这前几天去本溪办事，回来后带二十来人到倒木沟里去找胡部长，我们事先约定在这个密营里集合。这天恰好四团的“隋没牙子”团长也带了几个人来，晚间大家就都住下了。第二天，天亮之前，我们在密营外拢了一堆火，没想到被敌人发现了，他们三面包围了密营。天刚亮，鬼子、伪军一直从沟里冲了下来。沟门口有一片大冰湖，敌人对准这里架了四五挺机枪，再往沟外五六里都是敌人，大约一二千人。我和老黄坐在外边烤火，发现了敌人，这时他们还没开枪。我立刻趴在地上，掏出匣枪打了一梭子弹，烤火的老黄和密营里的三十来人开始往外冲，此时东面沟里和北面山上的敌人也打起了枪。当我们的同志跑到沟门冰湖上时，沟外的敌人机枪扫了过来。我们的人有牺牲的，也有受伤的，同时也有些人冲出去了。我便返回里边拿出了我的大枪和三十两大烟土，出门往沟下边跑。到了下边，看到小五号双腿被打折，就接过他的枪，背上他往南山坡上跑去。到了山顶上，看见胡部长和他的传令兵小刘，胡部长右腿受了伤。再往沟外看去，已有一部分同志冲了出去。这时敌人已占领了密营，把密营放火烧了，又开始搜山，没得到什么，也就走了。我们三人在山上待了一天。晚上，受我们指挥的抗日军高维国带三十来人从洋湖沟来找我们，会合后，我们一起到洋湖沟去了。走之前，我们下山收拢了同志们的尸体，共牺牲了十六七名同志，“隋没牙子”团长也牺牲了，而且他的头被敌人割掉带走了。

洋湖沟里的两个密营是极秘密的，一般的战士到不了这里，在遭破坏之前我也没到过。沟下边那个是印报的，有个参谋负责，他姓安，是个朝鲜人。印报的纸是白色的，印上红字或黑字，发给部队和当地群众，内容是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号召人民群众参军参战，同时也登一些我们的战斗胜利消息。这个密营在倒木沟密营被破坏半个月后也遭到敌人破坏。洋湖沟里的密营是胡部长在倒木沟受伤后养伤的地方，有五六个战士照顾他。十几天后也遭破坏，胡部长和五六个战士全部被俘。

外三堡的三处密营被破坏后，我们始终没有离开这一带，主要活动地点是在新宾的马架子、西河掌，本溪的外三堡和凤城的大夹砬子等地。从1936年8月间我到一分队一直到1939年6月离开此地为止，我们的活动任务是：开辟游击区、建立根据地、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组织农民自卫队。为了保存实力，我们尽量避免和敌人发生冲突。这时期我们自己储备了一些粮食，进行分散保管和储存，大部分粮食都放在山上。我们部队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在实在无法处理的情况下，才动一点自己储备的粮食。我们储备的粮食都是群众支援或我们自己到地主地里弄的，穿的衣服大都是通过地下工作人员给搞的。如1938年冬做棉衣用的棉花，就是通过新宾四方台一个姓吕的给买的。

1938年6月，程斌在碱厂投降，过不几天，他就派地方的地主、走狗来劝我们投降。并派出人到处找我们。这时我率队由外三堡到了新宾的西河掌、马架子等地活动。不久，我们又回洋湖沟里和高维国部抗日军会合了，总共有七十来人，内有我率的三十人。由于我们没投降，程斌就亲自带领一千多人来讨伐我们，我们只好整天在森林里转了。

1938年7月，我和高维国率队伍由洋湖沟出发，沿本溪、新宾、抚顺边界活动，途经东西麻户、赵家堡子等地，到奉天城边子进行活动，打算弄到冬装，以便过冬穿。我们在奉天的二、三区佟家二道沟、荒山子、糜家屯、红果铺一带活动了十几天。这期间，高维国背着我与奉天省的副省长接头联系谈判。等我知道时谈判已开始，日方来了三个人：一个副省长、一个指导官、一个翻译官。高维国带两个勤务兵与他们在一个屋子里进行谈判。由于高维国不是抗联，以前又是国民党兵，我怀疑他真要叛变。于是我派人在村外设了岗，在村内也安排战士们准备作战，我自己到谈判的屋外转悠，有时靠近听一会儿谈判情况，有时向四周注视高部下的活动。高维国当时向日本人提出的条件有：日本人供给枪支、弹药和衣服，队伍不拆散等。日本省长没同意，他们先回去了。到晚上，我怕高维国真投降了敌人，我们的人又不及他的多，于是我就带原班人马离开了他，也离开了沈阳城边。这以后高维国去了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离开高维国后，敌人又派已经投降的三分队李副官来劝降，我看硬挺不行，就以先到赵家堡子办事为由骗过他，率队回到新宾的西河掌、小东堡一带活动。这时，由于敌人封锁，我们再也搞不到供给，战士们的情绪低落，个别的思想产生动摇，先有两个战士携枪逃跑了。接着又有姓刘的哥儿俩拉拢一个姓丛的三号战士，企图把我打死后带队投降敌人，幸好三号战士揭发了这件事，我立即将这哥儿俩处决。这时有些战士的思想更加动摇，大部分战士想不干了。我就给大家开了个会，鼓励大家坚持到底，过了年就去找杨靖宇。如此动员了几次，部队的情绪还是稳定不下来，而且出现了有人要请假回家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宣布：愿意干革命的跟我走，不愿再坚持的可以把枪留下，回家去，只要不当敌人就行。从此就陆续有离开部队的，到九月，只剩下我们七个人了。我们把离队战士的枪插在西河掌沟里，准备了一些粮食预备过冬吃。十月，我们在新宾的马架子西沟里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冲出来六人，只有六号战士没冲出来被敌人俘获了。

1939年5月，我们离开新宾西河掌，经桓仁的仙人洞等地到桦甸找到了一军军部，见到杨靖宇，随军部活动。这年腊月，我又带十几名战士与军部分手，会合军部全主任率的小部队一起活动。到1940年5月，我得了病，在濛江青年岗的密营里养病，有个叫李凤远的人照顾我。这时我带的部队也都归全主任领导。一个月后，我病好了，到濛江迫子一带找队伍，找了一个来月也没找到，后来才听说那个全主任带队投降了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于8月初回到临江八道江的里岔沟，把枪插在南岔的山上，通过原来手下的战士陆万林介绍，到七道沟铁矿干活，隐藏起来，直到光复。

我入党的时间是1935年阴历八月，由胡国臣介绍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接收我入党的会是在仙人洞召开的，李明山、胡国臣和我三个人开的会。我的组织关系是在1939年腊月和杨司令分手后失掉的。

我们当时采用的战术有埋伏战、化装战等，其中打埋伏仗最多。在战略上采取游击战，多数是分散的小部队活动。避强击弱，乘敌不备主动出击，打巧仗，不硬拼，不和敌人决战，诱敌追击，埋伏歼灭。由于子弹少，我们在战斗中力求速战速决，提出了“三颗子弹打冲锋，五颗子弹结束战斗”的口号。我们有时还采用夜间偷袭的办法，白天查清敌人的情况，夜间乘敌不备，掏他的窝。如在柳河孤山子就偷袭过邵本良的老窝。

我们战斗时的对敌政策是：对日本人狠，毫不留情，对中国人以教育瓦解为主，对罪大恶极的汉奸处死，一般的经教育后释放，争取他们为我们工作。对伪军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宣传，在战斗中向他们喊话，唱歌，冲锋时喊口号，抓住俘虏教育后发给路费让他们回家。这样，有些伪军对我们很友好，在与我们战斗时，只要我们一唱歌，他们就不打了。1935年，杨司令带队在桓仁歪脖望被鬼子和满洲兵包围，战斗进行了一天，天黑时我方仅剩两个山头了，眼看敌人又要冲上来。这时廖旅三连派人告诉杨司令，让从他的阵地上撤走，说他们只往天上打枪。当杨司令他们撤下山时，鬼子冲上来，廖旅部队马上向鬼子猛烈射击，使杨司令他们安全地撤出包围圈。

我们在本溪地区失利的原因是，敌人实行了“三光”政策，我们无法接近群众，失去了群众支援，生活等都发生了困难；程斌投降后，带敌人疯狂围剿我们，我们的活动规律被敌人掌握，屡遭敌兵前阻后追；失去了上级的领导，孤立无援，难以坚持下去，只好撤离这块游击根据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