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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广福回忆(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十一连连长)

时间:2022-03-21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马广福回忆我是桓仁县沙尖子秋皮沟人。原来这两个人是红军做地方工作的,一个叫丁三,另一个姓冯。大会开了七八天,宣布将抗日游击队统编为红军第一军,杨靖宇为军长。下设一、二两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我们这个六大队被编为一师的十一连,我任连长。一师人多武器足,干部力量也强,是一军的主力。师下辖一、二两个团和一个少年连,少年连的干部是按团级配的。群众纷纷要求除掉这个警察署和署长。

马广福回忆(抗联一军一师三团十一连连长)

我是桓仁县沙尖子秋皮沟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在浑江江北黑沟给刘家大地主扛活。入冬的一天,我正在地里干活,有两个人来到我跟前,他们问我家庭和其他一些情况,然后给我讲地主剥削穷人的道理,讲日本人占领东北屠杀中国人的罪行,讲红军是做什么的等等。这些话真讲到我心里去了。原来这两个人是红军做地方工作的,一个叫丁三,另一个姓冯。打这以后,我与他俩的关系密切起来。不久,丁三让我向农民进行抗日宣传,并做发展群众组织和侦察等工作,我曾到八道江、六道江等地打听过消息。1932年阴历四月,我经韩浩、丁三二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根据丁三的指示,我积极在群众中发展反日会,我当上了反日会长。以后,我又在八道江北组织了一个游击队,叫第六大队。1933年阴历八月,这一带的抗日游击队发展到五百多人。14日这天,红军政治部主任王仁斋召开游击队员大会,宣布正式成立抗日游击队,受红军杨司令领导,下分七个队,我在会上被选为第六队队长,我们这支队伍活动在柳河县的大、小黄沟和里、外岔沟一带。

我记得在1933年秋杨军长就到了浑江市江北,在黑沟里的五间房召开了游击队队员大会,各地的游击队都调去了,各队的领导干部也都去了,总共有一千多人。大会开了七八天,宣布将抗日游击队统编为红军第一军,杨靖宇为军长。下设一、二两个师,一师师长李红光,副师长韩浩;二师师长曹国安。我们这个六大队被编为一师的十一连,我任连长。一师人多武器足,干部力量也强,是一军的主力。师下辖一、二两个团和一个少年连,少年连的干部是按团级配的。整编完之后,韩浩带队按军部的命令南下,奔桓仁、新宾一带。

1934年,我们在临江上六道沟错草顶子过的年,之后李司令带着十一连、八连、游击二连共二百多人到长白十二道沟。转过年正月,我们打了朝鲜的捷克城,抓来十多个日本人,得了十几身呢子大衣。我得的那个大衣最好,是细呢的,红不红、青不青的颜色,后来给李司令穿了。他牺牲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件大衣。

1935年6月(阴历),我们一师行军到桓仁县六区窟窿榆树附近,听群众说窟窿榆树有警察署,署长姓杨,是个无恶不作的家伙,人送外号“杨扒皮”。群众纷纷要求除掉这个警察署和署长。李敏焕参谋长决定拔掉这颗钉子,他先命令几个战士化装成土匪,到警察署附近乱打一气枪,闹得鸡飞狗跳之后跑了。接着,李参谋长装成日本指导官,丁三化装成日本翻译,一百多战士也装成满洲兵和伪警察,由李参谋长率队大模大样地走进村,到警察署门前就骂骂吵吵地喊叫开门,丁三假装翻译道:“你们他妈的通匪,来了几个胡子都不敢出来,混蛋!”“杨扒皮”到炮台上向外一看,信以为真,忙把队伍集合起在大院里,打开门迎接我们进去,他向李参谋长行了个抛刀礼,其他警察也都规规矩矩地立正站着。就在这时,我们把一挺机枪架在门口,李参谋长喊了一声:“上!”战士们全涌上去,齐声喝道:“不许动!”“杨扒皮”吓得直打哆嗦,战刀抛出去还没收回来,与其余的警察一样呆呆地被我们缴了枪。这次,我们共得了三十多支枪,还有子弹及其他物资。随后又把警察署的房子、炮台全扒了,点上一把火彻底烧毁掉。当地群众高兴得很,更加赞成红军了。

1935年阴历三月的一天,我军遇到满洲兵有个陆大队长带领二百多人追赶我们,程斌师长和李参谋长以巧妙的战术来个反攻,拼命追捕满洲兵,追到赛马集时,那里的警察见到二百多满洲兵狼狈逃跑,也随着逃跑。我们顺利地打下了赛马集警察署,打开仓库,共缴获千余支陈旧破烂的枪支和其他物资。(www.guayunfan.com)1935年春,打完朝鲜捷克城后,李红光率我们返到临江上三道沟和杨军长接头,二师、南满游击队也去了,在三道沟里的五花顶子开会。这时,伪军邵本良部队在日本守备队的配合下摸了上来,我们与他们交火,一共打了九天九宿,边打边退,奔抚松新开岭和湾沟,从湾沟又奔濛江的头道花园。这时因日本鬼子把山里的房子烧了,没地方住,也没地方吃饭,就把红苞米拿火上烧烧吃。我们在头道花园葫芦沟和敌人打了一仗,晚上就和军部、二师分手,杨司令奔濛江,二师奔抚松。我们一师由李红光率领奔临江三岔子、里外岔沟、板石沟,又顺八道江下去,到哈蚂河、闹枝沟、大牛沟,晚上又奔梅河口到通化的铁道,在五道沟驼腰岭抓了徐县长,把他杀了。这以后又到过海龙的大沙滩、黑石头,新宾、通化三大交界的三棵榆树,在三棵榆树住了一宿,又和军部杨军长带的队伍会合了。这时杨军长带有二百多匹马,军部队伍都是骑兵,我们是步兵,我们联合在一起,打下了新宾东昌台警察署,把警署的房子烧了,缴了三十多支枪,抓来的警察每人发给五元钱路费放了。接着又与从新宾来的敌人打起来,打到天黑,我们就退到新宾红庙子。第二天早两点多钟开始行军,奔桓仁海清伙洛,在王家大院住下,杨军长奔高俭地、木盂子去了。这时敌人已跟上来了,杨军长他们在歪脖望被敌人包围了。杨军长讲话,把满洲兵的心讲活了,满洲兵就对日本鬼子开了枪,杨军长带队从满洲兵让出的路上撤出,奔铧尖子、洼子沟、红庙子一带,马就扔了。

我们一师顺海清伙洛、碗铺奔新宾县的大道,大道边上有个学堂,这个学堂附近有几家大户,在那牵了十二三匹马,准备把一师也编成马队。我们这二百多人有师部、八连、九连一个排、十一连、少年连一起奔老爷岭,岭顶上有个瓦庙,庙里还有塑像。我们在庙里庙外休息了一阵。李司令下令让队伍奔橙厂,等尖兵出去二十多步就和敌人打上了,敌人是从平顶山来的。这仗从下午两点多钟打到七点多钟。当时我们在老爷岭岗上,敌人在西边岗上,他们来往上冲时被我们打回去,就抓了西岗。于是,敌我在两个山头上对面交火了。战斗中,我们有一个战士负伤,从嘴巴子里打个双眼透,敌人一直没冲上来,下午四点半多,日头快要下山了,李司令用望远镜四处观看敌人动静,他的传令兵上去一个,我说那个地方“漏查”,应该躲避点,敌人机枪流子就扫过来了,李司令倒下,我们都跑过去看,子弹是从胸膛打进去的,有筷子粗的枪眼,一点血也没出。这时李司令就一句话也不会说了。我们用布做的软担架把他抬下山,从庙东坡下来,顺山坡奔碗铺爬犁房子沟抬到海清伙洛的岭上(岭那坡是海清伙洛,岭这坡是红庙子,归新宾管)。我们十多个人换班抬着担架,晚七点多开走,后半夜三点多钟送到,交给了韩部长。我们在红庙子蹲了一天山,联络韩司令,韩司令接我们去横道河子、高俭地、仙人洞、门转岭,又从二户来沟里过岭到了宽甸四平街、天桥沟,过岭又到了凤城的大边沟,这一段没打仗。这以后队伍又到凤城的三道沟、本溪的汤沟,汤沟门有个胡家堡子,这里有支二十多人的警察队,被我们缴了枪,扒了房子,当时天下小雨。我们又奔汤沟里,在一个岭上走了一宿,到了黄柏峪,当地的警察听说我们到就跑了。而日本守备队又来了,我们抢上附近最高的前山,把日本守备队打死三十多人,我们牺牲了一个通讯员。打到晚七点多,敌人就退了。

这是1935年的阴历四月末,我们从黄柏峪前岗过去到了凤城界,在凤城界住了一宿,早两点就出发,从这里又奔大边沟,想在这儿的一个屯堡住上一宿,第二天再走。可到后不久,敌人来了,又打了一小仗。再从天桥沟转回四平街,住了一宿。第二天行军到杨树岭,过岭就到了新宾县的大东沟。刚刚住下,敌人又来了,也打了一仗。当晚敌人住在杨家堡子,我们住在芦家堡子(都距平顶山近)。天亮后,我们又从沟里奔平顶山的大屁股沟,从沟里过岭又奔桓仁的高俭地,在高俭地蹲了一天山,挨了一天饿,这正是五月节这天。下午四点多钟,从高俭地沟里过岭奔横道河子,在孙家大院住的。尔后,又到海清伙洛王家大院住了一宿,再奔红庙子。晚上队伍又出发了,这时正是铲地的季节。师里领导干部有韩司令、程斌、李长脖(当时是少年连政委)、傅科长等。韩司令对我讲,部队准备去和军部接头,奔辑安一带,叫我带十一连在桓仁一带活动。我要求跟师部走,韩司令说:“你有在游击队时的单独活动的经验,有什么事要和军需部韩部长取得联系。”我就带领七十多人先走了,韩司令他们剩有二百多人。

我们与师部分手后,从红庙子奔海清伙洛,又到横道河子、高俭地、仙人洞等地。这时师部那边的情况我一点也不知道了。我们到平顶山把当地的伪自卫团打跑,又在新宾杨家堡子上头打了伪连庄会(地主组织的武装,牛角一吹,一家出来一个),把老抬杆儿都撵下来了。在杨家堡子还召集了群众大会,我给讲的红军政策,讲了红军是干什么的。这以后我们再到这里,群众非常欢迎我们。离开杨家堡子,我们过岭到桓仁四平街把当地的连庄会给撵散了。四平街净是种大烟的,我们以后就常在这里活动,收大烟税,用大烟熬膏药,共弄了五十多两,在要大烟时我们主要是和烟主讲道理。我们这时期就围绕桓仁的二户来、八里甸子、前后夹道子、大恩堡,宽甸的红石砬子、洋车子、滴水砬子一带活动。

1935年庄稼起身后,阴历七月韩司令牺牲了。一师由程斌带队回来,过了富尔江,我们到仙人洞沟里和大部队接的头,尔后与师部等一起到宽甸四平街活动一段时间。八月间,杨军长来到桓仁外三堡附近,一师前去会合。杨军长宣布程斌为一师师长,李长脖任一师参谋长。这时一师的编制是三团(有名,没有团长)、少年连(六七十人)、警卫队(五六十人)、八连(七十余人)、九连(七十余人)和十一连(七十余人)。八连的连长就是以后的三团侯团长,九连连长姓刘,少年连连长我记得姓王,李参谋长还兼少年连的政委。

一师整编后即奔外三堡、东营坊、汤沟、久才峪,在包家堡子把包队长领的三十多满洲兵打跑,筹集些给养,过岗后又和敌人打起来。以后部队又分头出发了,程斌率领师部及一师大部分队伍围绕老和尚帽子山一前一后活动,在这里过年过节,直到他叛变,没离开过。我就带队去宽甸,在绿豆营子、滴水砬子、前后吊晃子、小雅河、大牛沟和桓仁的二户来、沙尖子、闹枝沟、马圈子、二棚甸子、摇钱树以及本溪的草河掌、辑安的蚂蚁河、高台子、八宝沟等地活动。有些时候也和师部会合,但没有大的事情不碰头。我们这支小队伍就走到哪里宣传到哪里,贴标语,听到敌人的消息马上通知师部,到合适的地方就截击敌人,开辟些新的地区。我们跟师部也共同活动过几次。每次十到二十天左右。

这年阴历八月间(吃梨的时候),李参谋长曾率领师部卫队一个排(我当时任卫队队长)和少年连共六十多人在桓仁县八区铧尖子附近打过一仗。根据事前得到的情报,我们埋伏在横道河子沟里。早晨八点多钟,就看见从村头走过来五十多个满洲兵,还带着十几个女的,骑着马。他们是打算到这个沟里吃梨来。不多工夫,满洲兵进了沟里,正想集合,李参谋长放了一枪,我率队往下冲,满洲兵立刻乱了营,一窝蜂似的东奔西窜,女人也鬼哭狼嚎地直往人堆里钻。打了一个多小时,敌人只跑掉不到二十人,余下的全被消灭,我们缴了三十多支枪。在战斗中,我的传令兵小王被警长打死,我一见到那个警长(已被俘)气得两眼冒火,正想用一粒子弹结束了他的狗命,被李参谋长拦住。李参谋长向我讲优待俘虏的政策,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当时我还没想通,后来想明白了。

1936年阴历三月初,程斌、李参谋长率一师在宽甸打崔家大院,失利。战后,我们都撤退到天桥沟一带与前来的杨司令会合。这时伪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率队追了上来。邵本良部队约一千多人,还有三架飞机护送,这飞机一发现有红军就投弹扫射。在崔家大院战斗后的五六天,杨司令、程师长、李参谋长率领七八百人来到凤城县夹砬子沟里,见地形极为有利,便命令全军埋伏在沟两侧的山坡上,待机歼灭邵本良。可等到上午十点多钟邵本良也没有来,杨司令曾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还命令北坡战士先休息待命。约十一点多,邵本良率一千多人从沟口走进来了,约进沟三四百人,司令先开了枪,接着就发起了猛烈的冲锋,两面夹击,一师的机枪手发挥了很大作用。战斗到晚饭后才结束,放进沟里的三四百敌人,除邵本良等几个负伤逃走的外,几乎全部被消灭。击毙人数不详。但我亲眼看见有几条小河沟的水都被敌人的血染红了。战后伪警察仅向凤城街上就要了七十多口棺材。这仗我们缴获了不少武器。

打完邵本良后,我们又到天桥沟、大雅河,进入外三堡等地休整,大约活动了一个多月,杨司令率军部奔抚松方向去了。一师在程斌和李参谋长的带领下在窟窿榆树活动了一个时期。

西征的时间是1936年5月初,目的是打通辽南地区,进关与关内红军会合。参加西征的有一团的七、八、九连约一百五十人,少年营一百五十人和卫队九十来人,共约四百来人。四团留在宽甸、桓仁等地,而三团和老五团三百来人已改编为三师,到开原、东西丰县活动去了。西征开始没分路前进,都是从草河口附近的安奉铁路过,走的路全是高山小道,白天蹲山,夜间行军。走不远曾分两路,程师长率一团为一股,李参谋长率卫队、少年营为一股,有时两股又会合起来走一条路。我们这股跨过辽阳县界一个边,还到过九沟岭、分水岭,其他地名实在想不起来了。到了辽南地区,前方敌人封锁得严,层层包围,这里又没有群众基础,不少群众被敌人利用,手持木棒,村村站岗放哨,见到我们就吹号,敌人越聚越多,交通便利,很快就会把我们包围。加之辽河涨水无法过去,师部就命令往回走。回撤时分散活动,边走边战斗,大约一个来月,回到摩天岭,被敌人包围,打起了一次大仗。这次战斗,我没有和李参谋长在一起,他在大约离我有半里多远的地方。在传令兵传达撤退命令时,他告诉我李参谋长在当天下午三点多钟光荣牺牲了。撤退后,我听亲眼见到李参谋长牺牲经过的战士说,李参谋长率领战士们向敌人冲锋,跑在前面,边冲边喊。正在这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从前胸打进去,后背出来的,当即牺牲。他的传令兵也牺牲了一个。他的尸体没抢下来,部队就撤走了。

摩天岭战斗后,我们回到外三堡一带集合,又在窟窿榆树沟里四平街堡子与杨司令会合,在那里由杨司令召集全军大会。杨司令说,摩天岭战斗取得重大胜利,给日寇很大打击。同时,他流着眼泪沉痛地宣布:李参谋长在摩天岭战斗中牺牲了。随后,带领全军致哀三分钟。开完追悼会,杨司令编了一首诗歌,颂扬摩天岭战斗。歌子编出后,全军战士唱了很长时间,鼓舞了士气,增强了抗日胜利的信心。

全军大会后,军部给一师补充些战士,使一师重新整编起来了,不久,我被调到四团任四连连长,随队伍到宽甸、辑安等地战斗。

程斌于1938年在碱厂投降了敌人。这时我已经是四连(原十一连编为四团四连)的指导员。听到程斌投降的消息,于9月我带队奔辑安,在蚂蚁河沟里和杨军长会合。杨军长见我们的鞋都坏了,就命令给换了鞋,给弄的土豆吃了。当时魏拯民(过去二军政委)也在场。在辑安又成立了一师,曹亚范任师长。师下有一团,团长张明生,政委姓赵,大个,山东人。我这时是三连指导员,连长姓蔡。从此以后,队伍再也没到过本溪、桓仁、新宾,只是在辑安、柳河、濛江、抚松一带活动了。我一直随队伍活动到1942年,在一次战斗中负伤。被日寇抓到濛江当劳工,险些被杀。光复后我才被解放出来。1946年参加我党领导的县大队,经过土改,又参加了公安队,担任队长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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