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联络员王鹏真的不辱使命

中央联络员王鹏真的不辱使命_王效明写给王新林的一封信考

在20世纪30年代末党中央和东北抗联的联系完全断绝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一直关注恢复中央与东北抗日联军的联系，多次部署红军和八路军做好支援东北抗联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党中央和中央东北工作委员会把恢复中央与东北抗联的联系作为东北的首要任务，并由“东工委”冀热辽根据地一起向东北多次派遣联络员。这期间总计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先后派遣党员干部80余人来东北，他们在寻找东北抗联的同时也承担了搜集情报和建立地下党组织等工作……《汇集》甲61卷，《王效明给王新林的信——报告与王鹏的谈话记录》一文，就具体披露了王鹏受党中央派遣来抗联七军的真实过程。但王鹏有没有说假话，后来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这是我们需要加以考证的。

王效明给王新林写信时间是1941年3月10日。当时第二次伯力会议（即中共东北地区党员代表会议）还没有结束，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把党中央派联络员王鹏来到抗联七军的情况已经顺便向苏方进行了通报，并告知王鹏的联络员身份已经考核确认，希望苏方能够协助他返回延安复命，但当苏联远东军当局接见王鹏并与他进行了谈话之后，还觉得有些疑问需要抗联领导人作出解释，周保中把向苏方释疑的任务委托王效明来完成，这就是王效明写这封信的缘由。王效明，祖籍山东省莱州府即墨县，1909年出生于辽宁省昌图县，1930年毕业于张学良创办的东北陆军讲武堂。九一八事变后，王效明秘密参加了爱国军官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的抗日救国活动。吉林自卫军失败后，他于1935年加入东北抗联第五军，并于同年8月经周保中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后，他迅速成长为抗日联军的一名优秀指挥员。1940年6月，王效明任七军中共特委书记的时候，经组织授权对王鹏身份进行审查，因此周保中决定由他来具体答复苏方提出的问题。下面就是这封信原文：

亲爱的王新林同志：

昨天由杨林同志转达你的来电询问关于王鹏的问题，我在这里给你作答复：

1.关于给王鹏做一件白色棉袄的事情根本没有，他也没有向我这样的要求过。据我知道，他在第二支队时，曾由第二支队的缝衣队给他做了一套白衬衣。由第二支队送往总指挥部时曾发给他一件蓝色棉袄，这以外没有给他别的衣服。(www.guayunfan.com)2.关于他的经过，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他原先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的人员，原名彭森年，在一九三六年夏由于中共国际代表团的关系派赴莫斯科受训练，在一九三八年跟着康生同志到中国，在苏区内后防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统一战线部部长）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叫他到东北来找第七军的关系；同时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作为代表随他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其他各军都有交通员。和他一同由延安出发的是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163]

3月10日，王效明给王新林写信，报告了他于1940年6月在下江地区时与王鹏的谈话内容，大约就是根据王效明的这封信苏方将王鹏派往莫斯科。4月27日，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中提到“中共党中央交通员王朋（彭申年）你派他往莫斯科去的理由和任务，请你再向我解释一遍”[164]。可见，周保中当时也并不完全了解苏方派王去莫斯科的用意。

关于王鹏的原名，王效明写作是彭森年，周保中写作彭申年，笔者认为按照中国人起名的习惯，申年较为合理，据彭施鲁回忆，王鹏是30岁左右，申年大约生于1908年，属猴，但是因现在查不到彭申年的原籍和亲人，此事还须进一步查实。他曾经在东北抗日联军第七军任职，于1936年夏由于中共国际代表团的关系派赴莫斯科受训，1938年跟随康生回到中国，在苏区内后方工作。

本书前面已经交代，王新林是苏联远东军派到东北抗联的联系人的化名，这时的王新林已经是第二联系人了，他姓索尔金（H.C.），是远东红旗军情报机关一名军官，上校军衔。杨林也是苏联军人，姓什林斯基，杨林是他的中文名字。他是苏联派到东北抗联临时驻屯所（即北野营）做管理工作的负责干部，北野营始建于1940年11月，具体位置在当时中苏边境苏方一侧，距哈巴洛夫斯克（中文名伯力）75公里的费·雅科村。1940年3月初，王新林从伯力发电报给杨林，杨林转达给王效明的时间当是3月9日，10日王效明即写了这封回信，可见办事效率之高。

“白色棉袄”，王效明的答复是“根本没有”。这是指在伯力王新林与王鹏谈话中，王鹏曾谈到这事，苏方不理解为什么给他穿白色棉袄，事实上在二支队时给他们的是白色衬衣，那时是夏季也不可能穿棉袄。后来送他去二路军总部时已是隆冬时节，所以又发给他一件棉袄，是蓝色的。笔者认为当时王鹏只是粗通俄语，“衬衣”和“棉衣”或许表述不清，引起苏方误解所致。

“一九三六年夏由于中共代表团的关系派赴莫斯科受训练”，这是指共产国际七大之后，中共代表团要求抗联各部可派军事干部去莫斯科受训，王鹏就是那时被派出学习的。

“在苏区后防工作”，应是“后方”，实际上就是说他随康生回国后是在延安工作。

“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经王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记委员）及杨兴（中央宣传部部长）的派遣”，这里“杨兴”应是“杨松”，当时没有“杨兴”其人，中宣部部长是张闻天兼任，副部长杨松[165]主持日常工作，由他和王明主持选派干部去东北事务是顺理成章的事，说明党中央确有知人善任之明。派代表到延安“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后来事实证明，当时党中央确实早有让东北抗联派代表参加中央全会的打算。1935年1月党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转变路线，但由于内战外战并存，委员们分散各地，很难召开全会。1938年9月29日至11月2日召开的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但东北抗联第一线指战员也没有代表参加。拟议中的六届七中全会实际上召开的时间是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比预料的时间要推迟许多。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17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负责人共12人列席了会议，如果不是意外情况的发生，抗联七军的代表也必定会名列其中的。

史料证明，王鹏此行实际上恰恰是源于毛泽东的主张，就在王鹏动身来东北的几个月之前，1939年1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研究抗联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使中央同东北抗日联军建立联系，首先派交通员并设法派电台去。东北抗日联军，如果有好的领导，在有山村及反对民族敌人等条件下有发展的可能，否则也有削弱的可能。”[166]显然王明、杨松只是执行党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张作出的决定而已。

“往第一军去的李义广”，据吉林省党史部门查证，他确实是1939年6月与王鹏同时由延安被派往东北的，但他的遭遇比王鹏更加不顺利，到东北后一直没有找到部队，后经请示上级同意决定就地潜伏，等待时机。他后来化名李光（“李义广”三字速读即与“李光”二字字音相同），日伪时期曾被捕入狱，东北光复后在家乡去世。

对于苏方所提出的两点质疑，“白色棉袄”的误会不难解除，而王鹏关于他从延安来我七军的经过的叙述是否真实，苏方仍然不会轻易相信，[167]于是王明干脆把1940年审查王鹏身份时的谈话记录抄录下来，附于信后：

问：王明同志指定叫你到什么地方找七军的关系呢？

答：饶河。因为饶河是七军的活动根据地。

问：王明同志是不是曾经考虑过，七军会在这四、五年当中移转根据地呢？

答：不，王明同志说到饶河一定能够找着七军的队伍。

问；要第七军派一个忠实可靠的同志干什么呢？

答：要的是一个代表，准备参加中共七中全会，同时跟我回去可以熟悉这个交通路线。现在七中全会一定是开过了，代表不派亦可，去一个交通员即行（注：这是一九四○年六月间的谈话）。

问：王明同志是否交给你这种信件或其他作凭据的证明纸件呢？

答：没有，因为王明同志说我过去是七军的人，都能够认识，用不着什么凭据。

问：你为什么经过一年多才来到这里呢？

答：一九三九年六月十日由延安起身的，同行的还有李义广（往第一军去的代表）由延安坐汽车到西安，又由西安坐火车到渑池（共经过六七天）由渑池走到垣曲，后又到过第八路军总部（这又经过六七天）。

问：第八路军总部在什么地方呢？

答：在山西省，长治县北太行山内。

问：你们由延安到第八路军总部的途中，有没有人率领？或携带何种证明品能够安全通过各处呢？

答：是由鲁南党委一区宣传部长林护佳率领的。但他在延安比我们先走七八天，约定到总部等我们。我们在途中是穿着红军的服装，所以是无人盘查，也不用带何种通行证。

问：到总部后又怎么走的呢？

答：由总部送至一一九师先遣部队（在黎城），在那里住了半个月。

问：先遣部队多少人，谁率领的呢？

答：三百多人，由陈光司令员率领。我经过先遣部队的护送，越冀南的邢台县、南和县等到了鲁西北的文和支队，经文和支队至泰西区党委；经泰西区党委又送至六支队；由六支队又送至第一百一十五师，终而到达沂水中共北方局鲁南分局。

问：鲁南分局的负责人是谁呢？

答：朱瑞，他是政治委员。

问：党里的政治委员呢？

答：不知道，别人都叫他政治委。我的行程本来是他负完全责任的。但我到时，往胶东去的交通营已经走了，所以在那里住了五个月才走。大约经过一个来月到了胶东，在龙口那个地方办了满洲国劳工协会的劳动证，在龙口坐轮船，又经过南满铁路到哈尔滨，又坐船到饶河。

问：朱瑞给你什么证明纸件没有？

答：有，他并没有写什么字，仅此是在纸上印了他的手戳。我当时把它搁在我的左边衣裳领子里，但到了饶河下船之前，我听说饶河县对旅客的检查太严格了，所以在下船之前我把领子扯开，将那个字据吃了。

问：你为什么把证明字件吃了呢？你不知道那个纸件在找关系上是必要的吗？

答：当时我恐怕性命有关，被检查出来是了不得的。[168]

王明和杨松明确指定到饶河找七军，是因为他确信饶河根据地这时还没有丢失，七军部队也不会放弃饶河地区，因为饶河地区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有深厚的基础，并且靠近中苏边境，是日伪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

“七中全会一定是开过了”，这是王鹏的估计。王鹏离开延安后在路上走了一年，他以为全会已经开完，因此不再坚持派正式代表，实际上全会还没有召开。

“鲁南党委”，全称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鲁南分局委员会”，林护佳即林胡笳，时任鲁南一区党委宣传部长。朱瑞时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长，分管鲁南分局工作，这是他的党内职务，在军内他从1939年5月起即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因此“别人都叫他政治委员”并不错。“政治委”三字中“治”是衍字。

“大约经过一个月到了胶东”，笔者1980年代曾多次拜访过原吉林省省长于克，据他回忆说，1939年在担任胶东部队负责人的时候确曾受党中央委托派王鹏去东北寻找抗联，记得是安排他坐船北上的。于老的回忆亦与王鹏自述完全吻合。

问：到饶河后怎么找着队了呢？

答：我在小客店里住着，听说山里有不少的种大烟的农户，又听到队伍活动的消息，我就借口找一个种大烟的朋友就到山里来找队。当时遇见在地面筹备给养的于副官，经过他的介绍到队上来了。因为我缺少客店里几个钱，我就在于副官那里又借了半两［烟］土，回饶河去还了帐［账］又回来的。[169]

1940年上半年，第一次伯力会议之后，抗联进行缩编，抗联第七军编入二支队之后，部队化整为零开赴乌苏里江沿岸和完达山区开展游击活动。支队长王汝起率领一大队到达同江富锦和抚远地区；支队政委王效明率二大队一部和教导大队向密山、勃利移动，二大队另一部在虎林、饶河地区坚持斗争。

王鹏就是这时到达饶河的。据彭施鲁回忆，1940年春夏之交，他以二路军总指挥部巡视员身份率领七军一部随二支队一大队在大旗杆一带筹集给养时与王鹏相遇，上文提到于副官即是彭部的干部。彭老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在这里还发生了一件使我们颇感意外的事，有一个自称叫王鹏的30来岁的人，在大旗杆一带找到了我们，说他是由党中央派到东北来寻找东北抗日联军的，但没有任何信件，也没有任何可以说明他身份的证件，他叙述了他是由山东经海路到东北来的，到东北后就从伪满的报纸上寻找有关抗日联军的消息，他看到了有关日本军在饶河讨伐抗日军的报道，就决心到饶河来，沿途受到了日伪军警的检查，自己不得不销毁所携带的信件和证件。我们从他的言谈以及所说到的有关八路军抗战情况来看，有可信之处，但也不排除有假冒之嫌。我和李成祥副大队长商量之后，将他转送到王效明那里。王效明认为要慎重对待，又转送到周保中那里。周保中在和王鹏详细交谈之后，认为他是可信的，尔后又将他带入苏联境内，并想在苏联人协助下使他由新疆返回中国再去延安。苏联人答复说在当时做不到这一点，以后就作罢了。王鹏被留在抗日联军教导旅，以后被派回东北做小部队工作时牺牲在战场上。”[170]

此处王鹏对王效明简短的交代，可以看出在寻找队伍过程的真实，而且可以看到他的机智多谋，遵守群众纪律，不失为革命军人的本色。事实上经过彭施鲁、王效明和周保中本人对王鹏身份和找队经过的三次长达半年之久的审查，周保中对他中央联络员的身份已经深信不疑。在与王鹏谈话之后，他极其兴奋。他和李兆麟（时名张寿篯）一致认为并且确信：“中共党中央顾到全局，顾到东北，必有平行的群众工作，在东北广大阶层中进行着，但并不因此而抛开东北党原有党组织。”“中共中央是要恢复联系来加强原有的党组织，一九四○年中共中央交通员王朋同志来到抗联及其明证。”[171]另外，从周保中写给季青[172]等人的信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通过远东军建立同中央的联系充满信心；“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关系之确实建立,是很有希望的，不似前此之渺茫，不过事情关系重要而复杂，不是急切所能解决的。关于东北革命历史任务应如何推进我们的工作，应是我们很谨慎而紧张的把握住的。”[173]周保中、张寿篯显然从王鹏的口中不仅相当充分地领略了党中央对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发展的战略意图，而且具体了解了内地抗战的大量信息，这些对他们领导抗联出色完成准备和实施战略反攻的任务所起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然而，70多年来有一种悬念一直萦绕在抗联指战员的脑际，那就是中央联络员究竟去了哪里？他为什么一直没有回延安向党中央复命？

最关心王鹏下落者莫过于周保中。周保中把他委托给苏联远东军原本是请苏方帮助建立一条直接向延安去的新交通线，因为1940年代之后日伪对东北的法西斯统治越来越残酷，王鹏如果按原路返回不仅旷日持久，而且十分危险；而全国抗战爆发后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通过其他地方越过中苏边境也较前容易得多。不料苏联远东军对王鹏重新审查之后只是告诉周保中说已经派他去莫斯科去执行某项任务，至于最终到那里执行什么任务并未交代。为此，周保中在王鹏走后约一个月即4月27日写信给王新林，指出：“中共党中央交通员王鹏（彭申年）你派他往莫斯科去的理由和任务，请你再向我解释一遍。”[174]以后又追问过多次，王新林的回答一直支支吾吾，不得要领。根据当时苏联情报工作的规定，上级如何安排下级无权过问，王新林或许真不知情也未可知。万般无奈，周保中写信给王新林，强烈要求苏方把中央联络员王鹏返回抗联野营“以便我们从东北方面自己设法恢复与中共中央的连［联］系。”[175]多年来周保中找他，王效明找他，彭施鲁、于克找他，有人说他后来又被派回东北搞情报而牺牲，有人说他死于新疆，但这些传闻都得不到确凿证据的支持。

那位30多岁的笑容可掬的中央联络员究竟在哪里？

2011年10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的玛伊努尔·哈斯木老人所写的《回忆阿合买提江》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中央联络员王鹏的下落的最新的最重要的信息。该书第15章《监狱里的斗争》中有如下记载：

汉族政治犯赵明德是唯一能够与阿合买提江说俄语和帮助他学汉语的囚犯。他是东北人，到延安参加革命后在苏联治病，在返回祖国途经迪化时被盛世才当局逮捕。他是否用了化名不得而知。监狱里他也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后来被拉出去再也没有回牢房。阿合买提江后来当了省联合政府的副主席还专门打听他的消息，但没有得到任何音讯，估计他也遇害了。解放后曾任新疆军区副参谋长的祖农·太也夫于1959年发表在《新疆日报》上的回忆的文章中，就特别提到了赵明德与阿合买提江的这段狱中生涯。[176]

根据玛伊努尔·哈斯木老人提供的线索，笔者找到祖龙·太也夫的纪念文章，在回忆阿合买提江时说道：

他和中共来新疆工作的赵明德同志有联系，组织了监狱里的马列主义学习小组和汉文学习小组，学习了联共（布）党史和苏联十月革命的理论书籍，他还学习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后来书籍被没收，他就用每礼拜向囚犯讲解在苏联遇到的一切，宣传马列主义。[177]

玛伊努尔·哈斯木和祖龙·太也夫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与阿合买提江有过一段共同的“狱中生涯”的赵明德，是不是就是中央联络员王鹏呢？

“赵明德”三个字是维吾尔语的音译，与“王鹏”、“彭申年”在字面上看不出一点联系。但书中所描述的赵明德的以往经历和狱中的表现，确又与他极其相似，笔者经认真对照考查，认为这位赵明德十有八九就是中央联络员王鹏。其主要根据如下：

第一，经笔者排查发现，从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到1943年盛世才下令杀害陈潭秋、毛泽民等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发动反革命政变为止，这6年中确实有往来于东北抗联活动区、延安和莫斯科三地之间经历的汉族革命干部，其中有卢东生、刘亚楼和王鹏3人，而刘、卢是没有在新疆坐牢的经历的，那么同阿合买提江一起坐过牢的这位赵明德就只能是王鹏，而不可能是其他人。

第二，王鹏后来去向的必然性和赵明德的实际遭遇极其吻合。

前面考证表明，王鹏是1941年3月下旬到4月上旬这段时间离开伯力城去莫斯科的。两个多月之后即同年6月22日希特勒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形势大变。此时远东军情报部已将王鹏送交他们的上级苏联国家情报部和共产国际情报局。他们会将王鹏派上什么用场呢？无非两种可能，一是把他留在苏联，让他参加对德国战争或者仍派回远东军从事将来对日作战的战略侦察；二是按周保中的要求，派他返回延安，向中共中央复命。前者，东北抗联人员参加卫国战争，苏联统帅部出于战略考虑，是不同意的。6月下旬，冯仲云等抗联指战员纷纷要求去西线参战，保卫劳动祖国，上级均未批准。

至于战略侦察，远东军方面当然愿意王鹏留下来为其所用，但是王鹏是名正言顺的中共中央联络员，他们无权改变他的任务，他们的上级国家情报局或共产国际情报局更不会出此下策。所以苏方唯一可能是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大局出发，作了顺水人情，派王鹏回国复命。不仅如此，回国的路线也只能是取道新疆回延安，不能是其他路线。理由是战争爆发，边境封锁，过境更加困难。经东北，日伪统治森严；经华北，要跨过苏蒙、中蒙两道国境线，穿越人迹罕至的荒漠草原，由这些地方回国不仅危险，而且旷日持久，这对心急如焚的王鹏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只有新疆地区由于盛世才标榜革命，主张亲苏联共，出入中苏边境较之其他地方还有比较便捷的通道。因此取道新疆返回延安复命这对王鹏来说在当时情况不是唯一的也是必然的选择。

冯仲云等致王新林的信原件

但是，为王鹏和苏联情报机关始料不及的是此时的新疆已经成为革命者危机四伏的险地。周东郊在《盛世才在新疆的特务统治》一文中回忆指出：“1941年11月，我从第五监狱外院被移到第四监狱大殿的号里。号里的人都是最近一年内被捕的，我听到了不少新消息。一些迹象表明，似乎新疆的政治气候要转变。比如大批的留苏学生被关进来；个别人在过堂时，被问到同苏联专家顾问间的关系。4年的监狱生活，使我理解到盛世才政权只是他个人的政权，他‘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总是把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或在他主观上认为不可靠的人关进来；如果谁还没有被关进来，那只是他或者因为投鼠忌器，或者因为某些人的使用价值还没有枯竭而已。”[178]王鹏正是此前后进入新疆迪化（即乌鲁木齐）的，盛世才见到德寇对苏联的压力越大，正准备撕掉其假“革命”的面纱，由“亲苏拥共”转变为仇苏反共，这时他连留学苏联的学生和苏联专家顾问接触的人都要逮捕审讯，那么对从莫斯科途经迪化回延安的王鹏被捕入狱是必然的，毫发无损，顺利通过倒是极其偶然的。

总之，王鹏的回国，途经新疆，被捕入狱都有其必然性，这同“赵明德”自述他的遭遇可谓丝丝入扣，十分吻合，因此，我们有理推断二者其实就是一个人。

第三，“赵明德”在狱中的表现，无论是他的爱好特长、气质风范还是理想情操等各方面，都和抗联指战员心目中的王鹏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从王效明的信和他与王鹏谈话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鹏是一个胆大心细、机智果断的优秀的革命干部。他受党中央的派遣长驱数千里由延安到东北，沿途敌人封锁盘查，同志的猜疑误会，关山阻隔，险象环生，但他总能应对自如，化险为夷，胜利找到抗联。他联系群众，喜欢结交各种各样的朋友，能从敌人报刊和游客的交谈中发现有关抗联的行踪，并“借口找一个种大烟的朋友到山里来找队伍”，见到部队后还不忘去小店还上欠人家的店钱，这一切都说明他有过人的勇敢和智慧，颇有古人所称赞的那种“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使于四方，不辱使命”的那种特殊的品格和本领。

令人惊奇的是王鹏的这种特殊的品格和本领几年后却在迪化监狱中与阿合买提江同监的一名叫赵明德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新疆伊犁人，维吾尔族。他是后来1944年爆发的伊犁、塔城、阿山三区各族人民武装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9年应毛泽东发函邀请赴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途中因飞机失事而罹难。因此，关于他对狱友赵明德在狱中的表现，我们只能从他的遗孀玛伊努尔·哈斯木的转述中去了解。老人说：赵明德是唯一能够与阿合买提江说俄语和帮助他学汉语的“囚犯”。王鹏在1936年至1938年恰恰是在莫斯科学习受训，虽不能说是精通俄语，至少能够用于口头交谈，这和赵明德的情况是吻合的。不仅如此，阿合买提江1936年也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接受过共产主义教育，[179]他与当时在莫斯科受训的王鹏很可能早已有同窗之谊。玛伊努尔·哈斯木回忆表明，阿合买提江已经知道赵明德是东北人，为了抗日投奔革命圣地延安，谈到了学汉语等等，那么可想而知，“赵明德”实际上已经充当了阿合买提江的患难知己和革命引路人的角色。难怪阿合买提江在三区革命后出任新疆省联合政府副主席时，还专门打听他当年在狱中结识的这位良师益友的下落并为“没有得任何音讯”而遗憾终身。

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玛伊努尔·哈斯木老人大作的发表，今天我们终于实现了“王鹏”和“赵明德”两个阶段传奇般的经历的成功对接。这样一来，这位中共中央联络员的光辉业绩便完整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王鹏以其对党对人民的忠诚和智慧，不仅把党中央的指示和全国抗战的重要信息传达到孤悬敌后的东北抗日联军指战员，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还在点燃革命的火种。他确实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