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批示救战友_《万生致天生》及有关领导批示考

周恩来批示救战友_《万生致天生》及有关领导批示考

《汇集》甲7，第333页收录了《万生为营救奉天被捕同志给天生的信》及周恩来就此信对天生的亲笔批示，现考释如下。

万生给天生的信签发时间是“3月16日”，按收文戳记上标示年代是“一九三一年”。“万生”是“满省”的谐音，即中共满洲省委的代称。“天生”又是谁呢？当时在沪的中央负责人如向中发化名为“特生”，周恩来化名为“伍豪”有时也称“冠生”，李立三化名为“柏山”等等，未闻谁是“天生”。近查阅李实同志回忆录，始知当时在上海党中央组织部工作确实有个化名“天生”的人。此人叫黄文蓉，又名黄珍然，党中央转移到苏区后他曾在上海中央局当过组织部长。“万生”写信时，他虽然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以组织部工作人员身份曾直接跟各省发生联系，满委也曾通过他向中央汇报。尤其令人注意的是，就在万生给天生这封信上，还有一位未露姓名的中央领导人写给“天生”的批示，而这一批示经中央档案馆专家鉴定，是周恩来的亲笔无疑。“万生”信中交代，其主要内容乃是来自“奉庄”的报告。有的读者可能会因此认为“奉庄”是奉天党组织的代称。当时的奉天（张学良东北易帜后改为沈阳）虽然亦建有市委，但信中所说的营救被捕党员事的主要经办机关并非中共沈阳市委，而是委托中央特科在满的分支机构——满洲特科来办。当时的满特主要负责东北地区政治、军事情报、营救被捕党员、保卫党的机关安全等项工作，其主要负责人为邵一纯，成员有赵唯刚、刘伯刚等。满特是受中特和省委双重领导，其向中央报告亦常由满委转呈中央。因此“万生”所述“奉庄”的报告，实际上就省委转呈满特的报告。

弄清上述关系，再考察原信内容就比较容易了。信中谈到营救被捕党员事共涉及三起案件：

第一起是1930年4月李子芬19人被捕入狱案。李子芬，湖北黄梅人，曾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1930年3月初接替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旋即被捕。满特报告指出：

此案已于一九三○年十月中暗地判决，最重者为十年，轻者一年半，本来说张学良回奉即宣判，但至今还未宣布，内中尚有数人或将释出（内有子芬，丘九亦或在内）。[143](www.guayunfan.com)引文中“丘九”即“邱九”。实际的情况是，满特通过被捕党员丁君羊和王心斋的亲属关系，分别找到国民党中常委丁惟汾和张学良亲信、辽宁教育会长王化一，并促使丁、王二人向张学良疏通关节，设法对此案加以缓解。这年5月，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大”，丁登门拜访，请张对此案从轻发落。丁说，如按蒋介石的要求，将他们解往南京，那他们一定是雨花台上的鬼了，“我不愿看到我的后代先我而死”。张立刻表示：“我看在丁先生面上，就把他们放出来好了”，丁又反对说：“那也不好，那他们又要回到他们党里去，还是关他们一段时间再说吧！”[144]张回沈后即命令王化一：“你通知颜文海，传达我的意见，不许用刑，无论如何不能把这批人解走，尽量拖下去。”满特当然不知其中奥妙，因此认为“此案营救无可能”。

第二起是1930年11月张浩（即林仲丹）等25人被捕入狱案。张浩，原名林育英，字祚培，又名林仲丹，湖北黄冈人。1929年以全总特派员身份来东北指导工运，李子芬被捕后代理省委书记。1930年六届三中全会后于11月间去抚顺贯彻全会精神，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说服抚顺县委停止执行暴动计划，返回沈阳途中因叛徒范青告密，在火车上被日本特务逮捕。满特报告中指出：

今已押于第一监禁中，幸归高等法院办理。仲丹被捕时，身虽无证物，但同时被捕者有二十五人之多，原因为告密，故丹被捕后，指证者甚多，并有同时被捕之张麻子，因受刑不过，亦指证仲丹，并说出一切，因此丹已受刑极重，关系亦居首位。关于此案正在竭力设法调查，营救方法大概请律师进行，如果无效，再用别法，将来成效与把握，则不敢一定言之。[145]

“今已押于第一监禁中，幸归高等法院办理”，“监禁”中的“禁”应为“狱”的谐音。这是指抚顺日本殖民当局已将此案有关人员引渡给中方处理。在抚顺日本人拘押期间张浩等“受刑极重”，引渡给奉张当局后在高等法院所属奉天第一监狱至少可以不受酷刑，相比之下也算“幸”事。但因案情重大，且有人指证，营救亦较困难，将来成效与把握，则不敢一定言之。

第三起是1930年12月7日陈潭秋等7人在哈尔滨被捕入狱案。陈潭秋，也是黄冈人，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张浩被捕之后陈潭秋也于12月初偕同团省委书记王鹤寿在哈尔滨指导北满党的工作。12月7日下午在特委书记孟坚家开会时被特警逮捕。满特报告中指出：

前已派△△（编者：××）同志前去营救，虽然是极力营救，但是仍然未有任何消息，现在押于哈司令部。今所可办到者，只有探得消息而已。[146]

这里所说的哈司令部是中东铁路护路军总司令丁超[147]的司令部。据后来侦知，陈潭秋等被捕后先押在特区警务处，不久又转押到丁超司令部。国民党特务用各种刑罚，陈等坚不吐实，只是因在孟坚家查出了党的文件，故分别判处孟坚有期徒刑7年，陈、王等有期徒刑4年。

综合以上三起案件满特在报告中指出：“由全部看来，关于营救事，不易办理”，“要知道此处之困难，不是要极力进行”。所谓“此处之困难”突出的表现在经济上。“奉地互会成立虽有数月，但上海互总置之不加闻问，更加经费亦不寄给”，致使奉互会连吃饭都成问题，更无法顾及营救被捕同志和救济其家属等项事宜。

“万生”这封信后面便是周恩来亲笔批示：“天生：此信我看过，望告济总党团，速汇款去救济在狱人士，至急勿误！”

好一个“至急勿误”！寥寥四字充分表现了周恩来对革命对同志的极端负责的精神。透过那刚劲的笔迹，我们仿佛听到了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急切关注着关东革命斗争形势的心声，仿佛看到了他对狱中战友遭受酷刑感同身受的情景。这段批示没有标明具体时间，但据内容判断最早不过同年3月下旬，至迟不过同年12月初。这一段时间，恰恰是党的中央机关的多事之秋。

我们知道，这一年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在党内占了统治地位。1月17日，何孟雄、林育南等党的高级干部在上海被捕，2月7日全部就义。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6月21日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148]擅自外出，并且在外面住了一夜。第二天出门叫出租汽车时，被人认出而遭逮捕……[149]作为中央政治局三名常委之一的周恩来，此时不但要担负着主持中央繁重的日常工作任务，而且还兼任中央军委书记，负责指导红军和苏区的工作，真可谓日理万机！

然而，在百忙中他却特别关注几千里外的东北的被捕同志，做了上述批示，这是出于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意识，但这件事也生动地反映了周恩来本人的个性。一则，周恩来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深知人存事兴、人亡事废的道理。这三起案件中许多人都是党的高级干部，民族精英，国家栋梁，一旦有失，将对党的事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二则，周恩来又是一个重情义的革命者。三起案件中许多人都是周恩来熟悉的战友和旧部。因此，尽管他明知“济总”（即互济总会，是党领导的专管救济被捕党员及家属救济等事宜的群众团体，总部设于上海）的经费当时非常紧张，并且当时的中央机关和他本人的处境也极其险恶，经济上也十分困窘，但衡量轻重，还是把营救东北狱中同志的事放在“至急”的位置上，批示济总党团（七大后改称党组）速办勿误。

有周恩来的批示，济总当然不能怠慢，尽可能快地拨款解急。满委和满特利用这笔款子打通了各层关节，于是到1931年12月李子芬等19人等先被营救出狱；接着，翌年1月，张浩等也步出监牢，“无罪释放”。他走上新的工作岗位，到这年7月间，党组织又设法买通了时任哈尔滨伪剿匪总司令于深澄（外号于大头），将押在该处的陈潭秋等被捕同志全部营救出狱，周恩来的批示，终于得到了圆满落实。[150]

20世纪30年代的周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