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丽石与任弼石

吴丽石缘何中途留奉整顿团组织_吴丽石给任弼时的两封信与罗思危给团中央的报告考

《汇集》甲1册第57页收录了吴丽石 [22]给任弼时一封短信，其内容是报告整顿党团组织情况。该信用词准确，语言顺畅，并无难懂之处。但因涉及哈尔滨和沈阳两地早期党团组织建立的时间和整顿的原因等关键信息，因此很有考证的必要。

弼时兄：

弟于本月十四日抵哈从事各校校务整顿，此地Y校无形消灭，只有兼P校学生二人尚在。弟到后即开始组织小组，现已学生五人，组长在P干事会决定马新吾担任，弟已函京校请加委任矣。

弟经过奉天时曾将该处Y组组成，共有五人，发展虽甚困难，但同学尚努力。

据客观看来，哈埠发展尚属可能，此点殊堪告慰。(www.guayunfan.com)弟 丽实

十八日[23]

不难发现，这封信有两个疑点：一是发信时间到底是何年何月？二是吴丽石既然受党中央派遣到哈尔滨开展党的工作，为什么在赴哈途中滞留沈阳（当时称奉天）整顿当地团组织？这里似乎大有玄机。

关于第一个问题：吴丽石原信落款处标明“十八日”，无年月。《汇集》从书编者判定“一九二五年×月十八日”，并在页下注称：“月为年初某月”。笔者认为这一判定是错误的。根据之一，据辽宁史学界研究确定沈阳党团支部是在1925年暑期大学结束之后才逐渐成立起来的，时间最早早不过当年的7月，可见吴到沈整顿团组织的时间也不可能是“年初某月”。

吴丽石

根据之二，在团的三大之前，党内通信中常见的代号是党为CP [24]，团为SY，三大后改社会主义青年团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党团代号分别为CP和CY，或简缩P和Y，吴丽石的信正是用P和Y的代号，可知写信的时间至少是在三大闭幕之后。而不是“年初某月”。

根据之三，吴丽石从苏联回国是“1925年8月”，派往东北来是“1925年10月” [25]，1925年初团的三大开幕时，他正因为没搭上轮船而滞留在海参崴，为参加不了三大而焦急哩！真实的情况是吴丽石是1925年8月从苏联回国，10月初辗转到达上海会见他在东方大学同学任弼时。任是1924年秋回国到上海工作的，1925年1月30日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组织部主任，5月6日接替张太雷代理团中央总书记，7月21日正式担任共青团中央局总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吴与任相见后受任的委托于10月初起身，途经沈阳“将该处Y组组成”，于10月14日到达哈尔滨，4天后，即10月18日写了上述给任弼石的信。[26]

至于第二封信，也不是《汇集》编者所标示的“1925年初”。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他发出时间应该比前一封信晚半个月左右。

任弼石

弼时同学：

前次曾去一函，不知收到与否。我到此以后，青年运动虽未大发展，然也有相当成绩。此刻所极需者，就是宣传品，请你按期多多供给我们一些祝你

努力！

弟 苓 顿首[27]

与前信相比，这封信在称呼、落款上均有不同，前者称“兄”，落款“丽时”，比较庄重、客气；后者称“同学”，落款处是单一个“苓”字，比较随便、亲昵。因为前者偏重“复命”，而后者是偏重于“求援”，这细微的差别也可以看出他在行文用词上还是很讲究的。

“未大发展”，“也有相当成绩”，从实际情况看，1925年11月间，哈尔滨三十六棚等处，在吴丽石的组织发动下，青年工人成立了读书小组，并成立了党团支部，吴丽石写第二封信就应该是这个时间。因为正是这个时候，他们“急需”党团期刊和各种宣传品。

关于第二个问题，吴丽石之所以在赴哈途中滞留沈阳整顿团组织，笔者认为可以从《罗思危给团中央的信》中察出一些端倪。这封信收在《汇集》甲1册，第49页，兹将该信有关部分抄录于下：

我还有个建议，略述于后：奉省的学生，太显麻木，即如国家屡次的政变，本地日人平常的刺激，和本校管教的腐败，总不闻有什么感应反动，外县的中师，尤其是如此！这个大原因就在奉当局专制压迫得太厉害，学生们的传统奴隶极性太深固。但是学生联合总会不去联络他们，鼓吹他们，也算是没有尽到责任。代英同志去年《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整顿学生会》一文，我极表同情，但我尤希望中兄能设法直接向该会商量，要求他们切实整顿，对于全国中等以上学校，有个确实的统计，常常通信或散传单于各校，以期渐渐团结起来，而且成为极有势力的团体。我们对于联络青年学生作普泛的运动本有相当的使命和应尽责任，但我现在所处的一隅情形而论，我们要想直接去作算［也］作不了，而且反惹起人可虑的注意，并不要希什么色彩。若是由学生联合总会去联络他们，有效固好，无效亦不至有碍，而且有一千回呼声，总保不至无一回应声，这一一将断的气若是延续起来，就不难望其日渐有起色啊！[28]

比起吴丽石的信，罗思危这封信略显啰唆晦色，但也还可以读懂。“中兄”，有的文件也称作“宗兄”、“曾兄”、“宗菊”，是在通信中对团中央的尊称，因“宗”、“曾”都与“中”谐音，这样称呼便于保守机密。“学生”即“团员”，当时文件中把党团组织都称为“学校”，党组织称“大学”代号为P；团组织为“中学”，代号为Y，国民党为“小学”，有时也称为“民校”。“代英”指恽代英当时是共青团中央执行委员。《中国青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1923年10月在上海创刊，恽代英时任主要编委之一。[29]“学生联合总会”这里也是指团中央。“奴隶极性太深固”，“固”字应为“故”。大致的意思是：奉天省的共青团是显得太麻木了，国家每次政局的变化，省城日本人平常的横行霸道和团组织本身管理上的问题，总听不到他们有什么反对的表示。外县的团组织更是如此！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当局压力太大、团员们逆来顺受的积习太深之故，但是团中央缺乏直接指导发动也是难辞其咎的。恽代英委员去年在他主编的团刊上发表的整顿团组织的文章我非常赞成，但我更希望团中央能直接出面同奉天团组织商量，要求他们切实整顿。不仅如此，我还希望党团中央对全国各地的党团组织的情况都调查清楚，然后有针对性地通过写信或发文件进行指导，以便使团员们逐步团结起来，使团组织成有力量的团体。作为共产党员我受中央委托，联络各地青年开展革命运动，整顿团组织也是分内事，但我现在所处的环境只是辽南的一个角落，我们要直接整顿奉天省城团组织，不但力不从心，而且反倒会引起令人担忧的外人的注意。倘若团中央去指导，有效固然好，无效也不会造成负面影响，而且中央指示一千次总不会一次回应也没有吧？好比一个要断气的人，只要你把这一口气延续下去，总会有活过来的希望的。

罗思危，原名罗汉章，湖北黄冈人，中共早期党员。他是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到复县瓦房店开展青年工作的。他的这项建议显然引起了党团中央的重视，吴丽石中途滞留沈阳而后又把整顿该团组织的情况报告给总书记任弼时，就证明这项工作是衔团中央之命去办的。

原来，1925年下半年东北地区党的工作重心一度由沈阳开始向哈尔滨转移。这种转移是与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区委正在酝酿中的利用奉系军阀内部的裂痕一举夺取东北政权的战略行动有关（这一点本书在下一个专题中将有详细考证）。这一年的九十月沈阳地区党团组织创始人、中共奉天支部第一任书记任国桢[30]和共青团奉天支部第一任书记吴晓天相继被北京区委调到哈尔滨，一批刚刚加入的党团员也陆续调出，沈阳党团组织一时显得沉寂，对此罗思危并不知情，因此对该地党团工作的批评难免言辞过激。吴丽石却与他不同，他经过实地调查后认为沈阳党团组织“发展虽困难，但同学尚努力”，“哈埠发展尚属可能，此点殊堪告慰”。吴丽石并且知道中央之所以要派像他和任国桢这样一些懂俄文党员干部到哈尔滨来充实领导力量也是出于战略考虑，而具体策划和指挥这一战略行动的正是以李大钊为主任委员的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所以吴丽石在写给任弼石的信中特别说明：“弟已函京校请加委任矣”，这就是说东三省党团组织地委一级的负责人要由“京校”即中共北京区委来任免。但罗思危的建议仍然有其合理性，因为无论从现实还是长远上看，奉天省城党团组织的整顿都是刻不容缓的。

真实的情况是：吴丽石10月初由上海乘火车经北京到沈阳，根据组织安排寻找另一位中共早期党员韩乐然。韩原名光宇，朝鲜族。他是1924年初经党中央派遣来沈阳以画家身份为掩护从事国共合作和发动国民革命运动的工作的，历时已有一年半之久。他虽然不直接负责省城党团支部工作，总的情况还是熟悉的。但此时韩刚从苏联回来，美专的职务已经失掉，暂时行止不定，吴丽石几经周折才通过苏子元引见得与韩见面。至于他们见面后谈了些什么苏回忆说他并不知道。不过自那以后苏子元、李耀奎、李正蔚等在沈的共青团很快过上了正常组织生活倒是事实，吴丽石信中所说的“将该处Y组织成”想必就是指此。

既然如此，《汇集》编者为何对吴丽石写信时间做出了提前半年以上的错误判断呢？笔者认为可能与苏子元的回忆录有关。苏说：“吴丽石是1924年从海参崴（太平洋联络处）派到哈尔滨与中东路的苏共发生关系。他可能在苏联东方大学念过书，会俄语。1925年至1927年我与吴丽石在一起工作，我们比较熟悉。1926年吴把我派到中苏国际交通线搞交通工作。”显然苏子元并不知道是党中央派吴丽石来哈整顿组织的实情，仅从吴曾派送他去海参崴联络处等情况便误以为他来哈是受太平洋联络处所派，并且错记时间，以致造成误传。可见在运用口碑资料时是须特别注意考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