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之处显身手_《刘少猷致宾兄信》考

危难之处显身手_《刘少猷致宾兄信》考

《汇集》甲2所载“少猷”写给“宾兄”的一封信，是一篇颇有兴味的党史资料，但因这封信是用隐语写成的，所以不能不稍加考证和说明。

刘少猷，原名刘平楷，云南彝良人。中共早期党员，曾任中共南京地委书记、上海沪东区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他受党中央派遣偕夫人程寄如来奉天参加中共满洲省委工作。12月21日，刘少猷夫妇抵沈，刚与省委接上关系，还没来得及交谈工作就发生了省委书记（陈为人）等13人被捕入狱的严重事件。地下党时期机密文函通常采取两种传递方式，一是通过党内交通秘密传送；一是通过邮局公开邮寄，但无论哪种方式，其内容必须是密写（用特制药水写于公开书刊空白处，收到后涂上显影剂即可看清字迹），以防泄密。刘少猷急于将满委破坏消息报告中央，可当时他还住在客栈，仓促间找不到密写工具，也无法与党内交通联络。用隐语写，经邮局寄出便是唯一选择了。

刘少猷

这封信全文只有300字，共五部分内容。现抄录于下：(www.guayunfan.com)宾兄：

我已安抵此间，请释锦德。

沈家自竹山兄于前日病故后，大夫人痛子心切，亦于是日夜辞世。沈嫂亦以过哀，现滴水不入口，大郎久游未归，现音信渺无。沈氏一门，除一看门之老家人外，壮者以家无生，相继散亡，戚党亦鲜过问者。弟昨得报到沈家，得睹斯况，五中如焚，视沈嫂恐亦不久人世。沈氏一门孰料竟衰败如是，兄与沈兄故至好，得此恶［噩］耗，定痛不可仰也。

善后急需料理，弟不能不勉力任之，惟弟频年聊倒，囊中除清风外，不复有物，所信过去于戚党尚无失言之处，暂时拉借或属可能，是以弟决乞助于戚友，先使死者有土，尚望兄有以助我。

令表弟钟兄家亦频遭不幸，比沈家较强者钟君一人尚健在耳。弟以沈家事忙，尚未得往访。

前在府上得遇石兄，闻石兄云，拟来满托沈兄谋事，现沈家已如此，来何济？祈转达石兄，可不必徒劳往返也。

　　敬候

大安

弟猷[9]

开头称“宾兄”，有人可能以为是哈尔滨党组织的代号，但从内容判定不合情理，因为当时的哈县委是满洲省委的下属，而少猷的信是写给派他来满工作的上级即上海中央局的。另据1929年1月2日由少猷签字的“满洲临委”给中央的信称：满洲省委负责同志全体被捕，已略述于前缄，可知“宾兄”即党中央或其下属机关中央军委的代称。因为中央委员有时也简称为“兵委”，“兵”与“宾”是谐音，“宾兄”可能就是对中央军委的称呼。中央派他到满洲省委原来就是有担当军事工作的意图，他有责任对中央军委有所交代。用隐语写信，要求一语双关，自己人看得懂，局外人不生疑，所以比普通密函要有更高的技巧。信中称“宾兄”，使人看上去不过是朋友间寻常通信罢了。

正文第一段：“我已安抵此间，请释锦德”。“锦德”、“锦泥”，是旧时信中常见的敬语，意为惦念、挂念等，是说我已安全到达沈阳，请中央放心。

第二段是报告满委破坏的严重程度，也是这封信的重点。“竹山”与“诸三”谐音，大抵是指省委三名常委，即书记陈为人、组织部长吴丽石、宣传部长唐宏经，“病故”即被捕。“太夫人”确指何人无从考知，也可能泛指其他被捕人员。写信之时刘少猷对被捕人员和详细过程尚且知之不多，以为是常委3人被捕在先，其他人是夜里被捕的，实际上是13人同时在开会地点被捕，这是以后才弄清楚的。沈嫂当指陈为人夫人韩慧芝（时任省委妇运部长）及其他住机关女同志。陈等被捕，按规定其住处暂不能使用，其夫人韩慧芝等也有受牵连被捕之可能，所谓“滴水不入口”、“恐亦不久人世”即指上述情形。大郎有两种可能，一是指省委委员工运部长张子安，时赴沪参加全总会议。二是指省委委员团省委书记张任光，他当时虽然也被逮捕，但乘乱逃走，刘写信时还未找到他，似乎也是“久游未归”。笔者认为后者可能性更大。“看门之老家人”可能是指谢觉哉，时为中央特派员，在满委秘书处帮助做技术工作。他也刚刚来沈，可能在12月24日与少猷在满委秘书处所在地福安里邂逅相遇。至于“壮者”、“戚党”则是指机关工作人员和外县区党组织成员，省委机关破坏，按例须分散躲避，暂停接触。从以上描述中，党中央虽不能详察事件全部过程和细节，但满委领导人已全部被捕、工作已完全停顿的严酷事实则已确知无疑了。

第三段是表示决心承担满委组织的恢复工作，希望中央尽快资助。“善后急需料理，弟不能不勉力任之。惟弟频年潦倒，囊中除清风外，不复有物，”他说自己已经“两袖清风”了，只能向亲戚朋友拉借。这里“戚友”是指互济会和下属组织。但这些只是权宜之计，最终还是要中央寄钱来。这里所说的“死者有土”即是指先弄清楚被捕者押在何处，弄清此事须用钱打通关节，然后才能设法营救，因此也需要钱。

下面的两段话提到“钟兄”和“石兄”。“令表弟钟兄家亦频遭不幸，比沈家较强者钟君一人尚健在耳”。“钟兄”是指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亦称“特科”）设在东北的分支机构——“满洲特科”而说的。“满洲特科”（简称“满特”）1929年底在沈阳正式建立，书记蔡伯祥（原名邵挟民、邵一纯，化名光子），秘书长赵唯刚。他们在沈阳中街开了一家“善首医院”，以行医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信中说“钟兄家也频遭不幸”当指满特建立后也曾有人被捕，但蔡伯祥还在主持工作。因满特刚筹建不久，中央可能关照刘少猷顺便了解情况，所以此信中特别交代。但又说“弟以沈家事忙，尚未得往访”。可见关于特科的上述消息也是得之于传闻。“前在府上得遇石兄，闻石兄云拟来满托沈兄谋事，现沈家已如此，来何济？祈转达石兄，可不必徒劳往返也。[10]”读者切不要以为这里的“石兄”就是满委档案中常见的“石同志”。满档里的“石同志”是吴丽石，这里的“石兄”名为石少渠。刘少猷在1929年1月13日给中央的信中写道：“做军事工作石少渠同志已否来满，望即电复。已来则电文曰：‘兄病愈释念’。未来则电文曰：‘弟病愈释念’。[11]

陈为人等被捕入狱，是满洲省委成立以来所遭受的最大破坏，“党的干部虽不能说一网打尽，所剩者是有限的一二而已”。刘少猷不愧为有担当有谋略的革命家，他此时此刻确实起到了兴亡继绝、起死回生的关键作用。就在这封信发出的同时，他不顾自己云南口音的障碍和被捕入狱的危险千方百计联络同志，终于找到被捕后又逃出来的团省委书记张任光，同张一起召开了党团省委联席会议，成立了以他为首的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并一鼓作气地进行了党团组织的恢复整顿和群众运动的发动工作，到1929年4月中旬第一次省执委会召开时，东北地区已有奉天、哈尔滨、抚顺、大连、营口、台安、延边等19个地区建立了32个党支部，党员人数已达到省委大破坏之前并略有超过，抚顺、奉天等地的工人斗争，沈北、庄河、台安等地的农民抗捐税的斗争，也已开始发动。[12]短短几个月时间取得这样大的成绩，是了不起的事。

然而，正当他们满怀信心地贯彻省委一次全会精神的时候，新省委班子内部却发生了领导成员之间的不协调的问题。

1929年1月2日，满委对省委破坏的原因及经过给中央的信

原来在1929年1月间省临委成立时，委员们一致公推刘少猷担任省临委书记兼军委书记，刘少猷、张任光、韩西平3人为常委，韩兼组织部长、张兼宣传部长。同时请中央派王仲一来满洲省委任工委书记，前工委书记张子安派回省委做内部工作，并可使常委增加到5人。但这一分工报到中央后长时间没有回音。一直到2月16日中央才正式批准满洲省委第四届正式成员名单。省委正式委员7人：王立功、刘少猷、韩西平、张子安、王仲一、孟坚、张一修（路工）；候补委员3人：任国桢、刘子奇、哈县铁路工人大李。王立功、刘少猷、韩西平为正式常委，孟坚、张子安为候补常委，省委书记王立功，在他留沪养病未回省委之前由刘少猷代理省委书记。[13]党中央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是因为受到共产国际片面强调领导干部工人成分的影响。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第一书记布哈林[14]曾批评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说他们都是“大知识分子”，要求让工人出身的干部出来接替他们，于是一时间工人出身的干部担任党的各级主要领导，便成为鉴别党的组织路线是否正确的重要标志。对于中央的这一安排，刘少猷不甚理解，他以代理省委书记的身份带领省委一班人努力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而省委书记王立功于1929年3月间回到奉天之后，还不能坚持工作，只是住在旅店养病，一切仍由刘少猷安排调度。一直到4月中旬中央明令调刘少猷返沪，省委还要他交接工作，这样就和王立功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许多重大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省委工作陷于混乱和停顿，5月间刘少猷离沈返沪后王立功写信给中央罗列了刘少猷所谓“根本观念动摇，反对六大决议”等三条罪状，后经中央调查并召集有关干部会议进行调解，给出最后的结论是：“关于少猷同志根本观念动摇批评太过火”，“失了批评的立场”。[15]会后，刘少猷留沪被党中央另行分配工作，1930年7月在云南壮烈牺牲，年仅28岁。当然，这都是后来发生的事。

这里我们还要提到一位当时中央特派员正在东北巡视，他就是党的著名老战士谢觉哉。在东北进行了近3个月的调查，他于1929年4月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工作报告，对第三届省委的大破坏和第四届省委的状况，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指出：

总之，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只是文化非常落后，旧思想非常浓厚，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但是不能说那地方不好做不能做。满洲党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经过相当时日，不难有很好的成绩出来。[16]

谢觉哉的这份报告，对于中共中央下决心做出满洲省委的新人事安排起了重要的作用。1929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派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刘少奇出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17]

透过一纸300字的短札，我们可以看到革命先烈刘少猷的高尚的道德风范和人格魅力已经活脱脱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危难之际以何等主动负责的精神承担革命重担，维护党的利益，关心同志的安全！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