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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_有利_有节的抗议――《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考

时间:2022-03-20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有理_有利_有节的抗议——《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考在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同友党友军的关系问题时,需要遵循 “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公式,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汇集》甲61第337页所载有《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以具体而鲜活的历史经历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一个月后抗联领导人得到通知,原来的王新林已被苏方撤销联络员的职务并调离军职。

有理_有利_有节的抗议——《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考

在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处理同友党友军的关系问题时,需要遵循 “团结-批评-团结”(即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这一公式,这已被历史实践所证明。那么在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处理同国外的友党友军的关系时,这一公式是否仍然适用呢?《汇集》甲61第337页所载有《周保中致王新林的信》,以具体而鲜活的历史经历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

这封信写作的时间是1941年9月15日,档案提由注明是“关于野营游击队的工作及领导原则问题的意见”,为了考证方便,在解读正文之前,先把野营和授信人王新林的背景情况作一简要说明。

所谓“野营”是指1939年底随抗联领导干部过境的部队,在苏联远东军的帮助下,相继建立了的南北两个驻屯所(或训练处),以便统一领导与管理,后来逐渐转为被派往东北开展活动的“抗日游击小部队”[201]。抗联在习惯上把临时驻屯所称为野营。野营有两个,在伯力附近的驻屯称为北野营,在双城子附近的驻屯称为南野营。因北野营附近有个叫费·雅斯克的小村庄,故当地人称北野营为“雅斯克野营”。苏联人称黑龙江为阿穆尔河,俄文为(Aмур),取字头A,而读俄文字头“A”谐音,这样北野营称之为A野营。南野营(即沃罗什诺夫[现在称乌苏力斯克]Bopщилов),读俄文字头为“B”的谐音,南野营又称之为B野营。当时在北野营的苏联军官有五名,大尉杨林主任,上尉吴刚,中尉李季南任翻译和一名青年医官等,南野营苏方也配备了相应管理人员,但与北野营相比,他们的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相对较弱。因为南野营由双城子驻军领导人代管,而北野营则由驻伯力的远东军总部的王新林直接领导。

至于授信人王新林本书前边已经说过,是苏联远东红旗总部派出的负责与东北抗日联军进行联络的主要负责人的称号,最初的代表为瓦西里,后为便于东北抗日联军同志称呼和保密,遂用“王新林”这个谐音。这里的王新林是第二任王新林(苏联远东情报部少将部长索尔金),这封信就是周保中写给索尔金的。该信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是提出三方面原则意见,后面是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四点办法。

敬爱的王新林同志:(www.guayunfan.com)最近许多工作问题有关涉到原则方面,我不能不向您提陈意见:

一、Bopщилов城游击队野营那边,我很久以前就一再请求你准许我到那方面。这不但是我的责任应该,并且对于我们东北游击队人员领受苏联负责同志的工作任务,在为工作更多利益与必需方面,我也应该到那方面去巡视我们游击队的工作。尤其是昨天由李海同志交给我那封金日成来的信,金日成是南满第一路军现在唯一重要的干部。杨靖宇、魏拯民两同志牺牲以后,只有金日成能继续负起南满游击指导之责,而这个问题关乎南满金部问题。目前,按照中共党组织系统的规定,只有吉东党和第二路军指挥部才能讨论决定,并且必须讨论决定。金日成部队春天由Bopщилов城派回满洲,是由ΧаБаровсk方面决定和给予的任务。金日成既于八月二十八日回到B城,三十日给我来信,除报告经过以外,还有许多有关南满、东满游击运动问题,金日成要求和我见面讨论决定,这是必需的。但是我昨天才得到金日成的信,同时昨天金日成又已被B城派走,我什么工作也不能进行,金日成为工作任务的要求也没有得到结果。我不明白,B城负责同志为什么这样办?[202]

从信中陈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双城子驻军领导人不顾南满抗战的要求,不同抗联领导人商量就调金日成执行侦察任务,于情于理都是错误的。不符合双方商定的原则,也不利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周保中对于这些做法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周保中是1941年3月31日给南野营金日成写信部署小部队派遣工作,直到5月7日金日成才收到这封信,派往东北小部队季青、崔贤、陶净非已经出发,南野营不得不另派交通员返回东北去找季青。同样南野营8月由于有许多事情必须向周保中当面报告,但也因为苏方的命令没能如愿以偿。9月初金日成已经再次被远东军派出执行侦察任务。这一时期,南野营的苏军军官按远东军意图,在没有征得周保中、张寿篯同意的情况下,把一些指战员调出执行侦察任务。这种违反《三一九提纲》的工作精神和霸道作风使周保中忍无可忍。苏方个别军官违反双方达成的君子协定,越俎代庖,粗暴干预抗联内部决策的错误做法,以前就多次发生过。在《三一九提纲》通过之前的一次双边会议上讨论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关系问题时,苏方代表中双城子驻军负责人,就曾提出过一个将东北抗联与中共组织“分开”的提案,这实际上就是取消中国共产党对抗联的领导,取消抗联的独立性。周保中等当即驳斥了这种错误论调,他义正词严的发言,得到了远东军总部和伯力驻军负责人的认同,这样反映双方互相支持平等合作的《三一九提纲》才能得以通过。不料一年后在第二次伯力会议期间,王新林(即第一个联系人瓦西里)又提出一个所谓“关于党的工作和党的领导组织问题的”指示提纲,发给抗联各路军领导人要求答复。提纲以中苏双方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利益一致为由,主张把两国军队合到一处,统一由王新林指挥。[203]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坚决反对,认为这不仅违反共产国际规定的不干涉各国党内部事务的原则,而且会使“日寇、国民党都有进攻的口实”。双方争执不下,决定上报共产国际执委会。现据季米托夫日记所载:1941年1月16日,哈巴洛夫斯科的远东军事委员会委员及比留科夫等到季米托洛夫办公处商议东北游击队和党组织问题,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局和派遣党的工作者至东北。”[204]明确否定了王新林担任抗联总司令的荒谬提案。一个月后抗联领导人得到通知,原来的王新林已被苏方撤销联络员的职务并调离军职。新上任的苏方联络员仍叫王新林(索尔金),在筵请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时宣布,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完全同意周保中等中国同志的意见,[205]“不同意前任远东方面军司令对待抗联同志的那种做法”。[206]

有了以上两次斗争胜利的经验,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从1941年夏至1942年3月底,一面多次口头和书面要求王新林改变这种错误的工作方式,一面召开野营党委会议,明确规定没有经周保中、李兆麟批准,任何人无权在野营调人。由于抗联指战员上下一致据理抵制,苏方随意调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随后又发生了调出人员不能按时返回的问题。

我们南满第一路军重要干部之一伊峻山同志,今年春天,我们亲自问过B城负责苏联长官同志,他答复我:“不错,伊峻山同志已到了我们这边来,我们把他派走了,不久以后他回来,再要他到你那边去解决问题……”但直到现在伊峻山同志没有下落。又有第一路军的韩义和同志及其部队亦由B城直接和他发生关系,支配他的行动,并不经过我们的关系。又第五军五常部队的重要负责干部陶净非,听说他也到B城来找我,B城负责同志直接支配处理,不知道把他派到什么地方去。又七月二十四日“瑞金”同志由B城来X,在您指示的原则下,规定派遣季青小部队往宁安方面去,安吉小部队向金日成部队方面去。并且规定,季青、安吉、金日成等各小部队在行动中,都应互相联络。但现在的事实就金日成来信看出,安吉并不曾向金日成方面去,季青、安吉和金日成各部队也没有得到B城指示联络方法。结果,这些小部队,成为没有中共党组织领导,没有满洲游击队系统联系,盲目的各自行动着。

我认为这是由于B城方面的负责同志,违反XAБAPOBCK集中统一指导的原则决定。不错,目前苏联边防对满洲的侦查工作是万分必要,正是因为万分必要,更应该有系统的来进行,不能把这种重要性的工作,视为一时的局部利益。同时B城负责同志这样的支配工作方式,完全忽略了苏联政府援助东北游击运动的根本用意,忽略了国际兄弟党的工作诚恳性,这样是很不妥当的。

二、今年夏天到现在由A野营前后共派遣出六个小队,还有个别临时派遣的人员,大约五十名以上。这还不算以前所派的。对于这些工作人员,也应更多注意到他们的工作可能的条件以及人员的配合,天候季节,派遣的时间快慢等等。例如在这些小队派遣人员中曾有因列换小队人员不相当的,如袁凤山小队,因而就发生欺骗报告和违反指令的行动。又如陈玉华本系一体格极弱的女子,把她派同小队活动,根本欠考虑。金元积单个的派他穿军衣带武装远去富锦、同江侦查,这事各方面都不妥当,而金元积因没有携带护照,到了饶河游击队后方,被认为是逃犯,而被枪毙了。刁永昌、宋殿选是不能执行独立工作的,因此我最初的决定是要他们跟随夏振华行动,但后来改变了,要刁永昌、宋殿选独立工作,结果毫无成绩。

今年六月初,由于您的决定,把安置在苏维埃农庄的一百十一名人员转送到A野营集中管理教育和分配工作,这是最正确的、最好的办法,但是后来没有实行,结果这部分人是零碎的分散处理了。这部分人被挑选出做工作的人员,并未经过游击队负责人员方面的严格审定,请求你对于他们的工作支配上是须注意的。[207]

文中的伊峻山应为伊俊山,原名伊绍宗,吉林蛟河人,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抗联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韩义和应为韩仁和,他所率领的部队是抗联一路军总部教导旅。陶净非原名陈明亚,吉林省德惠人,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时任五军二师政治部主任(即政委)。伊俊山于1941年春被远东军双城子驻军领导人调走执行任务,直到9月份没有下落。韩仁和、陶净非同样被远东军调派不知去向。周保中在给王新林的信中强调“由Bopщилов野营出发之金日成部队,请你注意该部队的行动消息,确保联络”。[208]8月末,金日成从小部队返回南野营,要求与周保中见面,但苏方不征求周保中的意见,金日成又被B城苏方负责人派走。周保中在信中指出,由于抗联的这些重要干部被调出后,不经周保中等抗联领导人的同意,采取“刘备借荆州”的办法,使他们“成为没有中共党领导没有满洲游击队系统的联系,盲目的各自行动着”,[209]显然这对中苏双方的对敌斗争各部是不利的。从1943年6月,远东军从南、北野营和教导旅 [210]内先后派遣小部队侦察人员共有213名未能归还原队。[211]抗联也因此被严重肢解。因此周保中指出王新林的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关于工作派遣和工作进行,我认真请求您注意到时间效率。过去许多工作进行是很迟缓的,不很适合于军事行动的要求。我们游击队的工作进行也应该包括在军事行动性质范围以内。不错,我们游击队自己有许多行动上的缺点和错误。例如直到现在北满四个电站不通电报,来密码的信不能翻译等等。正是因为这样,对于北满的交通联络,更应该讲求迅速补救的方法和贯通工作指导。但是北满七月初到了X城的交通员,直到现在还不能派往回走。王效明、姜信泰部队,早在七月底决定,而到八月底才实行派走。B野营给我的七月九日的信,我九月初才接到手。其他的工作进行也是有许多迟缓的地方。这样不适合于工作要求,即不适于军事要求。

……

B请求您给予A、B两野营降落伞员或非降落伞员,应该给以“马术教练”、摩托车、汽车司机的训练。对于妇女,我听说您已经挑选她们学习降落伞。我想,同时应该给予“看护”“医药”进一步的训练。并且对于男女人员如果有时间,有可能的话,应给与军用俄语的教育。[212]

周保中在公开信的最后一部分请求王新林要“注意到时间效率”,在“过去许多工作进行很迟缓的,不很适合军事行动的要求。”同时,他还认真检讨自身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例如“北满四个电站不通电报,来密码的信不能翻译等等。”当然要克服这些缺点,解决存在的问题,就需要得到苏方的帮助,于是提出了请求苏方帮助培养技术人才的问题。实际上在1941年的春开始,周保中就已经注重留守在南、北野营的抗联指战员的军事基本训练问题。抗联老战士李在德回忆说:“周保中派我去学习发报业务。我担心自己文化水平低学不好,他就鼓励我说,你有决心就能学好。……苏联派人教授了无线电原理,收发报机的结构和性能,平时自己练习收发报,还学习无线电的使用和维修。”[213]周保中向王新林提出要给予A、B野营降落伞员或非降落伞员,应给以“马术教练”等等训练。这些要求和建议,在以后的日子里,苏方基本上满足了这些要求,进而保证了军事训练的质量。

总之,东北抗联在野营期间同苏联远东军始终进行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提高了抗联领导干部对东北党和军队集中、统一领导的认识,为东北党组织的统一,奠定了思想基础。同时,抗联指战员继续保持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处理好同友党友军的关系,遵循 “团结—批评—团结”这一原则,为维护东北抗联和党的独立性进行着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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