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主要文件

一次高举旗帜_纠正错误的重要会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议主要文件考

1938年4月末到5月中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在今黑龙江依兰县内巴兰河上游大青山召开了第七次常委会议。省委常委张兰生（即鲍巨魁）、冯仲云、魏长魁出席会议，省委执行委员、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委员李兆麟（时名张寿篯）列席会议。会上，省委书记张兰生作了题为《彻底拥护和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主题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据此通过了题为《彻底拥护、执行中央策略路线，坚决反对“珠汤中心县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之“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的决议案（以下简称《决议》）。也许是因为受到抗联历史争议问题影响的缘故，对于这次会议的功过是非学术界长期以来认识颇有不同，有的认为这次会议在赵尚志不在的情况下错误地开展了“反倾向”斗争，除了使赵尚志受不公正待遇而外许多人都受到处分，都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有的则认为这次会议纠正了“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撤销了赵尚志的领导职务，避免了党的分裂，没有什么消极作用。对于这两种意见，笔者都觉得有片面性，从以后北满抗日新局面出现的情况推断，这次会议的功绩应该是主要的，但由于个人的见闻所限又拿不出令两者都比较信服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直到最近，经过仔细的考察会议的全部文件，又结合这一考察重温了当年毛泽东的有关著作，结果确有茅塞顿开之感，于是产生了与读者分享这一感受的欲望。

这次会议最有代表性的文件便是上面提到的《报告》和《决议》，我们的考察中也不妨从这两份文件开始。两份文件很长，总计全文25000余字，这里拟从四个方面对会议的内容和作用进行概括地考证和分析：

一、关于树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策略路线对北满抗日斗争的指导地位

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强盗疯狂残暴的向中国武装进兵，着力实行其完全殖民地化与独占中国的强盗征服政策。因中日矛盾的尖锐突出，而将其他帝国主义与中国的矛盾推入到次要地位。同时它又扩大了日本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矛盾的裂口。这使各帝国主义日、英、美等再不能像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后，结成统一战线来反对中国反对中国革命。

中日矛盾的紧张，使中国国家和民族到了千钧一发和危急存亡之期，所以使国内阶级间、集团间的矛盾，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东北的实例告诉了全中国各党派，各阶级，各集团等，只有两条出路：或者是继续内部分裂，屈服投降日寇，同归于尽，沦为亡国奴；或者是团结一致同仇日寇，以争取祖国和民族的生存。尤其是苏维埃区域和红军的扩大和巩固。成为抗日救国事业之中心支柱和核心。因此使中国国内资产阶级，军阀各集团及其政党，不得不改变其政治面貌；而走向与中国革命力量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道路。(www.guayunfan.com)我党伟大的中央，在马克思、昂克思、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养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斗争的主要方向，规定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革命现阶段的战略是：联合全中国人民起来，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麻痹其他帝国主义的动摇性，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实现无产阶级政治领导，以取得中华人民的解放和自由。因此而提出了“建立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口号。同时又根据了运动发展的过程；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如“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规定出具体行动计划和步骤，而决定努力实现“国共第二次合作”。[122]

引文中“苏维埃区域”和“红军”是沿用七七抗战前的称谓，实际上红军已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苏区”是指我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昂克思”即恩格斯。张兰生在“报告”说的这段话是对当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的新阶段战略策略的正确性和伟大意义的概括和论证。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报告》中这一概括和分析正是依据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任务》一文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发挥。事实上也不仅是这一段，在张兰生《报告》和会议《决议》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英明决策的赞扬，声称“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学说陶冶之下的中央：能够迅速的及时的根据了客观的环境和主观力量。决定了自己的主要方向，规定了革命力量的配置，而定出的革命现阶段的战略”。这就表明，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集体已经确信党中央关于“全民族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和“建立统一的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战略决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典范。所以，尽管当时还没有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北满临时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已经在努力高举这面旗帜了。

先是，在这次会议召开的半年左右，已经与党中央失去联络的北满临时省委得知1937年5月2日至14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消息，并且从国际交通线和吉东省委传来的《救国时报》上读到了毛泽东在会上发表的两篇讲话，即5月3日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5月8日题为《为争取千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以下简称《结论》）。毛泽东这两篇著作原本是为迎接全面抗战而发，传到北满时全国抗战爆发已近一年，但在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看来仍不失为久旱之后的甘霖。不管是知识分子出身的李兆麟、冯仲云，还是工人出身的张兰生、魏长魁，都不惜挤出战争生活中的分分秒秒去学习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并结合北满抗日游击运动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交流心得体会。1938年2月李兆麟率先写信给北满临时省委，提出“扫清‘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及其‘左’的分子”的斗争，并明确强调“毛泽东同志在中共苏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提纲及结论，这［是］我们工作的主要根据”。[123]事实上，张兰生的《报告》和会议的《决议》的每项内容都可以找到与毛泽东两篇讲话的联系，可以说是两篇讲话的立场、观点、方法在处理北满党内问题的具体应用，是以毛泽东思想之矢射北满抗日之的一次尝试。《决议》中的下面这段话可以看到他们是怎样用毛泽东讲话精神去分析东北目前革命阶段的形势和战略策略的：

张兰生

……一九三三年冬，新的革命高潮又开始高涨起来，而游击运动成为这一革命高涨中的重要成分。然而这一新的革命高潮在东北各地是不平衡而采取不同形式，成熟得非常缓慢，运动相当软弱，尤其是在城市中工业中心群众斗争非常薄弱。党在工人阶级及劳动群众中没有斗争基础，游击运动仍旧有其优点、成绩和弱点困难。但是东北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当然有很多次革命波澜（如一九三四年珠河，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下江等），这一新的革命高潮非常高涨点，还有待于国内抗战加剧，国外群众革命斗争之发展，国际矛盾加紧，尤其是东北广大群众在共产党直接领导之下武装起来。

东北共产党战略和策略是针对日寇，驱逐日寇光复东北。紧握全民反日统一战线，麻痹“亲日派”分子动摇性。利用中日矛盾、国际矛盾、国外的革命运动作为自己的后备军。根据运动的起落，利用良好时机作为进攻或准备进攻的据点。现在东北还没有直接革命形势，所以现实的策略，不宜于总的进攻，应该是善于准备，善于利用良好时机养精蓄锐，及时的瓦解敌人。因此，现在党的策略应该准备和积蓄我们的力量，巩固秘密的共产党，加强他的组织威信和领导作用，消灭自己与群众隔离现象。要使广大群众革命化，保存和培养干部，发展和保存现有游击队，而不是“孤注一掷”的方式，这样才能取得更大战争和更大事变之基础。王康信对东北革命阶段之估计及对东北党当前策略之指示，正是站在这一非常重要意义之立场。

……王康信所指示的任务仍未全部实现，但客观形势要我们迅速走出王康信所指示之阶段，要我们迅速迎接新的革命高潮。[124]

需要说明的是，这段引文中标点断句《汇集》有过当之处，笔者抄录时已直接更正，不多注明。上世纪30年代新式标点尚未普遍流行，许多人还保留“文不加点”的习惯，出现断句错误往往是传抄过程中发生的，并非文件本身之误。引文中所提的1933年冬开始出现的“新的革命高潮”是指贯彻一一七宣言和一二六指示信之后，纠正了“北方会议”的错误政策，推动和领导了抗日武装的联合，开创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新局面。多数东北抗战史专家们认为这是东北地区继九一八时期风起云涌的义勇军抗日运动失败之后的第二个抗日斗争的高潮。“王康信”，即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5年6月3日以正副团长王明、康生名义发出的《给吉东负责同志的秘密信》即通常所称的《王康指示信》中指出：目前“不是最后决定胜负的时期”，我们的策略现实不是将所有的反日力量“孤注一掷”，而是要更大的准备群众，积蓄力量，保持和发展游击队的实力，培养大批的军事干部，以作为准备将来的更大的战争和更大事变的基础。对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这一战略指导，在一段时间的吉东、北满和北满内部都曾有过不同的认识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北满党和抗联部队的领导人曾经怀疑甚至反对这一主张，认为是消极等待“大事变”，是右倾的表现。《决议》中关于东北现阶段形势和战略的分析显然是受到毛泽东在苏区党代会上所作的《结论》的启发。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政治方针和坚固的团结，是为着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目的。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广大群众，有待于我们的宣传、鼓动和组织的工作。资产阶级抗日派的和我们建立同盟，也还待我们的进一步工作。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没有这样一种努力是一切都不成功的”。[125]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一书当时还没有问世，但其基本精神在这里已经得到反映，而《决议》也正是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用持久战思想分析东北现阶段形势和战略策略，分析的结论是：“尚未超出王康信所指示之阶段”，从而也就确认了1935年代表团发出的《六三指示信》对东北地区现阶段的战略指导同党中央的战略策略是基本吻合的，是符合实际的。

1938年5月10日，在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完成主要议程后，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再次郑重表示：“我们坚持不动摇的站在我党中央正确策略路线旗帜之下”，“彻底拥护中央路线和坚决执行。”[126]

总而言之，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不管还有什么缺点，他们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拥护和执行党中央策略和路线的努力是可圈可点的，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特有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点在东北党组织与抗联同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尤其难能可贵。

二、关于批判和纠正珠汤联会“左”倾关门主义错误

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对毛泽东两次讲话中引证最多，领会最深的是《提纲》中的下面一段话：“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的条件。我们党在群众运动中，有严重的关门主义、高傲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传统倾向，这是一个妨碍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多数群众的恶劣的倾向。在每一个具体的工作中肃清这倾向是完全必要的。我们的要求是依靠多数和照顾全局。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我们的要求是实行坚决的革命政策，争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了达到克服上述这些不良倾向的目的，在全党中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127]北满临时省委的领导人在第七次常委会上确实是遵循着毛泽东这一教导，开展了反对珠汤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和“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执扩会议”）的调和主义的斗争，纠正了省委内部的这方面的错误的。

珠汤联会反党的“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错误，决不是个别的偶然错误，而是联系许多错误观点形成的，反列宁主义的系统。反党、反组织、反中央的精神和倾向之下，与中央路线对立的“左”倾关门主义系统。

（1）珠汤联会及“左”倾关门主义分子并不是从分析客观情况、斗争力量对比出发的。他们不了解中央对东北在战略上和策略上的指示，不了解目前东北革命阶段还是没有直接革命形势，不了解善于利用时机及在这一时期去加强准备工作，加强党的组织及群众的联系。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事实证明右倾路线之不通。其主要根源是由于王康信总的右倾精神之影响，中央代表、吉特发扬广大，提出单纯退守政策之错误，及对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之不足与对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曲解，实际上就形成了整个右倾取消主义的投降政策。（珠汤县委决议）及补充决议扩大了这一错误，而认为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已经结成，王康信已是不够之狂妄已极的主张，但是“左”倾关门主义分子对政治形势实际上的了解是右倾的。

因此，他们就不了解中央根据革命现阶段而提出的“反日抗满不并提”，利用“满”军等待时机心理，“打入保甲”联合和中立武装队伍，在合法半合法掩护之下，作不合法工作之重要意义。而他们的工作方式，就完全不依靠群众多数，不注意党组织之巩固及党与群众联系之更加密切。带着革命的急躁性，工作的无政府状态，以立三路线残余的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来代替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因此北满党的工作受到很多的损失，如下江布置普遍性群众武装起义及三军工作中的严重困难等。[128]

引文中“反列宁主义的系统”一句前面的逗号《汇集》的印刷有误，现已删掉，其后句号应为逗号也已改正。对此类标点错误的订正，为减少繁琐，笔者大都在引证时直接进行，不另注明。

“反党、反组织、反中央”，不是语义重复。当年的党内生活中三者概念的内涵还是不同的。“反党”，指广义上的反对中国共产党，其外延很宽，涵盖反对任何一级组织直至中央。“反组织”通常是指党员个人反对自己所在的同级党组织的决定或主张。党的民主集中制规定：“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员有不同意见可以向同级组织、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这是党员权利所允许的。这不是“反党”；但组织决议，上级的指示党员必须服从和执行，这是党员的义务，否则就违反了组织纪律，追究其反对组织、反对党中央或反对党的任何一种政治责任。《决议》认为“珠汤中心县委和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决议案和其主要责任人赵尚志这三方面的错误兼而有之，故断定他们有“反党、反组织、反中央的精神和倾向”，这当然是很重的指控。

“下江布置普遍性群众武装起义”，这是依照珠汤联合决议的规定进行的。该决议要求“将敌人计划归大屯而没完成的地方，我们要领导群众武装暴动起义来反抗”，结果这条指令计划完成后，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均不成熟，松花江下游广大地区的地下党组织和广大民众遭受了重大损失，有的县区“甚至于全部组织坍台”[129]。

“三军工作中的严重困难”，这是指抗联三军某部与驻地群众关系不好，不检查自己队内工作中的错误，纠正侵犯群众利益的过错，不倾听群众的呼声，而是埋怨地下党组织工作不力，过分严厉地斥责甚至仇视下江党的组织，并且命令群众改善对三军的态度，结果也是欲速则不达，军民关系不但没有改善，部队内部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干部匮乏，队伍减员，处境十分困难。这些教训都是极其深刻的。

这段文字主要是揭发批判珠汤联会和赵尚志本人“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一种表现，即由于对东北现阶段革命形势缺乏正确认识而产生的革命急躁性、工作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冒险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的毛病。张兰生的《报告》和《决议》中在分析北满革命队伍中产生的阶级和历史的根源时指出：北满党内缺乏坚强的无产阶级的基础，“党内的干部和党员充满了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出身的分子，所以“左”倾关门主义与右倾机会主义，在党内有它的社会基础”。“正因为过去东北党内立三路线残余盲动主义、冒险主义、命令主义的残余，未能充分克服。所以当反日运动极端艰苦的过程中，与上级关系不密切中，这些小资产阶级终觉得自己是劳苦功高，自己是反日的领袖和‘英雄’；同时爆发革命的急躁性，企图跳过东北反日民族革命战争艰苦的现阶段，而这些残余就死灰复燃起来。”[130]对于北满党内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倾向和赵尚志本人来说，这些分析还是很中肯的。

（2）珠汤联会“左”倾关门主义分子没有站在列宁主义的立场，正确的了解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真实实质及其伟大意义，首先造成了北满党工作许多“左”倾，过早的破坏统一战线的事件。

……中共全民统一战线的战略，不是两个反日力量相加，而是相合以得出新的反日力量。因此全民反日统一战线中必须建立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才能保障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但是这一政治领导之获得，是须要共产党人有远见，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照顾全局，提起自己的无限忠诚和积极性，成为执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模范与同盟者保持适当关系，而特别要坚持共产党人自己的组织独立和批评自由。

……因此在统一战线执行中，决不能将争取无产阶级政治领导对立起来，而离开了列宁主义的领导作风，玩弄手腕。但是北满党无论在联军问题、联总问题、三军与其他联军的矛盾中，对各反日党派的策略上，都不执行中央代表指示及离开了正确中央路线及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真实意义，使工作发生很多巨大的困难。

同时他们完全离开了基本的政治目标的原则立场，有时将军事策略对立起来，有时将反日事业的利益与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策略对立起来，甚至处于完全相反的政治原则立场，自己不能成为执行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模范，例如关于妇女问题，满军缴械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致造成许多恶劣的影响和事件。[131]

“列宁主义的立场”，这里是指坚持列宁关于扩大联合战线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的革命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主义提出全世界无产者与一切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1935年6月，共产国际在准备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决定调整自己的世界革命的战略策略，即遵循列宁主义的扩大联合战线的原则立场，建立广泛的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也结合中国的若干的实际情况发表了《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等文件，提出了建立全民族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决议》认为珠汤联合背离了这一列宁主义的原则立场。

“联军问题”，这里是指对谢文东[132]、李华堂所部抗日武装要不要变成抗联第八军[133]和第九军[134]的问题。当时《中代信》（即1936年3月12日《中共驻东北代表给珠河党团委及三军负责同志信》）提出：“取消从前的人民革命军名称和他们所用过的各种的名称，并在平均其武器的情况下，统一改称为“东北抗日联军”，并指出：“谢文东个人决不可异端视之”，对此赵尚志曾表示计较，说“谢李等之威望比我们高”或“我们的威望比他们高”，会议《报告》、《决议》都认为赵尚志一味怀疑谢李个人“动摇无能”没有充分认识士龙山民众起义的重要政治意义。这种“异视态度”使八军和九军的离心倾向更加加深，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扩大是不利的。

“联总问题”，是指1936年1月下旬在汤原吉兴沟举行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决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军总司令部”（后改称北满抗联总司令部），赵尚志被推举为总司令。[135]北满省委临时常委会认为，联总并未真正建立起来，也并未真正采取民主方式解决各军之间相互关系，仍然各行其是。

“三军与其他联军的矛盾”，主要指赵尚志直接领导并担任军长的抗联三军与李延禄[136]担任军长的抗联四军的矛盾冲突问题。在《中代信》中吴平以中央代表身份指出：“李延禄迄今仍在继续抗日，故不宜异端视之”。并说明他派代表进关正在建立政治上的抗日统一战线，是得到上级党组织允许的。赵尚志没有接受吴平的意见，并且因此不让四军二团返回原建制，滞留在三军管辖之下是不正确的。

“妇女问题”，是指有的统战对象在婚姻问题上存在着妨碍或侵害妇女权益的封建习气，党组织通常应慎重处理，不要因此而影响抗日大局，破坏统一战线。北满地区也有这类因小失大的事件发生。

“满军缴械问题”，北满临时省委在赵尚志主持下于1937年8月20日写给吉东省委并转第五军党委的信中提出：“对日满军队在原则上一概缴械消灭之，是抗日军即应具有的权能和义务”[137]，反对《六三指示信》“对满军及保甲所成立的武装队伍采取哗变反正，联合和中立手段”的主张。实践中三军有些部队确实有乱缴械的情况，在岭西（小兴安岭以西）的地区由于强迫缴取民众武装引起当地民众的不满和仇视，使部队处境困难。

“少数民族问题”，三军在岭西为收缴少数民族索利人手中的武器，采取了极其粗暴的手段，加害这些索利族群众造成不良影响。

以上这段文字是七次常委会对赵尚志和珠汤联合“左”倾关门主义的第二种表现的揭发批判，主要是认为他们把执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同实行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对立起来，把军事策略和政治策略对立起来，酿成了许多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恶性事件。张兰生的《报告》和会议《决议》在列举大量事实的同时引经据典，先后直接引证了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统一而斗争的任务》、《反战反法西斯当前问题》和曼努伊斯基《在共产国际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间接引证了列宁的《“左”派幼稚病》、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以及《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等权威著作和文献，但引证最多、运用最充分的还是毛泽东在苏区党代表会议上的两次讲话。其中特别是毛泽东在《提纲》中指出的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这段讲话，可以说是常委会批判“左”倾关门主义，破坏统一战线行为的主要武器。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执行统一战线模范这一标准去要求，珠汤联合和赵尚志确实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在联总问题上犯有“独裁猜忌的官僚主义”错误，在对待索利族的问题上更“根本是离开了吾党对少数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政治原则立场”，“采取了类似法西斯民族侵略主义、沙文主义的行动”。这些批评都是非常中肯的。

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

三、关于执扩会议调和主义错误的自我批评

北满临时省委七次常委会在对以赵尚志为主要责任者的珠汤联会“左”倾关门主义错误进行了严肃批判的同时，为了彻底肃清“左”倾关门主义的影响，也对常委自身在执扩会议期间所犯的调和主义错误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是1937年7月28日在汤原县帽儿山抗联第六军被服厂召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北满临时省委执行主席赵尚志、书记冯仲云、常委张兰生[138]、常委白江绪、执委张寿篯（李兆麟）、魏长魁、李熙山[139]以及应邀参加会议的吉东省委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周保中等。会议由省委书记冯仲云主持，一直开到7月中旬才宣告结束。七次常委会《决议》对于自己所犯错误和应负的责任作了如下分析：

A省常委在执扩会议以前的转变，是动摇犹豫的，对珠汤联会是恋恋不舍的……

B执扩会之召集是为了解决路线问题。党内一致，北满党、吉东党一致，联军统一及检查工作。布置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度党中心任务及工作。召集的本意是正确的。但由于“左”倾关门主义分子捣乱和威胁会议以及省委常委的动摇、犹豫的调和主义立场，使会议未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对老冯同志的指斥和处罚是不当的。这一会议是被“左”倾关门主义分子御用了，而会议的精神是调和和异常温和的立场。并未彻底揭发反党反组织的小组织行动。

C执扩会后，省委常委同样是站在调和主义及异常温和的立场，为了要与“左”倾关门主义者委曲求全，保持统一和“党内和平”，结果完全成为“左”倾关门主义的统治。“左”倾关门主义者阻挠，不发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政治路线的决议，及为拥护党的巩固一致的通告，而代以御制的决议是罪恶的行为。而这一决议实际上是借国际中央路线之字样来高举和发扬其反党反组织行动。[140]

“执扩会以前的转变”，原来珠汤联会召开时李兆麟正以北满联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在巴彦、木兰、东兴地区视察，没有参加会议。回来后他向省委提出关于组织问题的意见书，指出了珠汤会议存在着反组织的“左”倾关门主义之错误，省委常委开始转变路线，省委书记冯仲云并写信给周保中表示：“我们愿意开展党内自我批评，来肃清党内由这一决议而产生的不良结果，来纠正北满党自己的错误”。[141]

“‘左’倾关门主义分子捣乱和威胁”，这里是指赵尚志对会议的操纵和控制而说的。会议主持人虽然是冯仲云，但赵尚志是以北满临时省委主席身份出席会议，他又是主要军事负责人，党权军权在握，在讨论路线问题时，围绕对待“大事变”、“抗日反满不并提”以及如何对待伪军、伪自卫团[142]和敌人的“归屯并户”政策等问题，赵与冯仲云、周保中等始终针锋相对，不承认自己有错，并且乱发脾气，声称“对省委常委根本没有信念”[143]，会后又阻挠会议通过的决议的发出等种种表现，决议认为这都是对会议的粗暴破坏。

“对老冯同志的指斥和处罚是不当的”，这里是指1927年8月29日发出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议》，其中有“撤销老冯同志省委书记工作，给以严重的警告”的处罚决定。

“代以御制的决议”，会议期间已经通过的决议案有《关于政治路线的决议案》《关于拥护党的巩固一致的通告》（1937年6月28日通过）《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1937年7月12日通过）等项决议案，但是在7月中旬会议结束，周保中离开北满之后，由于赵尚志的坚持前两项决议均未下发，却于8月8日下发了根据赵尚志意见修改过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执委扩大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及关于路线的决议案》，8月29日又下发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改造北满临时省委常委的原因》，并将执扩会7月12日通过的对赵尚志批评的决议同时发出。七次常委会认为当时常委会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是一种“罪恶行为”。

以上引文中《决议》检查了执扩会召开之前，会上及会后各级常委的种种错误表现，得出的结论是“由于一贯地站在调和异常温和的立场”，结果铸成大错。

D寿篯同志的意见书并不是小组织的行动及派争式的斗争，而是站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作上必要的正确意见书。是使党向中共路线转变，开展反党反组织小组织观念和行动重要启蒙的有意义的文件，省常委在总的方面完全同意这一意见书的内容。尚志同志确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之主要负责者，尚志同志在观念中确有反党的分裂党一致性的危险因素，他是充满了“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当然过去省委一贯的调和和异常温和的对待，一贯的附和他的错误，不敢斗争，没有加紧对他的斗争是错误的。以后省常委必定是要与尚志同志残酷的斗争，使他放弃自己的观点和行动。尚志同志只有放弃他反党的危险观念和行动，克服过“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倾向和行为，坚决的忠诚于党和拥护中央路线，他才能转变成为一个真正健全的布尔什维克。同样，在执扩会后，在调和主义的气氛中，虽然是为了工作利益，但寿篯同志以及北满党干部怕奸细加到自己头上，而不敢拥护中央路线反对“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斗争，是失去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错误的，应该改正。[144]

这是《决议》对北满两位主要军事领导人赵尚志和李兆麟所犯错误和应负责所作结论性的概括和分析。文件“附会”应是“附和”之误。“寿篯同志的意见书”，这里主要是指1938年2月29日李兆麟写给北满临时省委的意见书，亦称《二月意见书》。“虽然是为了工作利益，”李兆麟在当时认为，在赵尚志未离开北满前来自上而下的开展纠正路线错误的工作是不可能的。“必须是自下而上的，下级有基础鞭笞领导机关，进行转变才有可能”，否则是对工作不利的。“怕奸细加到自己的头上”，“奸细”后应有“罪名”两个字，因赵尚志曾流露出反对他的意见的人可能是“奸细”，所以北满许多干部都不敢公开反对赵尚志的意见。

《决议》对李兆麟的批评，他是欣然接受的。5月11日在《我的申明书》中明确表示：在执扩会以及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他自己“因避免奸细的嫌疑，而犯了可耻的调和与有时附和其他同志的错误。不能把握正确的策略，克服一切工作中必有的复杂与困难。”[145]“现在我忠实承认过去我虽然与之（指赵尚志——引者注）作了许多斗争，但是有多次是调和，这是我的严重罪恶，甚而我曾在赵尚志所起草的‘左’倾给谢文东信上签字。这不但是错误，这是侮辱我自己。”[146]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自我批评精神确实是令人钦佩的。

关于《决议》称之为“‘左’倾关门主义路线的主要责任者”的赵尚志对常委会给他的批评是否会心悦诚服，由于他本人没有列席会议，笔者不能妄加猜测，但有证据表明《决议》中所说的“他是充满了‘左’的小资产阶级的错误”，他是会接受并努力改正的。在执委扩大会议之初，赵尚志对冯仲云等在讨论路线问题时与自己意见不同，反对珠汤联会决议，便火冒三丈，声称他对省常委“没有信念”，对全会“没有信心”，发脾气，耍个性，“对老冯同志抱着一种成见”，当即受到了参加会议的多数同志的批评，并于1937年7月12日通过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对赵尚志同志批评的决议》，严厉地批评他“不耐心教育下级同志”，不做党政工作，高兴时就抓紧，不高兴就放松，不虚心研究文件，不写应有的文件和指示，有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情绪的观念，英雄主义的色彩”以及“个人骄纵”、“生活习惯浪漫、懒惰”等等缺点和错误，并且郑重要求赵尚志同志“在实际工作中要彻底改正”。[147]对此，作为临时执委会主席的赵尚志不仅表示诚恳地接受，而且要求临时省委将执扩大会的这一决议报送党中央并发给抗联三军各级党部，以便组织对他的监督。他的这种做法，确实也不失为革命家的气度。

四、这次会议的意义和历史的局限性

通过以上对这次会议内容的考证和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它对北满的抗日游击运动的发展至少会产生以下这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

第一，它增强了北满党组织和抗联指战员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向心力。这次会议以纠正北满省委自身“左”倾关门主义错误为主要任务，正本清源，使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真正纳入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正确轨道，实际上也正是自遵义会议以来党内纠正“左”倾错误的整个历史进程在北满地区的一个具体体现。会议以毛泽东在苏区党代会上讲话精神为指针，总结过去、规划未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无形中拉近了北满和党中央的距离，这在北满党组织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更是难能可贵的。

第二，它增强了北满内部以及北满和吉东两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之间的凝聚力。自珠汤联会以来，北满和吉东以及北满内部围绕《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问题领导人之间的争论愈演愈烈，双方都以“左”倾或右倾指责对方，这种情况使党组织的团结统一和抗联各部协调一致是极其不利的。为此，七次常委会自始至终都把“实现党内一致，北满党、吉东党一致”作为一项主要目标去追求。北满临时省委不仅在会前就把以前因受赵尚志阻拦而没有发出的执扩会期间通过的两省委《关于拥护党的巩固一致的通告》正式发出，而且由常委会负责干部亲自去吉东与周保中等吉东省委的主要领导人商讨两省委和所属抗联部队之间的一切遗留问题，消除猜疑、化解矛盾，达到团结统一的目标。因此，以这次会议为起点，北满和吉东领导干部之间关系不协调的情况有了明显的改善。其中特别是李兆麟和周保中，在以后7年多的孤悬敌后的艰险复杂的斗争环境中，共同肩负起领导全东北抗日联军后期斗争的神圣职责，直到东北光复，堪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精诚团结、通力合作的典型。

第三，它提高了北满党组织和抗日联军的战斗力。这次会议从酝酿、召开到会议精神的传达贯彻的全部过程，都是在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和党中央最新指示鼓舞和指导下进行的，为了领会好和运用好这些指示精神，他们在戎马倥偬的战争环境中，挤出时间来研读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查阅党的历史文献，这种刻苦学习革命理论的气氛在北满地区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这一切都大大提高了临时省委集体的领导水平。不仅如此，会上常委们还多次提到斯大林“干部决定一切”的名言，决心采取多种办法解决北满干部匮乏问题，提出要“大批的培养干部及善于保存干部”，“大批引进拥护中央路线的干部及组织观念正确的分子”，“提高每个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实际的政治水平。”[148]这些主张和措施对于提高北满抗联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是特别有益的。

但是，毋庸讳言，这次会议也有缺点，甚至是严重的缺点。这缺点主要表现是对珠汤联会及赵尚志本人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的批判存在着上纲过高、处分过重的偏颇。例如，《决议》在列举所谓“左”倾关门主义反党路线的第三方面的表现时写道：

珠汤联会及“左”倾关门主义分子最主要的严重错误，莫过于组织问题，也就是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主要实质及其来源。他们无论主、客观都是违反了布尔什维克应有的纪律和立场，是站在小资产阶级倾向和立场的。他们事实上保有反党的，使党分裂解体的组织观念和行动。如北满党内不一致，北满党、吉东党不一致，不成立淞江临时省委而成立北满临时省委的反党的小组织活动。[149]

文中“反党‘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是《决议》对珠汤联会在赵尚志本人所犯错误作出的组织结论。他们确有“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前面列举的事实可以证明。对他们这些错误进行批评甚至处分也是可以的。但要弄清错误的性质和程度，掌握批评和处分的分寸，使他们心悦诚服达到受教育的目的。但《决议》把他们“‘左倾’关门主义”上纲到“路线”的高度，又加了“反党”的定性词，这就背离了实际情况。因为第一，他们的关门主义倾向只是在某种时间和场合之下在某些问题上出现的错误，并不具有一贯性；第二，他们所犯的错误是在执行党的抗日救国总方针的过程中发生的，主观上并不具有反对党的路线的故意，因此也不能归结为反党路线。其中特别是赵尚志本人，在1932年下半年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之后，他更是北满地区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影响的主要受害者和纠正这种错误影响的带头人，因此更不应该因一时错误就戴上“反党路线”的帽子。

至于说“北满党内不一致，北满党、吉东党不一致”等“保有反党的，使党分裂解体的组织观念和行动”这完全是《决议》的误解。现已查明上述“不一致”，指的是北满和吉东两地党组织和抗联部队的几位领导人由于对《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件认识不同而发生的争议。当时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对东北党的工作指导上人为造成某些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混乱，是引起和加深上述争论的重要原因。因此，无论是北满党内还是吉东和北满之间的“不一致”，归根到底都是王、康人为造成的混乱的结果，如果说这种争论影响到党内的团结统一的话，王、康应负直接的责任。

《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对东北抗日游击运动的战略指导是正确的，但对某些具体策略表述和政策规定却有不科学不适当的地方。例如，遵义会议以后中共中央曾于1935年2月13日发出《关于坚持游击战争给中央分局的指示》，要求中央分局要“确切的进行瓦解白军工作，把这一工作放在支部及游击队工作的头等地位”，而这条指示在《六三指示信》中竟被套用到对伪军和地主武装的士兵工作上，声称对伪军的工作也要提到“占党的工作第一等的主要地位”；同样，在《新政策信》中又把党在关内实行的“抗日反蒋不并提”的方针演绎为“不要把抗日反满并提”的方针，如此等等。这种教条主义的套用和演绎，实际上混淆了党的策略的是非界限，难怪赵尚志说它“似是而非”。这些不科学甚至错误的表述和规定也正是引起领导人之间争议，造成“北满党不一致，北满党、吉东党不一致”的根本原因。

至于“不成立淞江临时省委而成立北满临时省委”，乃是因为代表团这一指示下达时，赵尚志指挥的抗联部队的游击区域已远远超出松花江两岸的范围，旌旄所指已达到大小兴安岭之间、黑嫩平原一带，而且北满抗联总司令部业已成立，建立“北满省委”较之“松江省委”更有利于军事工作的开展；加之满洲省委撤销后东北地区长期未组织新的统一领导机关，代表团一直通过吉东向北满横向下达指示送文件，而且又透露出“××有奸细”的不确实消息，在这种组织混乱的情况下，北满党组织和赵尚志对来自吉东、满洲省委留守人员和“中央代表”的相互矛盾的指示都无法确信，只好暂时按自己的设想，一面组织北满临时省委会独立开展工作，一面派临时省委常委朱新阳向中央报告一切求得最终解决。可见，他们建立北满临时省委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并不是有意“反党”。

他们以中共“左”右叛徒所爱用的而且已经打碎的理论，如中央不了解北满实际情影，来反对中央和中央路线。他们不了解中央自四中全会后布尔什维克化及其在辩证律发展过程中的正确。他们是谩骂和造谣中央路线为“似是而非”的路线，来掩盖自己的右倾消极。污辱中央的路线及我们的导师王明、康生同志及中代同志为“总右倾精神”，为“单纯退守政策”，为“整个的右倾取消投降政策”的危险论调。

他们确定了自己的反党的新路线，成立了反组织的北满临时省委的小组织，并将组织决议发出，使下级组织观念上降低，政治上缺乏依靠的极坏影响。[150]

上面这段话是《决议》对珠汤联会所谓“组织方面”错误的诠释，也反映了七次常委会本身的历史的局限性。

“中央不了解北满的实际情影”，“情影”是“情形”的误写。这里的“中央”指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因为代表团受中央委托指导东北党的工作，故抗联把代表团的指示也看做是中央的指示。实际上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康生确实没有来过东北，他们对东北情况的了解都是来自下面的报告或去莫斯科的东北干部的口头汇报，更细的情形和那些干部走后东北变化情形，王、康确实不了解。珠汤联会和赵尚志对他某些脱离实际的指示和决定提出异议，作为下级对上级的批评亦属正常。有的批评过了头，如说“总的右倾”，“单纯退守”等等，给予解释甚至提出反批评是必要的，但也不能认为是“反党”。

“中央自四中全后布尔什维克化及其在辩证律发展过程中的正确”，意思是说中共中央自六届四中全会后，就一直是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化”是指向苏联共产党看齐，按照苏共的模式改造中国共产党。这是王明的一贯主张。事实上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是在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151]的操纵下进行的。会议接受了王明提出的比李立三“左”倾错误更系统、更完备、更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总纲领——《两条路线》，即后来题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并且使以王明为代表的新的“左”倾错误在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给北满地区造成重大损失的“北方会议”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政策，溯本求源，始作俑者正是王明。当然这些历史隐情是在延安整风运动开展以后才在党内揭露的，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人不可能未卜先知。因此《决议》中对王明、康生有过誉之词也不足为怪，这是他们无法摆脱的历史的局限性。

同样，这种无法摆脱的历史局限性还表现在对赵尚志本人的组织处理上。赵尚志是东北抗联有影响、有功绩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是家乡父老引为骄傲的抗日英雄。他在思想上、执行政策上确有缺点错误，在党内对他批评，帮助他改正错误，以期达到“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是完全应该的。但会议没有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而是撤销了他在党内、军内的领导职务，北满省委正式建立后又阴差阳错地开除了他的党籍，这样处理无论是对北满全盘抗日工作，还是赵尚志个人改正错误都是不利的。导致这种错误处理的原因，固然是由于当时处于分散游击的环境，党内生活不健全，彼此间存在的误会和猜忌不能通过正常途径解决，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当时党内还普遍保留着“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过火的党内斗争模式。而这种错误的党内斗争模式也正是以前王明“左”倾错误在组织方面的重要特征。党的六届四中全会期间王明等人就是用这种过火斗争的手段打击被他们认为是执行“立三路线”的人，伤害了一大批久经考验的忠诚于党的革命同志，其中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等就是在所谓“反右倾”运动中遭受无情打击之后不久被敌人逮捕而壮烈牺牲的。这种过火斗争的流毒也影响到北满党内，这次会议不仅处分了赵尚志，而且对在珠汤联合和执扩会期间支持和附和过赵尚志错误意见的所有领导干部，包括张兰生、冯仲云、魏长魁等3名常委和北满抗联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在内，都以团体的名义责令作出深刻检查，并分别给予各种纪律处分，好像没有处分就不能同错误划清界限，就不能布尔什维克化，就不革命一样。其实，对当年东北党组织和抗联内部围绕《六三指示信》及其补充信发生的争论和由这场争斗带来的消极影响和不良后果应该负责的并不是东北党组织和抗联领导人自己，而是当时主管东北党的工作并在思想上、组织上造成混乱的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和康生。实践证明，北满党组织和抗联的各位主要领导人，无论是赵尚志还是李兆麟及各位常委，他们都始终为抗日救国这一伟大光荣的历史使命奋斗不息，毕生忠于党和人民事业，总结珠汤联会、执扩会议和七次常委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时候，是不应该离开当时的历史条件对他们苛求和指责的。

经过以上的考证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74年前召开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七次常委会，的确是一次高举旗帜、纠正错误的重要会议，它增强了北满党组织和抗联指战员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是一次加油鼓励，去迎接更大、更严酷的挑战和考验的会议。这次会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阳光已经照亮了孤悬敌后的北满抗联指战员前进的路程，他们一定会冲破一切艰难险阻，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