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登贤被捕入狱

罗登贤离任后的顽强奋斗_《满洲省委关于奉天特委破坏情况向中央的报告》等文件考

关于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33]在北方会议[34]后遭受打击的情况，在以往的传记和专题史料中记载颇为简略。只知他在1932年7月间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至于撤职的具体过程、撤职后他在东北又做了些什么事，则语焉不详。最近笔者在阅读《汇集》甲11册时，发现其中有一组史料可以在很大程度弥补这一缺憾。

这组史料包括3个历史文件。

一是《中共满洲省委关于奉天特委遭受破坏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2年10月12日），载于《汇集》甲11，147页；二是《满洲伯阳通信第1号》（1932年9月2日），载于同册第34l页；三是《满洲伯阳巡视奉天通信第2号》（1932年9月14日），载于同册第373页。上述三个文件总的情况是指控罗登贤（当时化名德平、光生）犯有“严重错误”。这种“错误”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说他被撤职后依然坚持“北方会议”以前的立场，没有“执行转变”；二是说他对1932年10月6日奉天特委的破坏“要负主要责任”；三是说他迟迟不肯离满返沪，要求中央将他强行调回。经过时间的考验和历史的沉淀，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桩历史公案，满洲省委当年指控罗登贤的这三条罪状，不但不能成立，而且透过这些事实恰恰说明了罗登贤这位工人出身的革命家具有不可动摇的革命信念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例如，第一条“罪状”，金伯阳的1号通信中称：奉天特委“关于北方会议的传达是非常之平和的、自上而下的，没有实际工作中来执行转变，整个的特委形成了德平同志的包办方式了”。在金伯阳通信第2号中更明确认为罗登贤“也正是转变的最大障碍”。事情真相如何呢？“北方会议”是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召开的，作为一名党员罗登贤服从了组织的决定，尽管已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他仍然遵照中央和省委的决定向奉天特委的党员干部传达了会议精神，对前省委的所谓“错误”他坦诚地承担了责任，没有对奉天特委的负责干部搞什么“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和平的”真实含义。但是由于“北方会议”要求成立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以及在东北军和义勇军中搞哗变等“左”倾冒险主义做法，对发动民众抗日是不利的，而且在实际上也行不通，强行执行，势必造成损失。辽阳义勇军有一部分本来已在党的影响和掌握之下，可是贯彻“北方会议”精神之后省委强令党组织发动反对“燕子”和“徐海峰”等部队首领的哗变，结果不但没哗变成红军，反而被其反动头目拉出去投降日本人。对此他理所当然地进行抵制。由于他的中央代表的特殊身份，因此他对“左”的错误的抵制就更有力，所以省委称他为“最大障碍”。

罗登贤

再如，关于第二条罪状，省委说奉天特委的破坏罗登贤有责。省委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光生对于这次事要负主要责任，因为他主张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讨论北方会议的问题”，“本来省委在三个星期前听说就有信去停止，但他们不听，还是要开，以致遭这次的损失”。[35]这显然也是站不住脚的。事后查明，奉天特委这次破坏的主要原因是有叛徒告密。原在省委机关有个做技术工作的党员，名叫张光前（朝鲜族），后因犯错误受处分被派到奉天特委工作。该人受敌人收买已经叛党。他得知特委开会的消息后向日伪当局告密，日伪当局遂派宪兵特务于10月6日午后将开会地址小西关泡沿胡同民乐铁工厂包围，逮捕特委书记彭克明、组织部长黄喆焕等6人，但由于处理得当，罗登贤、金伯阳等重要领导人和特委下属组织并未发生大的破坏。[36]内部出叛徒，这是任何革命中难免的事，何况在当时奉天特委正处在组织瘫痪、百乱待理之际，召集一次会议讨论和部署工作，打开被动局面实属必要，如果为了安全就停止召开会议，岂不是因噎废食？

至于第三条“罪状”，省委报告和金伯阳的两封通信中都说罗登贤在被撤销后“迟迟未走”，这倒是事实。不过，这一事实不但构不成“罪状”，反而说明罗登贤在坚持革命信念方面有其特殊的刚毅的性格。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同年11月省委大破坏、张应龙等省委主要领导人被捕入狱后，罗登贤以中央代表身份出任满洲省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就与省委委员和全体党员干部相约：“一定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不驱逐日寇，党内不许任何人提出离开东北的要求。谁提出这样的要求，谁就是恐惧动摇分子，谁就不是中国共产党员”。[37]1932年7月省委扩大会议上他因所谓“右倾错误的主要人物”被解除省委书记职务，他服从组织决定离开省委领导岗位，但作为共产党员他仍然要留在东北与东北人民一道进行抗日斗争。他离开哈尔滨，以中央代表和省委巡视员身份在奉天、旅顺等地巡视指导抗日和巩固基层党组织的工作，继续履行着当初他和省委一班人一起对东北父老乡亲们作出的承诺。据李兆麟将军回忆，1932年秋天，唐聚五部义勇军失利后，当时受河北省委领导的“东边特委”多数学生出身的党员“都同意回北平”，只有李兆麟等4人因和奉天特委建有横的联系暂时留在奉天，罗登贤在奉天见到李等当即指示他们：“不允许回北平，应参加奉天特委领导下的工作”，“组织关系由中央负责转党”。就这样，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李兆麟将军，当初在罗登贤主持下被留在东北。

满委报告中声称：“我们很早就要光生回中央，因饶同志（中巡）同意留他暂时在奉天负责，故迟迟未走”，这位“饶同志”的真实名字史无记载，但据当时高级干部中仅有的饶（或姚）姓人物推测，很有可能是饶漱石（小姚）。饶1930年4月被捕入狱，1931年12月与李子芬等同时获释出狱，据其履历表所载，出狱后不久即去苏联工作。很可能在他出狱后赴苏前有短时间受临时中央派回东北巡视贯彻“北方会议”情况。金伯阳通信中说：“老姚十一二亲来到奉天，十九号离奉”，并且在临走时与罗登贤商定：“待他到中央派人来奉代替，方可去沪”，“中央不来人，德平不离奉”，显然罗登贤入情入理的要求得到了这位姓饶的中央巡视员的认可，罗也以此为根据争取了留在东北坚持斗争达半年之久的权力。这半年中罗登贤忍辱负重地又为东北人民做了许多好事。

罗登贤具有金子一般的心。当有人对东北的艰苦斗争环境回避唯恐不迭时他却竭力争取留下来。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真正的革命者不管是身处逆境还是顺境他总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自己的革命斗争。但是满委还是不依不饶，在10月初的报告中声称：“我们现在决定他立即回沪，对于他许多政治上、组织上、工作方式上的严重错误，望中央和他坚持无情的斗争”。[38]由于省委的坚持，临时中央终于在1932年末将罗登贤调回中央。半年后因叛徒出卖被捕。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负责人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曾前往南京监狱看望，罗登贤铿锵地说：“我将永远忠于国家、民族与无产阶级，他们能打我，决不能屈服我。”[39]即1933年8月，年仅28岁的罗登贤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