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各派社会主义团体的问题

刘少奇对满洲省委的又一贡献_《廖如愿写给党中央的报告》部分内容考

《中共满洲省委廖如愿关于省委工作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载于《汇集》甲种本第3册，第223页。由于廖如愿在刘少奇为书记的这任省委中先后担任秘书长和组织部长，是该任省委全盘工作的重大问题决策过程的知情者，加之这份6000余字的报告本身又具有很大的信息量和很强的机密性，因此，它理所当然地成为研究刘少奇生平和满洲省委历史不可缺少的资料。这里笔者不想对文件的内容作全面考证，只想考证两点：一是报告发出的时间；二是报告中所说的关于“朝党”的问题。

关于第一点：报告题下所标时间是“一九二九年七月”。对此，丛书编者在页下注明“此时间是本文戳记上的时间”。戳记是收件人加盖的，当然不会比文件形成的时间更早，但从报告的内容上看却恰恰相反：

第一，报告表明当时奉苏交战已经结束，《伯力协定》已经签订，就是说报告形成是1929年11月以后的事，戳记提前了四个多月；

第二，报告中提到中东路工人的“复工运动”已近尾声，时间当在1930年1月以后，据此戳记无故提前了半年以上；

第三，报告还说托派分子李梅五[68]已被开除党籍，就是说时间当在1930年3月3日以后，距戳记误标时间已有8个月之久。(www.guayunfan.com)通过以上考证可知这份报告产生的时间应该是1933年3月中下旬，即刘少奇奉调返沪的前夕。因而它的内容是对刘少奇在满委工作过程的完整反映。既然如此，那么戳记为什么把时间弄错了呢？笔者经过考证认为这是收件单位后补戳记造成的。因为满洲省委廖如愿写这份报告时他正在上海，报告是他当面呈交中央负责同志的，当时没有戳记。后来文件需要归档，工作人员补上戳记，又把时间弄错，《汇集》编者以错就错，就成了现在的样子。

关于第二点即所谓“朝党问题”，指的是中共满洲省委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这个问题是“报告”第三项中的第四部分，现全文抄录于下：

D.朝鲜各派社会主义团体的问题：朝鲜在满洲的农民群众约百二十万，主要是散布在北满与东满各处，十分之七八是垦荒的贫民，生活比较痛苦。朝鲜社会主义的团体，更是特别的复杂，完全反映了农民落后的意志。各派封建式的无原则的争斗，非常厉害，彼此都自榜是些共产主义者，没有工作的路线与纲领。总计M·L、上海、京上、火耀、北风各派组织，大约有一千二百余人。M·L有四百余人要求加入满洲党的组织，已经省委批准，由省委组织民族运动委员会，将他们组织的名册与文件完全移交过来，再由省委派人巡视，登记加入，解散原有的组织，成立××的党部。这是当时少奇同志提出的意见。开始我是怀疑这个办法的，我认为这是团体的加入，他们这些团体，一定有许多坏的分子包容在里面，他们的团体应该暂时保留，看成一种单纯的群众组织，领导他们的斗争，指示他们的工作的路线，从斗争的表现来个别介绍入党。争论结果，因为口语技术等问题，没有方法来解决，我也就同意了省委上面的意见。[69]

“朝鲜各派社会主义团体”，是指朝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成立各种政治团体。1925年朝鲜社会主义者在国内外的各团体成立了朝鲜共产党，翌年4月26日朝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指示该党在中国上海的海外部负责人金灿建立朝共满洲总局，作为朝共中央在东北的代表机关。但是无论是朝共还是其满洲总局，始终都没有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派别斗争愈演愈烈，迫使共产国际不得不取消朝共的共产国际支部的资格，并指令朝共解散派别组织，按照“一党一国”的原则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到1928年初，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已经一分为三：即M·L派满洲总局，火耀派和伊尔库茨克派满洲总局，上海派及汉城派驻满洲共产主义者同盟。报告中所说“自榜”犹言“自我标榜”。“M·L”派，原意即马克思列宁主义派，“M·L”是取马列两位伟人姓名的字头，其领导人韩伟健。“上海”派、“京城”（即“汉城”）派，有时也合称为“京上派”，其领导人为尹滋英等。“火耀”，耀应为曜，取“火曜日”（星期二）之日来命其派系之名，其领导人有曹奉岩等。1928年七八月间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参加会议的朝共代表金圭烈返回东北，向朝共满洲总局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令。此后，三个朝共满洲总局便按照共产国际指令分别同中共联系加入中共的问题。

“M·L有四百余人要求加入满洲党的组织”，这是1929年9月初的事。经双方约定，9月15日哈尔滨市委书记张洛书 [70]去阿城与朝共满洲总局代表举行会谈，各自通报本党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努力改善与朝共各派的关系，讨论实施“一国一党”原则等问题。省委接到张洛书报告后，于9月19日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指出：省委决定与韩国党的关系暂遵照以下6项方针：

（1）双方各派负责代表一人定期会见。（2）出版物及政治通报可交换。（3）在政治路线上需韩国同志执行中国党的路线，如在政治上有不同意见，即以友党的方式发生关系。（4）在技术方面各就其可能互相帮助（如印刷等）。（5）中国党派同志（韩国人）到韩国同志中活动，韩国党须从各方面帮助，中国党并提议派一负责的韩国同志参加韩国党的组织及工作，对中国党负责。（6）韩国整个组织加入中国党问题，需经过中央及国际的允许。[71]

省委在报告中指出，以上各项已经责成9月去哈尔滨工作的陈潭秋巡视员和孟坚委员同他们“作负责的会见”。

在这一报告中省委要求中央解决：“（1）韩国党加入中国党问题。（2）请中央派一在政治上比较好而诚实可靠的韩国同志来负责。（3）对于上列暂时关系请求中央批准。”党中央果然接受了省委的这些意见。很快即派已在上海加入中共的朝鲜人洪南杓以及吴成仑、朴进、李极华、李振东等党员到东北地区做朝共各派的工作。1930年初，党中央指派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苏文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韩斌、李泰山等一起来东北，在哈尔滨召集中共满洲省委和在满朝共之火曜派、M·L派、再建派高干联席会议，达成“哈尔滨会议协议”，并得到共产国际政治部书记局的承认。1930年3月24日满洲省委在写给中央的《满字三十四号报告》中具体指出：“韩国党的W［M］L（派）已找到，他们有四百三十个同志，即时可加入中国党。满洲总局手绪即日可移交省委，省委组织少数民族活动委员会，管理韩人工作。”[72]这就是说，M·L派这430人加入中共的问题是在刘少奇这任省委期间省委少数民族运动委员会尚未正式成立的时候已经解决了。

“这是当时少奇同志提出的意见”，这是廖如愿这一报告披露的一个很重要的内部信息，即满洲省委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基本原则和工作方法是刘少奇提出的，而且是经过讨论并在实践中证明是切实可行之后才最后确定的。虽然成立省民委和大批吸收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共的工作是在刘少奇离任返沪之后，特别是在陈潭秋担任省委书记期间完成的，但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步骤却是刘少奇担任书记时期完成确定下来的，第一批400余人和零星加入的200余人也是刘少奇这任省委期间接纳的，到1930年初中共满洲省委党员人数由原来的200余人发展到千人以上。试想如果不是采取这样的积极而稳妥的原则和方法，而是照廖如愿那样完全抛开原有的组织和派别完全为中共党员去一个一个地调查考验和吸收，以当时满洲省委的组织力量和工作基础来说，就得拖延至少两到三年，那就丧失了在九一八事变前完成这项造福中朝两国人民的百年大计的最佳时机。重温历史，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刘少奇对中共满洲省委作出的又一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