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源波的牺牲

韩源波是为纠正错误而牺牲的_《中共满洲省委军委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考

1931年1月中旬，哈尔滨《国际协报》、沈阳《东三省民报》等新闻媒体都刊登了一条博克图驻军破获一起所谓“共产党煽动暴动”的案件，宣称主犯王文成等五人被枪决。2月10日，张学良在沈阳接见日本记者时针对王文成等被杀事件表示：应区别对待共产党中研究学说者与搞武装暴动者，“对于其暴动分子，则夙饬令宪兵警察等各机关严重取缔”[127]。

媒体所说的王文成即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韩源波。

关于他的被捕牺牲，多年来党内外人士大都根据报上报道，认为他是去博克图发动兵变，由于机密泄漏而被捕牺牲。只有张大庸10多年前曾著文说明韩源波实际上是为制止兵暴、纠正错误而被捕牺牲的。对于他的这一结论笔者当年是支持的，但还觉得意犹未尽，现根据党的文件和其他历史档案资料对韩源波被捕牺牲的真相即他的高风亮节做进一步的考评和分析。博克图兵变失败原因及真正是谁主导了这次兵变，笔者愿对其历史真伪加以考证。

关于博克图事件有两件由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分别给中央军委两份报告。时间分别是1931年1月25日、2月29日。报告现载于《汇集》甲7第41页、83页，题目《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关于军事工作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共满洲省委军委致中央军委的两封信——关于博克图被破坏的情形》，第二篇应该是对第一篇的补充，详细叙述了韩源波被捕过程。从时间看，正是贯彻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纠正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时期。

韩源波，原名韩绍湘，1904年出生于河南省泌阳县尧良镇（今属社旗县）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韩运章为清末进士，是河南文化教育界的名流。韩源波少年时受过良好的家教，1920年秋，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第一师范。在校读书时，受进步教师冯品毅（中共党员）等影响，于1924年春发起并组织了(www.guayunfan.com)“青年学社”（河南早期进步社团之一），从事反帝反封建活动，后经冯品毅介绍加入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韩源波烈士纪念碑

1925年初，李大钊到河南对当时驻豫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开展了有成效的工作，促进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在河南的初步形成。根据党的工作需要，韩源波加入国民党，成为跨党党员。6月间，他利用其父在河南的社会影响，与冯品毅等组织领导了开封等地的声势浩大的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同年7月，共青团开封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他任组织委员。同月，李大钊再赴开封，做二军上层人士工作，韩源波邀请李大钊为青年演讲，并将讲稿整理成文发表在青年学社创办的刊物《雷火》杂志上，在河南产生巨大影响。同年10月，韩源波受党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9月又转入彼得格勒军事政治学院学习。1929年底奉命回国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委工作。1930年夏受中央军委派遣到中共满洲省委军委做兵运工作。此时，韩源波已是一位文武兼备党的高级干部了。

在党的白区斗争中，开展士兵运动是一项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在旧军队中争取官兵弃暗投明、发展党的组织、建立革命武装的重要途径之一。1927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后，中央和省委就非常重视对奉军和后来东北军的兵运工作，先后将留日归国的共产党员赵唯刚（赵羽石）、刘伯刚及北满共青团干部朱新阳等派到东北讲武堂和各旅、各镇守使署所辖军队中开展兵运工作。到1930年9月，已经在四旅、十二旅、十四旅、十五旅、十六旅、十七旅、二十旅、二十三旅和洮辽、东边两个镇守使署建立了联络线索，并在部分官兵中发展了党员，建立了党的组织。但是，就在这时，“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又一次占据了统治地位。

1929年2月、6月、8月和10月，共产国际先后向中共中央发来许多含有“左”倾错误主张的指示信和决议案。特别是10月26日的指示信，更是改变了中共六大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的正确论断，认定“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城市工人要准备总政治罢工，红军斗争应统一起来。指示信还重申“现时党内主要的危险，右倾机会主义的心理和倾向”。[128]共产国际的这些错误主张，为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其错误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30年6月11日，党中央在上海由李立三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全国各地都要准备能马上起义。“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129]虽然决议承认在农村中组织红军是必要的，但是认为红军的任务“是与主要城市的武装暴动配合，夺取政权，建立全国革命政权”，因此，“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变过来”。[130]7月下旬，共产国际政治秘书处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革命的形势和任务。20日，远东局写信给中共中央说：“在你们代表还在那里讨论时，你们又有一新的决议”，“在国际已快有决定时，为什么还可以等国际决议，而先发这一决议在支部中去讨论，使其赞助你们决议呢？”[131]在23日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中，虽然仍有很多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左”的观点，但改变了1929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信中对中国革命形势的错误估计。[132]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央要求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武装起义行动委员会”，省委成立了“总行委”，不管各地工作基础和条件如何，一律要求举行暴动和“兵变”，使党的工作基础受到了严重损失。在白区，党的许多秘密组织如满洲、顺直、广东等十几个省委的机关先后被敌人破坏，党的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许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遭到敌人的捕杀。[133]韩源波带着这一使命被派到东北工作。

韩源波到沈阳后，总行委先后派他去抚顺、山城镇等地组织“兵暴”，但是由于条件不具备，暴动没有发动起来，他自己也险些被捕。9月24日，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批评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决定撤销全国总行委，停止冒险行动。满洲总行委书记陈潭秋和职委书记林仲丹出席这次会议。10月下旬，陈、林返回东北，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着手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避免更大损失。他们一面筹备省委扩大会议，贯彻三中全会精神，一面立刻写信给旅顺、大连等地党组织，要他们立刻停止执行“武暴”计划。在省委扩大会议召开前后，省委派出主要领导人和得力干部到各地去巡视。林仲丹于11月初到抚顺，陈潭秋于12月初去哈尔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奉天市委、北满特委和延吉、磐石、柳河、清原、抚顺、大连、台安、长春等地的武暴计划均已停止，党组织得以恢复常态，并且新发展了40多个基层党组织，东北党员发展到2000余名，党领导下组织起来的工农群众已达到1.5万人。[134]但是不幸的是在纠正错误过程中，省委的主要领导人林仲丹和陈潭秋先后被捕入狱。省委由何成湘[135]任组织部长、刘昆（赵毅敏）任宣传部长、韩源波任军委书记，3人组成临时常委会，在困难的条件下，继续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纠正“左”的错误。

1931年1月3日上午，中共满洲省委常委军委书记韩源波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博克图。他此行的目的，省军委在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得很清楚：“省委此次派元波去博克图，原来是去巡视，而且负有停止该地兵暴的任务（因为实际上该地的团委在积极布置兵暴）。”[136]

博克图是大兴安岭地区的军事重镇，也是一个较大的火车站。镇内设有警察署，车站驻有东北陆军第十五旅一个团的兵力，担任护路任务。十五旅是梁中甲旧部，1929年中东路事件发生后，中苏交战中梁及其部下大部被俘，《伯力协定》签订后梁中甲旅长及其部下自伯力回国。1930年3月4日，梁因煤气中毒而死，苏炳文继任该旅旅长兼海满护路司令。同年冬，十五旅旅部迁至巴彦，由王永盛任旅长，所部三十八团留驻博克图，仍归护路司令苏炳文节制。

十五旅官兵在被俘的两个多月期间受到苏联社会主义的影响，思想较为进步。该团机关枪连中士班长卢透云（河北人），精通法文，曾当过教员、译员。1929年他在奉天讲武堂进修时由中共地下党员刘伯刚[137]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卢透云1930年受组织委派到驻博克图东北军三十八团进行秘密工作，公开身份是三十八团机枪连中士班长。他先后发展连长庞永胜，排长汤得胜、金永和、李庚辰及士兵高文久、李广海，号兵关雷等10余名共产党员，卢透云担任中共第三十八团委员会书记。

但是，就在这时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也波及到这个团。团党委按照上级指示，把官兵反封建压迫的兵士运动上升为武装暴动。从1930年9月开始，该团党委即向省委要求举行兵暴，而且一次较一次强烈：

九月十四日来信，说该“团甚好工作”，并规定至“百日前后可暴动”，在他们未分发该地以前，该团即发生枪毙官长（因上级官长发现，该被杀官长之皮包内有C·Y传单，故枪决之以防赤化），淘汰官长十分之九及增加士兵饷项等事，并云在该地之工人及土匪中均有线索……

十一月二号团委来信谓士兵委员会已成立了，负责人为三人，群众约一百人，并已派人往满洲里工作（上所云之士兵委员会，想即团委，因他们负责非常的幼稚，党组织与群众是分不清的，并且除此外并未见有团委名义）……

十二月十五日来信谓每连发展平均有十余人兵委（即团委）增加到五人。十一月二十二日来信谓“工作已完成，只准备暴动而已矣”……

十二月二十三日来信谓：“现已决定在阴历年前后暴动，工人（本场）和农民（种菜者）各有一二人参加，土匪亦要求加入。”[138]

这是博克图兵变发生之前的情况。博克图靠近中苏边境，又是军事要地，东北军政当局为防止“赤化”，对三十八团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根据上述的来信除要求举行兵暴外，也透露了敌人加紧控制的情况。如说该团发生了“枪毙官长，淘汰官长和增加士兵饷项等事”，说明统治阶级对兵暴已有所警觉，并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

1931年1月3日，韩源波抵达博克图和卢透云秘密接头。韩源波根据省委指示，主张立即停止暴动。据赵唯刚回忆：“1930年下半年刘伯刚被捕，满洲省委派来两人搞军事。一位姓胡（由苏联归国，后被害，报纸报道时称其为韩元波），为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另一位姓黄的（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为秘书长……后来中央文件很快来了，批判了李立三“左”倾路线，停止全国搞武装暴动的计划，这个打枪投弹训练班就解散了，五名工人党员返回原单位工作。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胡（即韩源波）拿着我给开的护照，马上启程到北满（博克图一带）去传达中央文件，通知停止武装暴动。[139]”

在中共满洲省委写给中央军委的第二封信中较详细叙述了整个过程。

元波一月三号早到博克图，当时即与十五旅三十八团之负责人卢透云（该团中士班长）晤，彼即发函省军，报告其赴博行踪，谓博地兵变发动，在三五日内之事。渠对于博地布置一二日后，即往富拉尔基布置兵变的发动。[140]

这就是说韩源波来前是“负有停止该地暴动的任务”，但到达博克图后得知情况已经发生确实突变，兵暴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提前发动，损失亦可以少一点。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兵暴。韩源波当天晚上向省委发信，报告兵变将在三五日内发动即是这个意思。

1月4日下午，秘密会议在博克图西沟北面的一个草棚举行，商定起义有关事宜，出席会议的有三十八团地下党员连长庞永胜、排长汤德胜、金永和、李庚辰和士兵高文久、李广海、吴雷及官兵40余人。会上韩做了兵变动员，要求兵变后即刻占领博克图车站和省城齐齐哈尔，然后四出游行、演讲，借以扩大影响。旧政权档案引用“王文成供词”称：王文成主张立即发动，卢、汤等人认为势单力孤，不宜发动。笔者根据省军委文件认定韩的这一供词显然是一种策略，意在将责任揽于自己身上，以便于掩护组织和同志。事实上兵变的要求是卢、汤等早就提出的，韩到后首次见面已决定“一二日后”发动，还要和“富拉尔基”方面联合行动，卢、汤不可能在会上出尔反尔。会上其他人提出反对意见是可能的，但不会因为少数人意见而变更。

真实的情况是就在这次会后，参加会议的排长方锦桥就马上向上峰告密。原来方是三十八团李团附的亲信。时因团长外出，李团副受命主持会议，方便将听到的情况向李团副告密。李当晚即召开全团军官会议，做出两项决定：一、按营收缴士兵枪支并严禁官兵出营；二、按方锦桥密告的名单，搜捕密谋兵变的所有官兵。卢透云、汤得胜得知此情，已来不及通知韩源波，两人立刻逃出博克图。韩源波此时已经来不及逃走，便藏身于庞永胜连长家的菜窖内。其他参与密谋兵变者全部被捕。1月5日，博克图镇内警察署组织巡逻队，随时搜查行人。各山口、要道均派警察设岗。市场、商号、店铺大都停业，路上行人无几，博克图陷于白色恐怖之中。韩源波得知兵变计划泄露的消息，想走但为时已晚，只得继续在地窖里等待时机。6日晨，第三十八团团长康景谦接到东北军三十八团兵变急电回到博克图，对庞永胜严刑拷打，庞永胜供出韩源波的藏身地点。第三十八团团长康景谦派人到街外菜窖中逮捕韩源波。其后卢透云在小岭子（伊列克得）被捕。

康景谦亲自审讯韩源波，韩威武不屈，昂然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面对敌人种种酷刑慷慨激昂地表示：“为打倒军阀，建立新中国，死而无憾！”他承认兵变后是要占据博克图车站，然后四出游行，扩大影响，但又表示“决不藉俄人势”，以防被当局据为口实，加给兵变者以叛国罪名。总之，韩源波不但没有供出省委和其他任何组织的机密，更没有暴露富拉尔基等地亦在准备兵变的秘密，而且为组织和同志的安全想得十分周全，表现了共产党员的高尚风格。1931年1月14日早上7时，五壮士牺牲。[141]

十六日东三省民报载出该团之被破坏及元被捕情形，同日之哈尔滨国际协报亦载出此事，十八日之北平晨报亦登出此事，不过所载情节与两报所载微有不同。不过各报载元×被捕枪决，该团团委书记卢××被捕枪决（中士），又高万九（中士团委委员）被捕枪决，另有两中尉亦被捕枪决（按该团原有官长同志系一上尉一中尉，报载两中尉，想系采访之误），一同牺牲共五人。[142]

这是省军委在报告中对媒体报道所作的最后订正与解读。文中所提的元×，即韩源波，卢××即卢透云，其他三人应为李庚辰、高文久、李广海被判处死刑。韩源波牺牲时只有26岁。

通过以上考证和分析，博克图事件的真相和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这一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已经大白于天下：

第一，韩源波此举是以攻为守，以暴动来掩护撤退，以其减少革命损失，保存军队中党的骨干。他到博克图时已经无法制止暴动，如迟疑犹豫，就会遭到更大的损失。

第二，韩源波被捕后，将暴动的责任完全揽在自己身上，宁愿牺牲个人，全力掩护组织，掩护同志。

第三，韩源波顾全大局，充分考虑到党的利益和国家民族的利益，当时正是中东路事件以后张学良损兵折将，日本乘机在东北铁路交涉问题上对张学良猛加压力，挑拨中苏关系，而韩源波在被刑讯中矢口否认和苏俄有联系，使日本人无法找到制造中苏矛盾的口实。

第四，博克图兵变虽然是以失败告终，但纠正“左”倾冒险错误的成果是显著的，除了几位领导人被捕和韩源波牺牲外，军队和地方的党组织多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海满地区和东北军第十五旅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没有受到更大的暴露和破坏，为九一八事变后，海满抗战和东北救亡运动保留了抗日领导骨干。这一切都使我们看到了这位年轻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