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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派李兆鳞等组织辽阳抗日义勇军

时间:2022-03-20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胡乔木派李兆鳞等组织辽阳抗日义勇军_《张××巡视辽阳报告》考九一八事变后,在形形色色的抗日义勇军中,有十几支中共直接组织领导的新型抗日队伍。清华求学时期的胡乔木“张××”这篇报告写于“1932年11月”。两种史料相互印证可以知道,派遣李兆麟等到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正是胡乔木。他是根据中央北平市委的决定,找李兆麟等谈话,让他们以反帝大同盟盟员身份来李兆麟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的。

乔木派李兆鳞等组织辽阳抗日义勇军_《张××巡视辽阳报告》考

九一八事变后,在形形色色的抗日义勇军中,有十几支中共直接组织领导的新型抗日队伍。近年来随着研究东北抗联工作的深入,这十多支队伍的事迹大都有了专门研究和记载,唯独其中辽阳义勇军研究记载远未到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党的隶属关系不同,其他各支隶属中共满洲省委,有大量现存的满委档案可资查寻,而辽阳义勇军隶属中共河北省委,史料已散失;二是历史延续情况不同,其他各支队伍后来都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而辽阳和巴彦两支游击队却因遭受失败而溃散,给追记这段历史增加了难度。近查《汇集》甲11册有一篇《张××关于沈阳、辽阳之间农民、妇女、军人、少先队及义勇军状况的报告》,透露了当年党在辽阳组织义勇军开展抗日工作的一些真实情况,对于关心这段历史的朋友来说,可算是十分难得的史料。

清华求学时期的胡乔木

“张××”这篇报告写于“1932年11月”。遵循秘密工作的要求,报告人署名和收信机关(或收信人)的称呼在文件归档时均已用药水消去,所以我们现在只能从内容去推断他们各自身份。这位张同志的报告说他是“于今春三月十日同团特派员同志去东北工作,五月又去一团员,至7月25日回北平”。又说:“与7月时团派夏去此地巡视。”据此可知派张来辽阳的不是满洲省委而是河北省委或河北省委所属的北平市党的组织。这个报告也是打给派遣他的河北省或北平市党组织而非满洲省委。查阅有关口碑资料,据当年曾在共青团北平市委工作并担任北平市反帝大同盟执委的胡乔木[24]回忆,1931年12月他确实根据中共北平市委决定并受北平团市委的委托曾找过共青团员林郁青、反帝大同盟盟员张一吼和李烈生(后来知道他就是李兆麟)谈话,听李介绍其家乡辽阳发生义勇军情况,并指示他们回东北到李的家乡组织抗日武装。又据林郁青、冯乃革[25]、夏尚志回忆,这次谈话后林、张因故未能立即成行,而由冯乃革、杨寿天(华北大学学生)随李兆麟先行回辽阳,随后林、张于1932年春去辽阳小荣官屯与李等会合,至7月间夏尚志也来到辽阳。

两种史料相互印证可以知道,派遣李兆麟等到辽阳组织抗日义勇军的正是胡乔木。他是根据中央北平市委的决定,找李兆麟等谈话,让他们以反帝大同盟盟员身份来李兆麟家乡组织抗日武装的。回忆录还证明,胡乔木不知道张一吼、李兆麟是共产党员,只知道林郁青是共青团员,指示他们开展工作的方式也是以建立反帝大同盟支部为切入点。但张一吼、李兆麟显然是向所属上级党组织汇报过的,据李兆麟后来回忆他4月间曾回平向河北省委报告并建议派学生来辽东,至于这位张××显然就是张一吼,他这份报告也是写给河北省委的。冯基平、林郁青、夏尚志也是向各级党团组织报告的,彼此间并不知道党团员的身份,这是地下工作所必须遵守的原则。他们的真实情况 是这样的:(www.guayunfan.com)张一吼,又名张俊武,张国威,1903年生于沈阳。1926年考入奉天讲武堂第七期步兵科,毕业后在奉军任下级军官,旋因部下哗变,被革职赋闲,1929年到中国大学读书,受进步人士引导走上革命道路,1930年7月他受李稼儒之托将李兆麟带到北平读书,并鼓励他走上革命道路,李兆麟于同年7月在平西加入共青团,一年后转党(本书后面有详考)。

九一八事变后张一吼、李兆麟急切盼望回乡抗日,经参加东北民众救国会的地下党员冯基平(实名冯乃革)、夏尚志介绍参加了救国会的活动。冯基平是辽宁法库人,当时是北平中国大学学生。1931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夏尚志,又名张福增,吉林振赉人,1932年7月,在巴彦游击队由共青团转为中共党员。同时脸子以中共河北省委反军国主义干部身份回东北视察,并负责李兆麟、张甲洲两部义勇军的隶属关系移交给满洲省委。由于当时他们与上级组织都是单线联系,彼此间均不知情。而张一吼的这份报告应该是写给中共北平市委或其下属士兵支部的。“三月十日”与其“去东北工作”的“团特派员”即后文所称“小林”的林郁青无疑。至于报告多次提到的“李同志”就是李烈生,也就是后来著名抗日将领李兆麟将军。

张一吼的报告所涉及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建立各阶层群众的反帝大同盟组织的情况; 二是开展分粮斗争的情况; 三是组成辽阳义勇军的情况; 四是辽阳义勇军的名义上的上级指挥机关——“东北义勇军第六方面军团指挥部”的情况。从1932年3月到同年7月“北方会议”贯彻之前,这是辽阳义勇军在党直接领导下发展的鼎盛时期,在这4个多月中,“在沈辽中间小堡建立农民大同盟支部四个,小荣官屯支部一个,大洼支部一个,每支部五人;小堡妇女支部一个五人;小堡大堡二村少先队五个小组,每组五人,朝官寺少先队四组每组五人;军人支部一个五人(沈三区沈宝林)。”[26]总计建有各种大同盟支部和小组17个,发展盟员150余人。这期间组织分粮一次,“将林屯之中农小农之粮统给分了,并立借粮单一纸,上书借某某粮若干”,“当时影响附近村屯二十来个村子自动分粮”,“影响附近东西一百五十余里,南北一百里”。报告称:“该地有义勇军三千人”、“能以公开的去组织”。辽阳义勇军(即救国会加委之24路)属“东北义勇军第六方面军团”,“总指挥熊飞[27]是讲武堂第三期学生”,“去冬曾毙凌印青、张学成”。报告中还对组织团体、指导分粮、联络义勇军等项工作中成绩缺点以及义勇军各部成分、首领的出身政治表现等情况作了具体分析。

张一吼的这份报告是有关辽阳义勇军的绝无仅有的第一手资料。同其他现存的口碑和报刊等资料相比,它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特点:一是它有更强的准确性。例如关于时间、地点等,其他资料只说出大致季节和方位,而这里却明确指出是某月某日某地。其他如群众团体、义勇军分布、部队成分等都有较为精确数据。二是它有更强的真实性。因为是党员向组织、下级向上级报告,自然是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包括某团员因恋爱影响妇女抗日团体的建立等细节也都直言不讳,增加了史料的生动性和真实感。其中特别是对爱国人士和抗日将领的评价都是出自报告人当时的认识和立场,如说“黄显声是张学良最信任最得用之走狗”,辽吉黑义勇军后援会总指挥朱庆澜“大概是国家主义者”等,对于我们研究当年党内思想倾向是难得的史料。三是增加了许多闻所未闻的信息,有助解开若干历史之谜。例如报告称义勇军第六军团总指挥熊飞“此次曾令华大学生王忠恐找共产党,在头几天团市委曾经转过熊飞找关系”,这则史料的发现把黄显声、熊飞同共产党开始交往的时间至少提前了半年以上。再有,报告称前不久义勇军第六军团指挥部组织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人,熊自兼任。军委委员“七人内有国民党三人,我同李同志二人,东北大学张雅轩是国家主义,余一人是工头,名刘中齐”。张一吼、李兆麟(时名李烈生)两名共产党员已经被选为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军委会委员,这是其他史料所未曾见到的。不仅如此,实际上张雅轩并非国家主义派,他也是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这就是说,军委会中国共两党各占一半,这种内情报告人并不知道,这一切可以说都填补了义勇军历史研究方面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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