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三省的发展

对辽宁省情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分析_《东三省实情》与《大连调查》考

辽宁地区，因其丰富的资源、优越的区位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很早以来就为世人关注，分析其经济和社会情况的各种著作，描绘其山川景物的诗歌，不绝如缕，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来观察分析辽宁省情的还是上世纪20年代的最初几年才有的事。收录在《汇集》甲种本第一册的《东三省实情的分析》和《大连调查》，可以说是迄今所能见到的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系统地分析辽宁省情的最早的著作。

《东三省实情的分析》分上下两部分，分别刊载于1924年1月20日和2月20日《向导》杂志上，署名李震瀛；《大连调查》载于同年6月4日同一刊物上，署名沈寅。李震瀛又名李泊之，天津人，中共早期党员。李震瀛在党内通信中常用震银、警寅、寅等化名，因此，沈寅也可能为李的笔名。当然，也可能是他和另一位早期党员陈为人共用的笔名，因为这两篇文章本来就是他们二人合作的产物。

陈为人原名陈蔚英，时任北京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受北方党组织委派，打入铁路系统，以“交通密查员”（后改为“视学”）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1]1923年“二七”大罢工之后，陈为人和李震瀛受李大钊为首的中共北方区委和邓中夏为首的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东北开辟革命工作。[12]他们先是落脚在哈尔滨，以办报为掩护传播马列主义，建立党组织，同时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年年底，他们又到奉天、大连活动，他们在南满医大组织木铎社，以记者身份访问了沙河口华人工学会、大连中华青年会、增智学校、三一学校等进步团体，结识了青年会干事杨志云、工学会会长傅景阳、《泰东日报》工人关向应[13]等进步青年，比较详细地考察了大连社会情况。返沪后，他们向党中央和劳动组合书记部做了系统汇报，并把考察成果写成文章发表。这就是两篇史料的来历。

现在笔者仅就这两篇史料有关辽宁的部分作如下考释和诠释：

被国民忘却的东三省，在先偶一提起，抽象的只联想得到荒寒广漠印象；具体的亦不过把日本、胡匪、俄帝国的行为，直觉的涌现出来。经过了这样长时间的漠不注意，结果形成文化落后，反让帝国式工商业得到畸形的发展，于是才引起一般人对于东三省的研究和注意。同时很锐敏毒辣的国际侵略视线追随过来，宽大迟纯［钝］的中国人作有意周旋。(www.guayunfan.com)在激湍进展的过程上，有辽东大战，有东路出兵，有收回东铁。国际侵略势力遂安然得到一块新倾域，并且坚筑防垒，以备好消灭我落后民族的进战。但现在中国不只是久困于帝国主义权威的第一道锁练［链］是东三省，并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重心，我们在相当的战略里，亦应该认东三省为很有实力的一股生力军啊。革命的潮汹涌！革命的花怒放！在革命园地的东三省，我们是急切需要一种真切的认识。为了这种要求，我就着看见的东三省，作一个分析的介绍，或者亦是我们需要的糇粮罢。[14]

这段话是文章的开头语，主要是说国人认识东三省实情的必要性。

“荒寒广漠”，是形容东北地广人稀，气候寒冷。“胡匪”，即土匪，当地人又称之为“胡子”。“帝国式工商业”，列宁主义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建立的殖民主义经济越发展，中国的民族经济越受压抑，民众生活也越贫困，所以说是“畸形的发展”。“敏锐毒辣的国际侵略视线”，是说帝国主义者为了扩大其侵略特别关注东北，同中国人的过分的“宽大迟纯［钝］”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国际侵略势力遂安然得到一块新倾域”，“倾”字是“领”字形近致误，意思是说，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和英美，通过相互之间的角逐和共同干涉十月革命后的苏俄，逐渐把东北变成了他们各自的新势力范围。“民族革命运动的新重心”，指东北地区反帝爱国运动，如1923年的收回旅大运动和反对“二十一条”运动等，预示东北的反帝爱国运动必将有更大的发展，使它在全国民族革命运动中占据更重要地位。

“糇粮”，原话出自《诗经·大雅》：“乃里糇粮”。意思是行军打仗事先须做好后勤保障，要有足够的粮食。作者断言，使国人对“革命园地”东三省有一个真切的认识是当务之急，而他本人对东三省的实地考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介绍，对于革命者来说或许就是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呢！

1.民众的现象

居留民、工人、农人、商人、妇女、兵、匪。

东省自从满清入关以后，土人已渐移居内地。现在三省人民统计两千九百万中，吉黑两省只占九百余万。考他们的来源山东人居多，就中黄县、掖县的人最占势力，其次则为丰直隶、丰润、滦县人。他们移来的起源，多因为饥馑水灾，无以为生，就相率来此。结果领得荒地耕种的，逐渐变成了土著。但是多数还是抱的发财思想，因着三省的产蓄丰饶，于是造成一般新起的小资产阶级，在东省作了中国人民的门面。三省的政治势力多操诸奉天方面移民之手，今概称之为奉天人。

近来因为帝国主义者觊觎，在南满路沿线日本移民甚多，大半以卖淫贩烟为业……

工人最多的是铁路工作。南满线中日工人各半，华工地位很低。沿路各矿坑如抚顺、千金塞［寨］、本溪湖等处的工人更是苦痛……

按情理说，东省人少地多，土质肥沃，森林繁盛，农人是应该多些，但事实上却成反比。就已开辟的区域看，所有权多半尽属诸大地主之手，佃户被押最重……未开辟的地方，则为国有，领一响地（一俄响合中国二十四亩）须费六十余元，开辟费又须八十余元。

三省的大商人总括着说，均属于日俄英美人，中国商人大多是做投机事业。主要商业中，粮食的运输，森林的采取，均为外国商人所操纵……

论到东省妇女，我们可观察到两种现象。第一就历史上观察三省妇女向来是开放的；第二因为教育程度很低，形成一种幼稚现象。像内地缠足和男女规避的风气，在东省人的家庭和社会中，却没有这样的现象。不过还只可认为是旧礼教下的一个例外。最奇怪的，有一回朋友对我谈一件很可注意的事，他说：“奉天有的中等女校毕业的出路，竟大批的做了军官们的姨太太，这样现象，还是有得人羡慕着。”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她们的幼稚……

兵匪的问题已经分不清了，提到兵就想到匪，谈到匪就想到兵，在东省的兵匪更有特属的因果。因为每年春季，有大量的山东和直隶人，都是“筚路蓝缕”而来，他们的目的是，去到吉黑两省的山里，种鸦片烟。种的时候官厅是放任的，一到割烟时节，官军就群来到挟，藉端收没，于是他们一年的希望尽付流水，遂不得不入山为匪了，土人俗称作“红胡子”。但是匪势倡蹶起来，官厅又来招抚他们入伍。你招一旅，我抚一师。一般生计压迫而变态的群众，不知不觉被一般野心家以及军阀利用，有时为他们去充“炮灰”，有时因数月不得一饷，又不得再去为匪。结果裁兵不能，招匪不能；终至招不胜招，抚不胜抚，牵动均衡的安宁和秩序不小。

总起来看，东省发众的现象，奉天人和日本人是东三省的统治者，吉黑人，朝鲜人，俄人，工人，农人，商人，妇女，兵匪都是被压迫者。[15]

在“民众的现象”里分析了七种人群。这里的“居留民”，不仅是指俄、日、韩等国的侨民，还包括由关内闯关东的移民。“政治势力多操诸奉天方面移民之手”，这是指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他统治着全东北，吉、黑军政长官均由他委派和节制，成了实际上的“东北王”。当然这里把“吉黑人”都说成是被压迫者，把“奉天人”等划入统治者之中也有不科学之处，还缺乏更精确的分析。

“抚顺、千金塞［寨］”中间不应用顿号，指的是抚顺所属的千金寨，“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此即矿工生活贫困的真实写照。

“佃户被押最重”，佃户多是由关内闯关东来的灾民，没有土地，向地主租种土地要交很重的押金，秋后打下的粮食不够交租便从押金中扣除。“响”，是“垧”字误写。“垧”是东北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一垧等于十亩。“垧”字原作“晌”，亦作“天”，意为农民每一天或一个晌午时间耕种田地的数量，遂以为计算单位。

“大商人”这里是指经营运输、伐木等与掠夺东北资源有关的外商，他们代表帝国主义国家来控制着东北的经济命脉。

“三省妇女向来是开放的”，这里是指民俗方面的特点，没有缠足和男女规避的风气，但并不等于完全摆脱了男尊妇卑的旧礼教的束缚，只能说是幼稚。羡慕做军官的姨太太，说明她们还缺乏妇女解放的觉悟。

“兵匪更有特属的因果”，这里指互相依存的关系。“猖蹶”应为“猖獗”。匪因官兵逼迫而生，兵因匪势猖獗而富。

2.政治现象

军阀势力、帝国势力、革命势力

东省的政治势力，始终未离开北洋封建军阀的势力范围。在奉虽分新旧两派，但亦不过以五十步笑百步。旧派的首领是张作霖，新派排斥他们说终免不了胡匪的根性。新派的首领是张学良、郭松龄、杨宇霆等，略表同情于民党，不过崇拜孙文尚不及崇拜段合肥那样深，总带点军阀传统思想。现时新派较占优势，故能使不自然的直奉议和终难实现。但实际上的所谓新旧派，乃利害关系所形成……所以崭新的东省只可仍认作北洋军阀的另一巢穴。

在一桩桩经过的事实上，我们看出帝国主义者的手腕在东省，竟由均衡的控制变到联合的进展了。东省是东亚唯一的宝库，素为国际间所注意，因着在先有日俄两帝国的相争，酿成辽东大战；在后有世界帝国主义者的联合，藉出兵东路以控制新俄。这种场合中的帝国主义者，却很灵巧的作耍，避免牺牲的路，合欢的去宰割世界，究竟这样不自然的联合，我们是很容易看出他们的破绽的。帝国主义的潮翻腾起来了，我们看出四种现象：（一）各帝国主义者利用旧俄盘踞东路，牵制中俄结纳。（二）日本帝国主义者藉借美资开发南满，缓和太平洋上的恶潮，乘虚假手旧俄垄断北满，以达其地震后从容移拓南满的大陆政策。（三）法国帝国主义者以道胜银行的债权者，觊觎东路，结交旧俄。（四）美帝国主义者利用外交系进窥中东路，以投资满蒙。眼看着收回领土主权的区域，又被帝国主义者固在核心了，我们不要短视的欢欣，应该趁着潮泛去弄潮啊！

弥漫反动势力的东省既如上述，一方革命的萌芽却得到了深厚的裁［栽］培……东省的民族性，占了刚毅负苦的长处；东省地位亦实为将来东亚问题的一大焦点。

所以在这样政情下，将来革命的出路，实亦跑不了中东南满两干线。革命的群众是中日俄工人和平民的大联合。革命的趋势是由被压迫的俄人，韩人，农人，商人，工人，与被排斥的各省侨民合成联合战线，去反对基督教，反对英美法日帝国主义的勾结，反对旧俄日党盘踞东路，要求限制金票（日币），裁减租税，免去领荒纳费，促进中俄会议，排斥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政学系外交系，阻止奉直和议，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下去作战。[16]

政治现象主要是介绍东北的三大政治势力。

“胡匪的根性”，张作霖和他的拜把兄弟张作相、汤玉麟等都是草莽出身。带有流氓匪性，常被新派人物讥为“胡子”。“崇拜孙文尚不及崇拜段合肥那样深”，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皖系军阀之首，以籍贯为号，故称“段合肥”。作者认为张学良、郭松龄、杨宇霆等新派人物并不真正相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张、郭、杨并不同属新派，杨宇霆更倾向于亲日派，后来的事实证明张学良和郭松龄确实同情国民党。

“辽东大战”，这里是指1904年的日俄战争，这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为了争夺独霸东北的权力而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一场野蛮的侵略战争。

“藉出兵东路以控制新俄”，俄国十月革命后，协约国由日美两国发起，不顾中国政府反对，于1919年3月14日在海参崴正式组成所谓“国际监管中东铁路和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参加该会的有英、法、美、意、日等国代表，白俄分子乌斯托罗果夫为委员会长。此后日美等国便以监管两条铁路为名派遣干涉军进驻海参崴和中东路沿线各站，支持少数沙俄残匪高尔察克、谢苗诺夫[17]等向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进攻。

“外交系”，民国时期的政治派别，主张外交救国，由王正廷、颜惠庆、顾维钧等组成。因为他们曾在北洋政府中担任外交官，许多丧权辱国的外交决策是通过他们执行的，所以当时国共两党都把他们当成是军阀走狗而加以谴责，实际上他们每个人的情况并不一样，有的时候也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免去领荒纳费”，农民开垦荒地要向官厅申请并交纳开荒费，作者认为农民必会提免除开荒费的革命要求。“促进中俄会议”，事实上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区委已经指示中共哈尔滨特别组发动群众，促进奉苏谈判，就在《东三省情分析》发表的几个月之后，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加拉罕签订了《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实现了中东铁路中苏共管。

3.经济的现象

金融、产业、交通

东省生产丰富，经济的进展自然占了极优越的地位。不过帝国式工商业的角逐，弄得略呈出些危机来。先就金融文献说，凡曾到过东省的，是很容易感觉得出来，如果一到大连，用钱上就感觉不便，概以小银角本位，现洋反不能通用了。再奉天的纸币又分奉大洋小洋；吉林又分永衡官贴永衡大小洋；哈尔滨又实行现大洋为本位。有的时候从一处带些纸币，走出不到一天来，就几乎要成废纸，用这样充满了市场五花八门而不能通行三省的领域，当然是居于被排挤的地位。近来日韩奸商勾结白俄，由北满方面，出厚利收买现洋，私运出境，聚而熔之，使没有准备金的中国纸币动摇，一方市面上现银又缺乏，遂不时的发生恐慌。国际经济侵略家的政策，遂在一举手间，无疑的操得胜券。所以我们看出的情形，东省金融方面，表现着：（一）币制不能统一。（二）政府对于货币商品的发行不会去制裁或监督。（三）没设置金融公共流通机关。（四）没有统一的证券形式。（五）对于商人投机垄断现银没法利［制］止。（六）对于市场任意拒绝货币没法惩罚。（七）现洋自由出口，无法防止——这些现象。金融是社会生机的危迫，实在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至于产业方面，中国人在东省已经早算是落武了。不待言，大连、营口、长春、哈尔滨等处的电气事业，如电车、电话、电灯等，已全在日人中。就是中东路沿线的长途电话，亦被法国人承办了去。森林矿产日人竞自由开发，粮业则日本的净粮机和美国小麦亦垄断殆尽。运输业则日本的国际运输株式会社亦已包北满而与南满策应了。据云，日人在东省发出金示已达二万元以上，与东三省中国人口相较，每人应有日金十余元。这样看，东三省的将来转移，在发达产业，但这个方针的头一步，还是要想着怎样挣掊这帝国主义的攀笼呢！

东省铁道的铺设，较比何省都长。交通促进文化，乃东省竟何岌岌呢？此其故，要明白了东省交通势力，恐怕亦就不奇怪了。中东路现在直接是诸俄白党之手，间接就不啻受法美英日人的支配。南满安东两线实为日人产业，近来此两线概铺双轨，更是军备侵略上的利器了……[18]

作者从金融、产业和交通三个方面分析了东北的经济现象。

“东省生产丰富”，应为“物产丰富”，主要指自然资源。

“金融是社会生机的危迫”，这是形容金融行业对整个国计民生作用之大，犹今天常说的“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液”，金融危机势必导致经济的全盘危机。

“落武”应作“落伍”，先进的产业都由外国人经营。枉发达产业，犹言实现产业现代化，如采取先进的科学技术、提高管理水平等，但首先必须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垄断，民族工商业才能发展起来。

“交通促进文化”，意思是说交通运输业发达会促进社会文明进步。“要明白了东省交通势力，恐怕亦就不奇怪了”，东三省铁路虽多，但路权均操纵在外国人之手，他们把铁路用来作为对东北人民进行经济上、军事上侵略的得力工具，因此，东北地区国计民生岌岌可危，也就毫不奇怪了。

4.文化的现象

教育、宗教、舆论

东省是文化落后的地方，教育是很幼稚的。在奉天全省的行政上看，差不多每县都有中学师范的设置，不过程度尚差。听着朋友说，奉天省城有个小学办得很好，杜威曾来参观，说是中国第一个小学，这样看，奉天或者还能讲到教育……

在北满宗教同洋资本的工商业而俱来，尤其可怕的是基督数［教］……在南满方面较比好些，如大连反对基督教的势力非常盛，不过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出仍是日本与英美冲突的自然结果，华人真的觉悟尚属薄弱得很。

三省的舆界，在哈是俄旧党的势力，在奉是张作霖的势力。其他外国人的通信社，实可左右一切政治潮汐的消长。现在把三省几个大埠的报纸，作一个简括统计来看……奉天的华文报不少，不过还敌不过日人的一家华文报，听说该报每日可销至二万余份。大连已为日本统治，更提不到华人舆论，有华文报三家全与日人有关，不过论调稍进步些。我们为了东三省舆论想，很应该有一种中日苏俄舆论最低限的联合战线运动的必要。[19]

文化现象主要是分析了教育、宗教和新闻舆论。

“杜威曾来参观，说是中国第一个小学”，约翰·杜威，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1917—1920年曾在中国北京大学任教并来过沈阳考察，他所说的“中国第一个小学”确指何校尚待进一步考定，但当时奉天省城建有全国名校却是实情。例如周恩来曾就读过的小学——奉天东关模范小学就是其中著名的一所。该校是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的维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办的，中经谢荫昌、王永江等几位教育家的努力，到19世纪20年代已经相当可观了。

“还敌不过日人的一家华文报”，这家华文报就是指《盛京时报》。该报当时在东北规模最大，订户最多，是日本侵略东北的最重要的舆论工具，其总编辑日人菊野贞二（笔名“傲霜雪”）等通过该报不遗余力地为日本侵华行为辩解，攻击东北人民爱国反日运动是“排外”、“赤化”、“暴乱”。确有控制东北舆论起落的能量。

如果说辽宁当时总的情况还是保留了部分主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的话，那么大连则已完全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大连调查》便是对这一地区的殖民地特征的专门介绍。《大连调查》涉及内容共有6项，其中包括人口、法定团体、自发的群众团体、劳工、华人教育和新闻事业。大概是出于保护该地革命势力的安全考虑，《大连调查》对上述情况，一般只做客观报道，未加具体分析评论，但从其关注的重点和信息价值的取向上明眼人仍然会看到该地民族革命势力发展的趋势。如：

此地是日本殖民地，所适用者是日本法律，各政派之失势者，多来连等待机会，其目光皆未注意及此地之革命运动，与日本人相安甚好。 [20]

这里的“各政派之失势者”，既包括内地军阀混战中失意的政客，也包括了遭敌人追捕通缉而避居大连的革命者。作者实际上在提醒他们，切不可轻视或忽略大连的反日爱国运动，这里确实有很可观的革命潜力呢！

再如，在“各团体”栏目中作者写道：

中华青年会性质为社会交际及教育机关，会员两千余人。会长傅立鱼，安徽人，前民党现巨富。

基督教青年会 赞成排日，时被检查，在本地无何势力。

沙河口工学会 系南满线工人的大本营。该十七职场中共有华工一千四百零九人，现加入此会者得七百人，每月收到会费者可五百余人。附设补习夜课两班。

电铁青年团 为市内外中国电车工人所组成，共四百余人，设有英文夜班。

中华印工同志会 此地共有印工二千人，加入此会者已有二百五十人。

华昌工人寄宿舍 专容纳码头工人寄宿，地点在寺儿沟。

满蒙文化协会 是日人侵略满蒙的总机关，专从事统计调查。傅立鱼被请为顾问，每月三百元。所出版书籍皆为关于政治经济的好材料。 [21]

以上除“中华青年会”和“满蒙文化协会”而外，其余全是工人组织，这些组织正在使工人接受文化教育，甚至可以学外语。这种现象表明大连的工人阶级组织程度已经很高并且不断提高文化程度和政治觉悟。至于“中华青年会”和“满蒙文化协会”表面上是中性甚至是反动的官办团体，但民族民主革命势力也可以参与其中，并利用这个躯壳去做一些对革命有利的事情。青年会会长傅立鱼就是利用他在“满蒙文化协会”当顾问这一合法身份，创办《新文化杂志》（后改为《青年翼》）的，通过这个刊物他们做了很多推动新文化运动、宣传十月革命等方面的革命启蒙工作。

当然，《大连调查》对于日本殖民主义当局的罪恶统治的揭露也是不遗余力的，诸如关于“人口”方面：“华人13万，日人8万。其警察组织甚精密，调查户口手续甚繁。如行动稍被注意，关系稍不明白，即不能一日留”。关于“华人教育”方面：“公学堂3处，系日人由满铁出资专为华人办的，华人入学不收费。教育结果，甚至不知中华民国四字者，完全为洋奴的养生所，所用华人教员，非该校毕业生不能合格。”如此等等。

通过以上简单的考证和诠释，我们可以看到《东三省实情的分析》和《大连调查》的作者，对当年东北地区特别是辽宁全省所作的分析和点评确实非同凡响。这些分析和评论好就好在它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始终把握着东北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演变的主线，透过错综纷繁的表面现象，去发现问题的本质，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对于“民众的现象”的分析，作者认为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奉系军阀“是东三省的统治者”而外，其余大多数的“吉黑人，朝鲜人，俄人，工人，农人，商人，妇女，兵匪都是被压迫者”；对于“政治的现象”的分析，作者断言：“东省是东亚唯一的宝库，素为国际间所注意”，“东省的地位亦实为将来东亚问题的一大焦点”，东北地区虽然“弥漫反动势力”，但另一方面，“革命的萌芽却得到了深厚的裁［栽］培”，“东省的民族性，占了刚毅负苦的长处”，“我们在相当的战略里，亦应当认东三省为很有实力一股生力军啊”；对于“经济的现象”的分析，作者预言：“将来革命的出路，实亦跑不了中东南满两干线”，“反对日俄日常盘踞出路，要求限制金票（日币），裁减租税，免去领荒纳费，促进中俄会议……到民主革命旗帜下去作战”等等，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些革命活动大都应验了。作者在这两篇报告中对辽宁当时金融、产业、交通、教育、宗教、新闻舆论以及大连劳工、华人教育等具体情况的描述，特别是其中一些典型和数据，对于研究辽宁省情演变的历史来说更是弥足珍贵的。

当然上述分析和报告还有不足之处，尤其对各种社会现象背后的支配因素还缺乏具体分析，这是建党初期调研工作中难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