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同舟

风雨同舟_肝胆相照的典范——《卢广绩等致刘澜波的信》考

《汇集》甲22收录了一封党内外人士的工作通信，题目是《东北救亡总会卢延赓等六人给刘澜波的信》，编者在副题中标明信的内容是“关于向中共转达三点原则意见的问题”。虽然这封信不到600字的篇幅，且时间已过70余年，但透过它的内容，我们却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不少至今仍然饶有教育意义的历史信息。在未考察正文之前，有必要把“东北救亡总会”和通信双方的情况作以简要的介绍。

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1937年6月20日，在当时的北平白马寺东北大学礼堂宣告正式成立。它是当时流亡关内的东北同胞在中国共产党的关怀和指导下，在以往形形色色救亡团体的基础上，加以串联、整合之后，重新建立的范围更广、组织更严密、凝聚力更强的抗日救亡团体，也是我党在关内东北同胞中最大党的外围组织。对于它的性质，中共中央组织部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有明确认定，指出“东总”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直接领导的救亡群众团体”。[79]

受信人刘澜波，原名刘玉田，字澜波，后以字行，原名反不为人所知，辽宁凤城人，1904年生，1926年加入共青团，同年考入北京大学政治系，1927年转党。九一八事变后经族兄刘多荃（字芳波）引见来北平向张学良述职的黄显声将军结识，两人一见如故，随同黄显声回锦州，助黄显声组织抗日义勇军，从此开始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长期做争取东北军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历任东北军各部工委书记等职。与张学良及东北军将领和爱国人士黄显声、刘多荃、王以哲、阎宝航、高崇民等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东总”成立时任执行委员，党内职务是中共东特委委员、“东总”党组书记。

发信人卢延赓，辽宁海城人，原名卢广绩，号乃赓，“延赓”应为“迺赓”，由于字形相近致错。1929年6月，任奉天总商会副会长，东北救亡总会成立时任常务委员。

刘澜波

陈先舟，辽宁桓仁人，原名陈士瀛，字仙洲。1938年4月入党。九一八事变后改“仙洲”为“先舟”。为20世纪20年代东北邮电事业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并先后任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执行委员、东北救亡总会常务委员等社会兼职。

胡圣一，辽宁开原人，1909年出生。九一八事变前毕业于东北讲武堂，事变后随高崇民参加东北救亡运动。1932年在北京参加了东北抗日救国会，1935年后，直接参加中共在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的活动。1937—1939年，被中共组织推荐给东北军作为陕西省地方官员，担任西安税捐局局长。

高崇民，辽宁开原人，原名健国，字崇民。九一八事变后，辞去原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张学良的秘书职务，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参与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复东会，分别担任主任委员、秘书长等。西安事变爆发后，任张、杨的政治机构“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拥护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主张，在张、杨两部做了大量协调工作。

栗又文，辽宁辽阳人。先后任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驻新疆代表、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委员等职务。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总”成立后，任东北救亡总会秘书处主任。

李华春，辽宁锦西人。1935年秋由东北大学毕业后任《外交月报》社编辑。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东总”南郑分会的负责人。1940年7月初，他被国民党特务捆绑在麻袋里，活埋在汉中城南的汉水之滨逝世。年仅29岁。

这封信是写于何时没有注明，但《汇集》编者根据内容判定是“1937年”，笔者认为这一判断是很不准确的。

当然信的内容有东总成立和八路军的字样，从东总的成立和八路军开赴前线是1937年，这些事已成过去，实际上只要知道署名的六人何时聚首一堂那就是发信的时间。这封信写于1938年3月6日，西安分会成立前夕，确切时间应该是2月末某一天。高崇民于1938年初，受总部委托来西安，筹建陕西分会。“东总”主席团成员栗又文于1937年8月下旬，从杜重远处得知马占山已被当局任命为东北挺进军司令，他认为这是个大好机会，经向在南京的刘澜波、高崇民、阎宝航等“东总”常委请求，并经中共东北特委同意，于同年9月在杜重远陪同下，到大同前线参加了挺进军，后任中共挺进军党组书记。同时来西安的还有陈先舟。原来在七七事变后，在刘澜波、陈先舟、于毅夫、张希尧主持下“东总”曾通过了迅速疏散救亡干部、坚持敌后斗争的决定。会后，陈先舟天津安排电讯联络事宜同时把家属送到天津法租界，然后于是年12月与于炳然、赵濯华三人，微服结伴离开天津，取道香港、广州，于翌年1月抵达武汉。这时“东总”总部已由南京迁到武汉明月桥14号办公。高崇民因躲避国民党特务的秘密缉捕已于年初由武汉返回西安。陈先舟和张希尧等不久也去了西安。

前排左起卢广绩、王卓然、孙一民，后排左起阎宝航、杜重远、王化一在湖北武汉合影

1938年2月，卢广绩离开武汉到西安，在赈济委员会第五救济区特派员朱庆澜领导下工作，同时出任胡宗南第三十四集团军第八战区军高级参议，由于他有国军高参现职，便于在国统区公开活动，高崇民在写信中把他的名字放在前边，陕西分会会址设在西安梆子寺41号卢广绩的家中。至于胡圣一他是高崇民的内表弟，在西安税捐局任职，又是“东总”会员，高对他倚重。李春华是位热心抗日青年，也是“东总”的会员，他们6人于1938年2月中下旬聚首一堂，写了这封信。笔者对这封信的写作时间即是这样判断的。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押了张学良将军，数十万东北军和流亡关内东北同胞，一时间群龙无首，阵脚大乱，内挤外压，在这极端严重的时刻，中国共产党人伸出援手。1936年1月，中共中央成立以周恩来兼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边章五、朱理治（兼秘书长）等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中央东委”）。同年4月，经北方局决定，成立了东北军内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他在东北军中由上到下，从各方面开展了对东北军的争取工作。1月25日，中国抗日红军领导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叶剑英等20人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我们是中国人，要为中国的独立解放奋斗到底，救中国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责任。”[80]春，周恩来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东北军的具体情况，提出了“争取东北军及其他可以联合的力量，迅速实现对日作战”的政治任务和战略方针。1937年3月17日、18日，周恩来两次写信给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建议对华北地区的流亡团体加以整顿，建立一个统一的党直接领导的救亡组织，并特别强调“在这些团体中用最大的力量来吸收并罗致东北名流”，[81]据此北方局在刘少奇主持下成立了“中共东北党务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委”）[82]。并调派长期担任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刘澜波担任东特委委员，专门负责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统一领导东北的救亡团体。刘少奇指示“东特委”各成员，要他们“以有组织的东北人，去组织无组织的东北人；以东北人的组织力量，去推动东北军，影响东北军即东北军中上层人士，使之更加进步，更进一步走向团结，以推动国共合作。”[83]一年来的实践证明，刘澜波和高崇民、卢广绩、陈先舟等救国会领导人团结奋斗，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到1938年初为止，东总已经先后成立十几个分会，达数十万余人。对东总的各位主要领导人来说，刘澜波这位比他们小十几岁的兄弟，简直成为他们离不开的良师益友，有他在，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里得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导；有他在，他们就有了应对突发事变、克服困难的主心骨，就感到有希望、有信心，有办法、有力量。

信的开头写道：

周恩来《在敌人新的进攻下我们的任务》手稿

澜波：

你走的日子太久了，大家都盼望你赶快回来！ [84]

关于东总当前的工作，有许多地方须要重新检讨和计划，而最主要的还得调整内部健全本身！

因此我们大家曾商议一下，认为首先应该把东总更切实的作成真正的东北群众团体，使这一团体能和抗战力量配合起来，以发挥其固有的特殊作用。

想到对我们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中共和八路——的关系，希望他们能更深切的了解我们，并帮助我们。谨提出三点意见，请你来转达。[85]

这封信没有官场常见的繁文缛节，开头直呼表字，毫不掩饰地责怪其久出不归，并令其“赶快回来”，这种直率而亲切的交谈，只有在同胞兄弟和革命战友之间才有的，至今读起来还倍感亲切。

“你走的日子太久了”，其实只有两个月左右，如前文所述，东总南京改组，刘澜波是实际主持者，刘澜波参与南京改组全过程。11月，在东总奉命迁往武汉的前后，周恩来指示刘澜波联络东北军高级将领，开展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并立即通知张学思和黄显声到武汉商谈营救张学良的具体事宜。

这期间，刘澜波还要以“东总”党组名义调党员干部派到东北军中去，恢复和建立党的分会组织，因此有一段时间离开武汉。有迹象表明，在他离武汉期间，中共特别党员爱国将领黄显声曾代替他起到“东总”领导人及与周恩来等互相联系的桥梁作用。

黄显声到武汉后经常到中共驻武汉办事处联系，周恩来多次前往他和张学思住处研究抗日和救张事宜。1937年12月27日，黄显声又一次与周恩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王化一在武汉黄显声的住所会谈。他们研究了当前“东总”的工作问题及在新形势下如何坚持抗日，周恩来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他对上海、太原、南京失陷以后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批判了汉奸、投降派的卖国行为和蒋介石的片面抗战；阐述了共产党的全面抗战主张；肯定了东北救亡总会的作用，指明了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及东北爱国人士的现实情况和出路。据王化一回忆，他们由晚8点谈至深夜，黄显声、王化一考虑到周恩来的安全，他们一前一后把周送回到寓所之后才各自回去。[86]

然而不幸的是，就在1938年2月2日晚上，黄显声在武汉的太平洋饭店秘密被捕。这就更使“东总”领袖们高崇民、卢广绩等加重盼望与刘澜波早日见面。“关于东总当前的工作，有许多地方须要重新检讨和计划”，这里是指进入1938年之后，“东总”工作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东总初建时即有一个由栗又文起草的《组织大纲草案》说明和《工作报告》，报告规定了六项任务：在“不放弃抗日主张，拥护抗日领袖和保障抗日力量”三条原则下，加强东北军的内部团结；培养、教育和训练东北流亡青年，增强抗日救亡力量；关心东北流亡同胞的生计困难。通过动员、组织和教育，使其成为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支铁流；加强东北救亡团体的相互配合；扩大对东北抗联和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宣传，并为之募集资金；针对国民党于1936年4月22日公布的《国大组织和选举法》把东北列入“无法竞选省份”活动。[87]“调整内部健全本身”，这里主要是指目前“东总”的领导班子的建设还需要加强，如提高主席团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等，对此刘澜波后来在文章中曾表现出充分的理解。他说，“而在他们不断的检讨中，他们知道这些努力还是很不够的，还没有追上抗日时代的潮头。同时他们也知道，在过去，在目前，还有若干个别的东北人和东北性的团体。为‘打回老家去’而努力。所以他们竭诚的期待和努力，使国内东北人整个的团结起来，使所有的东北救亡团体联系起来，使所有东北人民的救亡力量集中和配合起来。……因此他们并不满意于现有的工作，事实也不应当满意于现有的工作。”[88]

第一，希望我们的朋友今后对东北团体的工作以东总为中心，这就是说希望尽可能地和东总（发）生关系。[89]

信中的三点原则意见，都是根据国共合作时局的变化提出来的。其中第一点对东北团体的工作“以东总为中心”的问题，本来在“东总”初建时，党中央就是这样做的，因为那时的东北救亡团体，大多数都加入了“东总”，达到了东北救亡团体的联合和统一。但当时国共合作尚未实现，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还推行不抵抗政策，在其控制和影响下的嫡系各派组织的一些社会团体，当时还没有加入“东总”，所以那时东北救亡团体只能是初步的联合和统一。全国抗战爆发，国共合作实现，为争取他们抗日提供了可能。正如毛泽东所说：“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90]“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间集团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上海各大报所代表的成分是左倾了；复兴社中有一部分人是开始动摇了，CC团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动摇中。抗战的部队是得到了严重的教训，其中某些成分是开始了或准备着改造。我们的任务，是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91]对于这一点，高、卢、陈等“东总”领导人显然是有深刻认识的，因此他们在检讨以往的得失时，能够正视“在过去、在目前还有个别东北人、东北团体为‘打回老家去’而努力”的事实，这些个别东北人和东北性团体的典型代表就是齐世英、梅公任[92]等国民党CC派人物和他们组织的东北抗日反满协会、东北党务办事处等团体。[93]

齐世英、字铁生，辽宁铁岭人。早年留学日、德。归国后，初识张学良，被任奉天同泽中学校长。他曾是张作霖时代奉系军阀将领郭松龄的部下。郭反奉失败之后，齐投靠了陈立夫，成为CC系骨干分子。当时陈立夫掌管国民党中央组织大权，有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东北易帜后，陈立夫为推动东北国民党党务中央化，于1929年派齐世英回东北，以中央委员身份组织“东北协会”的团体，用以指导东北党务。九一八事变他在上海组织了“东北抗日反满协会”（也简称“东北协会”），暗中策动抗日，通过会员布置伪满地下情报和策反工作，以及抚恤烈士亲属教养遗孤等。

1936年9月1日，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

梅公任，字佛光，学名尚文，辽宁辽阳人。早年毕业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长期从事教学工作，他与齐世英不同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度与高崇民、阎宝航等发起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并担任常务委员等职，但很快就因接到上峰旨意，淡出公开的救亡团体，转任《华北日报》总编辑。1932年升任中华民国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实际上就在1931年年末国民党中央党部为协调入关东北三省党员的领导，决定把东三省国民党党员（包括沦陷区党员在内）成立的各党部统一调整为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委任梅公任为东北常务办事处常务委员。办事处机构设于北平（今北京）。七七事变爆发后，先后设办事处于天津、武汉、重庆。这个组织也派国民党员潜回东北，做了许多搜集情报和反满抗日的地下情报工作。

上述事实证明，齐、梅组织的团体，虽然游离于东北救亡组织之外，但他们不是汉奸亲日派，也盼望打回老家去，只是由于他们在一段时间里忠实执行蒋介石独裁内战的国策，诸如在中东路事件发生后，起劲地鼓吹反苏反共，阻挠张学良在《伯力协定》上签字；在东北政权内部他们极力布置亲蒋反张势力，甚至公开煽动东北大学的国民党学生反对张学良提名的国大代表候选人，上演了一场砸票箱闹剧，凡此种种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在抗日原则下的团结和目的。现在情况变了，连他们的上司蒋、陈也变了，齐世英、梅公任等CC派人物也在转变态度，在这种形势下，“东总”的领袖们提出搁置历史上的恩怨情仇，团结起来，共赴国难，这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正如9月1日周恩来在致陈立夫、陈果夫[94]的信中所说：“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共同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95]陈立夫将周恩来的信送蒋介石。蒋令陈继续联系，由陈等出面口头等复，“惟不必告蒋公已允予考虑”。后来事实证明，通过“东总”去争取“东北协会”和东北党务办事处等CC派团体，至少能得到以下两大好处：第一，使东北的各种抗日救亡团体达到了真正的前所未有的统一，大大增强了东北同胞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第二，使“东总”及其分会在国民党统制区的活动争得了最大的合法性，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例如，1938年2月21日，武汉大空战后，由“东总”发起并争取当时在武汉的国民党CC派团体共同举办的“庆祝空捷追悼国殇”大会。会前“东总”总部委派阎宝航、陈先舟走访了这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诚恳而坦率表达了团结抗敌的愿望，得到了他们的响应。双方决定联合举办追悼会，成立了筹备组，对会议各项细节都作了仔细研究和分工。开会那天，周恩来、王明、叶剑英、邓颖超等亲临致祭，并为大会送挽联：“为五千年祖国英勇牺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艰辛奋斗，胜利可期。”[96]出席会议的还有国民党要人何应钦、孔祥熙、于右任、邵力子、晏道刚等，东北名流梅佛光、齐世英、吴瀚涛、吴焕章、莫德惠等也出席了大会。这次追悼大会代表了东北同胞的空前团结统一，极大地伸张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浩然正气。[97]当然这还只是开头，类似的活动还有同年4月的庆祝台儿庄大捷的宣传活动。同年7月的为前方将士募捐和献金活动等等，也都是“东总”与各团体联合举办的，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

第二，希望能就东北籍的党员中指定对东总的负责联络人，也就是说东总会员中的党员在会的工作上，要服从会的决议。至于我们和党的工作联系则由负责联络人接头（我们对国民党也一样的联系着）。[98]

信中的第二点原则意见是要求党中央指定与“东总”（包括总会与分会）“负责联络人”的问题，这也是针对形势变化而提出的。“东总”初建时，“东特委”即建立了专门负责“东总”工作的东北救亡总会党组，刘澜波任书记，于毅夫、于炳然、张希饶、栗又文、宋黎是党组成员。“东总”党组是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所组建的“东特委”的直接领导，其成员也都是“东特委”的成员。当时的“东总”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党领导下的民众团体，是联系党和“东总”的桥梁和纽带。这一领导体制是顺理成章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以刘澜波为书记的“东总”党组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东总”会员，共同为推动国共合作、配合全国抗战，作出了自己的特殊贡献。但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变化，“东总”党组也出现了一些不适应的情况。一是上海、太原失陷后，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的主导地位已经逐渐被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所取代。“东总”作为党领导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的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工作任务更加繁重而急迫，这就使“东总”党组成员感到应顾不暇，特别是党组书记刘澜波更感到分身无术，难免有顾此失彼的情况。

其二，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之后，对于“东总”这样一个民众救亡团体来说，国共两党都处于朋友的地位，都有指导和帮助的义务，而没有越俎代庖的权力。国民党顽固派有时正是针对这一点，借口“东总是共产党的别动队”而对它加以排斥和打击。信中提出的“指定对东总的负责联络人”，把“东总”更确实的做成真正的东北民众团体，就是要突显“东总”的独立性。“东总”既然是民众团体，那就是说凡是有志于抗日救国的东北同胞，不论是何党、何派均可加入，但是必须赞成会章，服从决议，不允许为一党一派的私利而独断专行，架空主席团的领导。“党员在会的工作上，要服从会的决议”，这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而是为了更好地传达党的领导意图。“我们和党的工作联系则由负责联络人接头”，这样做既有利于党的领导顺利的实现，又能够充分发挥爱国人士的革命积极性和革命智慧，还可以杜绝国民党顽固派用以迫害“东总”名誉的借口，这条意见无疑也是正确的。

第三，希望能从各方面以各种方式帮助东北团体的发展，即如对政治理解、青年训练、发展游击队等问题，我们时刻都须要朋友的帮忙。[99]

第三点是指对于实际困难要给予帮助。这些“实际困难”也往往都是“东总”领导人之间当时遇到的有争议的问题。

“政治理解”，就包括对于当时国民党一党专制的政府要转变为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其他政治方面的策略和路线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这方面如何理解和执行，在当时党内存在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100]这个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问题党内和抗日团体内都有不同的认识。当时最突出的就是王明从苏联回来，他是带着共产国际指示回国的。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季米特洛夫[101]就认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决不是要削弱苏维埃，把共产党融化在中国某个共同的政治团体里。“在政治方面，抗日统一战线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以及其他组织在保持它们各自政治和组织完全独立的条件下，在共同抗日立场上的协商一致。”[102]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103]因此毛泽东提出的坚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正确主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直到六届六中全会以后，这个问题才得到解决。由于当时王明时任长江局的书记，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104]他的讲话影响较大，这种情况当时也反映到“东总”党内来。就在日军准备进攻武汉的时候，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传达了“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甚至机关、学校也贴出这样的标语。这在当时“东总”内部就产生了争议。高崇民认为，这个口号的提法有问题，国民党消极抗日，我们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不能只讲统一，不讲斗争。在统一战线中应有斗争有团结，在斗争中求得团结。阎宝航、高崇民、陈先舟等“东总”的其他领导人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坚决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上也不一样，全国解放后陈先舟曾经在回忆中检讨过自己当时曾错误地认为王明提出的那个口号“也有道理”。信中所说“对政治理解”请中共中央帮助就是指这类问题。

“青年训练、发展游击队”，这方面高崇民、陈先舟、栗又文等希望得到中央指导、帮助，这正是共产党的专长。1938年1月，中共积极组织和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建立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了给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干部，根据周恩来指示，“东总”党组开办短期训练班多次。[105]阎宝航利用担任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总干事的身份，出面与南京政府国民党要员建立起特殊关系，对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有利条件。阎宝航既是张副司令的挚友，又是蒋总司令的“亲信”，就连中统、军统头目戴笠、徐恩曾、贺衷寒对他也要“高看一眼”。[106]正是由于他的特殊地位，保护了一批又一批抗日爱国人士和共产党员免受迫害；“东总”也正是凭借这种条件，在国统区“借水养鱼”，用他们的资源开办训练班，训练结束后，把他们送往延安等地和抗日斗争前线。据徐寿轩在《两周训练纪实》中记载，那一次青年训练班共计109名，结业时自谋工作者只有28人，参加太行山游击队者14人，赴河南农村工作者10人，赴临汾游击队者32人，赴浙江从事民运者3人，赴石友三部队者4人，到湖北农村合作工作者28人。[107]据阎宝航统计，截至1938年10月1日，东北爱国青年经过东北救亡总会的介绍，参加到各战区去工作的不下千余人。[108]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会政治部成立，蒋介石任命陈诚为政治部部长，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109]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阎宝航任战地党政设计委员，参与第二厅、第三厅工作。先后开办三期“新运干部训练班”，得到周恩来的亲自指导和帮助，邓颖超、李涛、刘澜波、宁匡烈等更前往讲授政治、时事、军事等课程。[110]

总而言之，信中所提三点原则都是关涉抗战成败宏图大计，刘澜波收到后当即负责地转达给中共中央，党中央和周恩来、董必武欣然接受了他们的意见，并逐一得到落实。当1938年5月高崇民、阎宝航等与刘澜波在重庆见面时，“东总”的抗日救亡运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加辉煌的时期。

为什么在全国抗战后的国统区，在当时极端复杂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东北名流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呢？为什么“东总”领导人信中一再向刘澜波呼吁“我们时刻都需要朋友的帮助”呢？笔者认为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中共的主张和行动代表了东北人民的迫切要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迫切要求：一是要“抗日”，二是要“反满”，这正是刘澜波在《一年来关内东北人民的救亡运动》中所说的“东北精神”和高崇民所写的《东北魂》，都是“反满抗日”思想的体现。《东北魂》无论是在东北人中或是在当时社会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打回老家去”为宗旨的“东总”，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抗战到底，“最低限度要恢复九一八以前状态，最低限度要恢复中国领土主权之完整。”[111]

其二，共产党员具有的人格魅力，他们的模范行为起到了巨大的感召作用。高崇民曾说过：“我初接触共产党员时，他们给我的印象是有纯洁高尚的品质，百折不挠的意志，坚苦卓绝的作风和朴实谦虚的气度。他们都能对人民鞠躬尽瘁，公而忘私，尤其诚恳而耐心地与人为善。”他说正是这些共产党员朋友使他“有了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人民民主的政治立场。”

尘封了74年之久的《卢广绩等写给刘澜波的信》，向我们传递了一条重要的历史信息，受党中央的指派刘澜波等中共党员同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人的交往实在堪称党内外人士团结战斗的典范；他们互相信任、互相帮助、同舟共济、肝胆相照，值得后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