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信

陈为人“闻过则喜”的民主精神_《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及其附件考

在《汇集》一书中，有不少反映当时党内生活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今天加强党的建设很有借鉴意义。例如甲l册所载《中共满洲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及其附件，就生动地表现了第一任省委书记陈为人无条件接受党员监督的民主精神。

“省常委”复“某同志”的信收录在该册第306页，写信时间是1928年2月2日。附在此信之后的是“某同志”批评省委负责同志的原信，写信时间比复信早5天，即同年1月29日。

因为考虑到地下工作的安全，当时党内文件在存档时都将真实姓名涂掉。因此来信和复信究竟是谁写给谁，我们现在只能根据内容判断。因为来信落款处自称“党员兼团员××启”，可以认定：写信的是一位在大革命时期就已经加入共青团的年龄不超过25岁的普通党员，而他写信批评的省委领导人就是当时的省临委书记陈为人。

陈为人(www.guayunfan.com)从来信的内容看这位写信的党员似乎是一位热情而有些挑剔的年轻人。他在信中虽然也承认陈为人来此地5个月来党的工作“很有进展的趋势”，但随后就用很刻薄的口气说陈在群众面前好“摆大架子”、“俨然一官也”，并推测由于陈的傲慢和个人英雄主义的指导作风已在省委领导层中形成了影响团结的“暗潮”。当然，写信人也声明自己平常与陈为人“无接触”，只是听过陈的一两次报告和听了别人议论产生的印象，所提意见其中必然“有些未经确定的观察”，但考虑到“党的利害”还是提出来，并希望得到他的答复。

《孟子》一书中曾记载孔子学生子路有“闻过则喜”的雅量，中共满洲省临委书记陈为人比起这位古代贤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信如实记录了他处理这封来信的经过，现扼要摘录释如下：

××同志：

你给××的信，已由他交新省委审查，省常委有以下的答复：

1.省临委自成立至今，才第一次接到下级同志对上级党委的批评，省常委很热烈的欢迎接受，并希望今后你与其他的同志有更多和更深的对省委的批评。[1]

“你给××的信”，“××”即“为人”二字。这里说明陈为人对这位普通党员对他批评的来信是非常重视的，不仅自己仔细看过，而且还立刻交到新选出的省临委常委会各同志“审查”。中共满洲第二届常委代表会议选出的省临委常委有陈为人、吴丽石、刘相益、王立功4人，经过集体讨论决定写这封信答复。答复共有四条，第一条是表示热烈欢迎接受，认为这是省临委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希望能有更多更深刻的批评。

2.团体是整个的，是一阶级的，内部各级党部的一切指导与行动，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尤其是在新决议指导之下，全体同志对于各级党部都有监督与改造的责任，决不能因一二人的好歹，有使团体发生暗潮□或瓦解的可能与事实。如果我们的同志不如此着想，不如此努力，只是从傍假设的想象，这便是小资产阶级落后与腐化的表现，决不是布尔塞维克的精神。[2]

“□”处字迹不清，疑是衍字。“新决议”，满洲二大根据陈为人《政治党务报告》通过决议，确定省临委今后主要工作是：第一，训练干部；第二，普遍巡视；第三，组织机密工作；第四，组织农民斗争；第五，开展士兵工作；第六、向工农暴动与武装割据目标努力工作。

省常委复信第三条强调指出：团体（这里指省临委）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切议论行动都代表集体的意志和利益，下属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都有责任监督和帮助改进省委的工作。省常委还特别提出最近党代会决议规定的省临委今后六项主要任务，就欢迎大家监督执行。在这里省委还提出了一个放弃监督就意味着“落后和腐败”的英明论断，号召全党同志都要学习这位写信批评省委负责同志的普通党员，认为只有“如此着想”，“如此努力”党的事业才能兴旺。

在充分肯定了来信的用意和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省常委对批评的个别内容进行了说明和检查。复信的第三条、第四条指出：

3.你所指的暗潮如何，我们许是没有的，就是有，也或是几个落退的知识分子有此倾向，我们为党的工作与利益计，必须努力扫除之。

4.××同志对于同志的态度，严格，骄傲，英雄气概是有的，我们承认这是他客观上的表现，在他主观上是不知不觉的。这种错误，不但是他个人的错误，同时也是整个省临委的错误。[3]

来信中提到省临委班子存在影响团结的“暗潮”，常委没有发现存在这种情况，但是退一步说，即使有这种潜在的不良倾向，其责任也多半是在知识分子出身的同志而不在于工人干部，因为只有知识分子可能有瞧不起工人同志的落后倾向，影响班子团结。省常委当时所以有这种认识，这是与党内存在着干部问题上唯成分论的“左”的错误思潮有关。由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尔什维克）的“左”倾干部路线的影响，当时党内有排斥知识分子倾向。当时满洲省临委四名常委中陈为人、吴丽石是知识分子，王立功、刘相益两名工人出身的常委一个有病一个被捕，这封信除了反映唯成分论对临委有一定影响而外，也说明了陈、刘二人严以律己的精神。“为党的工作与利益计，必须努力扫除之”，实际上表达了陈、吴二人警惕和防止傲视工农干部的错误倾向的决心。

对于陈为人，常委复信中承认他“对于同志的态度严格、骄傲、英雄气概是有的”，并且在客观造成不良的影响，但是“在他主观上是不知不觉的”。事实上也正是如此。

民宅福安里——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所在地

陈为人确实主观上没有瞧不起群众的意识，和他处长的同志都知道他是一个很平易近人的人。也许因为他以烟草公司帮办身份为掩护，穿着很阔气，初见者以为有“官气”；其实他在西装革履掩盖下，里面穿的是打着补丁的内衣内裤，甚至连饭都经常吃不饱。至于他与群众接触少也有客观原因，他的湖南口音容易暴露，因此不得不少在群众场合说话露面。但从严要求这也是一种缺点甚至错误。“省常委”认为，“这种错误不但是他个人的错误，同时也是整个省临委的错误”。复信诚恳地检查了产生这种错误的根源，一是因为过去的省临委“同志间互相间的批评过少”，因而“使负责的同志于不知不觉中，在态度上有不适宜的表现”；二是满委的工作才开始进行，“省委组织非常软弱，在事实上常有个人式非集体化指导”[4]。当时常委中王立功有病，刘相益被捕，平常在机关的只有陈为人、吴丽石二人，其中还要有一个外出巡视，一人在家守摊，所以许多事就形成一个人说了算的局面。复信最后表示，“尽管客观上有许多困难，但上述缺点和错误既然不利于党的工作，我们唯有努力地去改正之”。

以陈为人为首的省临委改正错误的诚意很快又被以下事实所证明：

第一，上述《省临委常委复某同志的信》和《某同志对省负责人批评的信》全文刊登在《满洲通讯》1928年第4期上，等于公开号召党员监督领导。

第二，在不久以后召开的省临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常委内部不但认真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而且分别对每个常委个人都专门作出了“批评决议”，其中对陈为人的决议写道：

“信同志（陈为人在党内的代称——引者）在指导满洲工作中，表现很积极，做事灵敏，工作亦颇有方法。在能力方面，我们认为他堪任指导的责任。但他在工作中也暴露出许多严重错误，影响工作不小。”这些错误包括在政治上“在执行新政策中有囫囵吞枣不加分析的毛病”；在行动上“态度骄傲，官僚习气甚深”、“经常迟到会、生活非群众化”等毛病，决议认为上述错误足以使党在群众中间减少信仰，所以决定对他予以“严格警告”，并且要“用团体的力量监督他的工作”，使之改正。

陈为人在其短短的38年的一生中，不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领导工人运动、创建满洲省委、保管整理中央文库等方面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在思想品德方面成为共产党人的楷模，在他的身上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三大作风，笔者认为这和他一贯廉洁自律，真诚地接受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