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年古国在东北

四_5000年古国在东北

牛河梁红山文化坛庙冢遗址群从它刚发现起，就被誉为上古时代一个神秘的王国，现在把红山文化同黄帝族联系起来，就更增加了它的神秘色彩。上面所谈发达的龙崇拜、金字塔式的积石冢墓葬、已具宗庙雏形的女神庙，似都只揭开了它神秘面纱的一角，我们现在可能还无法探到它全部和更深层次的奥秘，不过如从中国文明形成自身的道路和特点的角度做一考察，有可能透过这个遗址，对黄帝时代的历史有更真实的了解。中国文明形成的这一特点就是“古文化古城古国”。

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刚刚兴起之时，苏秉琦曾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论断。“古文化”指的是原来认定为原始文化的新石器文化中与文明起源有联系的那一部分，“古城”指与古文化相联系的中心聚落和超中心聚落，“古国”指这其中已具备的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这一论断的重大意义在于，将原始文化中与古城古国相联系的那一部分加以突出，启发全国各地考古工作者把距今5000年前后原认为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却已具备古国规格的文化遗存分辨出来，使中国文明起源讨论以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为基础，在全国各地全面铺开，这就为重建中国史前史和重新认识五帝时代的历史，从考古学上迈出关键性的一大步。

“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著名论断，最早就是从红山文化的考古新发现提出来的。既与史前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已具备早期国家的基本内容，是古国时代的基本特征，这在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中有着非常典型的反映。

1.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

牛河梁积石冢所具有的坐落在上冈之巅、以大墓为中心的山陵景观，在同时期前后诸史前文化中，是最为接近于后世帝王陵墓的基本特征的；虽然冢内还普遍置有成排中小型墓葬，同一山冈的主冢也往往与两侧其他冢相并列，说明它还深深保留了氏族社会墓地那种以血缘关系相威胁的众多特点。不过，红山文化积石冢中的每一群和每群中的各冢，都自成独立单元，围绕中心大墓布置的各种设施，包括围绕其间的众中小型墓，都显示出以一人独尊为主的等级制已经制度化。(www.guayunfan.com)女神庙也表现出近似现象。它虽然也保留了一些原始和过渡的特征，如原始居住住址所普遍采用的半地穴式和多室又联为一体的结构布局，却已具备了后世宗庙的基本特征：复杂的多室结构，主次分明，左右对称，前后呼应，其规模和等级已远非史前时期一般居住址的单间、双间甚至多间房屋所能比拟，正所谓：“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礼记·曲礼下》）。龙山时代常见的“吕”字形双间房址曾被视为后世“前堂后室”的前身，牛河梁女神庙不仅前后室已有主次之分，而且已有左右侧室，这又符合“室有东西厢曰庙”（《尔雅·释宫》）的规定了。

尤其是牛河梁并不只有一处或几处遗址，而是一个在占地50平方公里范围内包括了坛（祭坛）、庙（宗庙）、冢（陵墓）三位一体的一个大遗址群，它们的分布也并不是随意而设，而是大有规律可循。牛河梁地区蔓延10多公里的多道山梁，天然形成了一种高低起伏，间有平川，有分有合，既自成一体，又有延伸余地的形势，在裸露的山岩间又有大面积发育的黄土堆积，诸山冈的高度都在海拔550~650米之间，也相近相适，有的山冈间竟近于等距离。显然，红山先民是有意识地精心选择了这块“风水宝地”，巧妙地顺山势，定方向，按南北轴线进行规划布置，使诸多遗址之间既有主次，又彼此照应，形成一个大范围的有机整体。作为遗址群主体建筑的女神庙和庙北大型山台的走向完全相同，都呈南北方向，又顺山势有近20°的偏角，由此轴线向南远眺，有一形似熊首的山峰与女神庙遥相对应，几个大型积石冢都处在女神庙和山台以南与熊山之间的中轴线上或两侧，再向南则是以一座范围在直径100米的巨型土石结构的金字塔式建筑址和两侧积石冢组成的又一组建筑，形成了庙台、冢坛、熊山南北联成一线的格局。这种既依山势多变化不求十分规则，又按南北轴线布置的规划设计思想，正是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古国时代的特点。从中可以对“在原始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基于公社又高于公社的政治实体”，即古文化古城古国，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了解。

2.最高层次聚落中心的形成。

我们还可以从聚落的层次性来理解红山古国的出现。因为聚落分化已达到产生最高层次中心聚落的水平，是古国时代的又一重大特征。牛河梁遗址群就是红山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遗址。

牛河梁遗址所在的辽西努鲁儿虎山谷，正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中央部位而偏向于靠近华北平原的西南一侧，这一带既属于大凌河流域又距老哈河的河源不远，向北沿老哈河河川可通往内蒙古赤峰并继续向更北的广袤蒙古草原深入，向南侧顺大凌河南部支流，可抵达渤海海滨；向东沿大凌河通向朝阳和阜新地区，更可直达辽河西岸；向东北，沿努鲁儿虎山谷可通达内蒙古敖汉旗及周围的教来河和孟克河流域；向西沿大凌河西部支流经河北省承德地区，并越燕山山脉直下华北平原，以上这些地区大多数是红山文化遗址分布的密集区。可见，牛河梁遗址就处于红山文化分布区四通八达的中心部位。把牛河梁遗址选择在具有这种地理优势的位置，显然与充分发挥和延伸最高层次中心邑落的汇聚力和控制力有很大关系。

牛河梁作为一个宗教祭祀场所，在庙区内外上百平方公里范围，不见任何居住遗址的迹象，这表明当时牛河梁祭祀遗址群基本已远远超出了以家庭为单位、在生活区内设祭的家庭祭祀，也远远超出了以氏族为基本单位，以设在聚落以内如“大房子”一类的祭祀场所的氏族祭祀，而是远离生活住地专门营建的独立庙宇、庙区和陵墓区，形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祭祀中心。这已绝非氏族、部落所能拥有，而只能为红山文化这一文化共同体所有，是把红山文化人们凝聚在一起的崇拜先祖的圣地之所在。

同时，在这样广大的红山文化分布区内，积石冢墓制和玉礼器都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积石冢作为红山文化特有的一种葬制，见于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以阜新县的胡头沟墓地为例，这是最早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这处墓地位于大凌河支流牤牛河东岸，也坐落在山冈之巅，冢的结构为方圆结合，冢上有成群彩陶筒形器排列，也具有一座中心大墓，那些成对的玉龟、玉鸟等一批精美的玉器，就出在这座中心大墓中，胡头沟西距牛河梁200多公里，在积石冢的形制和玉器造型特点上彼此之间没有多大差别。就是在红山文化分布区最北部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发现的红山文化墓葬也有为积石冢性质，且也具有中心大墓的线索。尤其是西拉木伦河以北出土的几批红山文化玉器，如造型各异的方圆形玉璧、变化多端的勾云形玉，特别是高度抽象化的以玉雕龙为代表的各种动物形玉，每一种玉类的形制都十分独特，多变化，也都同牛河梁所出基本一致。墓葬制度和玉礼器的高度一致性，是中心邑落对周围地区政治控制力在考古学上的表现。

牛河梁坛庙冢遗址群规模之宏大，气势之雄伟，组合之完整，不仅在中国是唯一的，就是与世界上古史著名的文明古国遗址相比，也毫不逊色。以它作为中华5000年文明古国的象征和民族圣地，当之无愧。

3.通神及其独占权。

这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一个重要象征，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都有不同程度和不同特点的表现，而以红山文化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1）“唯玉为葬”的习俗和制度。

史前墓葬都有以陶器为主要甚至唯一的随葬品的葬俗，只有红山文化是个例外。红山文化的墓葬里，极少见有陶器以及石器随葬，而只葬玉器。据统计，在牛河梁已发掘的有随葬品的墓中，只随葬玉器的墓占80%以上，中心大墓和较大型的墓葬都只葬玉器，个别有陶、石器随葬的都是较小型的墓，表明只葬玉器已是牛河梁积石冢埋葬的一种特定制度。在牛河梁遗址一文所见的红山文化墓葬，也都是具有相同的情况。本来红山文化已具备相当发达的制石和制陶工艺，大型打制石器、磨制石器、细石器三大类石器并用和石犁耜的大量使用，为同时期其他史前文化所不及。细石器更讲究选料的硬度、色泽、纹理和通体精细加工，有的已是精致的工艺品。红山文化的制陶业，有以压印之字纹陶和彩陶器为代表的南北文化融为一体的陶器群，积石冢成百上千使用的大型陶筒形器已属批量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在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都发现了一批与祭祀有关的特异型陶器，如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的大型彩陶镂孔器和彩陶方器，都是烧制技术甚高的祭礼器。但在红山文化正处于由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分化大变革时期，墓葬规模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是反映人与人等级差别最主要的标准，该文化却以非实用的玉器作为几乎唯一的随葬品而“排斥”陶、石器等与生产生活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器物，这种极其特殊而又特定的现象说明，红山人在表达人与人关系时，在十分强烈地表现一种精神重于物质的思维观念。联系王国维对“礼（禮）”的解释：为“象二玉事神之器”，表明玉与礼的特殊密切的关系。有学者以“礼”为政治上的“贵”，而与物质财富上的“富”有所不同，就有别于物质财富而言，此说与红山文化的有关现象颇具相同之处，不过红山文化表现礼时那种对玉的情有独钟，似寓意更深，因为礼器本有多种类别，就史前时期诸文化而言，用作礼器的材料、功能也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与玉器共出的是大量陶质礼器，独以玉作为“礼”字创意时的依据，只有红山文化的“唯玉为葬”与之相吻合，这就是不仅证明玉器是最早的礼器，而且清楚地表明，“唯玉为礼”才是“礼（禮）”的初意。同时，玉器是具有通神功能的神器，唯玉为葬，也就是唯玉才能通神，这是红山文化的一个重要思想观念。这种思想观念在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特征上也有很突出的表现。

（2）玉本质的最大限度发挥。

这在红山文化的制玉工艺上有着强烈的反映。如红山文化时期玉料加工已普遍使用切割成材技术，经切割后的玉材，棱角锐利，形状趋于规整，但是红山人并不直接利用这些成形的有利条件，而总是要再加工使这些棱边圆润光滑，这当然是一道很费工夫但又是必备的工序。又如红山人对器物外表进行装饰的意识本来很强，在夹砂粗陶罐上满饰整齐密布的各式压印纹就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在玉器上饰纹虽然比陶器上饰纹难度大得多，不过从已发现的有纹饰的玉器看，红山人也已掌握了在玉器上刻画复杂花纹的技术。但他们对在玉器上刻画装饰却极为慎重，一般除动物的头部和鸟类的羽翅等进行必要的刻画以外，皆通体抛光，并不另加任何额外装饰。就是仅见的装饰中，也很有特点，如以极浅的圆雕技法表现动物头部五官，各部位皆准确却甚不显露；在豹斑式玉件表面，磨出宽窄深浅都十分均匀规矩的瓦沟纹，这些纹饰制作难度甚大，触之有感，直观却只有随着光线照射角度变化而时隐时现，从而最大限度地突出了以玉质本身来表现的一些特殊效果，如立体感、层次感和神秘感，这种为使玉器自身的特性，如圆润、光泽得以充分表现出来的刻意追求，目的在于表达一种不是靠更多外加的人为因素，而是靠玉本身自然特性的最大限度地发挥来达到人与神之间沟通最佳效果的思想观念，这应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在思维观念上的体现，也表明在中国传统的玉文化发展过程中，红山文化已达到一个高峰。

《越绝书》曾记载春秋时期一位名叫风胡子的人，在与楚王谈论治国之道时，讲到从上古起兵器冶铸技术发展史：“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阙、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此亦铁兵之神，大王有圣德。”

张光直解释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是把古史分为石、玉、铜、铁四个阶段，大致相当于传统古史中的三皇（轩辕、神农、赫胥）、五帝（黄帝）、三代（禹）和东周四个阶段。第二点是将这四个阶段的进展变化与政治力量相结合。这两点都很正确地将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经过的本质变化撮要出来了。西方考古学讲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比起中国来中间缺一个玉器时代，这是因为玉器在西方没有在中国那样的重要。玉器时代在中国正好代表从石器到铜器的转变，亦即从原始社会到国家城市社会中间的转变阶段，而这种转变在中国社会史上有它自己的特征。”

“玉器时代”或“玉兵时代”的提出和讨论，随着玉器近年在史前时期遗址和墓葬中越来越多的出土及其与“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的相互对应，在考古界盛兴一时，其实，如从红山文化“唯玉为葬”、“唯玉为礼”的习俗和制度来看，以玉作为黄帝时代特点的写照，其社会的、特别是思想观念方面的含义，原本还要深刻得多。因为红山人既然用玉来表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那就不是将玉作为生产工具对待的，也不只是用以划分等级和掌握通神独占权的“神物”，而是赋予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的载体。还是孔夫子更了解其中的原意。《礼记·聘义》记载了孔子回答子贡“贵玉而贱珉”时关于“君子以玉比德”的那段有名的话：

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对，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

在这里，孔子把玉的质地、光泽、结构、声响等自然特性都赋予了道德价值的属性，他们显然是从史前已形成的以玉的自然特性表达人与自然谐调关系的思想观念向人际关系的延伸，从中可以看出玉器由“以玉事神”到“以玉比德”，由我们起源标志物到中华传统美德载体的演化过程，同时，“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有与红山文化对玉的情有独钟而赋予新意，自然，黄帝时代对后世传统观念影响之深远，也由此而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3）红山人十分看重人与自然谐调关系的思维观念。

这观念在遗址群的布局方面也有相应的反映。因为牛河梁遗址群依山势定方向的严格布局，是以与当地自然环境完全和谐一致而实现的，这除了女神庙的选址是以向南遥对那座酷似某种动物（熊或猪）的神山为标准，从而形成遗址群的主轴线以外，置有积石冢的诸山冈冈顶的高度，都十分相近，它们以蔓延的山梁相连接，有的冈冢间距离也相同相适，其中那座金字塔式巨型建筑与东西两侧的积石冢所在的三个山冈，已近于等距。而且三点连成一线，还与遗址群的主轴线保持大致垂直方向，这种大范围的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巧妙结合和将人文景观融于大自然之中的奇特效果，已经超越了建筑群所反映的以一人独尊为主的人与人的等级关系，而是具有人与自然谐调关系的深刻含义，即人与天、地之间的关系在内，以至令今人身临其境也会产生一种“神秘感”。联想到牛河梁坛冢都十分讲究方圆结合与变化，可知当时祭天地与祭祖是共同进行的。看了古代帝王所举行的“禘”、“郊”、“燎”，确可追溯到5000年前的五帝前期。

五帝时代，是中国的古国时代。神权至上，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时代特征。五帝时代作为中华大地造神运动的时代，在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时期已发达到如此高度，其影响必不限于红山文化范围。“红山女祖”为“中华共祖”，背景极为深厚广阔，那是各地古文化频繁交汇取得观念认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