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安邦平天下,周公胜过孔圣人

治国安邦平天下,周公胜过孔圣人

——周公传

中国古代流行着这么一句俗语：“治国安邦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但孔子主要是个教育家和思想家，在治国安邦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周公则的的确确做成了一番大事业。他不仅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朝，而且“周公辅成王”，彻底平定了殷商残余势力的反抗，出现了“成康之治”，将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推向鼎盛。他“制礼作乐”，建立起一整套统治方法和统治规则，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在那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周公充分展示了他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杰出才能。

一、助武王灭殷

周公姓姬，名字叫姬旦。他是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也是位于山东西部的鲁国的始祖。由于他原来的封地在“周”（今陕西岐山南），所以历史上称他为周公。再加上后人经常将周公和孔子并称，以至于人们只知周公，不知姬旦，正像孔子比他的原名孔丘更为人们熟悉一样。周公的生卒年今已难详考，大约生于公元前12世纪中期，活了60多岁。他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周武王灭掉了殷。

殷朝也称商朝，有时也合称殷商。原建都于商（也称亳，今河南商丘），后迁都到殷（今河南安阳），便先后以商、殷为朝代名。殷朝大约延续了5个世纪，最后一个皇帝是殷纣王。殷纣王是中国历史上出名的暴君，他用刑苛重，剥削残酷，再加上连年东征西讨，故不断引起平民和奴隶的起义。这时，位于陕西岐山一带的周族日益强大起来。起初，周族为了对付西边的鬼方，所以就臣服于殷，成为殷的属国。周公的父亲周文王是个极有作为的政治家，在位50余年，在姜太公等谋臣的协助下，灭掉了周边的许多小国，势力逐渐强大起来。当时殷纣王正全力征伐东方各族，无暇西顾，周文王便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不仅控制了陕、甘一带，而且向殷朝的统治中心河南步步进逼。当周文王死去的时候，殷商大约2/3的疆域已属周所有。由于文王的长子早死，故由次子武王姬发继位，继续领导灭殷的斗争。在这个过程中，周公成了武王最得力的助手。(www.guayunfan.com)两年后，周公陪同武王去盟津（今河南孟津），与联合伐殷的各诸侯会盟。这时殷的首都已迁至朝歌（今河南淇县）。盟津离朝歌不远，在这里会盟无疑带有向殷纣王示威的性质。另外，按照武王和周公的原意，想通过会盟检阅一下反殷的力量，也试探一下殷的反应，看殷的实力如何，伐殷的时机是否成熟。据史书记载，当时有800诸侯都背叛了殷朝，都赶来盟津会盟。很多诸侯主张，应立即大举伐殷。他们认为，纣王已荒淫暴虐到极点，可一举将殷灭掉。武王和周公商议后认为，还有不少诸侯听命于殷，其力量还不可低估，还需要再等一段时间，等没有人再愿为纣王出力的时候，就可以一举将殷灭掉了。为了说服那些主张立即伐殷的诸侯，周武王便说他们不懂天命，按照天命，还不是殷灭亡的时候。古人迷信，殷商时的人尤其喜谈鬼神，信天命，所以用天命来劝说往往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在盟津会盟后，武王没有立即伐殷，而是和周公一起又回到周的都城。

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殷朝的腐败日甚一日。比干是著名的正直敢谏的大臣，因进谏惹得纣王大怒，竟下令将比干的心挖了出来，要看看圣人的心有没有“七窍”。箕子也是著名的贤士，进谏不纳，大失所姜望，便假装疯癫，离开了朝廷。纣王后来发现他是假装，还是把箕子关进了监狱。有的大臣看纣王实在不可救药，便背弃殷朝，而投奔到周。殷朝众叛亲离，周公感到伐殷的时机成熟了，于是便建议武王加紧准备，大举伐殷。

在盟津会盟的第二年，伐殷的准备已基本就绪。碰巧这一年周地遇到饥荒，武王和周公便想通过伐殷夺得殷朝积聚的财富，从而解决自己的困难。于是，武王便由周公和姜太公陪同，率兵车300乘，士卒近5万人，再加上南方一些小诸侯国前来助战的兵士，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伐殷大军，径直向殷的都城朝歌杀来。

周公认为，尽管纣王十分暴虐，众叛亲离，但殷商的统治毕竟已维持了五个多世纪，东方的许多诸侯仍服从殷的统治，纣王仍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如果要使灭殷的战争顺利进行，必须争取民心，使天下人都认识到，纣王是应该被推翻的，周举兵是正义行动。于是，当周兵到达牧野（今河南汲县）时，举行了一个伐殷的誓师大会。这里距殷的都城朝歌只有70里路，一场决战近在眼前。周公代武王起草了一篇誓师辞，这就是保存在《姜尚书》中的《牧誓》，流传至今。在这篇《牧誓》中，周公列举了纣王的四大罪状：第一，纣王宠信妃子妲己，危害朝政，残害忠良；第二，纣王不按时祭祀自己的祖宗，酒池肉林，挥霍钱财；第三，纣王对自己的同祖兄弟也不信任，甚至加以迫害；第四，纣王招集各地的逃奴和罪人。

周公揭露纣王的这四条罪状极有说服力，很能博得各诸侯的支持。殷人十分迷信，认为不按时祭祖的人一定要受到上天的惩罚。当时，奴隶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谁拥有的奴隶多，谁的势力就大。纣王将其他小国的奴隶招诱到自己这里来，严重损害了小国的利益，自然引起了小诸侯国的不满和怨恨。起初，周文王为了争取各小国的支持，曾制定过一条法律，即所谓“有亡荒阅”。这里的“有亡”，指有奴隶逃亡，“荒阅”即大举搜索之意。这条法律的意思是，如果奴隶逃跑，就要联合大搜捕，谁的奴隶仍归还给谁，不得隐藏。这时，周公将纣王招诱别国的奴隶列为一大罪状，自然就激起了各小国的仇恨。于是，各小诸侯国纷纷表示效忠周，共同反抗纣王。通过这篇《牧誓》，使各小国都感到，周兵是正义之师，伐纣合于天意，名正言顺，从而有力地瓦解了殷的统治基础。

正当周公协助武王大举伐殷的时候，纣王正在讨伐东方各族，其精锐的主力一时抽调不回来。为了迎击武王的联军，纣王将大批奴隶和俘虏组织起来，发给他们兵器，要他们到牧野迎敌。由于周公广泛宣传纣王的罪过，这些人本来就对纣王一肚子怨恨，这时就更加痛恨纣王，恨不能让纣王马上灭亡，于是一到牧野便倒戈起义，和周军一起向朝歌进击。武王顺利地占领了朝歌，殷朝灭亡，纣王兵败自杀。从此，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新王朝——周朝。

武王和周公进入朝歌后，打开监狱，释放了被纣王无辜关押的犯人。打开仓库，把粮食分发给穷人，社会秩序很快安定下来。周公又帮助武王制定了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措施，使周朝实现了更大范雎围的统一，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

二、周公东征

牧野之战后，周朝虽然建立起来了，但并未能很快在全国建立起稳定的统治。殷朝的许多旧属国并未马上承认周朝是它们的共主，殷朝的传统势力和影响还很大，其残余势力还时刻打算复辟。东部是殷朝统治的中心区域，这里反抗周朝统治的势力也最大。由于这里的一些部族顽固对抗周朝的统治，所以历史上就将这些人称之为“殷之顽民”。为了有效地统治这些“顽民”，武王采取了“以殷制殷”的办法，将殷朝原来直接控制的领地一分为三，北部地区封给纣王的儿子武庚，东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封给自己的弟弟管叔和蔡叔，由管叔和蔡叔协助统治殷民，并对武庚进行监视。

周朝建立后的第二年，武王就得了一场大病，长时间不能上朝理事。武王深知周公有谋略，办事细心，就委托周公代为处理政务。周公深知创业的艰难，这时周的统治姜尚立足未稳，武王的儿子姜尚年幼，万一武王病死，说不定会发生什么样的动乱。因此，周公心里比别人都更为着急。于是，周公专门设坛祷告，希姜望先人在冥冥中保佑武王，让武王恢复健康。周公向曾祖古公亶父、祖父季历、父亲文王祷告道：“你们的宗嗣武王因勤政染病。如果你们三王要召武王前去，请不要召他，就把我召去好了。武王不善于奉事鬼神，但他能秉承天命，布道四方，使你们的子孙永远安处乐土，使四方之民无不敬畏周朝。他能长享社稷，先王们也可以久享宗庙血食。”周公祷告后，又卜了一卦，得了个吉利之卦。周公将祷词收藏在金滕柜中，自己入宫向武王祝贺，说得到了先王的旨意，他不久就可以恢复健康，一定能长享王位。古人都有程度不同的迷信心理，武王听了后，精神果然为之一振，吃的饭食也比往日多了一些。但是，这类的祈祷和占卜充其量只能给人一种暂时的精神安慰，决不能使人起死回生，所以不久武王还是死去了。这对一个新建的王朝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危机。鉴于武王的儿子成王太年幼，周公在立他继承王位后，全面担当起执掌国家政事的重任，成为周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不久出现了一场灾害。一场大飓风将许多大树刮倒，庄稼几乎全部倒伏，风后又有暴雨，不少老百姓死于非命。一些大臣便认为是不祥之兆，一些有关周公的流言也传播开来，说周公有野心，处理政事不当，所以才惹得上天发怒，降灾示警。这种流言的迷惑作用很大，连成王也对周公产生了怀疑。于是，成王便领着几个大臣打开金滕柜，想借鉴前事，以应付灾变。令成王没有想到的是，竟发现了周公愿意代武王去死的祷词。这使成王大受感动，对周公的疑虑顿时全消，感到周公是完全可以信赖的好叔父。因此，各种政事便尽交周公处置。

从在王室中的地位来看，封在东方的管叔和蔡叔与周公不分上下。他们都是弟兄，只因长兄死得早，所以排行老二的武王继承了王位。管叔排行第三，蔡叔排行第五，周公排行第四。周公在朝中总摄朝政，管叔和蔡叔分封在外。二人对周公极为不满，他们散布流言，说周公摄政“将不利于孺子”，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他们二人本来是要监督武庚的，这时却和武庚暗中勾结，打算借助殷的残余势力共同反对周公。管叔自恃是周公的哥哥，认为要摄政的话也应首先由自己来摄政。这种政治野心促使他和蔡叔、武庚勾结在一起。

管叔和蔡叔想借助殷的力量来打倒周公。武庚的野心更大，他想乘周内乱之机，彻底推翻周朝，恢复殷商的统治。东方的许多诸侯国对周的统治一直不满，也想恢复殷商的统治，时刻在蠢蠢欲动。周王室的内部分裂被他们视为千载难逢的良机，故极力怂恿武庚举兵起事。这更加坚定了武庚的决心。于是，以管叔、蔡叔和武庚为首的大规模叛乱就开始了，历史上称这次叛乱为“管蔡以武庚叛”。

这次联合叛乱声势颇大，不仅东方各国大都卷入了这场叛乱，而且朝内还有不少人与管叔、蔡叔遥相呼应。在这些人当中，有的原来就是管、蔡的旧人，有的则是出于对周公的不信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场联合叛乱的力量明显占有优势，而且内外矛盾错综复杂。周公的处境一时十分困难。

在危急关头，周公表现出了一个政治家和谋略家的沉着和坚定。他首先采取措施稳定内部，这是制胜的根本。当时，朝内除周公外，地位最高的就是姜太公和召公奭，这二人的影响力都很大。周公对二人作了恳切的解释：自己代成王执掌国事，完全是因为成王年幼，等他年龄稍长就还政于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周朝的根本大业，没有半点私心。经过周公推心置腹的解释，使二人对周公的疑虑完全消失。他们又利用自己的巨大影响说服了众多的臣下，戳穿了有关周公要篡位的谣言，从而坚定地站在周公的一边，巩固了内部的团结。

为了坚定大家平叛的信心，周公又借助鬼神，通过占卜来传达“上帝”的旨意，说上帝会帮助周朝，一定能平定东方的叛乱，周朝一定会取得彻底的胜利。周公是否真的信鬼神，今已难详考，但周公巧妙地利用了古人的迷信心理，使鬼神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却不止一次地取得成功。许多人得知神灵也在帮助周朝，信心大增，内部的团结更为巩固，为平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周公又千方百计地瓦解敌人，分化叛乱集团。当时，各诸侯国都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有的是被裹挟参加了叛乱，周公派人对一些这样的小诸侯国进行劝说，有的则用优厚的条件加以收买，而对那些死硬的叛乱分子，则坚决予以武力镇压。这种做法颇为奏效，使一些小诸侯国改变了态度，有的甚至帮助周公进行平叛。这就大大削弱了叛乱集团的力量。

周公心里很清楚，朝内还有一些人并没有完全接受自己的意见，甚至暗中破坏。对这些人，周公为了使他们在自己东征时不至于在后方闹事，就强迫他们跟随自己一起东征，以便于控制。在大规模出师东征前，周公发布了一篇动员令，即保存在《姜尚书》中的《大诰》。这篇动员令的大意是说：“殷人想重新把周变成他们的属国，这是白日做梦。不少殷人也在暗中帮助我们，我们一定能取得平叛的胜利，保住文王和武王开创的基业。周朝是靠上天的保佑才兴盛起来的。这次出征，我又占卜了一次，上天又要来帮助我们了。这是天命，谁也不能违抗。你们大家要顺从天意，帮助我完成这个伟大的事业。”在这里，周公又一次搬出了天命，使随征的人坚定了胜利的信心。

周公东征是一场十分艰苦的战争，它实质上是武王伐纣的继续。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周朝得以建立，周公东征的胜利则使周朝得到真正的巩固。在这场大规模东征中，周公巧施谋略，使一些随从叛乱的小国不战自降，而集中兵力攻打管叔、蔡叔和武庚。经过三年的艰苦战争，周公终于彻底平定了这场叛乱。武庚和管叔被杀，蔡叔被流放。周公还一举消灭了跟随叛乱的东方17个小国。于是，周公彻底粉碎了殷商复辟的图谋，使周朝的统治真正延伸到东部沿海地区。

周公吸取了这次叛乱的教训，想方设法加强对东方的控制。关于如何处置“殷之顽民”，周朝内部存在着不同意见。著名的大臣姜太公主张斩尽杀绝，使其永远无力反叛。召公奭则主张有罪的杀掉，无罪的留着。周公认为这两种办法都不妥。实行屠杀政策，不仅斩不尽、杀不绝，而且会树立更多的敌人，引起更激烈的反抗。杀一部分、留一部分的主张也不好，因为当地人大都卷入了叛乱，难以区分，而且还可能逼反另一部分人。周公采取的策略是：威德并施，分化利用，以殷制殷，武力监视。实施这一策略的核心是营建东都洛邑（今河南洛阳）。

周朝的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称为宗周。由于这里远离中原，难以对东方实施有效的控制。营建洛邑，使其成为一个新的政治、军事中心，可以就近对东方各诸侯国进行监视，如有反抗，可及时镇压。从此以后，洛邑（洛阳）就成为中国的重要都城之一。

周公心里很清楚，殷人贵族是反叛的核心，普通百姓则大都是被裹挟而参加造反。于是，周公就将这些贵族迁徙到洛邑，以便就近进行监视和控制。起初，周公将一些最有影响的大贵族迁徙至黎水（今河南浚县）。这里离殷朝的都城朝歌很近，土地又肥沃，这些殷人贵族颇为满意。周公后来感到在这里不便控制，便又占卜求问鬼神。此卜得到的回答是，在黎水不吉利，迁至洛邑最好。殷人都十分迷信，敬事鬼神，于是就同意迁到洛邑去。那时人们的居室相对简陋，流动性较大，所以殷人曾九次迁都。周公这次实际上早已将地址选好，求问鬼神只不过耍了个小花招。通过这个小花招，周公又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大贵族迁至洛邑。他们集中居住在下都。周公派2万余兵士驻扎于此，对这些“殷之顽民”进行监视。周公又在下都附近修筑了一座王城，在这里不时会见东方各小国诸侯。下都和王城合称为成周，成了周朝的东都，亦即洛邑。

周公一再申谕殷人贵族，只要俯首听命，上天就会可怜他们，周人也会赏赐他们，并可以从他们当中挑一些人到王廷做官。如果不服从周的统治，再暗中谋反，就要果断地将他们杀掉。这不是因为周人的德行不好，而是他们咎由自取。周公说到做到，将几个暗中策划反周的贵族断然杀掉，并以这些人的事例来教育殷人。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周统治的贵族，周公则允许他们占有较多的房屋、土地和奴隶。这就是周公所说的“宅尔宅，畋尔田”。周公一方面严格控制这些殷人贵族，另一方面又通过这些贵族去控制平民和奴隶，从而达到了以殷制殷的目的，缓和了周族和殷人的矛盾。

三、周公辅成王，行宗法分封制

在中国历史上，“周公辅成王”被传为千古美谈。武王灭殷后不久即死去，如何维护和巩固这个新建王朝的统治，这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武王的儿子成王年幼，但按礼法应由成王继位。周公虽有谋略，但只能处于辅佐的地位。大小政务皆由周公代为处置，又显得权势过重，容易引起外人的疑虑。“管蔡以武庚叛”就与这种疑虑有关。以周公的谋略和声姜望，他完全可以代成王自立，由自己当周王。但他没有这样做，为了周朝的长治久安，他呕心沥血，尽心辅佐，终于消除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使周朝建立起稳定的统治。

当东都洛邑建成时，成王已经长大成人，周公便还政给成王，自己退居辅佐的位置，就像一个普通的大臣一样。成王住在镐京，由召公奭在身边辅佐，专心治理西方；周公留住洛邑，重点管理东方各国的事务。

周公担心，成王姜尚年轻，容易贪图安逸，贻误政事。于是，周公便写了一篇《无逸》，以劝诫成王。这篇《无逸》保留在《姜尚书》中，流传至今。文章可分为三大段。在第一段，周公首先对成王提出要求：“君子所其无逸。”那么，怎么做到“无逸”呢？周公提出，首先要了解“稼墙之艰难”，了解“小人”的疾苦。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体察民情，关心老百姓的疾苦。第二段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论证“无逸”的重要。周公列出商王中几个正面的典型，他们勤于政务，了解百姓的疾苦，享国时间长，天下也太平。周公接着又举出殷后期的几个王作为反面典型，这几个王贪图安逸，不关心老百姓，荒于政事，致使朝政混乱，他们享国的时间也短。周公要成王以这几个王为戒，要像文王和武王那样勤于国事，巩固周朝的基业。第三段论述应如何对待下人的怨恨。有两种态度，一种是一听到有这类怨恨就滥杀无辜，而不去深究这种怨恨产生的原因。怨恨虽出自下人之口，但根源不在下人，而在于君臣为政是否清明。另一种态度是，一听到这类怨恨就反省自己，认为是“朕之愆”，“不敢含怒”，进而改善政事，革除弊政。最后，周公语重心长地告诫成王，要以史事为鉴，勤勤恳恳地把周朝治理好。

这篇《无逸》是我国历史上教导君主的最早的教材，也是后世历代教导君主和皇子皇孙的重要文章。周公的教导对成王很起作用，成王基本上都能按照周公的教导去做。成王死后，康王继位，仍继续执行周公制定的政策。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得到缓和，社会生产力有较快的发展，出现了“成康之治”的繁荣景象。周朝的手工业生产水平明显地超过了商代，商业贸易也有了明显进步，使成康时代成为我国奴隶制时代的鼎盛时期。

周公辅成王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实行宗法分封制，历史上也称为“封邦建国”。从实质上看，就是推广周公在洛邑实行的那套统治办法，在各地建立更多的据点。在这些据点里，安插周朝的同姓兄弟、功臣、贵族，要他们帮助周王实行统治。这些封国就是诸侯国。实际上，殷朝后期也实行过分封，只是范雎围比较小，组织上也不是很严密。周朝的疆土大为扩大，斗争更为复杂，需要对战略要地和经济文化中心进行严密控制。于是，宗法分封就成为周朝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武王即实行过分封，周公东征后分封的规模更大，至成王亲政时，先后共建立了71个封国。这些封国的一大半由周王的兄弟子侄进行控制，异姓诸侯只占一小半。诸侯不仅领有封国内的土地，而且领有当地的居民。诸侯在封国内实行世袭制，要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定期向周天子朝贡和提供军赋、力役。在封国内，诸侯有自行征收田税和工商业赋税的权力，实际上就是代表周天子对当地进行统治。

分封制又是和宗法制连在一起的，宗法制由父家长制演变而成，至周代达于完备。按照宗法制，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家长，也是政治上的共主，掌管国家的政权和军权。周王的其他儿子则大都分封到各地当诸侯。对于周天子来说，他们是“小宗”，但在本诸侯国却是大宗。诸侯也实行嫡长子继承制，诸侯的其他儿子有的被封为卿大夫。依次类推，按照血缘的亲疏就建立起了金字塔式的统治模式。嫡长子也称宗子，由他们掌管本族的财产，负责本族的祭祀，管理本族的成员，并代表本族统治和剥削辖区的人民。

这种宗法分封实际上就是按血缘亲疏建立起来的等级制。用今天民主、平等的观念来看，似乎是太落后了。但是在当时，它却有巨大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因为当时交通不便，通信技术不发达，如何使周朝这个疆域辽阔的大帝国保持统一和稳定，是当时最大的政治课题。周公设计和推行的这套制度就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周维持了800多年的统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似乎还没有更好的秩序。社会的发展需要秩序，这套秩序的确促进了周朝的发展。因此，尽管在今天看来这套秩序不大合于正义，但在当时却有很大的进步性。后世帝王不顾具体的历史条件，仍实行分封，致使汉初出现了“吴楚七国之乱”，西晋出现了“八王之乱”。应该承认，越到后来，这种分封制消极的一面就暴露得越多。但是在周初，周公设计和推行的这套制度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周公很清楚，治理好东方是周朝长治久安的关键。这里是被周用武力征服的地区，殷的残余势力较强，一有机会就图谋反叛。周公营建洛邑后，将洛邑作为控制东方的据点。这里集中了大批从各地迁来的殷人贵族，如何管束这批人也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为此，周公特地将他的弟弟康叔分封于此，建立卫国。康叔即为卫侯，掌握着8师的兵力，封土大，控制的人口也多。在康叔去卫国上任时，周公对他叮嘱了一番，这些话保留在《姜尚书·康诰》中。周公对康叔说：“小人难治，你要尽心政事，不要贪图安逸。你的任务就是把周王的事业发扬光大，安定殷民，把殷民改造成顺服的百姓。”康叔问：“殷人如果反抗应如何办？”周公回答说：“要坚决镇压！如果对罪犯不加惩戒，上天给我们的法律就会紊乱和废弃。但执行刑罚要慎重，如明知故犯，且坚持不改，罪虽小也不可不杀；如出于一时疏忽，不坚持错误，能自首悔罪，其罪虽大，也不可以杀。”康叔就把这一套办法带到了卫国，果然将卫国治理得很好。

周公起初被封至鲁（今山东曲阜），建立了鲁国。由于辅佐成王，周公一直未去鲁国上任。周公便命长子伯禽去鲁，叮嘱他道：“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该不低了吧。但是，我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你这次去鲁国，千万不可骄逸。”于是，“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就成为当政者勤政的典型事例。伯禽遵循父教，果然将鲁国治理得很好。鲁国的东边是齐国，大谋略家姜太公即分封于此，也将这里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周朝在东方的统治就得到了巩固。

从周朝的情况来看，封邦建国是周公在政治上的成功之举，表现了他的深谋远虑。周天子拿一部分土地分赐给诸侯，诸侯又在封国内拿一些土地分赐给卿大夫，一层一层，从而构成了周朝在全国的统治基础，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统治体系。也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奴隶制社会经济在周朝进入鼎盛时期。

四、“敬天保民”，制礼作乐

周公不仅是个大政治家和大谋略家，而且是个大思想家。自然，他的思想和谋略也是密切相关的。

周公的一个重要思想是关于对天命的认识和解释。天命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殷商的统治者就声称，他们的统治来自于天命，因而有无上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按照这种理论，殷朝的统治就应该千秋万代地永远延续下去，谁要反对，就是犯上作乱，就要受到“天”的惩罚。古人迷信，相信天命之说。周族本来是殷的臣民，这时却推翻了殷的统治，建了周朝，这岂不是违反了天命吗？也正是因为许多殷的遗民迷信天命，所以周朝建立之后许久还一直顽固地反对周朝。周公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使周朝的统治稳固，就必须对天命作出新的解释，以使周的统治在思想理论上顺理成章，为广大民众所接受。于是，周公就提出了“敬天保民”、“天命无常”以及“以德配天”的思想。

周公讲天命，又怀疑天命，便称“天命无常”。殷商原来得到了“天”的保护，所以取代了夏，建立了殷商。现在殷又被周取代，说明“天”不保护殷了，而开始保护周了。周朝正是按上天的命令来代替殷朝的统治的。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天”为什么忽而保护殷，又忽而改为保护周了呢？周公解释道：“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也就是说，“天”究竟保护谁，要看老百姓的意愿。“天”是为民作主的，只有得到老百姓拥护的人，才能享有天命。殷遭到老百姓的反对，所以“天”就抛弃了殷。周取代了殷，就是因为周的统治合于老百姓的意愿，只有周朝才配享天命。这就是周公的“敬天保民”的思想。

这种“敬天保民”的思想对后世的统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实际上就是“德政”思想。统治者要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这样“天命”就可以长保，江山就可以稳固。周公将天命和德政联系在一起，赋予天命以新的内容，在那种宗教迷信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这种思想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仔细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出，周公更重视的是“人治”，而不是“天命”。这也正是周公的高明之处。对于稳定周朝的统治来说，周公对天命的解释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作用。

周公还建立了一整套礼乐制度，这也就是历史上所常说的“制礼作乐”。所谓“礼”，就是划分等级名分的典章制度；所谓“乐”，就是音乐。“礼”的内容非常复杂和烦琐，几乎包括了各级贵族衣食住行和丧葬嫁娶的一切行为规则。大体来看，“礼”分五大类：一是吉礼，用于祭祀鬼神；二是凶礼，用于丧葬凶荒之事；三是宾礼，用于朝接待；四是军礼，用于兴师征伐；五是嘉礼，用于婚嫁饮宴。至于音乐，那时只有少数贵族才能使用。这在当时是种很大的特权，什么等级的贵族用什么音乐，有严格的区分，不能乱用，否则要受到严惩。“礼”和“乐”相辅相成，成为巩固贵族等级制的重要手段。

周公还建立起了一整套的官僚制度和刑罚制度。这些制度和礼、乐制度相配合，使周朝建立起十分完整的统治秩序。自然，这些不可能全是周公一人所制作，有些内容就是从殷朝继承来的。周公加以整理、补充、修订，并新增加一些内容，从而使之系统化、完整化和制度化。这些制度为后世统治阶级长期所沿用，成为巩固统治的重要工具。正因如此，所以周公在以后历代统治阶级的心目中地位都极为崇高。

为了周朝的建立和巩固，周公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也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政治家、思想家和谋略家的才能。临死时，周公叮嘱身边的人，要他们将自己葬在成周，以表示自己不敢离开成王。周公死后，成王用最隆重的天子礼仪将周公葬于毕原（今西安西北）。文王和武王都葬在那里，成王将周公和他们葬在一起，表示周公的功劳大，完成了文王和武王的未竟之业，同时也表明，成王不敢把周公视为自己的臣下。为了表彰周公的功劳，成王特许鲁国用祭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

周公在后世的地位一直很高。汉代立学开始庙祀孔子，孔子称先师，周公称先圣，同时受祭。直至唐代以前，都一直称周公为先圣。唐代则时有变化，有时以孔子为先圣，周公为先师；有时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直至明初，在先师庙中周公和孔子同时受众学子的祭拜。明成祖时形势为之一变，他将先师庙改为文庙，独祭孔子，而将周公移出，祀于文华殿之东室。明成祖之所以这样做，与他隐秘的心理有关。当明成祖起兵与侄儿建文帝争夺皇位时，口口声声说要“周公辅成王”。但是，当他胜利后却自己当了皇帝，因而受到许多人的指责。明成祖担心，当众学子祭拜周公时，会自然联想到“周公辅成王”的可敬，自己所谓“周公辅成王”的欺世盗名。因此，明成祖便取消了周公和孔子同时受祭的资格，致使此后周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是，周公以他的智慧和谋略为中国早期历史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无法掩盖的。

（郭首涛）

本篇主要资料来源：《史记》卷四，《周本纪》；《史记》卷三十三，《鲁周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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