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禅寺心怀天下,辅世祖大元一统

居禅寺心怀天下,辅世祖大元一统

——刘秉忠传

对于元帝国的建立和巩固来说，刘秉忠是仅次于耶律楚材的另一个大谋士。在耶律楚材的谋划和辅佐下，蒙古汗国的力量不断壮大，使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的四处征讨连战皆捷，并接连攻灭了西夏和金，初步建立了一些典章制度。此后，正是在刘秉忠的辅佐下，元世祖基本统一了中国，建立起了完备的适合时宜的典章制度，定一代成宪，促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辽阔的大帝国。元王朝迁都北京，设立行省，促进了我国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时至今日，每一个中国人仍能感受到这些重大措施的影响。

一、官宦世家，隐居禅寺

刘秉忠（1216—1274），字仲晦，原名刘侃。他后来因出家为僧，故又取名子聪。当他随元世祖为官后，又改名秉忠。他原籍瑞州（今辽宁绥安县），祖上累世为辽朝的高官。入金后，历代又仕于金朝。他的曾祖父之兄曾出任邢州节度副使，于是全家便随之迁居邢州（今河北邢台）。自此以后，刘秉忠家人便都自称为邢州人。

当成吉思汗大举伐金时，其大将木华黎陆续攻占了河北诸州县，并在邢州设立都元帅府，用刘秉忠的父亲刘润为都统。后来，刘润又相继担任过巨鹿、内丘两县的提领，都颇有政声。刘秉忠自幼受父亲的熏陶，熟知官场的人情冷暖，这对他日后的为官之道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www.guayunfan.com)刘秉忠“生而风骨秀异”，自幼聪慧过人。他8岁入学，每日能背诵经书数百言。刘秉忠17岁时入侍邢州节度使府中任小令史。这是写写算算的小官吏，俸禄也不高。在他父亲的俸禄也不高的情况下，他这点俸禄也可聊补家用。

这时的刘秉忠已近成年，不仅一表人才，且胸有大志，性情豪放。他不甘心于这种每日抄抄写写的平庸生活，常常为不得志而郁闷不乐。一天，因文案工作不顺心，投笔叹道：“我家世代为官宦，我岂能甘心于当个刀笔小吏？大丈夫生不逢时，不为世人所识，自当隐居起来，以待时机再展宏志。”于是他辞职而去，隐居于武安山（在今浙江龙游县）中，以读书为乐。后来，江苏天宁寺虚照禅师招他入寺，他便剃度为僧，改名子聪，在寺中掌书记之职，时人称为“聪书记”。后又游历山西云中（今山西大同市），留居南堂寺。

刘秉忠在寺中勤奋地博览群书，诗、书、五经无所不读，天文、地理、律历、佛经以及三式、六壬、遁甲等占卜之术，亦无所不通，尤其对《易经》和邵雍的《皇极经世书》研读精深。这为他日后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根基。七八年后，他终于遇到了建功立业的机会。

二、晋见世祖，纵论国事

当时，元世祖忽必烈还是一个亲王，常驻漠北，滦河上游和今河北北部皆属其统辖。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不时发生内争。忽必烈有雄才大略，为应付日后的不测风云，他极力招揽人才，结识天下儒士和名流。燕京大庆寿寺高僧海云禅师应召前往漠北。他途经云中时，闻知南堂寺僧人子聪博学多才，特意前去拜访，结果一见如故，随即邀他一同去谒见藩王忽必烈。刘秉忠欣然同往。此一去，刘秉忠得遇明主，从而为他实现自己的抱负找到了广阔的舞台。

刘秉忠来到漠北，随海云一同谒见忽必烈。忽必烈见到海云身后的年轻僧人气度不凡，便召前询问。刘秉忠应答自如，谈吐不俗，引起忽必烈注意。以后忽必烈又屡次召见，刘秉忠议论天下大事，了如指掌，才华横溢，深得忽必烈赏识。当海云禅师南归时，刘秉忠被留在了藩王府中。从此，他辅佐忽必烈30余年，参与机密，制定国家大计，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元帝国的建立和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

忽必烈素有大志，喜欢结识儒士和释道名流，“好访问前代帝王事迹”，尤其赞赏唐太宗李泌世民的业绩。他得知，当唐太宗还是秦王时，就广延贤能之士，为他夺天下、治天下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此，他十分器重像刘秉忠这样有才能的汉族文士。刘秉忠看到忽必烈智谋非凡，胸襟开阔，虚怀若谷，求贤若渴，且对中原历朝帝王文治武功甚感兴趣，料定他将来必能成就一番大业。因此，刘秉忠决心尽心竭力为他出谋划策，以报答知遇之恩。

鉴于忽必烈治下的疆域越来越大，而忽必烈有姜望成为新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刘秉忠上给他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议，陈述治国平天下之道。刘秉忠首先明确主张“治乱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继之提出“以马上取天下，不可以马上治”的大问题，并以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提示忽必烈，劝导他像当年周公辅佐武王一样辅佐蒙哥。接着，刘秉忠进一步分析了蒙古国旧的制度政策所造成的弊端，主张效法汉文、景、光武和唐太宗等明君，采取建朝省、立法度、定官制、省刑罚、整饬赋税、采用汉法、奖励农桑、置库设仓、招揽人才、量才适用、广开言路等一系列措施。从刘秉忠的这些主张来看，他实际上为忽必烈以汉法治国平天下勾画了一个基本蓝图。

元宪宗蒙哥初继汗位时，即授命其弟忽必烈经略漠南汉地，后又将关中封给忽必烈为领地。忽必烈率领身边的一批谋士离开漠北南下中原。从此，忽必烈有了赖以实现自己宏大志向的根据地。同时，刘秉忠也得到了试行汉法治天下的机会。

刘秉忠的家乡邢州就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几年前，当刘秉忠的父亲逝世时，刘秉忠回籍奔丧。临别时，忽必烈亲赐银百两，供他办丧事，并派人护送他到邢州。由此可以看出，忽必烈和刘秉忠已建立起非同寻常的信任关系。刘秉忠在原籍守丧期间，他亲眼看到家乡的悲惨境况。邢州八县原在金时有居民八万余户，至元太宗窝阔台时期，减少到一万五千户。窝阔台将这万余民户分赐给两个蒙古贵族功臣。由于他们“不知抚治，征求百出，民不堪忍受”，因此，人民便纷纷逃亡。结果，到忽必烈受封之初，当地百姓已锐减至六七百户。

针对上述情况，刘秉忠上书忽必烈说：“数年来，差徭甚重，加上出征军马的调发，使臣烦扰，官吏巧取，民无法承受如此重负，所以就以逃亡求生存。现在，该地已归王爷管辖，应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赋役应比过去减半，或三分之一，就现有之民户人数来定差税。”接着，刘秉忠又进言说：“现今人民生活困敝，没有比邢州更为严重的了”，“邢州原有万余户百姓，兵兴以来不满数百，而且社会凋坏日甚”。因此他建议：“选派能人前往治理，责其克期见效，以作为四方效法的榜样，使天下均受到恩赐。”对所需人选，他还推荐说：“只要有像张耕、刘肃这样优秀的牧守前去治理，一定可将邢州治理好。”

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以邢州为推行汉法的试点。他奏请朝廷批准，选派内侍脱兀脱、牧守张耕、姜尚书刘肃等人为正副安抚使前往邢州。后来，“三人至邢，协心为治，洗涤蠹弊，革去贪暴，流亡复归，不期月，户增十倍”。效果十分良好。

从治理邢州的成功经验中，忽必烈看到了推行汉法的巨大成效，感触很深。从此，他对汉儒谋士更加器重，广泛采纳他们的建议，各种重要政事逐步交由刘秉忠等人处理。

自元宪宗二年（1252）以后，忽必烈陆续采纳了刘秉忠的一系列建议，在河南唐、邓等州和陕西凤翔、京兆等地推行汉法，采取了诸如实行屯田，招抚流民，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发行纸钞，整饬吏治，整肃汉军，减轻赋役，建置学校，保护儒士等措施，兴利除害，收效显著。这样，在忽必烈主管漠南汉地后，很快就使中原一部分地区得到初步的治理，为他后来夺取帝位，统一全国，打下了较好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忽必烈重用汉儒、推行汉法的做法引起了蒙古贵族和守旧势力的不满，一些别有用心者散布流言，借机发难。元宪宗六年（1256），有人在蒙哥汗面前进谗言，说忽必烈有“得中士之心”。这使蒙哥汗怀疑忽必烈有另立王国之意，不由得顿生疑窦。他派遣亲信大臣阿蓝答儿为大钩考，在关中设立钩考局，借审查之名给忽必烈宗王府所辖关中的许多官吏罗织各种罪名，严加惩罚，致使许多官吏无辜被杀被罚。忽必烈在谋士姚枢的劝说和策划下，以放弃漠南汉地管理权，返回和林居住为条件，求得蒙哥汗的谅解。

忽必烈回到和林后，在刘秉忠等谋士们的帮助下，继续积聚力量。蒙哥汗是忽必烈的长兄，原来关系很好。在刘秉忠等的建议下，忽必烈说服蒙哥汗，使他同意在靠近中原的地方另建一陪都，迁王府于陪都。这样做表面上是表示无意“得中土”，实际目的则有两个，一是为了摆脱和林守旧势力的干扰，二是为将来重新控制漠南汉地建立一个大本营。刘秉忠受命在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东北、滦河北岸的龙冈选择了一块风水好地，营建王府宫室和房舍，历时三年建成，定名开平。忽必烈在这里聚集了一批重要谋士，成为忽必烈集团的根据地。

在当时，对于蒙古贵族统治者来说，推行汉法确是件不易之事。这不仅是统治政策的改革，尤其关系到统治观念的改变。在这方面，如何将儒家“得民心者得天下”的仁治观念灌输到忽必烈的头脑中，改变其视征战杀戮为寻常事的落后观念，这在忽必烈出征时甚至是比推行汉法更难解决的问题。为此，刘秉忠等许多汉族谋士都很费了一番苦心。

元宪宗三年，蒙哥汗命忽必烈远征大理，刘秉忠与姚枢等一班谋士都随军出征。刘秉忠一有机会就在忽必烈身边宣扬佛家和儒家爱护生灵、兴正义之师的道理，宣称“天地之神是好生的，真正的王者神武而不妄杀”，极力主张执行怀柔政策。忽必烈听从他的建议，公开表示不妄杀无辜。忽必烈率军一路征战，进至距大理城不远的地方。忽必烈派使臣前去招降，结果一去不复返。忽必烈料想他们凶多吉少，便与大将兀良合台分军继进，连克堡塞，包围了大理城。大理国国王段兴智与权臣高祥、高和兄弟率领军队出城迎战，结果大败而归。忽必烈再次招降，段兴智等不降，乃率残部弃城而逃。忽必烈派人找到了被杀的使者尸首，大怒，立刻要下令屠城。

刘秉忠急忙上前劝阻道：“殿下，杀使拒命者是高祥等人，并非城民之罪。姚枢先生所讲宋将曹彬征南唐的故事，您难道忘了吗？你还记得您对姚枢先生许下的诺言吗？”姚枢、张文谦也恳请忽必烈饶恕城民。忽必烈这才从盛怒中清醒过来，想起以前的许诺，结果使大理城中百姓得以免遭屠杀。不仅如此，忽必烈似有所悟，为笼络民心，还实行了一些颇为开明的政策。因此，云南成为蒙元帝国颇为巩固的根据地。

由于劝行怀柔政策在远征云南的战事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刘秉忠每遇忽必烈出征，便不遗余力地督促其坚持推行怀柔政策。元宪宗九年（1259），忽必烈受命配合蒙哥汗大举伐宋。在出征前，刘秉忠又以征大理的经验再次向忽必烈进言说：“王者之师，有征无战，对谁作战都应一视同仁，不可嗜杀。”忽必烈当即答应道：“期姜望与卿等共守此言。”待大军入宋境后，忽必烈命各路将领不得妄杀百姓，不许焚烧房屋，作战时所俘虏的军兵丁口一律释放。正是由于推行了怀柔政策，使得忽必烈军进展顺利，南宋许多城镇和军队都姜望风而降。大军所至，南宋军民“全活不可胜计”。所以，元军很快就打到了长江边，并由战略要地阳罗堡（今属湖北）渡江。这时，刘秉忠又向忽必烈献策说：“古人领兵作战都要及时行赏，以便激励将士的士气，奋勇杀敌立功。现在，我三军野战多日，所向披靡，却没有得到应有奖赏犒劳。应即刻派一名近臣前往犒赏三军。”忽必烈认为此策甚好，立刻派近臣忽鲁苏代表自己到前线劳军。因此全军士气大振，人人乐为忽必烈效力，个个奋勇争先，结果在突破长江天险后，几乎马不停蹄地又进围南宋重镇鄂州。

就在这时，蒙哥汗病死在四川前线。消息传到军中，忽必烈立刻召集诸将和诸谋臣商议。谋士郝经提出“断然班师，亟定大计”，得到刘秉忠、姚枢等一班谋臣武将的大力支持。忽必烈采纳了这个计策，立即罢兵议和，迅速返回开平王府，并于1260年3月在开平单方面召开忽勒台大会，在部分诸王贵族支持者的拥戴下宣布即位。接着，忽必烈凭借着近十年经营漠南汉地所集聚起来的经济和政治实力，一举打败了另立为汗的弟弟阿里不哥，确立了君临天下的绝对地位，成为元王朝的建立者。

三、行仁义之师，定一代成宪

在刘秉忠的辅佐下，忽必烈本人实际上日益在“汉化”。从实践中他深深体会到，行“仁义之师”有利于夺取战争的胜利，也有利于巩固胜利果实。他在即大汗位后，更按照刘秉忠之议定“一代成宪”，很快建立起在全国的统治。

忽必烈的即位标志着蒙古汗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这是因为，元朝的“一代成宪”正是从这时起开始逐步建立起来的。很显然，忽必烈十几年来一直都在考虑着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既能保持“国朝（蒙古）之成法”，又有适应中原地区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一整套制度。对于这个问题，忽必烈经过多年来与汉族谋士的密切交往，特别是近十年在漠南汉地的实践，其思考逐渐成熟起来。

忽必烈将制定治国方略的重任交给了刘秉忠：“凡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卿其议拟以奏。”刘秉忠立即着手进行这项工作。他上采祖宗旧典，参考古代制度，结合现实需要，尤其是参照“汉法”，详细列出条文上奏忽必烈。忽必烈看罢非常满意，便下诏实行。

首先，忽必烈采取了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措施——建立年号。自成吉思汗建国后，历代大汗一直未采用过年号。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等人的建议，按中原王朝的传统，于1260年5月正式下《中统建元诏》，称帝建年号。建立年号一事，是忽必烈按照中原王朝的模式来建立自己王朝的第一步，表示蒙古汗国继承中原王朝“前代之定制”，也表示蒙古统治者统一全国、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1264年，忽必烈又下诏改燕京为中都，升开平为上都，并改元“至元”。后又于至元三年（1266）命刘秉忠在中都相其地形，设计和营建都城宗庙宫殿建筑。

至元八年（1271），忽必烈采纳刘秉忠的建议，作出了又一重大决策，即废“蒙古”国号，取《易经》中的“乾元”之义，建新国号为“大元”，进一步表示了要统一天下，实现“天下一家”的意志。

次年，忽必烈又根据刘秉忠的建议，将国家统治重心移至中原，迁都中都，改称大都（今北京），实现了统治重心南移的历史性转变。

忽必烈为了建立稳固的政治制度，逐步建立健全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他按照刘秉忠和其他汉儒谋臣的建议，在中央沿袭金制，设立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中书令由皇太子兼领，其下分设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和副相（包括右承、左承和参政），大批亲信汉族谋臣被任命为朝廷大臣。例如，王文统、赵壁为平章政事，张文谦为左丞等等。中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置姜尚书、侍郎分理各部政务。

后来，忽必烈在李泌坦之乱后，采取罢世侯（即废除诸侯世袭制）的方式将兵权收归中央，设立枢密院以总领全国军务。枢密院长官为枢密使，由皇太子兼领，下设副使、同知院使、副枢、签院、同签、参议等各级官职。至元五年，又设立御史台，总管全国司法和监察事务。以右丞相为御史大夫，下设御史中丞、侍御史、治书御史等职位。另外，御史台下又设立中司和察院，专门负责监督和弹劾各级官吏。

在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上，忽必烈根据刘秉忠等人的议奏，借鉴宋、金之制，改革全国地方行政机构。建元中统后，阿里不哥联合漠北诸王起兵反叛，忽必烈立即在漠南汉地设立十路宣抚司，作为地方最高行政机构，统归中书省管辖，长官宣抚使由中央直接任命和派遣。这样，通过各路宣抚使，忽必烈便将漠南汉地乃至全国都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不久，将宣抚司改称行中书省事，全国除中央直辖区外，共设十个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形成了沿用至今的行省制。行省之下分设路、府、州、县等各级地方政府机构。

另外，忽必烈“颁章服，举朝仪，给俸禄，定官制”等，都是按照刘秉忠建议而制定的。

古代的君王，特别是开国之君，身边通常都有阴阳术士为其服务。忽必烈也不例外。在忽必烈的身边，有几个专职的术士为他服务，包括萨满[1]、释、道等各教术士。但是，忽必烈最信赖的恐怕就是刘秉忠了。刘秉忠一身兼通儒、释、道三教之学，深得各教要旨，且无门派偏见，所以很为忽必烈所赏识，不仅遇有军政大事必征询意见，而且还把在恒州为藩王府看风水、建王宫，在燕京为元朝帝都看风水、建宗庙皇宫这等大事委托刘秉忠办、理，足见忽必烈对刘秉忠阴阳占卜之术深信不疑。忽必烈在刘秉忠死后曾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刘秉忠的阴阳术数之精湛，预知来事与实际之吻合，只有朕一人知道，他人不得而知。”实际上，阴阳占卜不过是刘秉忠使自己的意见被忽必烈采纳的一种手段。古人都有迷信心理，刘秉忠正是利用了忽必烈的这种心理。

刘秉忠一直扮演着谋士和术士的双重角色。忽必烈每当面临重大决策或行动时，总要请刘秉忠为他占卜算卦，以便预卜吉凶成败。刘秉忠在这方面似乎确有神机妙算之能，他将自己的意见和占卜糅为一体，使忽必烈深信不疑，增强了必胜的信心，因而他的建议屡屡奏效。

四、举荐贤能，常居禅寺

在刘秉忠的辅佐下，忽必烈建立了元朝，并陆续建立起了完备的典章制度。刘秉忠在元廷中功高位显。但是，他视个人的官爵利禄淡泊如水。《元朝名臣事略》中写道：“上（忽必烈）在潜邸，儒士之所以长途跋涉，冒风霜而至，往往有所陈诉祈请。唯公（刘秉忠）独无所求。”

当时，一些与他同时入侍忽必烈的汉人和许多由他荐举入朝的儒士都已做了高官，享有厚禄，独有他依然如故，僧衣斋食，无官无爵，以皇帝的宾友自居，过着出家人的清贫生活。至元元年，翰林学士王鹗上书元世祖忽必烈。奏书中称：“刘秉忠久侍藩邸，已有多年，参帷幄之谋，定国家大计，忠贞勤勉，应予褒奖。现陛下已御极天下，万物维新，而功臣刘秉忠却一仍野服散号，臣深为不安。现授以显爵，借以勉励群臣。”忽必烈深以为是，遂颁诏，令其还俗，赐名刘秉忠，拜官光禄大夫，位太保，参预中书省事。同时，忽必烈还亲自作媒，以翰林侍读窦默之女做刘秉忠之妻，并将奉天坊赐予刘秉忠做私宅。刘秉忠一再推辞，但忽必烈坚执不许。刘秉忠无奈，只好接受元世祖的封赏。但是，尽管他位极人臣，有豪华的宅邸，他却仍住禅寺，终日淡然，粗茶淡饭，每以吟诗自适，自号藏春散人，与未封赏前并无什么明显不同。

领受封赏之后，刘秉忠虽然位居高官，仍然斋居素食，生活恬淡如初。对他来说，这些官爵和产业如同虚授。可是，他以天下为己任，事无巨细，凡有关国家大计者，知无不言，尤注意为朝廷选拔推荐人才。早在忽必烈居漠北时，刘秉忠就上书忽必烈：“国家广大如天，万中取一，以养天下之名宿儒……使之不致困穷，以便随时为君主量才适用。”刘秉忠为人正直，他为忽必烈尽心举荐贤能。为倡行汉法，他大量推荐中原的汉族儒士。经他推荐的人才许多成了一代名臣，如姚枢、张文谦、许衡等。正因为这样，当时元廷中汉族人才荟萃，其盛况如《元朝名臣事略》中所述：“在元朝的旗幡招展之处，在蒲伞华盖迎宾所在，一位又一位德高姜望重的名儒和有奇才异能的名士接踵而至，月月不断。”刘秉忠为忽必烈做出了许多重大贡献，而举荐贤能是他最大的贡献之一。

由于刘秉忠举荐了许多人，他有时也因此而受到连累。在李泌坦之乱发生后，忽必烈发现他重用的朝臣王文统竟是李泌坦同党，他立刻将其处死。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李泌坦事件在忽必烈的心里留下一个巨大的阴影，他对汉人产生了疑忌心理。在进一步追查王文统的进身之路时，对推荐过王文统的一批汉族文臣，包括刘秉忠在内都产生了怀疑。其中商挺、廉希宪、赵良弼三人都受到忽必烈的亲自讯问。赵良弼差点被处以割舌之刑。商挺被从元廷中排挤了出来，先是调任四川，后又遭诬告，多次被囚禁。就连姚枢、许衡、张文谦等未受牵连的汉臣，也渐渐地不被重用了。汉族将领史天泽等都被迫交出了兵权。与此同时，色目人作为可信赖的帮手在忽必烈的心目中地位却日益得到加强。如像阿合马这样的花剌子模人，自中统三年以后，连年被加官晋爵，不断委以重任。最后，忽必烈干脆于至元二年颁旨，正式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国人充同知，永为定制。”达鲁花赤是驻各地的最高长官。此后，色目人在元朝政治上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中央实权渐渐落入阿合马等人手中，汉人谋士的地位相应降低。

眼见忽必烈用人态度的这个大变化，刘秉忠心中十分清楚，又自知无力扭转大局。这是因为，他自己也因举荐王文统而受到牵连，只是由于忽必烈比较信任他，并在许多事情上离不开他，这才让他继续留在身边。这使刘秉忠清楚地感觉到，自己虽仍居高位，但忽必烈对汉儒的疑忌心理已越来越重，他最信任的谋臣已是蒙古人和色目人。

刘秉忠看到，元朝的统治已大体稳定，元世祖忽必烈似乎已不那么需要汉儒为他出谋划策。眼见一个个汉儒或被治罪，或被斥逐，刘秉忠决定急流勇退。至元十一年（1274），刘秉忠随忽必烈去上都（开平）。那里有座南屏山，刘秉忠在山上筑一小屋，只要皇帝不召见，他就在那里静心修行。忽必烈本来对他也有疑心，但看到刘秉忠仍留恋佛家的清静生活，感到他没什么野心，因而对他的疑心自然也就消失了。这实际上也是刘秉忠的自保之术，事实证明这种自保之术是成功的。

这年秋八月，刘秉忠在南屏山小屋中“端坐而卒”，无疾而终，享年59岁。忽必烈闻讯后非常悲哀，在朝廷上对群臣说：“秉忠事朕三十余年，小心缜密，不避艰险，言无隐情。”刘秉忠家无余资，忽必烈出内府银为刘秉忠治棺木，命礼部侍郎赵秉温掌治丧事宜，隆重安葬于大都。元世祖忽必烈降旨，为刘秉忠赠官太傅，封赵国公，谥号“文贞”。后来，元成宗又赠官太师，谥号“文正”，到元仁宗时，又进封刘秉忠为常山王。

刘秉忠留有文集10卷，其诗文恬淡闲雅，颇类其为人。他正是在恬淡中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奇特之处。

（刘宝全）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元史》卷一五七，《刘秉忠传》；卷四，《元世祖本纪》；《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太保刘文正公传》。

刘基指挥战船击溃陈友谅

【注释】

[1]萨满教；流行于亚洲和欧洲北部的原始宗教，在我国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中流行。该教相信万物有灵和灵魂不灭。萨满即巫师之意，宣称与神灵相通，可为人消灾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