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明初五帝,致天下太平

辅明初五帝,致天下太平

——杨士奇传

人们所熟知的历代大谋士，绝大部分都活动在改朝换代之时，在乱世中显示出其出众的谋略，在太平年代却很少见有大谋士出现。实际上，一些谋略家的智谋对治理好国家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国家、对民族的贡献一点也不亚于乱世中的谋士。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谋士的作用更应该受到肯定。在这种类型的谋士当中，明初的杨士奇可算是一个佼佼者。

杨士奇（1365—1444），名杨寓，士奇是他的字，在当时及后世都以他的字为人所熟知，祖籍江西泰和。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大都知道，“三杨”是明初的名臣，其为首者即杨士奇。明初文学有所谓“台阁派”，统治文坛达百余年，其领袖人物之一即杨士奇。杨士奇历辅建文帝、明成祖、明仁宗、明宣宗、明英宗五帝，长居内阁，使明朝的国力在此期间达到鼎盛。像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那样，这期间的明王朝也出现了“永宣之治”。这段强盛太平的历史几乎完全与杨士奇的活动相伴始终。杨士奇死后只过了5年，就发生了“土木之变”，明王朝随之由盛转衰。

一、艰苦谋生，才能初露

在杨士奇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即因病死去。寡母孤儿，相依为命，不仅生活十分艰苦，而且还常常无辜受人的欺凌。实在无奈，母亲便改嫁到一个姓罗的人家，杨士奇也就改姓了罗。在封建社会，像杨士奇这样身份的人是很低贱的，经常会听到不堪入耳的受人侮辱的话。杨士奇实在忍受不了这样的侮辱，就又回到了杨家，恢复了原姓氏。家中的生活自然贫困得很，但也正是这种贫困的生活磨练了杨士奇，使他比一般孩子更早地体会到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杨士奇下决心改变自己的处境，便尽一切可能刻苦读书。村上的教书先生看他是个好苗子，不时接济他一点，学费也不向他要，从而使杨士奇受到了最基本的教育。年龄稍长，他便自己开馆授徒，生活除自给外，还能稍有点节余。此后数年都以开馆教书为业，尤以在湖北开馆的时间最长。这期间，杨士奇结识了不少文人学士，常有诗词赠答。他不仅学问好，而且重朋友情谊，在士林中的名声越来越高。(www.guayunfan.com)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死后，皇太孙朱允炆继位，年号“建文”，历史上就称他为建文帝。按照旧制，一个新皇帝继位后，要马上组织文士为前一个皇帝修“实录”。建文帝命各地推举大儒，为朱元璋一朝修《明太祖实录》，杨士奇被荐举入京，参与其事。在修撰《明太祖实录》期间，杨士奇的才能得到初步展露，尤其是他的史才和史识，更为同行所称道。不久，建文帝即将他召入翰林院，充任编纂官。后来，吏部奉建文帝之命，考核史馆诸儒士。吏部姜尚书张枕在看到杨士奇的策文后，惊奇地说：“这不是一般只知道死读经书的儒士所能说出来的！”于是就举杨士奇为第一。建文帝遂授杨士奇为吴王府审理副，仍在史馆供职。

建文帝即位不久，即按照齐泰、黄子澄的建议开始削藩，也就是削夺诸藩王的权力。建文帝的20多个叔叔都在外地做藩王，像燕王等北边的几个所谓“塞王”，经常带兵出征，势力更大。建文帝担心众藩王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开始了削藩斗争。燕王看到5个藩王已被削，下一步就可能轮到自己，于是便起兵反抗，这就出现了长达3年之久的“靖难之役”。在这场争夺皇位的战争中，燕王取得了最后胜利，建文帝“不知所终”。燕王登基做了皇帝，他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成祖，改元“永乐”。明成祖看杨士奇为人老成，便将他改为编修，不久又选拔他进入内阁，成为著名的内阁七学士之一。他参与机务，多有建言，明成祖对他也推诚任用，从而使他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二、为官勤谨，巧护太子

明成祖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设立了内阁。原来，朱元璋因丞相胡惟庸谋反，便罢丞相不设，并把这一点立为“祖训”，以后如有人建议设立丞相，格杀勿论。但是，朝廷中的事务都由皇帝亲自处理，实在忙不过来，所以朱元璋后来又设了四辅官，以备顾问。明成祖便在这个基础上设立了内阁。内阁成员都来自翰林院，都是颇有才华的文士，由他们协助皇帝处理政务，起草诏令。在内阁七学士当中，杨士奇任职最久，也是最负有盛名的一个。历史上常说“三杨当国”，为首的就是杨士奇，另两个人是杨荣和杨溥。

杨士奇奉职勤恳谨慎，在家的时候从来不说朝廷上的事，虽至善亲朋私下交谈，也听不到他一句有关朝廷上的话。在朝廷上议事时，他从不锋芒毕露，而显得十分谦恭，但奏事明快简洁，三言两语就说出了问题的要害。有时众人对某事久议不决，杨士奇一发言，大家总认为切实可行。杨士奇为人厚道，人有小过，常常代为掩饰。有一次，广东布政使徐奇进京，带来当地一些土特产，用来赠送廷臣，许多人受到他的馈赠。有的人上疏弹劾徐奇，说他向京官行贿，别有所图，并将一份受礼人的名单交给了明成祖。许多大臣的名字都在这张名单上，却唯独没有杨士奇的名字。明成祖问杨士奇是怎么回事。杨士奇平心静气地回答道：“当徐奇赴广东上任时，许多大臣为他送行，并有诗文相赠。我恰好当时有病，所以没去送行，所以在他馈赠的名单上也就没有我的名字。至于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否真的受了他的礼，也未可知。何况礼品轻微，当没有别的意思。”明成祖本来正一腔怒气，打算对徐奇和名单上的诸大臣进行严惩，经杨士奇这么一说，怒气顿时化解，并下令将那张名单马上烧掉，不予追究。这件事牵连到许多人，这些人为此都很感激杨士奇。

永乐初年，仍以南京为京师，以北平（今北京）为行在。明成祖经常住在北平，由太子在南京监国，由杨士奇等人辅佐太子处理日常政务。明成祖有三个儿子，次子被封为汉王，三子被封为赵王。汉王以勇武著名，在“靖难之役”中多有战功。汉王和赵王相勾结，总想倾陷太子，所以经常在明成祖面前说太子的坏话。时间一久，明成祖颇为心动，便打算更换太子。太子没什么勇武可言，但心地善良、为人谦和，不像汉王那样狂悖。永乐九年，明成祖由北平返回南京，问杨士奇有关太子的情况。杨士奇也听到一些有关太子的谗言，就说：“殿下天资甚高，即使有点小过错，也一定会知过改过。殿下存心爱护百姓，决不会辜负陛下的重托。”明成祖本来想惩治太子，但经杨士奇这么一说，马上转怒为喜，便暂时打消了更换太子的念头。

永乐十二年（1414），明成祖第二次亲征漠北蒙古，得胜回师。这次汉王随征，经常向明成祖说一些太子的坏话。说得多了，明成祖难免不有所心动。回到京师后，以皇太子迎驾迟缓为由，对太子痛加训斥，并将太子身边的一些大臣尽逮下狱，其中包括内阁大学士黄淮和杨溥等人。这一关押就是10年，等太子继位后才将他们放出。当时还牵连到杨士奇。当明成祖问到太子的事时，杨士奇不仅不推脱责任，反而说道：“太子孝敬如初，之所以迎驾迟缓，都是我等大臣的罪过。”这么一说，明成祖的火气反而平息了下来，没有治杨士奇的罪。汉王身边的一些人则交章弹劾杨士奇，谓杨士奇是辅佐太子的第一重臣，更负有罪责，不应该单独宽宥他。于是，明成祖便下令将杨士奇逮系诏狱，但没过几天便又下令将他放了出来。

永乐十四年（1416），明成祖由北平行在回到南京。他隐约听到一些有关汉王胡作非为的事，就问吏部姜尚书蹇义。蹇义吓得浑身发抖，不敢回答一句话。人们都清楚，在这种事情上一句话说不好就可能掉脑袋。明成祖接着又问杨士奇，杨士奇则巧妙而从容地回答道：“我和蹇义都侍奉太子，外人不敢在我们两人面前说汉王的事。以前陛下命他就藩云南，他不去；后又命他就藩青州，他仍不去。今听说要迁都北平，他却要在南京留守。其中有什么深意，请陛下熟察。”明成祖默然不语，似有所醒悟，遂起身回宫。过了两天，明成祖掌握了数十件汉王不法之事，遂将汉王召来，严词切责，并命剥去他的冠服，囚禁于西华门内，还打算将他废为庶人。明成祖还杀掉汉王身边的几个不法之徒，第二年命汉王徙封乐安（今山东惠民），即日启行，不得拖延。于是，太子的地位遂转危为安。他就是后来的明仁宗。永乐十九年，杨士奇升为左春坊大学士，仍在内阁办事。

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死于北征回师的路上，仁宗继位。仁宗立即升杨士奇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有一天，吏部姜尚书蹇义和户部姜尚书夏原吉奏事未退，仁宗看见杨士奇前来，便对跟前的这两个姜尚书说：“新华盖殿大学士来了，一定有好意见，让我们一起听一听。”杨士奇进来说：“恩诏刚颁下两天，说要减少各地岁贡，但惜薪司却传旨，要征枣80万斤，这不恰好与两天前颁的恩诏相违背吗？”仁宗深以为是，立命减少一半。不久，仁宗又加授杨士奇少保，和杨荣、金幼孜一起赐“绳愆纠谬”银印，许以此印密封言事。不久，仁宗又加授杨士奇少傅。

当各地长官来朝时，兵部姜尚书李泌庆向仁宗建议，把军中的余马分给各地，每年再向各地征用马驹，这样可使军中常有壮马。杨士奇反对这样做，对仁宗说：“朝廷选贤能之士授予官职，却让他们去牧马，这岂不是贵牲畜而贱士人吗？”仁宗答应停止这样做，不久却变得无声无息了。杨士奇又言及此事，仁宗仍未有举动。不久，仁宗召来杨士奇说：“那件事我哪里是真忘呢？我听说李泌庆等人不喜欢你，我怕你孤立，不想因你的奏言来停止此事，怕因此使你受他们的伤害。现在有理由了。”仁宗拿出陕西按察使的奏章，谓养马扰民，不宜行。杨士奇对仁宗的厚意非常感激。不久，仁宗命杨士奇兼兵部姜尚书，同时领三种俸禄，但杨士奇坚辞，一定要辞去姜尚书的俸禄。

在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御史舒仲成曾帮助汉王倾陷他。太子这时当了皇帝，就想借故治舒仲成的罪。仁宗知道杨士奇那时也遭到过他的弹劾，就找杨士奇商量。杨士奇力言不可，即位时刚颁诏，对以前忤旨的官员皆宽宥，如这时借故治舒仲成的罪，天下人就会说皇帝不守信用，这样就会使许多人提心吊胆。杨士奇还借古论今：“如汉景帝之待卫绾，不亦可乎？”仁宗大悟，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有一天，仁宗要臣下直言政事得失。大理寺少卿弋谦出班陈言，话语激切，惹得仁宗一时大怒，立命将弋谦逮系狱中。鉴于仁宗怒气未消，大臣们都不敢为弋谦说话。只有杨士奇在等到仁宗怒气稍消后奏道：“弋谦是应诏陈言，如果因此而治他的罪，那么群臣的嘴巴恐怕都要封起来了。”仁宗深以为是，马上下诏，升弋谦为副都御史，并颁诏全国，为此事引罪自责，要天下臣民有言勿隐。从此以后，大臣们有什么话都敢于当廷直言。

有一个地方官上书，称颂天下太平，为自古未有，自然也对仁宗的仁政称颂一番。仁宗看了很得意，就当廷交臣下传阅。大臣们都说合于实际，有的还变着法儿对仁宗的圣德称赞一通。只有杨士奇表现得很特别，不仅没说一句称颂的话，反而说道：“陛下的恩泽虽遍及天下，但是还有很多老百姓流徙外地，无家可归；前几年连续用兵，又屡兴大工程，民力还没有恢复过来，还有许多人食不果腹。如果再与民休息几年，太平盛世大概就要真的到来了。”仁宗侧耳细听，并当众对廷臣们说：“杨士奇说得很对啊！”他回过头来又对吏部姜尚书蹇义等人说：“我以至诚对待诸卿，希姜望你们尽心辅佐，能治理好国家。只有杨士奇连续五次上书陈言，你们却没说过一句政事之失。难道朝政没有一点缺失吗？天下就真的那么太平了吗？”蹇义等大臣都感到很惭愧，都一齐顿首谢罪。几天后，仁宗特颁敕书，赐给杨士奇一方“杨贞一印”。接着，仁宗命杨士奇和黄淮、金幼孜一起充任总裁官，编纂《明太宗实录》。

三、直言得失，不随波逐流

仁宗只在位一年就死去了，他的儿子宣宗继位。在编纂《明仁宗实录》时，杨士奇仍充任总裁官。

宣德元年（1426），汉王果然举兵反叛。宣宗率兵亲征，兵不血刃即将汉王擒获。在回师经过献县时，兵部侍郎陈山来迎，并奏道，汉王和赵王历来都串通一气，倾陷先皇仁宗，应乘机突然出兵彰德，再将赵王擒获，以永绝后患。杨荣等人也极表赞成。杨士奇却说：“谋叛当有事实，难道天地鬼神是可以随便欺骗的吗？”杨荣厉声斥责杨士奇：“你难道想坏大事吗？赵王与汉王勾结，天下的人都知道，怎么能说没证据呢！”杨士奇说：“今皇上只有两个叔父，汉王谋叛，自然罪不可赦；赵王如没罪，就应该厚待他，如对他怀疑，可以预先提防他，使他不危害国家就是了。为什么一定要加兵征讨呢？”当时，只有杨溥与杨士奇的意见相合。杨士奇正准备入内进谏，杨荣已先入。杨士奇要进去，被侍卫挡在门外。不大会儿，宣宗召蹇义和夏原吉入内，两人便把杨士奇的话禀告了宣宗。宣宗起初也没打算逮治赵王，今又见杨士奇也这么说，便打消了移兵逮治赵王的念头。回京后，宣宗对杨士奇说：“有很多人说赵王图谋不轨，应怎么办呢？”杨士奇说：“赵王是陛下最亲近的人，应想法保全他，不可听流言。”于是，杨士奇代宣宗草拟一书信，连同大臣们弹劾赵王的章奏，派人一起送给赵王。赵王见到后，高兴得流泪，说道：“我可以活下去了。”遂上表谢罪，并将自己的护卫军献出。从此以后，再没人弹劾赵王了。宣宗待赵王也日益亲厚，私下对杨士奇说：“赵王之所以能得以保全，都是你的功劳啊！”为此，宣宗赏给杨士奇许多金币。

宣宗即位后，一直为安南的战事所困扰。原来，明成祖于永乐五年（1407）将安南征服，在那里设置郡县，一如内地。但是，安南不断地发生反叛，几次镇压，几次又叛，双方的损失都十分惨重。这时，安南黎氏谎称找到了原国王陈氏的后人，请明廷准其复国。许多大臣表示反对，只有杨士奇和杨荣的意见一致，认为不必因远方蛮荒之地，将天朝拖得死去活来，应该趁机许陈氏复国，也从而使中国军队从安南脱身。宣宗深以为是，遂放弃安南，为此每年节省军费近百万两白银。

宣德五年（1430）春天，宣宗侍奉皇太后谒皇陵。事后，杨士奇等大臣在便殿拜见皇太后，皇太后对杨士奇慰劳有加。宣宗对杨士奇说：“太后常对我说，先帝时，只有你敢于犯颜直谏，不怕惹先帝生气。先帝能接受你的劝谏，故不败事。太后常教导我，一定要能听臣下直言。”杨士奇回答道：“这都是皇太后的圣德之言，愿陛下常记在心。”过了几天，宣宗特颁敕，说杨士奇年老有病，上朝时或许会晚一会儿，不要因此对他论奏。这实际上是宣宗对杨士奇的一种特殊礼遇。

当时，有关各地水旱灾荒的报告接连不断，宣宗便召来杨士奇，说打算免去灾区的租赋。杨士奇又趁机请求，应同时免去老百姓往年欠交的税粮，减少江南官田税额，停止并不急需的大工程，对关押在狱中的犯人尽早审理，确实有冤屈的，应尽早平反，以使皇上的恩德广布。宣宗一一应允，天下老百姓为此颇为高兴。过了两年，宣宗又问杨士奇：“恤民诏颁下已久，还有什么可恤的吗？”杨士奇奏道：“诏书中说要减少官田上的税额，但户部仍照旧额征收。”宣宗听了后十分生气，立即又颁下一诏书，有不按诏书行事者，严惩不贷。这才使老百姓真正得到了实惠。杨士奇又奏请道，应招抚逃民，让他们回乡复业；对贪墨的官员要严加惩治，鼓励各地推举贤才，即使犯人家的子孙，也允许他们参加科举，才优者同样可以入仕。除此以外，杨士奇还建议，凡是三品以上的官员，都可以举荐贤才，如所推举之人不称职，举荐人应被连带治罪。对杨士奇的这些建议，宣宗都一一应允。这时，宣宗励精图治，杨士奇等人尽心辅佐，一些弊政得到及时纠正，“海内号为治平”。永乐时虽国力强盛，但征战频繁，大工迭兴，所以老百姓的劳役甚重。只是到了宣德时，承继了永乐强盛的余续，天下又多年没有战争，所以老百姓才真正过上了几年太平日子。在这当中，杨士奇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君臣相谐，天下太平，宣宗便仿照古代皇帝的做法，每当岁首，命百官休假10天，即从正月初十至正月二十，百官不必上朝，和家人共度元宵佳节。在正月十五的晚上，宣宗还和大臣及他们的家人一起观灯。每逢节日，宣宗还和众大臣一起出游。在春暖花开时，宣宗不时和大臣们一起去万岁山（今北京景山）赏花。君臣之间赋诗唱和，也不时从容言及民间疾苦。大臣们有所建言，在游玩时随时就说了出来。宣宗都虚心听纳，对一些好的建议就命身边的人记下来，回去后马上传旨实行。与这种太平盛世相适应，在文坛上便兴起了所谓“台阁派”。杨士奇即台阁派的主要首领之一，君臣相互唱和的一些作品就成了台阁派的代表作。台阁派是“永宣盛世”的产物，反过来又为“永宣盛世”增添了许多绚丽的色彩。由于台阁派有许多歌舞升平之作，故今人的文学史对其评价甚低。但台阁派的文章典雅流畅，无艰涩之苦，且统治文坛百余年，自有其可取之处。尤其是开创人之一的杨士奇，的确自成一家，非末世的空泛庸俗之作所可比。流传至今的《东里全集》，即杨士奇的文集，至今为文史学者经常翻阅，即表明其文章有一定的价值。

四、不计私怨，以公心处事

在宣宗即位之初，内阁也像永乐时那样有“七学士”。其中，陈山和张瑛是宣宗的宫邸旧人，随宣宗继位，二人得进入内阁。但二人才能平平，处理章奏多有疏误，不久即被派往外地为官。黄淮因身体多病而致仕，金幼孜病死，于是内阁中就只剩下“三杨”了，这就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杨当国”的局面。由于三人居住的位置，杨士奇被称为西杨，杨荣被称为东杨，杨溥被称为南杨。杨荣遇事果敢刚毅，尤其通晓军事，曾数次随明成祖北征，多有功勋。有一次，杨荣筹划甘肃的兵事后回京，明成祖亲自切西瓜犒赏他。但是，杨荣经常私下接受将领的贿赂，边将几乎每年都要向他进献良马。宣宗得知了杨荣的这些事，就问杨士奇，其用意是想将杨荣退出内阁。杨士奇却说：“杨荣通晓兵事，臣等远远不及，不可因小过错而废大才。”宣宗笑了笑说：“杨荣曾多次说到你的过错，没想到你却为他解脱。”杨士奇接着说道：“姜望陛下像宽容我一样来宽容杨荣。”宣宗听从了杨士奇的劝谏，使杨荣得以仍在内阁。后来，杨荣隐约地听到了这件事，对杨士奇十分感激，自感对杨士奇有愧。从此以后，杨荣对杨士奇格外尊重，“三杨”同心协力，使宣宗时的朝政颇为清明。宣宗也感到杨士奇不计私怨，处处从大局出发，以公心处理政事，忠心可倚，所以对杨士奇的奏请几乎无不应允。

宣宗在位10年，死后由他的儿子英宗继位。英宗继位时才9岁，军国大事都要禀告太皇太后，也就是英宗的祖母，即仁宗的皇后。在仁宗还是太子的时候，就多赖杨士奇之力才得以保全，故此后对杨士奇格外倚信。这时英宗才是个9岁的孩童，太后更是倚重杨士奇，有什么事就派宦官去内阁，问“三杨”该如何处理，然后施行。“三杨”又以杨士奇资姜望最重。杨士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勇于任事，勤勤恳恳，各种政务都处理得有条不紊。这时，由杨士奇主持，连续推行了许多善政。例如杨士奇看到漠北蒙古力量渐强，时有犯边之意，即请练士卒，严边防，使北边的防备得到明显加强，使蒙古部多年不敢内犯；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分遗文武官员镇抚江西、湖广、河南、山东；尤其令人称道的是，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经常派校尉侦缉臣民隐事，实际上就是特务，尽管以前有不少大臣请求停止用校尉刺事，但皆未被允准，这时却被杨士奇给罢去了。从此以后，尽管还有“厂卫”等特务组织，但再也看不到校尉这种特务了。另外，杨士奇又请免去灾区赋税，慎用刑法，严格考核各级官员。杨士奇的各种奏请都被一一允准。因此，英宗在位的前几年，朝政清明，天下欣欣姜望治。

英宗年号“正统”。正统三年（1438）时，《明宣宗实录》编成，杨士奇也是总裁官，为此而被升为少师。正统四年，杨士奇以年老，请求致仕回乡，但太后不许，而仅许他回乡省墓，不久又回朝继续理事。

在英宗时，出现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大宦官王振。在历史上，宦官乱政以汉、唐、明三朝为烈，而明代宦官乱政则自王振始。王振原是个县令，因罪被判处死，他自请阉割为宦以抵罪，于是就成了宦官。由于他颇通文墨，所以英宗在很小时他就侍奉在侧。英宗即位后，王振升为司礼太监。司礼监是宦官二十四衙门的第一衙门。司礼太监是宦官的总头领，且有代皇帝“批红”的权力，即内阁的票拟需经皇帝“批红”后方能生效，而皇帝或小或懒于理事，就往往由司礼太监代为“批红”。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都会想到，这是一种很大的权力，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乘机塞进一些自己的私货。起初，由于英宗的祖母张太后在，“三杨当国”，王振还不敢太嚣张。但在张太后死了以后，王振便渐渐跋扈起来。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限制宦官干政，特地在宫门口挂了一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预政事，预者斩！”王振进进出出都会看到这块铁牌，感到太刺眼，就在张太后死后不久将铁牌取下，砸坏扔掉。对杨士奇的票拟，他也不时挑点小毛病，故意刁难。但杨士奇、杨荣都是五朝老臣，声姜望极高，王振一时对他们还不敢过分为难。有一次，王振刺探到，靖江王佐敬曾馈赠杨荣许多银两。还有一次，杨荣回乡省墓，回京后未及时报告朝廷。王振感到机会来了，想借以除掉杨荣。杨士奇对王振的野心早有觉察，很清楚他的狼子野心，他弹劾杨荣并不是为了国家，而是为了扫除自己争权道路上的障碍。于是，杨士奇极力在英宗面前为杨荣开脱，使杨荣未受惩处，“三杨当国”的局面仍得以继续维持。但是，杨荣为这件事忧愤积心，不久就一病不起，终于死去。从此以后，内阁就只剩下杨士奇和杨溥了，更形孤立，王振的气焰自然也就高了起来。

王振贪墨成性，大肆侵吞军饷，致使四川的一支守军发生哗变。这场哗变还没有完全平息下去，当地的一些少数民族又趁机发动叛乱。于是，明廷不得不发大军前往镇压。在杨士奇的精心协调下，这场叛乱总算被镇压了下去，但明王朝的损失也很大，仅将士就战死数万人，多年积蓄的钱粮被耗费一空。

王振自恃有宠，气焰日益嚣张。他常以周公自比，意思是，自己和英宗的关系就像周公辅成王一样。许多公侯勋戚称他为“翁父”，连英宗皇帝也不直呼其名，而称他为“先生”。他对哪个官员不顺眼，轻则借故降职，重则逮系狱中，甚至杀头。龙其令人发指的是，王振经常故意激英宗发怒，在殿上当众廷杖大臣。这不仅是一种肉体上的摧残，而且是一种人格上的污辱。每当廷杖时，监刑的是王振一伙太监。如果监刑太监脚尖分开，就表示不要打死；如两脚尖合拢，受刑人就一定要被打死了。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人人自危。杨士奇这时年近八十，虽尽力匡救，但对王振已无可奈何。

鉴于北部边境时有警报，蒙古瓦剌部势力渐强，杨士奇估计瓦剌不久就会成为北边的大患。于是，杨士奇上奏英宗，请求将太仆寺的一些马匹充实边防，再从西边买一些战马，以补充北部边防战马的不足。英宗下诏准行。但是，由于王振克扣买马的银两，所以效果并不明显。

王振感到杨士奇是自己争权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便处心积虑地打击杨士奇。他通过东厂特务侦知，杨士奇的儿子在家乡有许多不法行为，便唆使言官弹劾杨士奇。英宗一直对杨士奇很尊重，廷臣担心会因此而伤害杨士奇，所以就没有对杨士奇的儿子治罪。英宗只是将他儿子的一些罪状封起，交给杨士奇。王振还不甘心，接着又用东厂特务查到杨士奇之子的一些新罪状，英宗这才决定，将杨士奇之子逮系狱中。杨士奇心里很清楚，儿子只是一介普通百姓，即使有些横暴，也用不着朝廷为此兴师动众，其用意显然是针对自己。杨士奇遂上疏自责，谓自己教子无方，自己又年老多病，请准予辞官，回乡养老。英宗怕伤害杨士奇，特降诏，对杨士奇极力慰勉，使杨士奇颇为感动。但杨士奇还是忧虑成疾，不久死去，时年80岁。英宗为杨士奇之死很伤心，特赠官太师，谥号“文贞”。

杨士奇为人持重和善，好奖掖寒士。像著名的清官能臣于谦、周忱、况钟等，都是因杨士奇推荐而步入仕途的。杨士奇死后不久，瓦剌即大举内犯，王振挟英宗亲征，结果50万大军全军覆没，英宗被俘，北京也差一点被瓦剌攻陷。这场事变在历史上被称作“土木之变”，是明王朝由盛转衰的分水岭。幸赖杨士奇有识，举荐了于谦这位能臣，在北京保卫战中击退了瓦剌，使明王朝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转危为安。

周忱和况钟都是明代著名的清官，苏州等地的老百姓甚至为他们立祠纪念。一些小说、戏剧对他们的事迹也多有描述。如没有杨士奇的推荐，这些人可能终生不为所用，老死乡间。

在“三杨”中，杨士奇以学行著称，杨荣以才识闻名，而杨溥素有操行，皆人所不及。杨士奇在“三杨”中资姜望最重，以自己的学行和智谋历辅明初五帝，使明王朝进入最强盛富庶的时期，这不是只有小智小谋的人所能做到的。

（孙　宇　孙向群）

本篇主要资料来源：《明史》卷一四八，《杨士奇传》；《明史》卷五、卷六、卷七，《明成祖本纪》；《明史》卷八，《明仁宗本纪》；《明史》卷九，《明宣宗本纪》；《明史》卷十，《明英宗前纪》。

范雎文程弃暗投明助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