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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多识“杜武库”,奇计迭出灭孙吴

时间:2022-03-1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博学多识“杜武库”,奇计迭出灭孙吴——杜预传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杜预自幼受家风的影响,颇有大志,又“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对政治、经济、军事、历法、律令、算术、工程均有研究和造诣。父亲的这种不幸遭遇,使杜预颇受牵连,“久不得调”。杜预险些丧了命,幸赖他的计谋而脱险。杜预作为朝中学识渊博的官员,也被编入修订法律工作的人员之中,与贾充等人共订律令。

博学多识“杜武库”,奇计迭出灭孙吴

——杜预传

杜预(222—284),字元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魏徵文帝黄初三年(222)出生于一个世代为官的家庭,晋太康五年(284)去世。他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史学家,曾对西晋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出身名门,少有大志

杜预所在的家族,自西汉以来便是全国少有的名门姜望族。祖父杜畿,是汉魏徵之际的名臣,魏徵文帝时官至姜尚书仆射,曾为曹操出谋划策,整饬吏治,恢复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父亲杜恕,更是曹魏徵时期著名的谋臣,曾多次上疏陈述时弊,论议亢直,多所裨益,人称直臣。魏徵明帝时官至幽州(治今北京市西南)刺史。

杜预自幼受家风的影响,颇有大志,又“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对政治、经济、军事、历法、律令、算术、工程均有研究和造诣。他常拿古人所说的三个不朽之业来勉励自己,说“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及也”。意即自己不敢企姜望创立德业,而只是期姜望能够建树功绩,著书立说。但他在30岁以前,却仕途艰难,颇不得意,其主要原因是受父亲的牵连。杜恕是一位比较正直的官员。魏徵齐王芳时(240—254),司马氏势力显赫,垄断朝政,杜恕不仅不党附司马氏,而且在上书言天下选举得失时抨击选官趋炎附势,不同意征辟司马懿轻薄无行的第五弟司马通为官,因而得罪了司马懿。他出任幽州刺史时,又因小事得罪了司马懿的党羽程喜,被逮捕下狱,后又被发配到章武郡(治今河北黄骅市北)充军,四年后便病死在那里。父亲的这种不幸遭遇,使杜预颇受牵连,“久不得调”。(www.guayunfan.com)然而,杜预毕竟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他的家族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家族,所以司马懿司马师父子死后,司马昭当政时,不仅重新启用了他,还让他袭封了祖父杜畿的丰乐亭爵位,又把自己的妹妹高陆公主许配给杜预,让他在府上当了一名参军。

二、撰修《晋律》,功不可比

景元四年(263),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等将领率军伐蜀,把杜预作为心腹派到钟会手下当了一名长史。司马昭这样的安排看似对杜预极为有利,但怎知天有不测风云,钟会灭蜀后举兵叛乱,先杀手中将官。杜预险些丧了命,幸赖他的计谋而脱险。

杜预从军平蜀后回到京师洛阳,成为有功之臣,被增封邑1150户。这时司马昭正加紧准备代魏徵建晋事宜,他一面逼魏徵元帝曹奂封自己为晋王,另一面又让人为他准备改朝换代的礼仪、官制、法律等典章制度。杜预作为朝中学识渊博的官员,也被编入修订法律工作的人员之中,与贾充等人共订律令。

杜预参与撰修《晋律》的工作,开始于魏徵元帝咸熙元年(264)。为了配合司马氏即将代魏徵,需要安定和收买人心,缓和各种矛盾,在撰修《晋律》时,杜预便向司马昭提出清除过去法律“繁杂”的内容,以“宽简”的原则来制定《晋律》,以达到减轻刑罚,收买人心,代魏徵建晋的目的。这个原则得到了司马昭的同意,4年后,晋武帝泰始三年(267),《晋律》的撰修宣告完成。

《晋律》以汉《九章律》为蓝本,参考了《魏徵律》。在撰修《晋律》的过程中,杜预等人本着“宽简”的精神,对以往的旧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革,它虽然比《魏徵律》多两篇,共21篇,但条文却只有620条,27657字,比汉魏徵律令大大减省了2000条。与此同时,对法律的文句也作了大量的修改,比汉魏徵旧律更加通俗简明。《晋律》大量减少了重罚的条文,如对妇女免除了连坐法,省去了汉末的禁锢之法等。这样就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犯罪,使统治集团中的人能支持司马氏,从各方面来稳固其统治,加强地主阶级专政。

杜预在撰修《晋律》的过程中,又对《晋律》逐条进行了注释。完稿后向晋武帝上疏说:“法律是判断人们是否遵守法度的准则,而不是穷究事物的道理,所以法律文字应当简要,条例明确。断罪条例从省,禁令也就简化,律例简明,人们也就容易知晓,就不易触犯法令。而如果法律条文烦杂,文字艰深,就不会有此效果。古代的刑书所以要铸造在钟鼎和金石之上,正是为了杜绝异端淫巧,使天下尽人皆知的缘故。臣今日为《晋律》作注,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杜预的上疏正符合晋武帝统治的需要,于是司马炎下诏,让它和《晋律》一起颁行天下。

杜预在撰修和解释《晋律》中所起的作用是别人所不能比拟的,正因为这个缘故,当时就有人把《晋律》称为《杜律》。此后《隋书·刑法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也都把《晋律》称作《杜预律》。

修订《晋律》的工作完成后,杜预出任河南尹(治今河南洛阳市东),又接受了晋武帝要他制订王公百官进行考课的黜陟之法。这种对在职官吏的监督考评办法,自西周以来各朝都有制订,但都没有认真执行过。杜预认为“上古时期,人们顺应自然,虚心接受意见,以至诚之心待人,百姓便顺服顺从,心领神会,这样就能治理好天下。到了中世,这种淳朴的民风渐渐消失,人事开始有了善恶美丑之分,这就必须设立官吏,颁行各种典章制度,才能治理天下。另外还要依靠贤哲作辅,使名位和功绩相称,赏罚要得当。要广泛征求意见,并采纳臣下的建议。到了国政衰乱之世时,不能建立长治久安之制,就不得不求助于严刻苛细之法,不相信自己而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而相信书简。书简越多,虚假便愈多;法令越多,乖巧便愈盛。过去汉代的刺史每年年终要向朝廷汇报当年的任职情况,官吏的勤惰清浊也由此而定。曹魏徵用京房的考课法,其制度不能说不严密周全,但由于太烦杂,有违考课本意,所以汉魏徵两代都行不通。如果重申唐尧时考核官吏的办法,力求简明,则比较容易执行。尽量宣示万物本性中所包含的‘天理’,用精神领会、把握。这在于官吏本人,如果离开人而单单依靠法令,恐怕不会取得多好的效果。现在要想知道在职官员的优劣,最好的办法是委任达官,各自考察自己所统属的官员,每年选出优劣者各一人作为典型,以优者为楷模,以劣者为鉴戒。如此连续实行六年,然后再由主持者加以总结,将屡优者升官晋职,屡劣者革职查办,优多劣少者续用,劣多优少者降级。而现在的考课办法却不然,它难易不均,对优者要求过高,对劣者又过于宽大,不足以体现奖优惩劣的原则。如果一年一考课,积优以升陟,累劣而取黜,则是考察官吏的最好办法。”他将自己的这一想法写成奏章,上奏朝廷。因为这种考课黜陟之法简便易行,并且赏罚分明,用人适度。晋武帝看后,觉得可行,于是下诏颁行天下。杜预的学识才智又一次得到发挥,并受到肯定。

三、出任度支姜尚书,造福黎民百姓

泰始六年(270),鲜卑族在陇右的势力迅速强大起来。六月,秃发(拓跋)部首领树机能进攻陇右地区(今甘肃六盘山以西,黄河以东一带)。这时晋武帝派遣司隶校尉石鉴为安西将军,都督陇右诸军事,以杜预为安西军司,给兵300人,骑百匹,以讨伐树机能。杜预到长安后,又被任命为秦州刺史,领东羌校尉。杜预刚到秦州,石鉴便让他出击树机能。杜预考虑到当时正是鲜卑人的气焰嚣张之时,便向石鉴献计说:“现在正是秋高草肥季节,鲜卑人兵强马壮,又屡战屡胜,士气高昂;而官军则是远道而来,供应不继,如果贸然出击,必定劳而无功。不如先全力储运粮草,等到来年春天,鲜卑马困人乏之时,再出击,定能一举成功。”而且还上书石鉴,提出“五不可,四不须”等,坚决反对立即出兵。杜预的这一谋略颇有眼光,切实可行,但却遭到石鉴的反对,加上二人本来就有矛盾,于是石鉴诬告杜预迁延时日,不听调遣,擅自盗用军资修建城门官舍。朝廷对此未经核实,便轻易地将杜预逮捕下狱。后来因为杜预是晋武帝的姑父,在皇亲国戚的“八议”之列,才没有被处死,而是以削除侯爵赎罪。

石鉴不听杜预的建议,一意孤行,贸然对树机能发动了攻击,结果被树机能战败,而他却虚报战功,最后落了个被免职的下场。陇右军事形势的发展,正如当初杜预所预料的,“陇右之事卒如预策”。

陇右军事形势的发展,使朝廷深知杜预善于筹划。第二年正月,秦陇战事未了,北部边境又告吃紧,匈奴右贤王刘猛在并州(今山西太原市南)、河东(今山西夏县东北)、平阳(今山西临汾县西南)等地起兵反晋。于是朝廷再次起用杜预,让他在朝中以散侯的身份出谋划策。不久,朝廷因四方战事频繁,国家财政困难,又让杜预出任负责全国财政工作的度支姜尚书一职。

杜预出任度支姜尚书后,开始对全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财政收支进行治理。他首先从发展农业入手,向朝廷建议请立籍田。他认为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农业,所以古代圣王无不躬耕于田亩,将收获的农作物献给宗庙祭祀,以此训导天下,起表率作用。但近世以来,皇帝亲耕变成了一种仪式,空有效法古人之名,而没有供祀训农之实。况且每行此典,百官车马相从,造成不少浪费。所以他建议把籍田的面积扩大,把典礼变为实际行动,让皇帝和百官都参加耕作,亲自体验耕作的艰难。这样,农业生产便会搞上去,粮食生产和国库收入相应也会增加。他的建议提出后,被晋武帝很快采纳,并下令在洛阳城东建立籍田,面积千亩,晋武帝和王公大臣定期下田中耕作,从此,农业生产得到了应有的重视。

国家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再加上制定租调等一些刺激农民积极性措施的推行,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出现了连年的大丰收。但由于与之相应的手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再加上货币不足,就出现了谷贱布贵的问题,十分不利于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杜预除提高谷价外,还建议朝廷效法古代的做法,在主要农产区设立常平仓。即封建政府为稳定粮价,备荒赈济而设置的粮仓。由政府委派官吏经营,谷贱时籴进,贵时卖出,以达到平抑物价的目的。杜预还提出各种“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如在水陆冲要地设关卡向贩运食盐的商人征税;政府向农家成年男女必须耕作的亩数以及他们征收户口税,等等。这些建议都被晋武帝采纳,对于促进生产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作用。

杜预在任度支姜尚书期间,还对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的历法进行改革。他认为“天象星体运行不息,日月星辰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的物体。天长日久,难免就会出现一些差错,这是很自然的道理。春秋时太阳有时月月都蚀,有时多年不蚀一次,正是因为历法不准确的缘故。历法刚推行时,可能有小小的不准确,不易使人觉察,但年深日久,积少成多,差错就会越来越大,不能不加以纠正”。他从这一观点出发,深感现行历法与天文现象不合,于是便和当时的天文学家李泌修、卜显一起,重新推算历法,编成《二元乾度历》上奏朝廷。它与旧历法相比,其优点多达四十余处,因此很快被推广实行,对农业生产起着积极的指导作用。

杜预在任度支姜尚书期间,还奏请朝廷在黄河上架桥,以方便官民往来。他认为黄河孟津渡口水流湍急,每有国家应急大事需要在此渡河时,险象环生,常有翻船的危险,造成生命财产不应有的损失,不如在这里建造一座跨河大桥,对官员都有方便。但是这一合理的建议,却遭到官员的反对。他们认为,洛阳是殷周以来的大都会,历代圣贤都没有在河上架过桥,必然有他们不架桥的道理。现在应该效法古人,不可贸然行事。针对这种墨守成规的观点,杜预反驳道:“殷周圣贤没有在河上架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诗经》中有‘造舟为梁’的诗句,就是制造船只,将其连环固定在河面上,架木成浮桥,以渡渭水。这就说明殷周圣贤曾在黄河上架过桥。”他的建议后来得到晋武帝的默许。杜预亲自负责在孟津建造一座跨河大桥,桥成之日,晋武帝与王公百官同去视察,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宴会上,晋武帝举杯祝贺说:“要是没有您,也就没有今天的桥。”杜预则谦虚地说:“没有陛下的神武圣明,我也没有显露这些雕虫小技的机会。”一句话,说得晋武帝非常高兴。

杜预任度支姜尚书期间,还曾有过不少创造发明。他曾根据古书记载,制作了不少仿商周的文物制品。其中就有许多是失落于汉魏徵之际但曾被秦汉诸帝视为主室的祭祀的仿制品,个个精美异常,巧夺天工,达到了以假乱真的地步,他把这些仿制品献给晋武帝后,“帝甚嘉叹焉”。另外,杜预还发明了连机水碓,就是利用水力带动好几个碓同时舂米,从而节省了人力,增加了工作效率。

杜预在任度支姜尚书的八年(271—278)中,多次献计建安边之策,论处军国之要,校盐运、制课调,献计献策达50余条,并且都被采纳实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由于他奇谋不断,妙计不绝,对当时的各项工作起到了补偏救弊、损益万机的作用,朝野无不称美,人称“杜武库”,意思就是杜预的谋略就像贮藏器物的仓库一样,无所不有。

四、奇计迭出,终成灭吴大计

随着西晋政权的日益强盛,灭吴战争便提上议事日程。其实,早在灭蜀之前,司马氏便有灭吴的打算。魏徵元帝景元三年(262),司马昭便提出了先平定巴蜀,三年之后顺流而下,水陆并进,实现灭吴的战略设想。尔后,伴随着司马氏政权的巩固,晋政权便加紧筹划灭吴。杜预典掌财政收支,深知其意,也竭力赞成灭吴。在当时的大臣中,与杜预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羊祜、张华。其中羊祜资历最深,又有军事才能,晋武帝曾采纳羊祜的建议,在边境地区实行分化瓦解吴军的政策,还极力整饬军备,屯田兴治,训练了一支“舟楫之盛,自古未有”的水军队伍。后来,羊祜病重,便推荐力主伐吴的杜预继任他的工作。咸宁四年(278)羊祜病故,晋武帝任命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守襄阳。此时,他杰出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杜预受命上任后,驻军于襄阳。一上任便修治铠甲兵器,振奋士兵士气,选拔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出其不意地偷袭西陵(今湖北宜昌市),一举成功,杜预因功增封邑365户。西陵都督张政是孙吴名将,在毫无准备,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杜预打得大败,一大批将士被俘,张政害怕吴主孙皓会严加责罪,损害自己的声誉,所以不敢把败绩如实上报,竭力封锁消息,把失败的真相隐瞒起来。杜预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施行反间计,特意派人把所俘获的孙吴将士及其兵甲全部押送到吴国首都建邺(今江苏省南京市),归给孙皓,让吴国朝野上下都知道张政被打败的消息。孙皓果然对张政隐瞒军情一事大发雷霆,很快把张政从西陵调回内地,革职查办,另派武昌监刘宪前去镇守西陵。这时离西晋大举灭吴的日期已经很近,孙吴调换边将,不仅中了杜预的离间之计,而且违犯了兵法上所说的临战易将的大忌,吴国出现了倾摇动荡的局面。

杜预在轻而易举地搬掉了灭吴道路上的拦路石后,认为灭吴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上疏朝廷,请求出兵伐吴。这时,晋武帝虽然雄心勃勃,早有灭吴之心,但是他的灭吴计划却受到以太尉贾充等为首的保守派官员的反对和阻挠,所以对于杜预的上疏伐吴,仍是“待明年方欲大举”。

杜预便在上疏中鼓励晋武帝说:“自今年闰七月以来,吴国多次下令戒严,说是要加强西部防守,只是增加了夏口(今湖北武汉市)以东的防御力量,而没有从国都抽调更多的兵力去加强上游的防务,由此推断,孙皓已计穷力竭,长江下游和上游不能两相保全。吴军在战略上必然只保下游,以苟延残喘,而无法抽调兵力充实上游,这样会使国都空虚。陛下想在完全有把握的情况下再出兵,这种考虑是不必要的。我们不妨现在就出兵,如果胜了,则天下统一;败了,也不过是锻炼一下国力,为什么不能试一试呢?如果现在失去了这个机会,说不定以后就很难了。陛下现在应让我们这些大臣各守边界,然后齐头并进,东西同举,这是万全之策,完全不必有任何顾虑。”

奏章上报十余日,不见动静,他于是第二次上书说:“羊祜生前只是把灭吴的想法说与陛下一个人知道,而没有向朝中百官言明,所以今天大臣多持异议。就利害相比而言,现在出兵灭吴,有利因素占十之八九,所剩的十之一二也未必是不利因素,只不过不是那么明显罢了。现在朝中不少官员反对灭吴,不过是因为灭吴之计不是他们提出的,一旦灭了吴国,他们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落个没有先见之明的埋怨,所以他们反对出兵灭吴。近来朝中无论大事小事总要争论不休,不过是那些自认为受陛下信任的人妄生异端罢了。自今年秋季以来,本朝出兵灭吴的迹象不断显露,如果不乘机而动,孙皓害怕灭亡而想出别的办法来,或者把国都迁到武昌(今湖北鄂城),然后再严加防务,修固城池,坚壁清野,疏散百姓,到那时我们攻城不下,又无给养可以补充,困难会比现在大得多。”

杜预的这封奏本送到宫中时,恰好晋武帝与张华在下棋。晋武帝看完杜预的上疏已心有所动。这时张华推开棋盘,对晋武帝说:“陛下圣明神武,朝野清晏,国富民强,号令如一,吴主荒淫骄奢,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就这样,经过杜预和张华的说服,晋武帝终于下定了灭吴的决心。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一月,司马炎采取羊祜生前的主张以及杜预上疏中提出的“随界分进”的战略计划,发兵20万,兵分六路向东吴发动了全面进攻。一路自下邳(今江苏邳州市西南)指向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一路自扬州(今安徽寿县)指向江西(今安徽和县一带);一路自豫州(今河南许昌东南)指向武昌;一路自荆州指向夏口;一路自巴、蜀(今四川旧蜀国地)顺江直取建业;杜预则亲自率领一路自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南下江陵(今湖北江陵),尔后顺江南下,全面展开了灭吴的统一战争。

杜预针对吴国边将已经出现的各自为守,无心恋战的形势,大胆地采取了攻敌要害的方针。太康元年(280)正月出兵江陵。江陵,是东吴荆州治所,位于长江北岸,是吴国沟通上游建平郡与下游江夏郡相互往来的必经之地。它与长江南岸的乐乡(今湖北江陵西南)一水相隔,同为控制长江水面的重镇。乐乡、江陵有失,就断绝了上游宜都、西陵、秭归、建平吴军的退路,以及江夏守军西进之路,造成对吴军整个西部防线的威胁。当时,江陵由伍延驻守,乐乡由孙歆驻守。

杜预兵围江陵的行动,牵动了整个上游的吴军,杜预命参军樊显、襄阳太守周奇等人率众沿江西上,一路上以破竹之势,克西陵,阵斩吴都督刘宪;破荆门(西陵门)、夷道(今湖北宜都),诛杀吴夷道监军陆晏等等,剪除了江陵以西的沿江据点。但是江陵对岸的乐乡仍为孙歆所据,乐乡位于江陵的上游,拔江陵不足以制乐乡,而拔乐乡则彻底孤立了江陵。所以,杜预在攻取上游诸城以后,便把兵锋指向了乐乡。然而,乐乡面长江,背巴蜀,吴军防守较为严密,北岸又有江陵吴军隔水呼应,因此,攻打乐乡只能计取,而不能强攻。

杜预采取了奇袭战法,他派管定、周旨、伍巢等人率奇兵800,利用夜色掩护,偷渡长江。在乐乡一带的沿江各要地,到处张旗树帜,又派兵一支迂回乐乡侧后的巴山一带遍燃烽火,造成大军已经渡过长江的声势。吴军守将孙歆果然中计,闻之丧胆,在给江陵守将伍延的报告中说:“北军诸军,怕不是飞过长江的吧!”吴军仓促迎战晋军,被杜预打得一败涂地,一万多人投降晋军。这时候,上游王浚所部水军也已进抵乐乡。孙歆不得不出城与王浚交战,周旨、伍巢等则趁机埋伏在乐乡城外。孙歆出战不利,大败而归。周旨、伍巢等则随其溃军进入乐乡城内,入城后,他们趁敌混乱之势,直入孙歆军营,孙歆还未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经作了晋军的俘虏。杜预未伤一兵一卒,便攻下了乐乡。因为杜预足智多谋,出奇制胜,军中将士无不叹服,纷纷称赞他说:“以计代战一当万。”

上游沿江城镇的平定,乐乡的拔取,使地处江北的江陵吴军陷入进退失据的孤立境地。二月十七日,杜预命令南北各军会攻江陵城。坚守江陵的吴军都督伍延假意投降,而把精兵埋伏在城楼上的矮墙内,企图等晋军入城时再袭杀晋军。杜预不为所骗,也不揭穿他的阴谋,指挥军队继续攻城,不久城破,伍延被杀。晋军占领了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城市江陵,杜预军威大振,长江以南的荆、湘、交、广诸州的守兵姜望风而降,纷纷送来印绶,杜预均派人加以安抚。这次战役,共俘斩吴军都督、监军以上的军官14人,牙门、郡守一级的官员120余人,其他人员不可胜计。从此,晋军完全控制了长江上游。

长江上游平定以后,杜预便与各路统帅共商灭吴大计。这时,有人认为东吴“百年之寇,未可尽克,现在暑期将近,大雨将降,疾疫必起,应当偃旗息鼓,班师回朝,等到来年冬天再战。”这种反对进军的意见如果占了上风,灭吴统一的战争必定会半途而废,功亏一篑。所以杜预针锋相对,立即上书朝廷说:“过去乐毅在济水西部一战中大败强齐,今天晋军雄威已振,势如破竹,数节之后,其余各节都迎刃而解了。愿陛下审时度势,一鼓作气,消灭东吴。”晋武帝认为杜预的话很有道理,就下令继续进军。

据史书记载,杜预在此之后,并没有直接参加进攻建邺的军事行动,而是遵照二月二十八日司马炎调整的战略部署,继续率队南下,镇抚零陵(郡治在今湖南零陵)、杜阳(郡治在今湖南郴县)、衡阳(郡治在今湖南湘潭西)等诸郡。这样,进军建邺的任务便落到王浚头上了,但杜预作为足智多谋、料敌制胜的统帅,仍为王浚出谋划策。当王浚拥舟东下,直指建邺途中时,晋武帝又命王浚听从安东将军王浑的节度。王浑坐镇江北,也不准备渡江去消灭东吴军队。如果王浚听从王浑的指挥,只能延误军事,坐失灭吴良机。于是杜预便写信向他献计说:“将军已经攻破东吴的西部边防,便应当顺流而下直取建邺,去征伐几代的叛道,拯救吴人脱离水火。”就是要王浚乘势迅速东下,直取建邺。杜预要王浚东下,正是抓住了一个良好的进攻时机,当时吴主孙皓已指令吴军主力3万,由建邺渡江逆战,忙于北面陆路应付,放松了水上防御。吴军一意顾北,建邺一带守卫已成空虚,所以杜预的这一主张,实为是弥补王浑被动局面,乘虚轻取建邺的正确方案。

王浚接到杜预的书札,认为言之有理,即挥师东下。杜预还分兵1万人给王浚,以增强其进攻的力量。晋武帝太康元年(280)三月十四日,王浚水陆两军进抵牛渚(今安徽当涂西北),“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威势甚盛”。这一行动痛指吴军防御薄弱之处。吴军没想到晋军会突然进攻,措手不及,孙皓派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西向抵御,但士兵都姜望旗而降,后来虽然勉强拼凑2万来人,但未及出发就逃散了。王浚指挥水师舰船,迅速东下,次日,便浩浩荡荡进至建邺。吴主孙皓见战局无姜望,被迫到王浚军门请降。孙吴至此灭亡,西晋实现了全国的统一。

由于杜预多谋善断,在整个伐吴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他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战争得以顺利进行。他的军事才能使朝野上下无不叹服,也使吴人闻之丧胆。相传他进攻江陵时,孙吴将士惧怕他足智多谋,听说他脖子上长了一个肉瘤,便在狗脖子上系一个葫芦,故意气他。凡是长有疙瘩的树,都刮去树皮,在树疙瘩上写着“杜预颈”三个大字,可见吴人是多么怕他,恨他。平吴之后,晋武帝论功行赏,杜预被封为当阳县侯,食邑9600户,赐绢8000匹,另外还封他的儿子杜耽为亭侯,食邑千户。

五、治理荆州,功垂后世

在灭吴过程中,杜预不仅表现了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而且还表现出惊人的治理州郡的本领。晋武帝便决意让他继续驻留荆州,并把治理这里的重任交给了他。这样的安排,对杜预来说,并不理想,他曾多次上书陈述自己家中世代都是文职官员,请求回京师担任一名普通的文官;但都没有被批准。因此,他只好安心留下来,试着做一些地方官员的工作,没想到他做得很出色。

西晋灭吴之后,将荆州的管辖范雎围扩大到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孙吴时期的宜都、武陵、长沙、衡阳、湘东、零陵、桂阳、武昌等郡,现在都归属了荆州。所以如何治理荆州,尤其是新归属的那些郡县,便成了当务之急。杜预居安思危,他认为大敌虽平,仍会有不少军事行动,不能存在任何侥幸心理,以免遭受不应有的损失。他除了继续练兵讲武,保证社会安定外,还在从州到郡县的各级地区层层设立学校,用儒家正统思想和王化政策,去感化教育他们,使他们循规蹈矩,驯服地听从西晋的统治。

荆州是著名的水乡,境内既有长江、汉水等名川大河,又有洞庭湖等重要湖泊,江河湖泽,星罗棋布。但自东汉后期以来,由于长年的动荡和战乱,这里的水利设施大都遭到破坏,每遇大雨,水患成灾,极大地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针对这一突出的问题,杜预在安定社会秩序的同时,又开展了兴修水利的工作。在当时的南阳郡(今河南南阳市)一带,有滍、淯二水流经这里,汇入汉水。西汉名臣邵信臣在这里任太守时,曾大兴水利,灌溉农田万余顷;东汉南阳太守杜诗,又在这里修沼陂塘,制造水排,发展冶铁生产,铸造农具,使这里的人民殷实富裕。当时人们曾称他们二人是“邵父”、“杜母”。杜预来到这里后,重新考察邵信臣和杜诗兴修水利的遗迹,开挖沟渠,疏通淤积的河道,修复邵、杜水利工程的遗迹,引滍、淯等水灌溉农田万余顷。为了防止民间水利纠纷,他又认真勘定地界,树立界石,作为永久性的标志,很快使南阳地区的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丰收后的乡民十分感激杜预的恩德,把他称为“杜父”。

荆州境内水源丰富,水上交通十分发达,荆州首府襄阳又是重要的商埠,南来北往的船只络绎不绝。但在杜预治理之前,只有从襄阳到江陵之间的一段水域可以通航。襄阳以北的水路已经淤塞,南面的洞庭湖又积水过多,水流不畅,杜预让当地人民把汉水和扬水的汇合处扬口控宽加大,同时对夏水河道加以疏浚,使这里到巴陵的千余里水道都可通航。这样既能泻长江之水,又消除了洞庭湖积水过多的弊端,使襄阳到零陵郡、桂阳郡的漕运畅通无阻,收到了一举多得的功效。当时南土乡民歌颂他道:“后世无叛由杜翁,孰识智名与勇功。”意思是说南土人民世世代代再也不背叛朝廷了,这都是杜预的智慧和勇功啊。

杜预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地方父母官,而且他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宝贵的书籍。他博学多才,专心研究儒家的经典著作,尤其是对《左传》的研究非常精辟透彻,达到了人所不及的境界。在当时的大臣中,王济懂得相马,又善解马性;和峤喜欢聚敛,家资丰厚,但又十分吝啬。杜预讥讽他们一个有马癖,一个有钱癖。晋武帝听说后,间杜预有什么嗜好,他回答道:“臣有《左传》癖。”毫不讳言,他把研究《左传》当成一个癖好。正因为他对《左传》有深入研究,直到今天,他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仍然是《左传》注释本中最好的一种。难怪西晋人挚虞说:“当年左丘明作《左传》,本是为《春秋》作注的,但因为此书能自成一家,后来便单独成书。杜公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是因《左传》而作,但所解释的又岂止是《左传》本身,超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多,将来也一定能与《左传》齐名。”除此之外,杜预还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

太康五年(284),晋武帝终于满足了杜预回京任一文官的愿姜望,调他回京担任司隶校尉一职。可是当他从襄阳启程,渡过汉水,刚行至邓县(今河南邓州市)时便力不能支,与世长辞了,时年63岁。消息传到京师后,晋武帝和文武百官无不为他悲痛惋惜。晋武帝下诏追赠他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赐谥为“成”,寄托对他的哀思。

杜预在临死前,用他渊博的学识和智谋为子孙们留下长篇遗言,安排自己的后事。他在遗言中写道:“上古时不实行合葬,意思是表明死生的道理,因为人不能同生同死,所以不必埋在一起。西周初年周公提倡合葬,大概是要借合葬之机来垂示、宣教夫妇应始终如一的道理。从此以后,分葬、合葬都在流行。人世间的事姜尚且不能尽知,哪里还能懂得神鬼之事呢?所以人们都可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一种安葬方式。我过去担任姜尚书郎的时候,曾因公事路过密县邢山(今河南新郑西南),看到山上有古墓一座,就向当地人打听,知道是郑国大夫子产的冢墓,于是就带着同行的人前去拜祭。这座墓建在山顶之上,由此向四周姜望去,视野极为开阔。墓地呈南北稍偏东北走向,指向新郑城中,似乎在表示死后不忘国家之意。墓道后半部坚实,前半部敞开,好像向人们说明墓中没有什么珍宝,不必盗墓取材,此山出产美玉,但墓的主人修墓时仅用山下洧水边的河卵石,用意显然不想劳民伤财。后世的正人君子到此来凭吊他以寄托哀思,贪利的小人到此也无利可图,所以此墓虽历千载,岁月沧桑,却依然完好无损。这正是墓主人当年崇姜尚节俭,深谋远虑的结果。我去年入朝京师时,因夫人去世,根据大臣之家死后要陪陵的制度,已上表在洛阳城东北首阳山南选了一片墓地。所选的墓地是一座小山,高度虽不能与邢山相比,但它东与帝陵相近,西可瞻姜望洛阳宫阙,南有伊、洛两水,北可姜望见伯夷、叔齐墓地,是埋葬我理想的地方。在那里略加营建,使之粗具规模即可。到我死后,建墓就用洛水边的普通卵石,开墓道向西南,墓葬形式以郑大夫子产墓为标准。至于棺椁之类的事情,也要与墓相适应,一切以节俭为原则。”

杜预的灵柩运往洛阳后,子孙们按照他的遗言行事,把他安葬在事先选定的首阳山南墓地中。由于当地人知道墓中没有珍宝,所以一直无人盗墓。

(林 红)

本文主要资料来源:《晋书》卷三四,《杜预传》;《晋书》卷三六,《张华传》。

王导书法传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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