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适度开放护国本

唐朝：适度开放护国本

第十三章　唐朝：适度开放护国本

假设由后向前逆推，不难发现，唐朝（618—907）中后期一直饱受两个问题的困扰以至于灭亡，一是宦官专权，中央权力错位；二是藩镇割据，地方对抗中央。在这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无论皇位继承还是其他军国大事，几乎都是由它们衍生而来。至于从唐宪宗到唐宣宗共六朝近四十年的牛（僧孺）李（德裕）党争，虽然让唐文宗无奈地感慨“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但这只是宦官集团的内部矛盾通过受控的文官集团表现出来而已。

黄巢起义（878—884）虽是一记重拳，加速了唐朝的倾覆，但农民起义终归是官逼民反，亦即各种社会矛盾总积累的结果而非原因，何况镇压起义反倒使藩镇变得更强，最终黄巢的旧将宣武军节度使（河南开封）朱温灭唐建后梁，西突厥沙陀河东节度使（山西太原）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灭梁建后唐。

其实，只要进一步追溯就可推知，上述问题都是安史之乱（755—762）遗留的恶果。就宦官问题而言，唐玄宗后期信用高力士，宦官势力逐渐坐大，成为乱政的助推器；历经变乱的唐肃宗和唐代宗更加依赖他们，以致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手遮天，连天子都不得不委曲求全；唐德宗经历朱泚和李希烈之乱后，让窦文场和霍仙鸣分典禁军，还分派宦官到各地监军，使得他们军权在握，再也无法收拾了。就藩镇问题而言，河北三镇（卢龙、成德、魏博）最为棘手，这些地方的首任节度使李怀仙、张忠志（李宝臣）、田承嗣都是安史旧将，此后或是自传子侄，或是部下夺位，不由朝廷委派。例如朱泚为李怀仙部将，第三任卢龙节度使，在泾原兵变中反叛称帝。李希烈原为淮西节度使，受命为平卢淄青节度使平叛时反与河北藩镇勾结称帝。除唐宪宗时期短暂的表面归服外，始终是独立王国。最后朱温尽诛宦官，唐朝随之覆灭，藩镇仍未得到解决。

倘若继续深究，安史之乱的近因显然是唐玄宗荒怠享乐（宠杨贵妃）及任用奸臣（李林甫、杨国忠）所导致的乱象丛生，然而，制度上长期积聚的隐患更是深层而不易被人觉察的远因。唐玄宗和高力士在安史之乱前夕的一段对话颇耐人寻味。天宝十三年（754），天子自称年事已高（70岁），只要把朝中政事委托给宰相，边防军事委托给将帅，就没什么值得忧虑的了。高力士指出，最近在云南多次战败，而且边将拥兵自重，尚未找到合适的处置办法，只怕一朝祸发而难以挽救，怎能说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天子不让他继续往下说，只表示会慢慢考虑这件事。结合当时边将主要是胡人的事实，这番话其实已把远近两种祸端揭露无遗，但正如胡三省所言：“高力士之言，明皇岂无所动于其心哉！祸机将发，直付之无可奈何，侥幸其身之不及见而已。”看来唐玄宗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势及成因都有所了解，只不过掩耳盗铃罢了。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或许，这种局面确有历史的无可奈何和悔之晚矣，因为这是自唐初以来不断累积而成，恐怕很难在短时间内得到有效纠正。(www.guayunfan.com)如果仅从李唐皇室的血统成分和民族属性来分析解释胡人广泛参政并获得重要地位的特殊现象，恐怕远远不够，因为开国之君唐高祖的态度确然相反，他在晋阳（山西太原）起兵后，虽然采纳了结交突厥以获取兵马资助的建议，但是私下里告诉刘文静，胡人的骑兵进入中国实为天下大害，之所以向突厥借兵，主要是担心占据马邑（山西朔州）的刘武周与之勾结而带来祸患，再说胡人的马匹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只要几百人以壮声势即可，没有别的用途。如此高瞻远瞩让胡三省赞叹不已：“观唐公之言，岂若肃（宗）、代（宗）及石晋（后晋）之君所为哉！”唐肃宗和唐代宗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借助回纥的力量，或多或少是积重难返的结果，不能过于苛求。从源头上来看，唐高祖的深刻认识，估计是来自对东晋以来近三百年历史教训的总结，也必然会对唐朝政治具有指导意义。

然而，局势的发展很快超乎人们的预想，唐太宗继位以后，文治武功显赫，国力空前强盛，四夷纷纷归附，开启了前所未有的新篇章。贞观四年（630），大破突厥颉利可汗后，西北各族酋长敬献天可汗的尊号，天子不知是否应接受这个不如皇帝尊崇的名号，左右皆呼万岁，此后用于给他们的诏书中。后来颉利可汗被擒送至长安（陕西西安），太上皇感慨，汉高祖被匈奴围困于白登（山西大同）而不能报仇，现在一举剿灭突厥，证明自己托付得人，没什么可担忧的了。的确，打败实力最强的对手后，四方相继来降者不可胜计。太上皇在宴会上让颉利可汗起舞，南蛮首领冯智戴吟诗，并由衷地感叹如今胡越一家，亘古未有。这确非虚言，大概是连锁反应的缘故，连许多从来没有联系的国家也设法前来。吐蕃赞普弃宗弄讚遣使求婚，开启两国的交往。距离长安一万五千里的流鬼国，滨临北海（贝加尔湖），南邻靺鞨，通过三重翻译才首次到达中国，使臣佘志被任命为骑都尉。对此，天子颇为自得地宣告，建国以来戎狄屡次制造祸患，现已剿灭突厥和薛延陀，铁勒（敕勒）百余万户要求归依内地，改为州郡，并为编户，此为开天辟地以来所未有，应敬告宗庙，颁示天下。在灵州（宁夏灵武）巡视时，铁勒各部先后有数千使者前来拜谒，天子写诗并刻碑记录此事。

若只是两国间的友好往来，倒也不至于对国家政治产生根本性影响，可是在万邦来朝的同时，如何安置归附之人成为亟待解决而又十分棘手的重大时政问题。贞观四年（630），突厥覆亡后有十万户来降，君臣对此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大家的意见并不统一，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是化夷为汉。主流观点认为，北狄自古以来是中原的大患，应趁败亡之际把他们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兖州（山东）和豫州（河南）之间，按照种族部落分散于各地，教以耕种织布，使其转化为农民，这样塞北空旷无人，永远不会构成威胁。二是以夷制夷。中书侍郎（次长）颜师古认为，鉴于突厥和铁勒向来难以臣服，应把他们置于黄河以北，分别任命酋长来统领，起到互相牵制的作用。礼部侍郎李百药补充说明，突厥实由许多不同的部族组成，应让他们各自为政，互不统属，就算阿史那氏也只能统领本部，这样就能分散力量，便于控制，而且彼此势均力敌，各求自保，自然无法跟朝廷抗衡，再在定襄（山西忻州）专设都护府作为节度，就能长久地安定边防。三是分别笼络。夏州（陕西靖边）都督窦静认为，夷狄既无法用刑法威服，也难以用仁义教化，留恋乡土之情更不易忘却，置之中原有百害而无一益，一旦陡生变故，后果不堪设想，不如赐以王侯之号，下嫁宗室之女，分割土地，分化势力，让其永为藩臣，才能永保安宁。四是迁回故地。魏征认为，突厥世代为中原的仇敌，虽因降附而不杀，但应放归故土而不能留在境内养虎为患，因为他们的本性是衰弱则归服，强盛则叛乱，况且现在已有十万人，经过数年的繁衍，必成心腹之患，追悔莫及。历史地来看，西晋初年胡汉杂居，朝廷不听郭钦和江统的建议，没有把胡人赶出塞外以杜绝祸乱，二十多年后就上演了中原沦陷的悲剧，这是前代血淋淋的教训。五是构筑藩屏。针对第一种观点，温彦博认为，南迁有违突厥的本性，不符合生养之道，还是应当依照光武帝的做法，把他们安顿在塞外，保全族类，顺应习俗，充实空虚之地，建构起中原的屏障。针对第四种观点，温彦博认为，君主对天地万物都要有所包容，没有理由拒绝接纳困窘来归之人，孔子说过要有教无类，只要拯救教化，就会变成子民，再征召他们的头领充任宿卫，使之畏威怀恩，不会有任何后患。在此之中，第一种主张工程浩大，难测效果；第四种主张无为而治，无从建功，其他三种主张处于两个端点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内在一致性。天子采用了第五种对策，在东起幽州（北京），西至灵州的广大区域里，把突利可汗原来的领地划分为顺州、祐州、化州、长州共四州都督府；把颉利可汗先前的统属地划分为六州，东边设置定襄都督府，西边设置云中都督府。

这次决议深刻铸就了未来的政治架构和格局，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胡人大量入朝为官。贞观四年（630），册封突利可汗为北平郡王兼右卫大将军，出任顺州都督；阿史那苏尼失为怀德郡王；阿史那思摩（李思摩）为怀化郡王兼右武候大将军，出任北开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出任丰州都督；因颉利可汗不愿就任虢州（河南灵宝）刺史而授以右卫大将军，其余各族酋长都拜为将军中郎将，跻身朝官之列，五品以上者有百余人，数量几乎跟原来的官员相等，随之迁居长安者有上万户。至于虚领官职或者结成姻亲者更是数不胜数，典型例子有：册封吐谷浑诺曷钵王为河源郡王，婚配宗女弘化公主。吐蕃禄东赞促成了文成公主和亲，自己也受命为右卫大将军，但推却了婚配琅邪公主的外孙女。薛延陀真珠可汗的侄子咄摩支入朝为右武卫大将军，铁勒各部首领纷纷响应，附属的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多滥葛、思结、阿跌、契苾、跌结、浑、斛薛共十一姓部落随之受赏拜官。可以说，这已成为国家政治的常态与重要组成部分。

在此之中，三位突厥名将格外显眼，在朝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执失思力，官拜左领军将军，屡次建功。天子在后苑狩猎，他脱下头巾，解下腰带，跪地苦谏，天子中止了这场活动。二是契苾何力，官拜左领军将军，深得信任，所部六千余家被置于甘州（甘肃张掖）和凉州（甘肃武威）之间。在攻打吐谷浑的战斗中，他对薛万钧有救命之恩，但后者为揽功而对其横加诋毁，天子了解真实情况后，准备以薛万钧的官职相授，他执意推辞，理由是胡人不了解详情，只会据此认为皇帝重胡轻汉，以讹传讹，争斗必多，甚至会误以为所有的将领都像薛万钧，从而心生轻视汉人之意。天子极为赞许，让他宿卫玄武门，婚配宗女临洮县主。他回凉州省亲时为所部劫持，但他割掉左耳誓死不附薛延陀，天子得知实情后为之流泪，并下嫁新兴公主给真珠可汗以换回他，任右骁卫大将军。在攻打高丽的过程中，右卫大将军李思摩中箭，天子为其吮血；契苾何力受伤，天子为之敷药，并把对手高突勃交与处决，但契苾何力认为对手是为君主冒死尽力，堪称忠勇之士，彼此素不相识，没有私怨，故而将其放走。三是阿史那社尔，官拜左骁卫大将军，典兵禁苑，婚配皇妹南阳长公主，屡当重任，所部被置于灵州北部。荡平高昌（新疆吐鲁番）后，各位将领即行受赏，唯独他以没有圣旨而不受，公文下达后，也只领受一些老弱仆人和残次物品，天子非常欣赏他的廉洁谨慎，赐以高昌宝刀和各色彩绸千段。

（二）开疆拓宇没有节制。剿灭高昌后，魏征反对建制州县，理由是高昌王文泰有罪而加诛，现在应抚柔百姓，重立其子，自然威德远布，四夷悦服，若是贪恋土地而为州县，那么经常需要千余人镇守，几年轮换，往来而死者不下十分之三四，再加上置办装备所需，十年之后陇右就已消耗殆尽，更谈不上用高昌的粮食布帛供给中原，这是以有用奉养无用，不可施行。但天子还是把高昌改为西州，可汗浮屠城改为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在交河设置安西都护府（新疆吐鲁番）。褚遂良也为此上书申论，明君治理天下是先华夏而后夷狄，为了攻取高昌，已使周边数郡萧条，多年难以恢复，现又派驻守军，普通人家因置备行装而破产，流放此地的犯人多是无赖之徒，或者逃亡而要费事追捕，或者骚扰边境而无益于用兵，何况所经之处都是千里戈壁，行人往往难逃一死，假使张掖和酒泉（甘肃）有战事发生，根本无法指望高昌的兵马粮草，终究要从陇右调往前线，这是以荒废河西心腹之地为代价供养高昌，实属本末倒置，而且，攻灭突厥和吐谷浑后均未占有他们的土地，而是重立君长加以抚驭，高昌也应照此办理，另立国君，使之畏刑感恩而永为藩臣，内外得以安宁。两年以后，西突厥犯边，事情得到应验，天子这才后悔没听魏征和褚遂良的劝告。

经历这场变故后，朝廷及时调整了政策，不再复制内地的制度，转而以设置羁縻州为主，即由当地首领世袭官职，称臣纳贡而不交租赋。以回纥部为瀚海府，仆骨为金微府，多滥葛为燕然府，拔野古为幽陵府，同罗为鬼林府，思结为卢山府，浑为皋兰州，斛薛为高阙州，奚结为鸡鹿府，阿跌为鸡田州，契苾为榆溪州，思结别部为蹛林州，白霫为寘颜州，同时设置燕然都护府统领，西北边疆全部安定。铁勒骨利干部最为遥远，所处昼长夜短，日落后尚有余辉，刚把羊脾煮熟，又已日出，被改为玄阙州。从未有过外事关系的结骨（黠戛斯）首领失钵屈阿栈入朝，天子非常得意地说，当年斩杀突厥时，自以为功劳颇大，如今见到这个红发绿眼之人，也已不觉得奇怪了。并授以右屯卫大将军，所部为坚昆都督府。在东北契丹所部设立玄州、松漠府及峭落等九州，在奚族所部设立饶乐府和弱水等五州，同时设置东夷校尉官。在西南徒莫祗所部设立傍州、望州、览州、丘州。可以说，羁縻州遍布除吐蕃以外的广大地区，四方争相遣使朝贡，往来不绝，每年正月初一朝贺的使者成百上千，天子毫不谦虚地说，汉武帝穷兵黩武三十余年，致使中原凋敝而收获甚少，时下以德服远，不毛之地成为编户，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羁縻州避免了许多问题，但上述两个现象带来的拖累仍然不容小视，特别是天子征服四夷的雄心被逐步放大，极易把国家拖入内力耗尽的泥潭。当然，异议和担忧一直不绝于耳，只是从未真正受到重视，以下三件事情颇具代表性：一是提防关内胡人。给事中（审议政令）张玄素谏阻重修洛阳的宫殿，最重要的理由是，在胡汉杂处的情况下，大兴土木容易发生变乱，这正是隋朝崩溃的原因。天子认为，先前只顾及洛阳地处天下之中而四方朝贡的道路相等，没有通盘考虑，应立即停止这项工程。二是反对迎送胡人。高昌王文泰入朝时，周边各国都想派使节随行，天子打算让文泰的大臣厌怛纥干前去迎接。魏征指出，光武帝认为不应以蛮夷劳顿中原，所以不同意西域送王子入侍和设置都护府，现今天下刚刚安定，文泰先前来朝时已经耗费很多，若再加上他国使臣，将会不下千人，沿途民众必将不堪重负，发展贸易还可以，以宾客相待只会得虚名而无实益。三是质疑招抚胡人。凉州都督李大亮受命为西北道安抚大使，负责招纳散居于大漠以外伊吾（新疆哈密）地区的西突厥，但他认为这项工作弊大于利，因为想要怀柔远方必先抚慰近处，前代倾尽中原的粮食供给四周的少数民族，最终弄得自身疲敝，况且河西向来地广人稀，突厥衰微以后才开始耕种，民众无法承受这样的负担，有人来归则使之居于塞外而为屏藩，才是施虚名而获实利的好办法。虽然这些意见都得到采纳，但仅限于就事论事，并未引发对既定政策的反思和调适。

也有个别例外，那就是天子没有接受康国（汉代康居国）内附，理由是前代帝王喜欢招徕偏远的国家以获取降服远方的威名，设若对方遇到危急情况，从道义上说不能不去救援，但事实上相距万里，军队疲惫而未必有功，除了让百姓劳苦之外毫无用处，故而不做这类贪图虚名的事情。不过，纵观贞观时期的政治，这似乎只能算是特例，无关全局，因为直到祸起萧墙，也未见改弦易辙。贞观十三年（639），中郎将（禁卫军官）结社率因诬告哥哥突利可汗谋反而得不到升迁，转而勾结旧部闯入宫中作乱，事败被杀。许多人由此觉察到把突厥留在黄河以南多有不便，于是立化州都督李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在旧定襄城建立牙帐，共有三万户，十万部众，四万军队，九万匹马，立左屯卫将军阿史那忠为左贤王，阿史那苏尼失之子左武卫将军阿史那泥熟为右贤王，让散落各处的胡人回到旧地作为边塞屏障，允许他们受到外族侵犯时可以进入长城以内。天子反省后得出结论，中原与戎狄的关系如同树根与枝叶，割断树根以供给枝叶，不可能长久繁茂，没有采用魏征的对策，差点儿狼狈不堪。然而，言犹在耳，即已如过眼云烟。阿史那忠向来受到厚待，妻子又是宗女，因而很快得以回朝。李思摩不善统御，部众弃他南渡，天子同意他入朝为右武卫将军，所部居住于胜州（内蒙古准格尔旗）和夏州之间，大臣很不赞同，因为在准备远征高丽之际，把突厥置于离京师很近的地方，恐怕会成为后患。天子的理由是，汉夷没有分别，施恩能使四方亲如一家，猜忌会让骨肉互为仇敌，所以不应无端猜疑。隋炀帝东征而杨玄感造反，这是暴虐而失去民心的缘故，并非夷狄制造祸乱。当下的形势恰好相反，突厥贫弱时受到收养保护，感恩戴德犹恐不及，不会变成祸根，没有投奔习俗相近的薛延陀而南下归顺，足以证明他们的真情实意。天子还对掌管起居注的褚遂良说，可以保证今后十五年不会有突厥之患。

正如唐太宗自行总结的那样，前代帝王无不贵中华而贱蛮夷，而他爱之如一，使其依之如父母，天下翕然而从。因此，胡人朝官和使臣听说天子驾崩，数百人失声痛哭，剪头发，划脸颊，割耳朵，流血满地，契苾何力和阿史那社尔奏请自杀殉葬而未被允许。客观地说，“贞观之治”称得上是盛世的典范，创造了崭新的历史，政权的大度开放可能只是天子博大胸襟和千秋伟业的某种显现。问题在于，当它变成常规制度之后，还能在后代继续完美地呈现吗？答案无疑是否定的，随着弊端的日渐彰显，国政也被裹挟着失去了平衡，直至翻船落水。

在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睿宗四朝，上述政策得到忠实地执行。唐高宗时期，突厥车鼻可汗被俘后为左武卫将军，所部归狼山都督府。李世勣平定高丽后，高藏为司平太常伯（工部尚书）员外同正，泉男产为司宰（光禄）少卿，僧信诚为银青光禄大夫，泉男生为右卫大将军，所部共设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县，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有功的首领担任各级官员，与华人共同治理。武则天时期，把吐蕃党项族万余人分置于十州，羌族酋长昝捶所部八千人置于莱川州，册封论赞婆为归德王兼右卫大将军，弓仁为酒泉郡公兼左玉钤大将军，契丹李楷固为左玉钤卫将军，后封燕国公，赐姓武，骆务整为右武威卫将军。

除在边疆建制授官外，外族朝官也不在少数。唐高宗让突厥酋长的子弟侍奉太子，因西台（中书）舍人（起草诏令）徐齐聃提出异议而作罢。武则天选五位优秀的禁军射手比赛，泉男生之子左卫大将军泉献诚获得第一，让给右玉钤卫大将军薛咄摩（薛延陀）而未成，转而奏请取消比赛，理由是所选多不是汉族官员，容易让蛮夷轻视汉人。百济黑齿常之更是显赫一时的名将，任河源道经略大使，守边七年，吐蕃不敢进犯；以左鹰扬大将军身份任江南道大总管，讨伐徐敬业；以燕然道大总管身份讨灭突厥阿史那骨笃禄和阿史德元珍，凡有赏赐都分给将士，有匹好马为军士所伤，以不能因私人之马而鞭打官府之兵为由不予追究。

唐玄宗时期迎来了能与“贞观之治”相媲美的“开元盛世”，相关政策必然只会被放大而不会被放弃。例如把突厥十姓万余帐置于黄河以南，斩杀默啜可汗后，所属拔曳固、回纥、同罗、霫、仆固五部被置于大武军以北。讨平兰池州胡人康待宾和康愿子之乱后，把河曲（山西忻州）六胡州的五万多胡人迁到许州（河南许昌）、汝州（河南平顶山）、唐州（河南泌阳）、邓州（河南南阳）、仙州（河南叶县）、豫州等地，黄河以南及朔方各州成为无人之地。册封靺鞨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兼左骁卫大将军，所部设立忽汗州；契丹王李吐干为辽阳王，李邵固为左羽林大将军兼静折军经略大使，后封广化王，婚配天子外甥女东华公主，奚族饶乐王李鲁苏婚配唐中宗外孙女东光公主；奚族首领李诗琐高为归义王，所部置于幽州。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层积的负累终于不堪重负地暴露出来，并且日趋严重。开元四年（716），并州（山西太原）长史（副官）王晙详尽论述了这个问题，胡人接连归附，只是因为他们国家丧乱，只要形势安定，必会再次叛离；而且这些人凶暴狡诈，难以控制，往往不服从地方政府和军队的管束，动辄举兵杀掠，许多逃走的人更是与敌人往来频繁，通风报信，这等于是蓄养间谍，时间越久，为害愈深。现将他们安置于河曲地区，万一窥探到边防的疏漏而有所图谋，必将造成巨大的祸事，或者突厥南犯，这些人必为内应，使我方内外受敌，到时就算有韩信和彭越之类的名将，只怕也万难取胜。因此，最佳对策是大规模地集结军队，晓以利害，供给物资，把他们迁往内地，二十年以后，旧有的习俗会慢慢改变，还可以成为战斗力很强的军队，虽然需要暂时付出辛劳，但可以换来长久的安宁。近来边将使臣不顾事实，阿谀奉承，声称胡人破灭殆尽，或是降户安然守法，这都是吹嘘自己的功劳，不是为国尽忠的长远谋划。贞观年间的做法虽使彼此相安无事，但具体形势早已发生变化，当年颉利可汗败灭，降人不再有异心，因而得以长期稳定，没有发生不测；如今北方毗伽可汗尚存，这些人或畏惧威势，或不忘恩惠，或本为亲属，怎会心甘情愿归依呢？鉴于时势的变化，大致有以下三种解决办法：上策是把他们迁往内地；中策是在河曲驻扎军队，严加监视防备，使胡汉彼此安居，只是耗资巨大，民众劳苦；下策是安于现状。应及时采取最有利的对策，迁延不决则恐生变。奏章尚未得到批复，胡人即已发动叛乱，朝廷只得出兵。次年，新任并州长史张嘉贞也进言，新近归降的突厥九姓部众散居于太原以北，应集重兵以震慑。由是置天兵军八万人。对照贞观时期的讨论可知，上策实为当时的代表性观点，只是均未付之实践，效果无从得知；当年施行的办法已成下策，说明胡人的离心力剧增而朝廷的控制力锐减，面临失控的局面；中策虽属新政，但这是两位边防重镇将领的共识，看来以德服远的时代早已悄然远去，只剩下以武镇远的唯一出路了。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此时手握边镇大权的名将多是外族。例如哥舒翰的父祖都是突骑施别部酋长，自己历任陇右节度使和河西节度使，长年主持对吐蕃的防务。攻打吐蕃时，有位级别相同的副将傲慢而不服从指挥，被他用马鞭打死，军中慑服。当时吐蕃每年都来抢收积石军的麦子，没有人能阻挡，他预先设伏，使其全军覆没，不敢再来。李光弼是契丹王李楷洛之子，以智勇双全而受重用，历任河西兵马使和河东节度副使，成为剿灭“安史之乱”的主将。高丽高仙芝骁勇善战，历任安西副都护和安西四镇节度使，长年主持西域防务。突厥安思顺历任河西节度使和朔方节度使，长年主持对突厥的防务。造成胡将林立而要对胡人动武的尴尬局面，唐玄宗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唐初都是选用忠厚的名臣出任边防将帅，严格恪守“三不能”原则，不能久任一方，不能在朝遥领，不能身兼数职，功名显赫者往往升任宰相，即使契苾何力和阿史那社尔那样的外族宿将也不能独当重任，而要受正职大臣的节制。到了开元年间，天子有吞并四夷之志，边将王晙、郭知运和张守珪多年不换；皇子庆王李潭（李琮）和忠王李玙（唐肃宗）以及宰相萧嵩和牛仙客虚领边职；盖嘉运和王忠嗣兼制数处，而长期掌权的李林甫想要杜绝将领升迁宰相之路，力主任用没有文化的胡人为将，理由是文臣怯懦无能而胡人勇敢善战，况且他们出身低微孤立无援，只要施以恩惠，定然尽力死战。安禄山等人由是得到重用，乃至各镇节度使均是胡人，精兵强将集中于西北边境，形成内轻外重的格局。另外，国家长时间太平无事，许多人觉得应当裁减军队，并以做武官和服兵役为耻，府兵制逐渐松弛败坏，代之而起的募兵制使得贩夫走卒和奸猾之徒充斥其间，禁军丝毫没有战斗力。安禄山看透了双方力量的对比，几乎推翻天下，这是执政者放纵私心而不深谋远虑的结果。

下列数据颇能说明问题，天宝元年（742），全国共有三百三十一州，八百羁縻州，边疆共有十位节度使（经略使），安西节度使（龟兹）镇抚西域，北庭节度使（庭州）防备突骑施和坚昆，河西节度使（凉州）阻断吐蕃和突厥的来往，朔方节度使（灵州）和河东节度使抗御突厥，范阳节度使（幽州）控制契丹和奚族，平卢节度使（营州）防御室韦和靺鞨，陇右节度使（鄯州）抵抗吐蕃，剑南节度使（益州）防卫吐蕃和南蛮，岭南五府经略使防范南蛮。这些边镇共有兵力四十九万，战马八万匹。以前每年军费开支不过两百万，此后边将不断增兵，所需布帛一千零二十万匹，粮食一百九十万斛，政府和民众日渐困顿。与此相反的是，以安禄山为代表的边庭实力猛增。天宝九年（750），他受封东平郡王，成为首位封王的边帅，次年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雄霸一方。天宝十二年（753），诱降为回纥所败的突厥阿布思（李献忠）所部，从此兵强马壮，天下无敌。次年获准打破常规越级封赏部将，有五百多人成为将军，两千多人成为中郎将，后又获准用三十二位胡将替代汉将，有力地收买了人心。一切准备妥当之后，“安史之乱”终于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爆发，盛唐的帷幕倏然落下，引来后人在痛苦的挣扎中无尽地追怀叹息。其实，这是时势所造，无关安禄山的个人品性，随着中央和地方实力的此消彼长，变乱是迟早的事情。

贞观时期处置胡人的政策受到后人的高度关注，北宋范祖禹总结的成因是：“惟其好大而喜远，矜功而徇名，不能以义制心，故忠言有所不从，而欲前世帝王皆莫我若也。”蒙元戈直得出的结论是：“他日禄山之乱宫闱，岂非太宗诒谋有以启之？”唐太宗采取了与汉武帝不同的手段，并以此自诩高明，但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功盖前人的私意而非历代治国的公理，最后殊途同归，天下烦扰。其实，《春秋公羊传》所说的“王者无外”，只是对文化向心力的自信，而非对疆域的实际描述，既不煽动穷兵黩武，也不鼓吹妄自尊大。

创造和保持先进文化实为国家的根本，对长治久安和领跑世界具有关键作用。唐朝的极度开放使得文化程度不高的胡人布列朝廷，这虽然能让帝王获得一时的心理满足，但无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只要我们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个方向，就必定能长久地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