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文教兴国非虚言

东汉：文教兴国非虚言

第三章　东汉：文教兴国非虚言

国家实力分为软硬两种，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通常会受到显而易见的重视，文化、意识形态等软实力则比较容易被忽视，但若从滔滔不息的历史长河来看，一个是立国行政的基础和保障，另一个可以优化提升综合国力，彼此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东汉（25—220）自汉和帝以下皆为幼主，外戚和宦官相继专权，再加上两次党锢之祸大肆屠杀士大夫，朝政可谓混乱黑暗到了极点。然而，即使经历了黄巾起义的巨大冲击，东汉政权仍然得以延续了数十年，这正显示出文教非比寻常的作用。

早在东汉初创之时，这个问题就已受到高度重视。光武帝建武元年（25），天子即位伊始就立即寻找卓茂的下落，虽然此人已是七十多岁的高龄，仍被任命为太傅，封褒德侯，因为他宽厚仁义、谦恭友爱、恬淡坦荡、朴实无华，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品行才干各不相同的人无不一致爱戴。他在汉哀帝和汉平帝时代担任密县（河南新密）县令，把民众当做亲生儿女，推行仁政教化；辖区内，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升官离任时，大家流着眼泪为他送行，王莽摄政后辞官归乡。

司马光把这件事情视作光武帝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孔子说过，推举善行，教育能力不足的人，人们就懂得互相劝勉（《论语·为政》）。正因如此，舜任用皋陶，商汤拔擢伊尹，两位品德高尚的人在位，邪恶之人只好自动离去。东汉初年，群雄逐鹿，四海沸腾，世人所推重的，只是那些冲锋陷阵和权谋善辩之人，唯独光武帝起用忠厚守法之臣，直接从社会最底层提拔为公卿，这也是他能够光复汉室而长治久安的根本原因之一。(www.guayunfan.com)以正统儒家思想为指导，不仅适用于常规施政，军事行动也不例外。建武二年（26），偏将军冯异接替大司徒邓禹担当征讨赤眉军的重任，临行前，天子郑重地训示，京畿地区（西汉首都长安）接连遭受王莽和更始帝之难，现在又是赤眉军横行，生灵涂炭，无处哀告。受命西征为的是率领正义之师解救人民的苦难，对于那些投诚者，只需把首领送至首都洛阳，其余的人一律遣散回家，同时摧毁所在地的一切军事设施，使他们无法再聚集起来即可。出征的目的并不一定要攻占土地，荡平城池，关键在于平息叛乱，安抚民心。将领们虽然善于战斗，但也有喜好掳掠的毛病，所以要努力管好部众，不要增加民众的痛苦。冯异谨记在心，所过之处，宣扬天子的威德信誉，许多地方相继归降。

司马光高度肯定了光武帝的仁义之言，一般来讲，世人无不期待安居乐业，不愿烽火连天，可是对于周武王用兵，人们视为美德而极力赞颂，因为他一心只为天下的安定。这种境界说明，军事行动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终极目的在于传播威望德行，使百姓安乐而已。光武帝之所以能夺取关中，正是遵照这个原则的结果，把行军打仗化作美好的事情。

上述两个事例足以证明，光武帝推重教化，并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把它视为施政的重要任务和基本手段。有件事情颇具隐喻意味，建武十七年（41），天子回章陵（湖北枣阳）祭祖，宗室的伯母、姑母、婶娘们借着酒兴议论：刘秀小时候谨慎守信，与人交往并不殷勤应酬，只知道柔和而已，没想到今天竟能如此。天子听后大笑，表示治国也会照样推行柔和之道。此即偃武兴文、以文教德政化成天下的意思。因此，自从平定四川以后，除非有紧急情况，不再谈论军事。太子请教用兵之道，天子认为这不是他该问的。邓禹和贾复等功臣知道天子的志向，纷纷交出兵权，潜心研究儒家经典，从而避免了许多朝代大杀开国元勋的惯性，为后代树立起良好君臣关系的榜样。

光武帝虽然戎马倥偬，但在礼乐教化方面成就斐然。例如兴建用于朝会和祭祀的明堂、观测天象的灵台、太学辟雍，重新修订典章制度，向天下公布用符命预言世事的谶纬之书。还亲临太学，召集博士互相论难，因桓荣阐述经文精义胜过其他人而予以厚赏，又让学生们一边击磬，一边唱儒家雅歌，整整一天才结束。任命桓荣为议郎（顾问应对），教导太子。册封钟兴为关内侯，教授太子和皇室宗亲《春秋》，由于他坚决辞让爵位，只好以此封赏他的老师丁恭。

明章盛世巩固并推进了上述做法。东平王刘苍等人确定了在京城南郊祭天和北郊祭地所用冠帽、车马、衣服的体式，以及祭祀光武帝所用歌乐和八佾舞的形式，建立起基本的礼乐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汉明帝以身作则，用实际行动做出了表率。在南阳（河南）召集地方学校的师生演奏庙堂正乐。以李躬为国三老，桓荣为五更（年老致仕的耆旧），在太学举行养老之礼，仪式结束后，天子讲论经书，儒生请教疑难，在外观看聆听的官民不计其数。册封桓荣为关内侯，自始至终以门生之礼尊奉，并让三老五更终生享受二千石俸禄，赐给全国的三老（主管教化的乡官）每人一石酒和四十斤肉。

正因天子推崇儒学，上自太子和诸侯，下至功臣高官的子孙，无不学习儒家典籍。天子专为外戚樊氏、郭氏、阴氏、马氏的子弟在南宫设立学校、安排讲解五经的老师、选拔学问超群的贤才，这些学生号称“四姓小侯”。即使是期门和羽林等禁卫武官，也通晓《孝经》章句的含义，连匈奴都派出贵族子弟到汉朝学习。这样一来，上行下效，内外风俗为之一变。例如刘平治理全椒县（安徽滁州），施惠于民，有人增报资产以多纳税，有人自减年龄主动服役，监狱没有羁押的囚犯，人们各得其所。益州（四川成都）刺史朱辅把朝廷的德政传播到遥远的蛮夷之地，从汶山（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以西，前代力量所未及的白狼等百余国称臣纳贡，白狼王唐曾做诗三首，歌颂汉朝的恩德，朱辅让人翻译成汉语进献。

汉章帝东巡至东郡（河南濮阳），先向当年的老师张酺行弟子之礼，请他讲解《尚书》一篇，然后改行君臣之礼，厚加赏赐。途经任城（山东济宁），平民郑钧以仁义著称于乡里，受赐终生享用尚书俸禄，时人称之为“白衣尚书”。在定陶（山东菏泽）举行耕藉之礼，在泰山（山东泰安）祭告，在汶上（山东济宁）明堂祭祀五帝，在曲阜（山东济宁）祭祀孔子及七十二位弟子，公开演奏黄帝、尧、舜、禹、汤、周六代古乐。天子问孔僖，如此盛大的典礼，让孔家特别荣耀吧？后者回答，明君无不尊师重道，如今皇帝屈驾降临，这是尊崇先师，发扬君主的圣德，荣耀则不敢当。天子大笑道，不是圣人的子孙，哪能说出这样的话。授以郎中（侍从官）之职。

经过自上而下的带动，学术风气变得越来越浓。建初四年（79），校书郎（校勘典籍）杨终建议，汉宣帝广召儒生，在石渠阁讨论五经，现今的学人只知道注释分析章句，破坏了经书的主旨；应当遵照前代先例，重新研究弘扬经典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法则。于是将领、大夫、博士、郎官和儒生在白虎观集会，对经书的不同见解展开辩论，由天子最终裁决，把结果记录下来，撰成《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参加了这次会议。礼制方面，曹褒以旧典为基础，加入五经和《谶记》的内容，依次编写了从皇帝到平民的笄冠、婚嫁、祭祀、丧葬、灾凶等仪式共一百五十篇。天子认为众人的意见很难统一，而典章制度需要及时确立，所以接受了这套礼仪大典，不再让有关部门评议。虽然后来因学术论争而废止，但学风严谨可见一斑。

行政方面也日渐尊重经典，例如《春秋》重“三正”而慎“三微”（夏正建寅（正月），殷正建丑（十二月），周正建子（十一月），是为三正，三正之始，万物皆微，故亦称三微），因而每年的十一月、十二月不许判决罪犯，只能在初冬十月进行。

此后的继任者虽然都是幼主，但在礼教方面还算勤勉。汉和帝到太学举行乡射礼，利用朝会之际召见儒生，让中大夫（议论补正）鲁丕、侍中（侍从应对）贾逵、尚书令（总揽事权）黄香就经书的难点相互论难，鲁丕的观点得到天子赞同，受赐礼服冠帽。他还就学术态度问题做了专门阐述，探讨经文乃是传述先师的理论，并非发表个人看法，故而不能彼此推让，否则道理难以明白，而且质疑者一定要说清根据，解答者务必讲明观点，意见分歧时，各自申说先师的理论，以便了解经籍大义，不使儒生因言辞不当而获罪，也不让精微深刻的见解有所遗漏。这从侧面反映出良好的学风。行政方面仍是依经据典，例如北匈奴前来称臣纳贡，表示愿意和亲通好，重修呼韩邪单于时代的旧约，天子因其礼数不周而没有接受，仅予重赏而不回报。

邓太后主政的汉安帝时代，征召济北王刘寿和河间王刘开五岁以上的子女四十余人、邓家亲近子孙三十余人，建立官舍，教读经籍，并亲自监督考试。她告诫堂兄河南尹邓豹和越骑校尉邓康等人，处于末世的皇亲国戚和官宦人家，穿暖衣、吃美食、乘坚车、骑良马，只因对学术毫无见识，不懂得善恶得失，往往成为灾祸败亡的开端。不仅如此，身居高位者的德行学养还会深刻影响国政。例如司徒（主管民政）刘恺提出，过去规定二千石以上的官员不得守丧三年，这无益于推行伦理教化和倡导优良风俗。尽管恢复古制后不久因宦官作梗而被重新取消，但这场争议至少说明孝道思想不是减弱而是强化了。

政策是否可行，照样依据经书。例如天子在诏书中明确宣布，各地进呈的新鲜食物，多数违反时令，或者烟熏火燎强使成熟，或者尚在萌芽即行收割，没有长出滋味就已夭折，违背了顺应天时化育万物的通理。《论语·乡党》有言，不吃不合时令的东西。今后凡供奉皇家陵园宗庙及御用食物，务必等到成熟之后再献，共减省二十三种。司徒鲁恭奏言，前代制度规定立秋开始审理轻刑案件，四年前改为孟夏四月，实乃上违天时，下伤农业，因为《月令》所说的四月判决轻刑，仅是为了使罪行轻微且已定案的犯人免遭长期囚禁而及时宣判，其他案件仍应从立秋开始。另外，汉章帝规定判案必须在十一月前结束，这使得有些官员匆忙草率地结案。清河国相叔孙光贪污被治罪，两代子孙遭到禁锢，朝廷准备依例处罚居延（内蒙古额济纳旗）都尉，太尉（主管军事）刘恺认为，根据《春秋》大义，对善行的报偿应当延及子孙，对恶行的惩处应仅限于罪犯本身，目的是引导人们向善。禁止贪官的子孙为官，让无罪之人感到恐惧，不符合先王慎用刑罚的原意。

尽管历代都不乏德行操守无比高洁之人，可是以平民身份受到同时代人高度一致的礼赞，黄宪称得上首屈一指，这也同样证明文教的无量功德及其在东汉的兴盛。此人出身贫贱，但品行学问名重一时。享有“神君”美誉的荀淑偶遇十四岁的黄宪，大感惊异，拱手为礼与之交谈，久久不肯离去，甚或称其为老师。荀淑接着去找袁阆，见面即把黄宪比作颜回。同郡的戴良富有才华而心高气傲，每次见到黄宪却十分恭敬，回家后一副若有所失的样子。母亲问他是不是从牛医的儿子那里回来，戴良回答：没见黄宪时，感觉不到有什么地方不如他；见到之后，才真正明白他的高深莫测，自愧不如。同郡陈藩和周举曾也一致认为，三个月不见黄宪，卑鄙可耻的念头就会在内心重新出现。名士郭泰在汝南游历时，拜访袁阆没有过夜就告辞了，在黄宪那里接连住了几天才走，他向别人解释，袁阆好比泉水，清澈而容易舀取；黄宪如同汪洋大海，无法使之变得清澈或是混浊，简直不可估量。黄宪最初被本郡举为孝廉，后又受到三公府征召，他前往京城后随即返回，没有接受任何官职。

南朝范晔精辟地总结了东汉的时代偶像。的确，有关黄宪的言论和见解，几乎没有留下多少痕迹，后人只知道当时节操学识俱佳的社会名流都万般敬佩，见到他则可以清除内心的不良杂念。或许，黄宪的道德达到了颜回那样至全至圣的地步，无法言说。范晔还引用曾祖父范汪的评价加以说明：黄宪立身处世温柔敦厚，就像万顷碧波一般渊广，常人难以探测其深度，更不可能道出其境界，就算与孔门贤人并列，也毫不逊色。这已是对儒生的最高礼赞，也能让我们在对照中窥测这一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

汉顺帝时代，重新修缮太学，共建房屋二百四十幢，一千八百五十间。尚书令黄琼提议，先前左雄制定的选举孝廉之法，只限于儒学和文吏，有所遗漏，应增加孝悌和能从政，共为四科。由是一时人才济济，涌现了李固、马融、张衡等一代名儒。施政亦如前代，例如中常侍（掌权的宦官）张逵假传圣旨伏诛，牵连甚广，大将军梁商担心冤枉无辜而奏言，按照《春秋》义理，功勋归于元帅，罪犯仅办首恶，大狱会使无罪之人受害，无助于顺应和气，治平政事，成就教化，应当尽早结案。天子同意，治罪仅限当事人犯。

汉质帝时代，让各地推荐通晓五经之人入太学，文武官员也要把儿子送去，学习期满一年后考试，根据成绩的高低授予官职。官秩为一千或六百石、“四府”（大将军、太尉、司徒、司空）的僚属、“三署”（五官署、左署、右署）的郎官、四姓外戚小侯，这些人中的明经者，只要成绩优良，能力居上，就登记在册，依次升迁。此后，前来留学的人大大增加，太学生多达三万余人。汉灵帝憙平四年（175），由儒学大师校正五经文字，议郎（顾问应对）蔡邕用古文、大篆、隶书三种字体书写，刻在石碑之上（熹平石经），立于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每天前来观看和临摹抄写者，多达千余辆车，填满了大街小巷。

如此众多的太学生为文教的广泛铺开奠定了思想和人才基础，尽管此后汉桓帝和汉灵帝昏庸无道，优秀的官员仍比比皆是。例如雍丘（河南杞县）县令刘矩，用礼义谦让教治民众，凡是有人诉讼，他都诚恳地劝告，愤怒可以忍耐，法庭不可轻进，不妨回去重新考虑。投诉之人深受感动，往往作罢离去。又如蒲亭（河南兰考）亭长仇香，陈元的母亲控告儿子忤逆不孝。仇香告诉她，最近经过他的房舍，院落整理得干干净净，耕作也很及时，说明不是恶人，只是没有受到教育，不知道如何做而已。仇香亲自来到他家，教以伦理孝道，讲解祸福因由，陈元感动省悟，成为孝子。考城（河南兰考）县令王奂以仇香为主簿（主管文书的佐吏）时说，听说不用处罚而用教诲来改变陈元，恐怕是缺少苍鹰搏击的勇气吧？仇香回答，苍鹰搏击不如鸾凤和鸣，所以没有那样做。王奂知道他是贤人，资助其入太学，受到郭泰等名流的礼重。又如南阳郡（河南）太守王畅，痛恨皇亲国戚和豪门大户，只要遇到大姓人家犯法，就立刻摧毁房屋，砍伐树木，填平水井，铲除炉灶。功曹（长官助理）张敞指出，文翁、召信臣、卓茂等人均以温和宽厚流芳后世。

为政严苛固然可以锄奸除恶，但是难以发挥长久的效果，与其急切地用刑，不如推行恩德；与其孜孜不倦地缉拿奸恶，不如礼敬贤能，从前舜重用皋陶，邪恶之人自然远离，化育民众应靠恩德而不是严刑峻法。王畅接受了他的意见，改为崇尚宽和，使教化得以普遍推广。

又如东海国相刘宽，仁爱宽恕，即使时间再仓促，也从不疾言厉色。官民犯错，只是用蒲草做成的鞭子抽打，使之精神上感到羞辱而不增加肉体上的痛苦。每次见到地方父老，总是鼓励他们积极从事农耕，遇到年轻人则勉励他们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大家都很高兴地接受。

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学生渐渐成为一支左右朝政的重要力量。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宦官赵忠在家乡安葬父亲，制作了天子和王侯才能使用的玉衣装殓死者。冀州刺史朱穆命人调查核实，地方官吏畏惧朱穆的严厉，挖开坟墓，劈开棺材，抬出尸首来检查。天子闻讯大怒，罚他到左校署（主管制作木器）做苦役。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在宫门前为其申辩，并表示愿受黥刑（脸上刺字）代之受过，由是才得到赦免。延憙五年（162），中常侍徐璜和左悺向皇甫规勒索财物遭拒，转而诬陷皇甫规在平定诸羌之乱时以贿赂的手段使之归降，并以没有完全肃清叛乱为由罚他到左校署服苦役。三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在宫门前诉冤，因遇大赦而得免。

太学生和在朝官员的联合使他们的影响力进一步增强，以郭泰和贾彪为首的太学生，与以李膺、陈蕃、王畅为首的文官相互褒扬标榜，朝廷内外受这股风气的影响，竞相品评时政以为时尚，朝臣害怕受到舆论的谴责非议，都争先恐后地与他们结交。党人和宦官的对决由此不可避免地拉开了序幕。延憙九年（166），方士张成推算将有大赦，故意教唆儿子杀人，司隶校尉（监察京畿地区）李膺不顾赦免令而将其处死。张成一向与宦官交好，天子也向他问询占侯，宦官乘机唆使他的弟子牢修控告李膺结交太学生，组成朋党，诽谤朝政。李膺和范滂等二百余人被捕，太尉陈蕃也因积极营救而被免官。次年虽有大赦，但党人被遣送还乡，他们的姓名被编写成册存档，终生不许出来做官。由于受牵连的都是知名人士，度辽将军皇甫规以事不关己而感到耻辱，自称阿附党人，理当连坐，可是无人过问。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李膺等人虽然遭到废黜禁锢，但受到文人士大夫的礼敬，他们互相赞誉，各有美号，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宗师），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祐、魏朗、赵典、朱寓为八骏（英雄俊杰），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为八顾（德行表率），张俭、翟超、岑晊、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为八及（导师），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舍财救人的义士）。后来陈蕃和窦武掌权，重新起用李膺等人，陈、窦密谋诛杀宦官失败，李膺等人再次被废黜，禁锢终生。

事情并未就此结束，汉灵帝建宁二年（169），中常侍侯览的家属为非作歹，山阳郡（山东金乡）督邮（主管督察属员）张俭抄没其家财，上奏弹劾，前者指使被后者尖刻抨击过的朱并检举，声称以张俭为首的同郡二十四人互起称号，结成朋党，危害国家。对张俭的逮捕令下达后，大长秋（皇后的首席近侍官）曹节趁机暗示有关部门拘捕李膺和范滂等人。这两人自投监狱而死，前后共有百余人罹难，他们的妻子儿女被放逐到边郡。宦官把英雄豪杰和品性方正的儒家学者一概指控为党人，致使六七百人遭到流放或囚禁。只有张俭得以逃出塞外，直到解除党禁才返回家乡。可是为保护他逃亡而被杀者有十几人，受连累者几乎遍及全国，他们的亲属也惨遭灭绝，有些郡县甚至因此残破不堪。这说明当时朝政虽然腐败，但社会风气没有败坏，精英们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永昌郡（云南保山）太守曹鸾为他们申辩，指出党人或是德高望重，或是英俊贤才，本应辅佐皇室，参与决策，却被长期监禁，乃至驱逐远方，这正是近来灾异频现的原因，应予赦免以符天意。天子大怒，不仅把曹鸾打死，而且让各地重新调查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把他们通通免职，永不录用。这种处分还扩大到党人家族五服之内的亲属。经过第二次党锢之祸，天下士人差不多被一网打尽，东汉政权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中平元年（184），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首都震动，天子害怕党人参与，只好接受北地郡（甘肃庆阳）太守皇甫嵩和中常侍吕强的建议，大赦党人，允许流放边疆者重返故乡。五年后，董卓掌权，重新审理陈蕃、窦武以及党人的案件，予以恢复爵位，祭吊坟墓，擢用子孙。事隔整整二十三年后，党人才正式得到平反，只是此时天下离心，群雄并起，东汉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势一去不复返矣。

不过，这个过程仍然延续了三十余年，这也可以反证礼乐教化对稳固政权的巨大力量。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魏王曹操奏请孙权为骠骑将军，授予符节，封南昌侯，领荆州牧。后者向前者称臣，劝他顺应天命，即位称帝。曹操把孙权的信拿给大家传阅时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这小子是要把我放在炉火上烤啊！”侍中（顾问应对）陈群等人纷纷表示，汉朝的统治早已结束，这是有目共睹的既定事实，魏王的功德有如高山巍峨，天下人都寄予厚望，孙权从远方前来称臣，正是天意在人间的反应，达到了异口同声的程度，所以应当即刻登基，没什么可犹豫的。曹操只是淡淡地说，要真是天命所归，那我就当周文王吧。

司马光对东汉的文教做了全面而精辟的解析。

事实上，教化风俗是事关国运的根本大计和紧要任务，庸人总是有意无意地遗漏，只有明智的君子经过深思熟虑才能明白其长远的益处和功效。夏商周三代以后，教化风俗之盛，没有超过东汉的，光武帝适逢汉朝中期衰落，群雄四起，天下大乱，他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奋力起兵，征伐四方，在这些戎马倥偬的日子里，仍能推崇儒家经典，以宾客之礼延聘儒门学者，大力兴办学校，修明礼乐，等到武功完成，德政工作也普遍展开了。汉明帝和汉章帝遵循先人的遗志，亲临学宫拜见掌管教化的三老，手拿经籍向他们请教，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郡县官吏，全部选用精通儒学品行端正之人，就连虎贲卫士都学习《孝经》，匈奴贵族子弟也进入太学。这样一来，教化建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忠诚厚道而重视道德修养之人，受到高官的尊重，也为民众所仰慕；卑鄙邪恶而丧失操守之人，不为朝廷所容，还会被乡里所鄙弃。

令人遗憾的是，自汉和帝以下，外戚宦官掌握大权，奸诈小人得势妄行，赏罚失去标准，贿赂公然盛行，贤愚不分，是非颠倒，可以说是大乱了。但是东汉政权仍旧得以延续而不至于灭亡，在于上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等人，不惜冒犯权贵，在朝廷上据理力争，主持公义以挽救危乱；下有平民百姓符融、郭泰、范滂、许卲之辈，利用民间舆论矫正业已败坏的社会风气。因此，尽管政治污浊，风俗却不乖张，不少人甘冒斧钺诛杀的危险，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更加忠勇激奋，紧紧相随，哪怕接连被杀，也都视死如归。这不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忠正贤德，更是光武帝、汉明帝、汉章帝教化遗存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若有明君发奋振作，东汉的统治依旧不可估量，不幸的是，经历多次伤害和衰败之后，遇上了昏庸暴虐的汉桓帝和汉灵帝，保护奸佞胜过骨肉至亲，屠杀忠良超过对待仇敌，百官的愤怒积压在一起，天下的不满汇合到一处，随后何进从外地召来军队，董卓乘机夺权，袁绍等人又以此为借口向朝廷发难，使得天子流亡，宗庙荒废，王室倾覆，人民遭殃，东汉的气数已尽，谁也无力回天。然而，各地掌握军队和占据地盘之人，在你争我夺的相互吞并之中，无不以尊崇汉朝为号召，尤其是以曹操的骄蛮强横，再加上其所建立的功业，改朝换代的野心早就蓄谋已久，可是直到去世仍不敢废掉汉朝天子以取而代之，并不是没有这种欲望，只不过畏惧名义而加以克制罢了。由此看来，怎能随意轻视和忽略教化风俗呢？

其实，历代治国者无不重视教化，这是经过历史和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思想政治工作更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邓小平同志指出，在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以后，全党要研究如何适应新条件，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防止埋头经济工作，忽视思想工作的倾向。江泽民同志指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党和国家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重要政治优势。胡锦涛同志指出，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是党在宣传思想领域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宣传思想战线的基本职责。尤其是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必须学会运用自己的思想文化在世界舞台上争取更大的话语主动权，然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文化软实力与综合国力的极度不相称，已成为重塑大国形象的软肋，因此，只有大力发展本国文化，积极向世界推广，才能具备与英语和基督教文化分庭抗礼的能力，尽管这注定是个漫长的过程，但舍此之外别无他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