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大爆炸

乾隆即位时，康熙、雍正此前70余年的治理已经为他奠定了雄厚的基础，而乾隆本身也是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他自幼天资聪颖，“幼读诗书，颇谙治理”。当了皇帝后，更是汲取了祖父和父亲治国的经验和教训，开始一展身手。乾隆统治期间，是中国封建帝国历史上空前繁荣的一段历史，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达到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高峰，不仅在中国，与同时期世界各国比较，也都可算是世界强国。

当时中国的人口和经济总量约占世界的1/3，尤其是人口，从康熙时的2000万左右突破了3亿大关，增加了十几倍。这样的增长是要有经济后盾做支撑的，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不仅在现代是真理，那个时候也是，所以乾隆的自豪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的确创造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皇皇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急剧增长，不像现在可能成为社会的负担、发展经济的障碍，那时候人口越多对促进垦荒、发展生产就越有好处，人口的大幅度增长也是统治者引以为自豪的事情——没有足够的耕地和银子怎么能养活这么多的人？(www.guayunfan.com)

中国历史上，概括起来，曾经出现过三大盛世局面——西汉“文景之治”到“武帝极盛”的盛世、大唐“贞观之治”到“开元全盛”的盛世以及清代的“康乾盛世”，而人口的出生高峰恰恰与这三次盛世交织在了一起，可见人口增长与盛世局面的密切关联。

据史料统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我国的人口为2000万～3000万，经过秦末的战乱以及天灾，西汉初的人口大约降到了1500万～1800万。楚汉相争的局面结束后，汉高祖通过推行休养生息政策，大力发展生产力。文景两帝即位后，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生息的措施，从而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到了西汉末年，全国人口已经达到了大约6000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人口高峰。

隋炀帝时，全国人口为4500万左右，唐初推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休养生息，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相继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人口也持续增长，到唐玄宗时高达5300万，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人口高峰期。

从以上的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大凡盛世，人口必有所增长和突破，西汉和唐朝时都体现了这一点，尽管在当时，人口增长幅度不可谓不大，但是跟后来的康乾盛世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了，清乾隆六年（1741），在籍人口总数为1.4亿左右，这是中国历史上全国总人口数第一次达到1亿以上，这个突破不小吧，可是到了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全国人口总数增长到了3亿！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高峰远远超过了前两次，称其为“人口爆炸”，实至名归。

抛开经济刺激的原因先不谈，对于人口的增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明末开始从美洲传入中国的美洲高产旱地农作物玉米、红薯、马铃薯等在乾隆时期的普遍种植。15世纪，郑和下西洋，据说曾派副将到美洲，哥伦布则把美洲大陆的情况传到了欧亚大陆，欧亚大陆与美洲大陆的联系，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中一个就是美洲的几种农作物对亚洲国家的贡献，它们是玉米、甘薯、马铃薯等。

甘薯（又称红薯、番薯、白薯等）、玉米（俗称包谷）、马铃薯（民间俗称土豆）在北方地区，可以与冬小麦构成一年两季收获，从而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它们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比中国传统的谷子、高粱、小麦要高出许多，其秸秆、秧蔓又是极好的饲料、肥料，而众所周知，麦秸、稻秆是不能做饲料、肥料的。这几种农作物的引进，还增加了我国农作物与土地适应性的选择范围，比如在南方不适宜种水稻的丘陵或少雨地区，番薯、玉米正好可以大显身手。此外，它们也极大地提高了老百姓抵御天灾的能力，玉米耐储存，丰收年份的玉米储存起来，可以补充歉收年的口粮，而土豆、红薯的淀粉则可制作成粉条长期储存。

这些优点是当时的老百姓最为看重的，而新作物的引种和推广，主要就是依靠广大农民群众的试种和扩大生产。比如勤劳而敏慧的农民大众，一旦看到玉米是一种适合于旱田和山地的高产作物，就很快地吸收利用。安徽《霍山县志》（1776年）说：四十年前，人们只在菜圃里偶然种一两株给儿童吃，现在已经延山蔓谷，西南二百里内都靠它做全年的粮食了。马铃薯和玉米、番薯等从美洲传入的高产作物成为贫苦阶层的主要食品，对维持中国人口的迅速增加起到了重要作用。

乾隆时期，非常重视对高产粮食作物的推广，尤其是甘薯和玉米（马铃薯适合在原来粮食产量极低，只能生长莜麦的高寒地区生长，所以在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北部很快普及）。甘薯被引进之初，只在闽粤沿海地区种植，乾隆年间逐渐推广至山东、河南等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山东按察使陆耀总结了甘薯种植经验，编印了《甘薯录》，乾隆帝仔细阅读后，非常高兴，立即命令北方各省督抚广为刊印、传抄，以便对甘薯加以推广应用。陆耀因为这个功劳，升任湖南巡抚，可见乾隆对于农作物推广的重视。至于玉米，也是在乾隆年间，随流民进入山区，遍及两湖、陕西和四川等省。在四川尤盛，史书记载：“川楚人多，遍山漫谷，皆包谷矣。”

因此，中国人口在十七八世纪的成倍增长（包括同期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美洲的甘薯、玉米、土豆这三种作物帮了大忙。康熙、乾隆时期，尤其乾隆年间，正是甘薯、玉米、马铃薯引进我国并遍地开花之时，而正是这几种新的高产农作物，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粮食产量。民以食为天，粮食产量持续增加，百姓有饭吃再加上皇帝的好政策，社会自然就安定了。

不过，在刺激人口增长的因素中，经济的因素还是首当其冲，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人口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而经济的发展也有赖于社会的稳定和决策的正确，在封建社会，这两个条件能否实现就与统治者密切相关了，尤其是处于金字塔顶端的皇帝，历史证明，乾隆皇帝做到了这一点。

乾隆非常崇拜自己的祖父康熙，事事效仿祖父，康熙修园林，他也修；康熙六下江南，他也六下江南；康熙举办千叟宴，他也举办；康熙当了61年皇帝，乾隆这次不敢超过祖父，硬是在当政60年后退位又当了三年太上皇。但是，崇拜归崇拜，他对于祖父为政的弊端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他觉得康熙治国政策过宽，尤其是晚年以后，受道家无为思想的影响，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违法的官员和百姓往往从宽处理，这在有些时候的确能起到赢得人心的作用，可是时间长了，官民都不怕违法了，国家还怎么治理？

至于父亲雍正，一上来就铁腕治国，对于康熙时的弊端有了矫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此后一直从严治国，这样又有了矫枉过正的嫌疑，官员和百姓未免会有所抱怨，因此也是不可取的。

鉴于这些经验和教训，乾隆在上台以后，力图避免这些问题，采取刚柔相济的治国策略，首先对贪官绝不姑息，据相关史料记载，清朝300年的历史，二品以上的官员，因贪污问题而被处以斩刑、绞刑或被赐自尽者，共计41人，而在乾隆一朝就有27人之多，占了全部人数的67%。至于受到“抄家没产”“充军发配”“降职罚薪”的官员，那就不计其数了。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乾隆治贪的决心是不输给他父亲的，乾隆时期，惩办贪官之众乃历朝之罕见，很多封疆大吏、权臣名将都纷纷落马，他们的党羽下场也很凄凉。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营造出了一个吏治清明的政治环境，对稳定民心和社会秩序影响极深。至于乾隆后期宠信、姑息权臣和珅，使官场又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首的“贪污网”，为清朝的衰亡埋下了伏笔，那就是后话了。

在经济上，乾隆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认为“务本足国，首重农桑”。他减免农民的租税，提倡开垦荒地，注重农业耕种技术的提高，兴修水利设施。到乾隆中叶时全国的耕地面积达到了700万顷，比顺治末年增加了30%。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乾隆一直坚持继续推行雍正时“摊丁入亩”的土地政策。乾隆时，摊丁入亩已经通行全国，对经济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商业和城镇的发展也十分兴旺。

乾隆治贪有决心，对百姓却是非常体恤的，这一点集中体现在坚持轻徭薄赋的政策上，乾隆时期，曾经五次普免钱粮。所谓普免钱粮，就是对全国各省的土地免征田赋、丁银，这是一件大事，是清朝之前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实施的大动作。康熙时曾经有过一次就已经很了不起了，乾隆却做了整整五次！在乾隆统治的60年里，五次普免全国的钱粮，三次普免全国的漕粮。各地遇有水旱雹灾地震等害，也多加赈济和减免额赋，并一再废止各地的多项杂税，累计免征白银1.4亿两，免征粮食1200万担。这不仅表明了他对百姓的体恤，更重要的是，国库有钱他才能这么做，由此反映出当时国库储备的充足与经济的高度发展。

事实上，乾隆时期的社会经济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耕地11亿亩左右，人口总数在3亿以上，从耕地到人口均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耕地增长与人口增长互为因果，两者又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从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乾隆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疆域辽阔、国泰民安，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是一个“前不见古人”的空前辉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