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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书房的设置

时间:2022-02-26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南书房的设置像以往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康熙主政之初,最关注的就是一件事——集权。康熙除掉鳌拜正式亲政后,又恢复了内阁制,并把中央权力一分为三,即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

南书房的设置

像以往任何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一样,康熙主政之初,最关注的就是一件事——集权。也许有人说,皇帝还需要集权吗?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敢分皇帝的权力?

有人敢分皇权,这权力还不是他们自己抢的,是皇帝给的。皇帝想专权,又分给别人权力,矛盾吗?不矛盾。皇帝是真龙天子,这是一种奉承话,大家都知道,世界上没有龙这种动物。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讲,皇帝除了是皇帝之外,他还是个人,只不过这个人从事了一种非常高贵的职业,就是做皇帝。是人就有累的时候,就有一定的精力,以康熙初年的人口数量为例,当时全国有大约2000万人,2000万聚在一起的视觉效果我们无法想象,但是去掉那个“万”字,就是让一个人管理几千人,即使不眠不休,也管不过来吧,皇帝也是一样,让他自己管,他也管不过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舍不得,也得把权力分一些给别人,让他们帮自己管。

先看看距离清朝最近的明朝皇帝把权力分给了谁,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之初,是宰相帮他“分忧”,但是朱元璋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早就觉得相权是他心上的一根刺,于是不动声色地容宰相胡惟庸坐大,然后找个借口一举废除了宰相制,所以“胡惟庸案”并不单纯是一个案件,里面折射的意义非常重大——从春秋时代就有的宰相制消失了。然而聪明如朱元璋却也无法改变历史的规律,完全意义上的集权是行不通的,不管你的精力有多么旺盛。于是到了明成祖朱棣时,又设了内阁,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阁大臣除了没有宰相的称谓之外,所掌握的权力并不比宰相少,甚至在某个特定时期还远远大于宰相,从宰相到内阁,绝对意义的换汤不换药。(www.guayunfan.com)

明末满族人的后金政权崛起以后,皇太极沿袭明制,也以内阁作为中枢机构,但是称谓不同,叫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虽说是中央最高行政机关,但只负责起草、传达诏令,代批拟旨等。内阁的最高长官是大学士,地位很高但没有实权,实际上只相当于皇帝的私人秘书。清朝入关以后,即顺治帝时,才将内三院正式称内阁。康熙即位之初,索尼、鳌拜等四辅臣以恢复祖制为名,又将内阁改为内三院。康熙除掉鳌拜正式亲政后,又恢复了内阁制,并把中央权力一分为三,即内阁、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南书房。

先说相比之下历史最悠久的内阁,内阁设大学士四人,满、汉各二人;设协办大学士两人,满、汉各一人;设学士十人,满六人、汉四人。和明朝的内阁比起来,此时的内阁权力是非常小的,不过比起皇太极、顺治时代还是有所提升,因而出现了像纳兰明珠、索额图、徐元文、李光地等在朝中有较大影响的内阁大学士。

尽管如此,内阁仍然没有什么实权,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承旨书谕。这一点从一些小事上就可以折射出来,据《康熙起居注》记载,清康熙十九年(1680)六月,江西提督许贞上疏奏请招募水兵1000人到水师。康熙对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等人说:“许贞想招募1000水兵,不免费粮又费钱,不久前不是批准尚之孝标下的兵丁到江西各兵营补老弱之数吗,不如将此项兵丁拨给许贞,少了的话,就不用再补了,这样既满足了许贞的要求,又不至于浪费钱粮,你们有什么其他看法吗?”索额图等立刻回答:“皇上所言极是。”

可见在皇权的绝对支配下,大学士只能明哲保身,而不可能有大的作为,内阁也不是一个独立的权力系统,它和专制皇权不存在实质性的矛盾冲突,和明初内阁一样,清初内阁的出现也可以说是皇权得到加强的产物。索额图、明珠等人虽然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被康熙轻轻松松地修理了,用康熙的话说就是:“若等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去之,则尽去之!”很有“挡我者死”的气势。

接下来说一说议政王大臣会议。清初,中央政权机构大体采用明朝制度,设内阁,置六部,但还保留着由满族贵族组成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其权力凌驾于内阁、六部之上。凡军国大事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决定,皇权受到限制。入关前,皇太极就已经将议政大臣们提到了很高的地位,“设八议政大臣……总理一切事务,与诸贝勒偕坐共议”,“协议国政,军国大事,均于此决之”。顺治年间,汉人范文程、安达礼等也先后受命为议政大臣。这样以皇帝亲信关系,着眼于国事政治需要,逐步代替狭隘的氏族血缘关系,有力地提高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重要性,对稳定清初政局、奠定大清朝的统治,非常有帮助。

当然,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活动及其发展,是离不开各有关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康熙即位之初,索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辅政大臣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极大地限制了皇权。康熙亲政后,本想严重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免除后顾之忧,谁知接着又爆发了三藩叛乱,无奈之下,他只好恢复主要由满族亲王主持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凡军国重务不由阁臣票发者,皆交议政大臣会议”,“凡令仪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之事,俱系国家重大机密事务,会议之时,理应极其缜密”。不过这只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举措,康熙知道,过分将大权交给议政王大臣会议肯定会威胁到皇权,并且这些满族王公贵族地位较高,有时与皇帝意见发生矛盾,皇帝也不得不收回成命,而这也是高高在上的皇帝最不能忍受的。所以平定三藩之乱的后期,康熙逐渐对其加以限制。

至此,可以看出,表面上,康熙将中央权力一分为三,但是无论内阁还是议政王大臣会议,都没有什么实际权力。具有明确权力意志的康熙皇帝始终将政务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曾明确说过“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并表示内阁大学士等人只是“佐君理事之人”,不得侵犯人主权力,而自己也绝不“以大权授人”,他的这种言论集中体现在南书房的设立上。

在故宫乾清宫西南隅,有一排不太显眼的房舍,名为“南斋”,通常称为“南书房”。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平凡的小房间,在清政府统治的300年时间里,那些才高八斗的读书人以入值南书房为荣。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皇帝读书的地方,入值者主要陪伴皇帝赋诗撰文、写字作画,有时还秉承皇帝的意旨起草诏令,“撰述谕旨”,这是一种怎样的荣耀啊!而这种荣耀,在康熙年间,达到了极致。

清康熙十六年(1677),康熙帝亲自挑选某些经过精审确定的亲信文人入值南书房办事,称“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士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的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人才学者。康熙选拔南书房行走,或亲自考察,或向他人询问,但绝对谨慎。比如选拔张英时,召他觐见,对答了一番之后,康熙非常欣赏这个人,但还是会再三询问其他人,被询问的人就差说“张英绝对行,不行您砍我的头”了,才批准其入选。选拔王士祯时,康熙问某内阁大学士:“当今世上,博学多才,擅长诗文的人以谁为最?”这个大臣回答说是王士祯。康熙不能确信,很是啰唆地又问了冯溥、陈廷敬、张英等人,大家都那么回答,王士祯才得以入值南书房。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的“不时咨询”,“突然袭击”,其次数之多,令人防不胜防,那些亲信文人经常被吓得一身冷汗,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熙用人的严格。除了张、王二人,不少清初著名文人学者都入值过南书房,如查慎行、朱彝尊、方苞、沈荃,等等。

据史书记载,康熙皇帝最初打算设置南书房时说:“朕不时观书写字,近侍内并无博学善书者,以致讲论不能应对。今欲于翰林内选择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南书房行走的确奉命讲诵经史,考订文章,抄录经典,纂辑讲章诗文。康熙帝为人勤奋好学,在南书房行走的辅助下,阅读了大量经史文学典籍和自然科学书籍,通晓了汉族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知识渊博的君主。

但实际上,南书房的职责没有这么简单,康熙帝把“特颁诏旨”起草的权力都交给了南书房。各地有上报康熙帝的密缮小折子,都要交与南书房“管理宫报首领,从内密达御前”。南书房行走,是康熙皇帝的近臣,在清廷中的地位尤为显赫。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例如高士奇,“每归第,则九卿肩舆伺其巷皆满”,跟他打听消息的人,连家门前的巷子都挤满了。

更重要的是,此后,许多重大政务已不再交付议政王大臣会议讨论,改为经由南书房传谕或遵旨起草上谕,这样做的目的正是为了更直接地行使皇权。清人吴振棫《养吉斋丛录》曾述及南书房在中央政权中的重要位置:“章疏票拟主之内阁,军国机要主之议政处,若特颁诏旨,由南书房翰清宫南书房林视草。”清人震钧《天咫偶闻》也提到了南书房的重要:“或代拟谕旨,或咨询庶政,或访问民隐……”南书房的设置,分夺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成为康熙帝加强皇权的重要工具,是康熙帝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无法回避了:集权是好事吗?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封建社会,集权未必是一件坏事,中国古代史上,秦朝是最早将集权付诸实践的朝代,秦始皇统一六国,为历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集权与专制是一对双胞胎,如果权力集中在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手里,那么百姓就要受苦了,天下就要大乱了,比如明朝的大太监刘瑾、魏忠贤以及大臣严嵩等人就是因为大权在握而祸国殃民,在当时是人人得而诛之的角色。

由此可见,封建社会集权不可怕,关键看权力掌握在谁的手里。现在的情况是,权力集结在康熙手里,历史告诉我们,康熙是一个好皇帝,他没有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去作威作福、危害百姓,或者选很多秀女,而是用集权去平三藩、统一台湾、反侵略、整顿吏治、治理河工、轻徭薄役等,简单说就是,他用手中的权力开创了一个四海升平的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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