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当道”树典型

廉吏“当道”树典型

雍正对吏治的整顿，不仅仅表现在对贪官的严厉惩罚上，还表现在表彰和重用廉吏上，这两个方面是同时进行的。雍正认为人治是国家兴亡的关键，而人治的主要内容，除了帝王勤奋治国外，主要是用人得当。所以在严惩贪官、整顿吏治的过程中，他特别重视选拔使用人才、重用廉吏。

雍正时代，有三个地方官最受信任，被雍正皇帝赞为“模范督抚”，这三个人分别是鄂尔泰、李卫和田文镜。鄂尔泰是改土归流的第一功臣，雍正最初看到他对该项工作的建议和策划时曾经感叹：“这是上天派来帮助我的奇人啊！”

李卫则是清代官场上的一个异类，以半文盲的学历混到了封疆大吏的位置上，还干得有声有色，雍正经常严厉斥责他没规矩、没礼貌，但始终如一地信任他、重用他。这里要详细介绍的是大器晚成的田文镜，雍正曾称赞他为“实为巡抚中之第一”。(www.guayunfan.com)

清雍正元年（1723），山西很多州县遭受旱灾，颗粒无收，山西巡抚德音和布政使森图都是沽名钓誉之辈，不把老百姓的死活放在心上，不但不想办法赈灾，反而颠倒黑白，向朝廷报告说这里沐浴皇恩，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是一个丰收年。更无耻的是，他们居然还在这个时候加紧向百姓催征钱粮，遇上了这样没有人性的地方官，百姓哭叫无门，只好外出乞讨，当时遭灾最严重的州县哀鸿遍野，成群的百姓携家带口，衣衫褴褛地去外地讨饭吃。时任内阁侍读学士的田文镜因新皇帝登基，奉命去告祭西岳华山，沿途看到了这些凄惨的景象，受到了很大震撼，几番打听，得知德音和森图居然昧着良心搞浮夸，怒不可遏，一怒之下，将灾情详细记录下来，回京便到雍正那里告了一状。

雍正马上下令将德音、森图交吏部查议，同时任命田文镜为山西布政使赴山西赈济灾民，从此田文镜受到雍正的信任和重用，并终其一生，信任不改。说他大器晚成，是因为这时田文镜已经61岁了，而田文镜在应该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达到了他为官生涯的巅峰，可谓是多年的媳妇熬成了婆，其中自有一番辛酸苦辣。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田文镜不是科甲正途出身，出道时，只是个监生（明清两代称在国子监读书或取得进国子监读书资格的人），21岁时，以这个身份被授予福建长乐县县丞，是个八品官，九年之后才当上知县。就这样前后当了二十多年的州县官，45岁以后才到京任官。因此，史书说田文镜“佐杂出身”“风尘俗吏”，并非刻薄，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他在花甲之年受到雍正的提拔，升任地方大员，虽然这个伯乐遇得晚了点，毕竟还是遇到了，因此一直对雍正感恩戴德、忠心不二。

言归正传，田文镜到山西赴任后，为了安抚百姓，首先就宣告停止征收赋税，随后紧急调出库银向邻省买米赈灾，一面停止向百姓征收赋税，一面又拿出山西官帑向邻省籴粮发给百姓。邻省陕西督抚很痛快地拿出了一万石米，但是另一个邻省直隶督抚却以山多田少为由不卖米，田文镜也没有办法，只好向雍正求救。雍正接到奏折后，命直隶督抚以大局为重，不能搞地方保护主义，同时也把这个意思通报给其他各省。

此后，山西赈灾进展顺利，由于受到救济的灾民人数众多，田文镜因此得到了山西百姓的一致好评，并以此功劳于次年被调任河南布政使，不久又直接升到了巡抚的位置上。田文镜到河南之前，此地就已经连年受灾，百姓的日子非常难过。田文镜上任后，马上决定由政府拨款修筑河堤，因为百姓遭受的水灾相较旱灾来说更加严重，由于河堤失修，已经不再起作用，一下雨就会发洪水，百姓自然要遭殃。可见，修筑河堤已是刻不容缓，资金有了保证，劳力是个问题，田文镜考虑的结果是所有劳力由各州县分派，标准是“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缙里民，一体当差”。修河堤是好事，平民百姓也愿意出力，但是，地主豪绅不愿意。

出于维护“自尊”的强烈愿望，这些人聚集到一起，跑到巡抚衙门去哭诉叫屈。当时恰逢乡试前夕，他们又打起了准备考试的学子们的主意，他们怂恿这些学子罢考，还真有不少人蠢蠢欲动，情势危急起来。

其他官员都冷眼旁观，等着看田文镜怎么收场。

田文镜也觉得势单力孤，可他不是轻易妥协的人，他觉得自己没有错，自己这次要是服了软，收回成命，就是个笑话，以后还怎么下命令，怎么让人家服他的管。随后，田文镜亲自出面，把带头闹事的几个人抓起来，严厉惩治。这一招立刻起了效果。地主们没想到新来的巡抚有这么大魄力，再说毕竟只是干活，不是要自个儿的命，为了这事再把自己扔进监狱，就太亏了，于是立刻乖乖地服从命令，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动乱马上平息了，乡试照常进行，堤工进行得也相当顺利。

在担任巡抚以后，田文镜就一直贯彻实施雍正的政策：清查亏空，整顿吏治。他将命令逐级下发给各州县官员，再限定一个日期，令他们汇报情况，钱粮少了一分一毫都不行，在这个过程中，要是发现有官员徇私舞弊，或者受贿，或者办事不认真，轻的被教训一番，重的就会被田文镜上报，绝不留情。据统计，在这期间，因他的弹劾被罢官的官员就有20多人。显然，田文镜得罪了不少人，百姓喜欢他的做法，正直的官员也大呼痛快，可是还有一批心里有鬼的官员们就发怵了，这样搞下去的话，早晚要弹到自己头上，他们已经不敢给田文镜送好处，因为之前送的人都被弹劾了，要保住自己，只有恶人先告状。

所以雍正案头一直不断地有厚厚的一摞奏折，内容大同小异，都是告田文镜的状，他为人刻薄、不近情理，还有一些人身攻击或者诬陷诽谤。可是，雍正不会轻易就相信那些告状的内容，他仔细调查了事件的前前后后以后，对田文镜大加赞赏，说这个人不怕得罪人，一心为国办事，实在是难得。于是，升田文镜为河南、山东两省总督，又加兵部尚书、太子少师衔。雍正虽然没有惩治诬告的官员，但对田文镜的重用无疑打了他们一个耳光。

尽管田文镜一升再升，深得雍正的信任与关注，但是他从来没有像大将军年羹尧那样日益骄纵，肆意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贪污受贿、结党营私。而是在自己的职位上，踏踏实实地为百姓办事，并且始终忠于雍正，他的忠心就是雍正看重他的重要原因。

对于山东，田文镜采取了同样强硬的方式清查亏空，也同样不怕得罪人，命令有亏空的知县、知府必须将钱粮补齐，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人被调任，也得补齐了再走，实在不能补齐，就从俸禄中扣。

原来山东、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特别乱，治安特别差，土匪强盗不断出没，百姓叫苦连天，现在田文镜做了两省的总督，马上调动两省的力量，统一安排行动，严厉打击盗匪，情况很快就有了好转，治安越来越好。

田文镜从61岁起被雍正着力提拔后，为报答这份知遇之恩，始终勤勉做事，凡事以国事为重，并且敢于直言。清雍正七年（1729），朝中大臣一些建议，要在全国各州县的大乡村设立“讲约所”，每月初一召集农民宣讲《圣谕广训》，学习康熙皇帝的指示，雍正同意了，立刻命令各省推行。不想田文镜接到谕令后，立即上书表示反对。大意就是农民忙于农事，哪有那么多时间学习这个，每个月学习，更是不可能，再说在各个乡村普遍开设讲约所，每年需要一大笔开支，实在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实在要讲的话，就看情况，在仲春、秋末、冬初农闲时讲讲就行了。有人认为田文镜是多此一举，这事又不同于清查亏空，官仓里没有钱粮，变不出来。你不想讲就不讲，偶尔做个样子就行了。谁知，雍正认为田文镜说得有道理，欣然采纳了他的意见。

田文镜享年71岁。雍正帝特赐祭典将他安葬，谥号端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