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的丞相之位

窦婴封相

卫绾是刘彻尚为太子时景帝亲自指派给他的老师，也就是太子太傅。此后，卫绾又被景帝任命为丞相。卫绾这个人谨慎小心，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对于朝政大事，更是几乎都不过问。虽然身为丞相，但卫绾却更像是皇帝的“传声筒”，只起到了上传下达的作用。尤其是在汉景帝临终之前，原本应该代理朝政的卫绾却制造了很多“冤狱”，暴露出了其能力上的不足。

卫绾的为官生涯处处都与黄老政治不谋而合，因此，在景帝死后，决心摒弃黄老政治的刘彻一即位，便即刻终止了卫绾的政治生涯。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六月，刘彻以“不称职”为由罢免了卫绾的丞相之职。

西汉实行三公九卿制，中央政府的最高行政权力分属三公掌管，即丞相、太尉以及御史大夫。其中，丞相位列三公之首，掌管全部外朝事务，对百官有选举、任官、升降以及刑赏的权力。按照汉朝的礼仪制度规定，皇帝在任免丞相的时候，必须亲自出席朝会，京师之中所有六百石以上的官员也都必须到会。而在接见丞相的时候，皇帝也必须在正殿中着朝服而见。甚至在丞相离去之时，皇帝也要起立将丞相送到大殿门口。若是丞相身患重病，皇帝还必须亲自前往问候。丞相死后，皇帝则要赐予棺木、陪葬品以及葬地等，并且要亲自前往吊祭。可见，在西汉时代，丞相的权力是非常大的，因此，任命丞相事关重大。(www.guayunfan.com)

而在罢免卫绾之后，丞相之职该由谁来担任成为了让刘彻头疼的难题。其时，朝中最有资格担任丞相之职的人有两个，一个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另一个则是母亲王太后王娡的弟弟田蚡。

田蚡是王娡同母异父的弟弟，相貌丑陋但却非常能言善辩，在汉景帝晚年时逐渐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到景帝死，刘彻登基之后，在王太后王娡的支持下，田蚡逐渐显贵起来。自卫绾被罢免之后，田蚡就一直垂涎丞相之位，摆出了一副志在必得的姿态。但就在他准备全力争取丞相之位的时候，他的一个门客却站出来阻止了他，门客说：“大人，这朝堂之中，魏其侯窦婴辈分比您高，资历也比您老，且当初在景帝平叛七国之乱时战功赫赫，无论内外，他都胜过您。所以，就算皇上发话了，要拜您为相，您都应该主动谦让一番。只要窦婴能坐上丞相之位，大人您一定能做太尉。这太尉与丞相从官阶上来说是等同的，您不仅不会吃亏，而且还能显示出您‘让贤’的大度。”

虽然田蚡的内心对丞相之位垂涎已久，但听完门客的话之后也觉得十分有道理，于是便侧面地向姐姐王太后讲述了自己的心事。

其时，刘彻正在为拜相之事寝食难安。王太后一听完田蚡的话，顿时灵机一动，心中有了主意，立马就去见了刘彻，拉家常一般地将田蚡说的那番话添油加醋一番，变成了自己的“意见”说给刘彻听。刘彻听完，心中琢磨了一番，这窦婴和田蚡都喜好儒学，任用他们正好符合自己尊崇儒术的政治方针，且窦婴是祖母窦太后的侄子，田蚡又是母亲王太后的弟弟，任用他们同时还能巩固自己的皇权，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窦婴走上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成为了刘彻钦点的丞相。而田蚡也果然如门客所说，官拜太尉，被封为武安侯。

为实现自己的“新政”，在窦婴和田蚡二人分别拜为丞相、太尉之后，刘彻又提拔了著名的儒者赵绾和王臧，任命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则为郎中令，就这样，刘彻正式开始了西汉王朝的一系列改革。

要想达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标，首先就要大兴儒学，与此前盛行的黄老思想抗衡。为实现这一目标，赵绾和王臧向刘彻举荐了他们的老师，当时颇具盛名的经学大师申培公。当时，申培公已经80多岁了，当刘彻以“束帛加璧，安车驷马”的隆重规格将他迎接到京师的时候，这位一生备受冷落的老人家却似乎再没有精力多说些什么了。当刘彻兴致勃勃地请教这位大儒家治国安邦的学问时，申培公竟只是简单地说了句：“这治理国家不在于你的言论有多高，重点还是要看你怎么用力去做。”这句不痛不痒的话如同在年轻天子的心头浇了一盆冷水，原本热情高涨的刘彻心中顿时有些失望。但既然人都请来了，不任用似乎不合规矩，于是，刘彻给了申培公一个太中大夫的官位，安排他在鲁邸住下，与赵绾和王臧等人一同讨论“兴儒学”的诸多事宜。

除了“兴儒学”之外，汉武帝“新政”的第二件大事就是要“除弊政”，实际上也就是董仲舒《天人三策》中所建议的改革。

此前说过，刘彻的政治理想是要实现“大一统”，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因此，刘彻所谓的“除弊政”，实际上就是直接向诸侯权贵开刀，限制他们的诸多特权，以强化皇权的统治地位。为达到这一目的，刘彻一连颁布了三条法令。

第一条法令就是要将所有滞留在京城的诸侯“赶”回他们的封地。

汉代封侯往往是将一个县作为封地封给某人，封地的名字叫什么，那这个人就称什么侯。比如皇帝将顺义县封给某人，那这个人的封号就是顺义侯，以此类推。能够封侯，自然任谁都不会拒绝的，但这些被封侯的人都知道京城繁华，于是有很多人在接受封侯之后，到封地一办完公职事宜，就立刻返回京城赖着不走了，对封地上的事不闻不问。

也有一部分的诸侯王则是因为娶了皇帝的女儿，而这些娇生惯养的公主习惯了京城繁华奢侈的生活，不愿前往诸侯王的封地，使得他们只得一同留在京城了。

还有一部分滞留京城不肯走的诸侯王则完全是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考虑。在汉代，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封了侯，往往才有资格做丞相。因此，许多成功封侯的诸侯王目光都紧紧盯着丞相之位。而要想成功得到这个位子，自然必须随时处在权力的中心，一旦离开京城，得丞相之位的机会就小了。

第二条法令就是解禁函谷关。

秦朝时候，为了首都咸阳的安全，设有这样一条法令：但凡是出入函谷关的人，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有这样的法令，实际上是因为秦朝刑法严峻，盗贼叛乱之事屡禁不绝。而如今，大汉朝政通人和，人民安分守己，虽不敢说达到了夜不闭户的水平，但也称得上是国泰民安了。因此，为了“亲民”，并且彰显出天下的太平，刘彻决定解禁函谷关，让百姓能够自由出入。

第三条法令就是鼓励检举。

检举的对象当然就是刘姓宗室以及各外姓的皇亲国戚。刘彻鼓励众人对这些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进行积极检举，以振朝纲法纪，巩固中央集权，同时维护社会安定。

刘彻的这一系列动作组成了他登基之初雄心勃勃的改革行动，史称“建元新政”。

刘彻的“建元新政”显然触犯了众皇亲国戚的切身利益，一时之间，已经嫁给诸侯王的公主、刘姓的宗亲贵族、窦氏家族子弟纷纷向窦太后进言，要求窦太后出来主持公道。

但在此时，发生了一件事情，让窦太后勃然大怒，将新政权推入了岌岌可危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