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发家史_朱元璋是如果发展起来的

时间:2018-05-30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507 次

朱元璋的发家史_朱元璋是如果发展起来的

把握天下大势,顺潮流而动,这是每个成功者之所以成功的秘诀。明太祖朱元璋正是这些成功者中的一个典型。按常理,作为一个出家人应把世事战争置之度外。但朱元璋的出家其本心是“就食”而非信佛,所以,他不仅借云游之机了解社会情况,广泛结交朋友,而且一旦天下有变,他便乘机而动,抓住机遇,投军从戎,自谋发展去了。正所谓蛰居深潭非久计,总有一朝腾云飞。

元末全国农民大起义

结束流浪生涯,朱元璋回到皇觉寺,正式成为一名僧人,开始学习诵经、打坐、化布施、作道场等佛家知识,同时读书识字。这几年的学习生活使朱元璋有了一定的文化基础。常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经过生活的一番磨砺,又学到了文化知识,使他的思想更趋于细腻,心思更趋于深沉,气质也更趋于成熟。如果生于太平盛世,他可能便如此青灯古佛终其一生,可正因为他有了过人的资质,当轰轰烈烈的元末红巾军大起义爆发时,朱元璋便如鹏乘风、龙临渊,自然不甘寂寞,毅然决然投入起义的洪流,这可以说是英雄的必然抉择。(www.guayunfan.com)

当时的元朝政治非常黑暗,中华文明到了这个朝代出现了大倒退。早年元朝建立后,蒙古贵族为了巩固特权地位和特权利益,曾在全国范围内疯狂推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他们把全国民众按种族划分为四个等级,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所谓的色目人是一个集合概念,包括西域各族人民如回回、西夏、畏兀儿、哈喇鲁、康里、钦察、阿速、阿尔浑等各族人,也包括欧洲人;汉人为第三等,这里的汉人除指淮河以北原金国统治的汉族人民外,还包括较早被征服的四川、云南各族人民以及契丹、高丽、女真、渤海人等;南人为第四等,即原南宋统治下的各族人民。这四等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和权利各不相同,蒙古人高高在上,色目人因被征服较早,便被利用来作为统治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工具,汉人和南人则无甚不同,地位低下,备受歧视,被称为“蛮子”或“汉儿”。

在这种黑暗统治下,为了防止和镇压汉人、南人的反抗,元朝政府向各地派驻大量军队镇守,并先后多次下令收缴民间武器,禁止汉人、南人养马,禁止汉人、南人习武、打猎。为防止暴乱,连迎神赛会、划龙舟、立市买卖亦在禁止之列。更离谱的是,连汉人、南人夜间燃灯举火也明令予禁。

反元起义始发于白莲教的兴起和传播。当时因黄河泛滥,元顺帝批准右丞相、蒙古人脱脱奏请,任贾鲁为工部尚书,调集民工及戍卒十七万人,挖掘黄河淤泥,疏通河道。

由于工程浩大,民工们所承担的任务繁重,伙食钱又少,还常受到监工鞭打,因而怨声载道。白莲教领袖韩山童便乘机暗中凿好一个石人,命门徒埋在河道上,并事先编了“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童谣,令门徒传唱。计划以“复宋”为口号,到河工挖出石人以后,便公开宣布起义。可惜事机不密,走漏风声,突然遭到当地官府搜捕。韩山童被捕遇害,助手刘福通突围逃出,于五月初三率部众杀了个回马枪,攻占颍州,元末农民武装大起义终于爆发。由于刘福通军头裹红巾,身穿红衣,用红色军旗,故被百姓称为红巾军;又由于红巾军多是白莲教徒,焚香礼佛,又被称为香军。

刘福通的起义,如一声春雷震撼了中华大地,各地白莲教徒及农民纷纷响应。至正十一年夏,继刘福通五月起义月余,白莲教南方首领彭莹玉又在江淮地区起义。

八月,彭莹玉之徒、麻城铁匠普胜和罗田布贩徐寿辉在新州(今湖北新春)起义,攻占新州、新水(今湖北稀水)和黄州(今湖北黄冈南),十月在新水建立政权,国号初亦为宋,后改为天完。差不多于徐寿辉起兵的同时,邳州(今江苏邓县)人李二(又称芝麻李)与赵均用、彭大等八人伪装河工,夜袭徐州,夺下城池后募兵十余万众,攻克宿州(今安徽宿县)、五河、虹县、丰(今江苏丰县)、沛(今江苏沛县)、灵璧、安丰(今安徽寿县)、濠、泗。十二月,邓州(今河南邓县)人王权联合张椿起兵于邓州、南阳,进而占据唐、嵩、汝诸州和河南府(以上均在河南地),被称为“北琐红军”。

至正十二年正月,孟海马起义,攻占襄阳,进军荆门、房、归、峡等州(以上均今湖北地),被称为“南琐红军”。这几支队伍都是白莲教徒领导的起义军,也头裹红巾,因此齐被称为红巾军。其中李二、王权、孟海马三支起义军源出韩山童,与刘福通属同一支派,因而虽起事于江淮,也与刘军一起合称为北方红巾军。而徐寿辉源出彭莹玉,与彭莹玉起义军合并后,统称为南方红巾军。

除了红巾军之外,还有一些并非白莲教徒领导,也不以红巾为记的起义军,包括至正八年曾起兵反元,后又受元朝招安的浙东私盐贩子方国珍,也趁此时机重新打起了反元旗号。

时间,大江南北处处燃起反元的烽火,大半个中国“齿木为把,削竹为枪”,奋起反抗元朝的统治。

看准潮流,毅然投入起义军

早在流浪豫皖一带时,朱元璋就曾风闻韩山童与彭莹玉宣传白莲教义,宣扬反元言论,因而也直接间接地受到了白莲教的影响。回到皇觉寺重归佛门后,朱元璋受到师父高彬长老及众位师兄的欢迎,虽然正式开始跟师父师兄修习佛法,但他之所以出家,只不过是为了混碗饭吃,求个安身立命之地,并非什么生有夙慧。

正限于此,当各地的白莲教徒纷纷揭竿而起,半个中国为之沸腾时,朱元璋的内心也开始生起波澜,听韩山童讨元檄文上说:“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他心有所悟,联想起自身的惨侧遭遇和游历各地时的所见所闻,意识到非要把蒙古鞑子打回漠北,否则天下难以安乐太平。于是,自幼不甘寂寞的朱元璋此时哪里还能安心礼佛,但他是个处事细致的人,不肯莽撞从事,还要观望,做出形势判断,以确定自己日后的方向。

恰在此时,一支红巾军的部队进入濠州。首领郭子兴本是定远土豪,原籍曹州(今山东曹县)。其父以卖卜为生,壮年未娶,定远有个财主将盲女儿嫁与其为妻,生三男一女,次子即郭子兴。他自幼极有胆识,见当时朝政腐败,社会动荡,料天下必将有变,便加入白莲教,散尽家财,广聚豪杰。至正十二年二月,“郭子兴、孙德崖及俞某、鲁某、潘某起兵,自称元帅,攻下濠州,据其城守之”。定远、钟离一带农民,闻讯而“弃农业,执刃器”,纷纷投奔,由于时机正好,一支队伍很容易就拉起来了。

郭子兴的起义军信奉韩山童一派的白莲教,因而属于北方红巾军的一支。此时,元政府派一名叫彻里不花的蒙古将领,率兵三千驻于深州城南三十里,声称攻城,却又畏缩不前。此时的元军,早已不再是成吉思汗威震世界的蒙古精骑,不敢和红巾军交锋,但迫于军令,又不得不做样子,见了老百姓便一拥拿下,往头上缠条红布,冒充“乱民”,以向长官邀功请赏。朱元璋虽是个僧侣,却也怕受到波及,被人出卖当作红巾乱民,与其终日在庙里提心吊胆,不如下定决心投奔郭子兴。

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初一日,朱元璋依旧僧人打扮,身穿破烂袈裟,来到濠州城外。

此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容不下一个和尚安度岁月诵经念佛。朱元璋应时而动,顺应历史潮流,自此登上前台,开始了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

才干出众,得到主帅欣赏

朱元璋投身起义,并非以天下为己任,除了对元朝政治感到愤慨外,更主要的原因是想借起义洪流出人头地,改变一下命运。虽然他参加起义并非像刘邦、韩信一样从开始就有大志,不过要做番事业、混个人样的想法还是有的。此时他已是个人高树直的青年人,以他的见识当然明白,仅仅满足于当个小卒是无法混出个人样的。

朱元璋少年时就喜欢做孩子们的首领,有相当强的权力欲,而浪迹江湖时遇到的一件事,更使他自信不凡。至正四年初夏,他路过庐州府六安州时,曾在路上遇见一位老人,背着箱子,年迈不支,朱元璋心生怜悯,便帮助老者背了一段。老者看了他的面相,深感惊奇,以为龙风之姿,将来必贵不可言,又细细地问过朱元璋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肃然道:“老夫阅人多矣,然命相堪与君相比者,未曾见过,望好自珍重。”朱元璋此时漂泊流落,心中正自苦恼,当下谢过老者吉言,只是一阵苦笑自嘲。然而日后安身佛寺,心无旁骛,每当想起老者这番话来,虽觉虚无飘渺,却也颇为自信而自负。

朱元璋离开皇觉寺,在濠州城门投军时出了点不大不小的岔子。由于目光深邃,面目非凡,义军守兵疑他为奸细,将他绳捆索绑,欲押赴城外砍了。朱元璋与守卒争辩不已,引来大群人众围观,便有人将此事报与郭子兴。郭子兴来至城门,细看这个和尚,觉得相貌不同常人,似有过人之处,待问明究竟后,便收留做了他的亲兵。

有道是时势造英雄,但反过来,英雄也不能单单等着时势来造就,只有主动出击,才能更快更准地把握命运的契机。朱元璋懂得这一点,抓住机遇,因而在郭子兴帐下极力表现,不但在实际作战中,也在处事为人方面处处显示出高人一筹,因此不久便在士兵中脱颖而出。

参加郭子兴的军队后,朱元璋脱下僧衣,换上红袄,每天在队长的带领下操练武艺。他在江湖游历时,曾于巢湖随渔民操舟撒网,和渔民们交上了朋友,巢湖渔民大多会些拳脚,因此他也颇练了些拳脚,具有一定的武术根基,在校场上不出半月,武艺已超出侪辈。

朱元璋身材魁伟,体质壮健,孔武有力,加上刻意表现,力争上游,勤修苦练,自然容易练成本事。武术中有一种洪拳,共三十二路,即朱元璋所创,本名太祖长拳,又因朱元璋年号为洪武,人称洪武朱皇帝,所以这套拳术又被称为洪拳。这套拳路气势威猛,进攻积极,后人曾以洪拳为基础,衍出大洪拳、小洪拳。由此可见,朱元璋也可以算上半个武术家,更有利于他在战阵争杀中突出个人的才华。

郭子兴见朱元璋技艺精湛,又勤学苦练,为人勇敢,非常器重,每次出征,都将他带在身边。朱元璋“从旁翼卫,跳荡无前,斩首捕生过当”,使郭子兴十分满意,不久便提拔他为九夫长。所谓“夫长”,乃成吉思汗创下的元朝兵制,十人为一小队,以十夫长为首。所谓的九夫长,大致就相当于一个小队长的职务,属于基层军官。不过由于是郭子兴元帅府亲兵,经常伴随在郭子兴身边,所以他这个小队长的身份又自不同。

郭子兴在相处中感觉到他有胆有识,有勇有谋,于是时常有事找他商量,就这样,朱元璋不久就成了郭子兴的亲信心腹。朱元璋为人处世圆滑,外表稳重可信,遇事善于讨人欢心,这种个性是浪迹江湖时形成。那时他孤身无助,为了得到他人援手,靠着善于取得别人信任的本事,交下了很多江湖朋友,也染上了一些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江湖习气。凭着这一点,在需要和崇尚江湖义气的环境中,他想讨好一个人是很容易的,因此短短的时日内,不仅讨得了郭子兴的欢心和信任,也得到了其他元帅的赏识。

而此时的郭子兴,表面上虽和其他几位元帅互相敬重,事实上背地里却遭到了别人的嫉妒。郭子兴为人“素刚直,不屈人下”,争强好胜。

当初为了共谋大事,他和孙德崖、俞某、鲁某、潘某联合举兵,同称元帅。孙德崖等人是农民出身,缺少见识,只凭意气用事,整天只想着如何掠夺财物,如何压过郭子兴,但真正遇事,却面面相觑,拿不出什么主意。郭子兴甚轻他们的为人,但为了顾大局,免得造成不合,还是让出了头把交椅,孙、俞、鲁、潘依次而列,他则屈居第五,而在处理军务时还是全凭郭子兴。

由于心中不满四人,不平于屈居四人之下,所以郭子兴在处理完军务之后往往冷嘲热讽、含沙射影地奚落四人,那四人因此结成联盟对付郭子兴。营垒内部既已互生芥蒂,长期下去绝非好事,郭子兴对此也颇为忧虑,却又并无办法,碰上朱元璋后,他就想有个可靠且有胆识才智的人好作商量,更想将他笼络住,使之成为臂助,以防其他四人一朝反目。因此,他见孙德崖对朱元璋也有些赞赏,便决定将他彻底笼络住,使他成为自己的得力干臣。

郭子兴的第二夫人张氏,人称小张夫人,收养了一个义女。这位义女本是郭子兴老友马三的女儿,马三是宿州问子乡新丰里富室,性格豪侠,喜结交朋友,“善施而贫”。至顺三年(1332年)女儿出生不久,马三因杀人避祸,带着女儿逃至定远投奔郭子兴,不久身亡。郭子兴将老友之女收为义女,交给小张夫人抚养,此时为笼络朱元璋,便与小张夫人商议,将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她就是明史上以贤德著称的马皇后。马氏相貌一般,面微有白麻,然而为人端庄聪明,朱元璋与马氏成婚,就等于得到了郭子兴这座靠山,有了这层裙带关系,无异于一条进身捷径,当然求之不得。因此在郭子兴提议之后,他一口应承。

朱元璋本名重八,加入郭子兴军队以后,取名兴宗。此时,郭子兴又为他更名为元璋,字国瑞。但郭子兴的手下将领们既敬朱元璋是他的女婿,又敬朱元璋胆略过人,此后不敢直呼其名,而尊称之为“朱公子”。将朱元璋招为女婿后,郭子兴对他更加器重信任,不久便让他带领一支队伍,外出攻城略地,朱元璋也得以初次表现了他的军事指挥才干,先后攻五河,取定远,克南宿、大店、大镇等地。

在这些行动中,朱元璋每每带兵出征,总是身先士卒,冲杀在前,得到战利品后,分毫不取,悉数分给部下,因此深得部下的敬重和拥戴。他所率的这支队伍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上下一心,所向披靡。

朱元璋本是贫家孤儿,对兵书战策毫无了解,可以说投军以前完全是个百姓,可初次带兵,就表现出了一个军事家的素质,这是因为在冷兵器时代,军人和百姓并无万里之隔。由于朱元璋将早年流浪生活的经验和治军结合了起来,得出“军事即人事”的结论,治军除了严法外,还要宠络军心,使将士用命,才能所向无敌,由此自然可打胜仗。此时的朱元璋,因为身份地位所限,还不能自定一套军中法规来严格要求部下,只能从找感觉、鼓士气、笼络军心方面入手。他之所以身先士卒,与部下同甘苦;取得的财帛平分部下,自己一毫不取,正是为此。

由于朱元璋屡战屡胜,郭子兴的兵威因此更盛,威震淮北,也对他更为器重。招他为婿后,朱元璋有了靠山,做起事来手脚也得以放开,更显得才智过人。

农民起义军的将士们,十之八九都是贫民出身,目不识丁。朱元璋文化虽不甚高,但矮子里拔大个儿,在军中也算得上是个识文断句的人才,加上他计谋百出、作战勇敢、待人亲切、喜助人、善交友,因此短短的时间内,便在军中树立起了好口碑,威望地位直线上升,最终脱颖而出,跻身于一方区域里红巾军将领的行列。

利用矛盾,大树个人威信

至正十三年(1352年)九月,北方红巾军另外一支部队的首领彭大和赵均用作战失利,从徐州撤退下来,率残部投奔濠州起义军。彭、赵二人进入濠州后,虽然已是残兵败将,但兵力仍较濠州义军为强,而且由于二人起义较早,威名卓著,因此反客为主,控制了局面,濠州五帅只得将指挥权拱手相让。

彭大为人颇有智谋,当初起义首领芝麻李与赵均用密谋起义时,即素闻其名,而与他相比,赵均用则事无主见,唯唯诺诺。正缘于此,郭子兴就又犯了看不起人老毛病,彭、赵二人率部来到濠州后,他加意拉拢彭大,而瞧不起赵均用,使赵均用因此闷闷不乐。也许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之故,孙德崖等四人则和赵均用交从甚密,乘机在他面前离间道:“子兴知有彭将军耳,不知有将军也。”赵均用本对郭子兴的轻视怀恨在心,顿时勃然大怒,派人将他捉住,关在孙德崖家,准备暗中杀掉。

此时朱元璋正在攻打怀远和安丰,闻濠州有变,慌忙赶回。有朋友劝道:“既然郭公被逮,跟着必然就要拿你,你如今回去,岂非自投罗网?”朱元璋道:“郭公于我恩厚,有难不投,非义也,何丈夫之为?”他回到濠州,赶往郭家,郭子兴几位夫人正无计,乱做一团。朱元璋便问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郭天爵何在,道:“我公素厚彭而薄赵,祸起赵发,此非彭不可解。”遂与众夫人商议,第二日一早便陪小张夫人及郭天叙、郭天爵至彭大处求救。彭大听罢几人诉状,怒道:“我在这里谁敢放肆。”

立即呼唤左右亲随,将孙德崖家围住。朱元璋顶盔贯甲,手执利刃,与众人一起爬上屋顶,揭掉屋瓦下到屋里。众人杀死孙德崖的祖父母,在一个暗窖里找到了被幽禁的郭子兴,将他背回家去。

赵均用和彭大败走徐州后,元朝丞相、蒙古人脱脱派贾鲁和知枢密院事月阔察儿领兵追击。就在城里几名首领闹翻了天的当儿,元军已至,将濠州城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起来。

大敌当前,几名元帅这才抛开嫌隙,共御外敌。濠州城墙高河深、粮食充足,从至正十二年冬一直到次年五月,起义军凭着这些有利条件坚守了七个月之久。贾鲁围濠州七月,心中焦躁,加以出师日久,士卒疲惫,便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誓必攻破濠州方才罢休。

至正十三年(1353年)五月,贾鲁与月阔察儿亲自督战,下令:“必以今日已、午时攻城池,然后食。”于是元军人人踊跃,死命攻城。元军节节进逼,眼看攻至城下,不巧贾鲁突然发病,落下马来,不久病死。主帅一失,元军无心再战,退兵而去。濠州城中将帅侥幸脱却大难,喜不自胜,彭大自立为鲁淮王,赵均用自立为永义王,郭、孙、俞、鲁、潘五人仍为元帅。经过这一番协力御敌,郭子兴与其他四帅虽不能和好如初,彼此尚可相安无事。

这件事给了朱元璋一个清楚的警醒,那就是认识到农民起义领袖和稍识文化者各自的局限性,使他时时警觉自励,以此为戒,从而指导了他此后的行动:凡事力求抛开小集团主义,从大局出发,力争与其他将领和睦共处,同仇敌忾,以免造成分裂,而在力量尚十分强大的元军面前,分裂就意味着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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