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行大事业，必有大人才。有作为的封建帝王无不懂得人才是事业之根本，选拔和使用人才事关兴国安邦这样一个既浅显又深刻的道理。李世民特别重视人才，他以封建政治家少有的胸怀和气魄，将各类人才收拢到自己身边，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人才群体，为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打下了最为重要的基础。
发现人才是头等大事
李世民即位以后，深知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意义，颇有远见地指出：“治国之本惟在得人。”“为国之要，在于进贤退不肖。”因此他经常感到求贤是迫不及待的事情。世上不是没有千里马，而常是缺少发现千里马的伯乐。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右仆射封德彝说：“要想使国家从根本上达到安定，惟有得到贤才。最近我命你举荐贤才，却没见你推荐一个人。治理天下，政务繁重，你应当分担我的忧虑和辛劳，你不推荐人才，我将托付给谁呢?”
封德彝回答说：“臣虽然愚昧，但是怎敢不尽心去办这件皇上交给的事呢。只是至今所见，确实还没有发现有什么特殊才能的人。”(www.guayunfan.com)
李世民说：“前代圣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样，不惜才于异代，皆取才于当时。难道我们能等着去梦见傅说、吕尚这样的贤才，然后再去治理国家不成?况且，哪一个朝代没有贤才，恐怕只是我们遗漏而不知道罢了。”
从李世民和封德彝这段对话，我们不难有所感知：李世民在认识人才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发现当代人才，尤其是在现实生活、寻常人群中发现人才方面，有着非常正确的认识。相形之下，封德彝就难以认识到这一点。其实封德彝所有的缺陷是常人所有的，这就是不善于从身边、从现实生活中去发现，只把人才与历史的名哲圣贤相比，因此犯了按图索骥的错误。
李世民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使得封德彝认识到了自己的差距，非常羞愧。
在日常政务中，李世民时常责令宰辅大臣“广开耳目，求访贤哲”，不要只知道埋头于政事。这足以看出李世民当时对举贤荐能的心情是何等迫切。
正由于李世民思贤求治心切，因而他时时关心，处处留意，不遗余力地亲自选用适用于刺史等地方官员的人才，为发现那些出类拔萃的、可以为他所用的人才倾注了大量心血。
贞观五年(公元631)，李世民发动官员议论朝政。他发现下臣常何上奏纳谏的二十多条国家应办的事情，很合自己的心意。而他对常何的才能表示怀疑，便问常何。常何说：“这些提议并非出自我之手，是我家的客人马周建议的。”
李世民闻言，当日召见马周。由于马周一时未到，他竟一连四次派人去催。直至终于同马周交谈，他十分心悦，下令把马周安置在门下省任监察御史，后提拔为中书舍人。
作为意外所得，李世民将马周视若至宝，而马周也的确极有辩才，善于奏事，对事物洞察深刻，每次上奏都切中要害。李世民爱才心切，以至于私下曾对人说：“我一日不见马周，就十分想念他。”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经多次提升后，马周受任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虽然兼任两宫官职，他处理事情十分公正，深得当时人们的赞誉。后来他又代理吏部尚书。
李世民曾向身边的大臣称赞说：“马周观察事物敏锐，做事果断，品性忠诚正直，品评他人，都能秉公而论。我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能合我意。他尽忠尽节，又亲近归附我，确实可以借助于他，使我更好地治理国家啊！”
马周不辜负李世民对他的厚望，为唐代的兴旺出了不少力，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布衣宰相”。
为了避免在选拔人才方面的片面性，避免错用人才，李世民还亲自召见、面试英才。他刚即位时，听说当时已任景州录事参军的张玄素很有才能，便亲自召见，问之政道，见张玄素对答如流，李世民点头称赞，便决定改任，将其提拔为侍御史。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听说治州刺史程名振很会用兵，就亲自召见他，加以称赞和慰问。但程名振并不磕头拜谢，李世民做出生气的样子，想以此来观察他的反应，不想程名振竟“举止自若，应对愈明辩”，李世民见状，知道程名振属于那种善用兵而不知附炎趋势的人，也即才德有其定向，定在用兵打仗上，于是颇为欣赏，以为“奇士”，当天就提拔他当右骁卫将军。
这些事例，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善于发现人才并重用人才！
发挥不同人才的特点
在广开才路，发现并重用人才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从已有官员的表现中考察官员，根据实际能力降职使用或提拔、根据能力加以任免，既不允许能力低下者长期混岗，也不容许大才小用，浪费人才的现象存在。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牟县丞皇甫德参上书犯颜，直谏李世民修建洛阳宫，李世民认为他忠直可嘉，加以优赐，特地拜他为监察御史。这可以说是从实践中发现下属的才德，根据才德将其提拔的一个实例。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十月，李世民要到同州去狩猎，县丞刘仁轨上书奏说：“今秋大稔，民收者十才一、二，使之供承猎事，治道葺桥，动费一二万功实妨农事。愿留銮舆旬，俟其毕务，则公私俱济。”李世民闻言甚以为是，于是“赐玺书嘉纳之”，并提拔他当新安县令。
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二月，刑部侍郎缺人担任，李世民要执政大臣“妙择其人”，执政大臣们提了几个都不能使其满意，于是他想起李道裕是一个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人——在处死张亮的问题上，李道裕力排众议，仗义执言，说：“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这种不惧嫌疑的作为，证明了李道裕为人的原则性，于是甚有感触，委任李道裕为刑部侍郎。
贞观二十年六月，李世民欲赴灵州招抚敕越诸部，要太子随行，少詹事张行成上疏说：“皇太子从幸灵州，不若使之监国，接对百僚，明习庶政，为京师重镇，且示四方盛德，宜割私爱，俯从公道。”李世民甚觉妥帖，感“以其忠”，提拔张行成担任了较高的职务。
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下面是一个更具说服力的例子——
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治书侍御史刘洎认为，尚书省左右丞两位人选应该特别注意精心选择，于是上书李世民，发表意见说：
尚书省是个日理万机的机构，它们是处理国家事务的关键部门，因此，寻求尚书省众官员的人选，授予官职，确实是件有难度的事情。作为文昌宫的众星(文昌乃星官名。这里把尚书省比做天上的文昌宫，把左右仆射、六部长官比作文昌宫的众星)的左右仆射、六部长官，作为“管辖”的左、右二丞，乃至各营郎(指尚书省所职官)，都与天上的列宿相对应，此比是说尚书省的官员任用得合适与否，关系重大。这些职位如果被不称职的人占据了，那就会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位名叫刘洎的治书侍御史说，近来尚书省的诏敕总是拖延滞留，不能及时得到处理，公文也已经堆满在案桌上了。这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功臣和国戚占据着要位，才不符职，而且彼此又依仗着功劳或权势相互倾轧。在职的官员，大都不遵循国家的法律准则，虽然有的也想奋发努力，但是一遇到逐毁讥谤就害怕得不行。
正是由于这种现象的存在，事情多由邮中(尚书省尚书、侍郎、丞之下的高级官员，分管各曹事务)定夺，只有遇到重要事件时才请求上级；而尚书又优柔寡断，不敢做出决定。有的弹劾一经上奏，故意给予拖延，案件的事理本来已经一目了然，但仍然向下级盘问。调查案件没有时限，即使迟延了也不受上级责备。公文一经出手，一般就得历经一年半载。有的办案官员把案子办完了，就不再去追究结论的是非。官员之间相互宽容，出了什么事相互庇护，如此等等。
刘洎总结说：长期堵塞贤路，实在是不应该的。为消除积弊，就应该精心选任尚书省的左右丞及左右郎中，如果这些重要职务的官员选任真正做到了才职相称，国家的法纪就会得以完善地实施。同时，还应当矫正小人争权夺利的风气。如果都这样做的话，那就不只是改变诏敕拖延停留现状那样简单的问题了！
李世民闻过则喜，奏章上奏不久，他就任命刘洎为尚书省左丞，全力地支持他，让他在那里放手工作，清理积弊。
李世民的用人风格，由此可见一斑——他懂得这样一个道理：善于发现弊端的人就是消除弊端的医生，派他去消除积弊，是能够找到最有效的办法的，因而将其作为责任人选一般来说也是最合适的。
用人做到不疑
在封建专制社会中，君臣之间最易生于猜忌，说到底，其中作祟的是权力问题，君怕臣越权、谋权、篡权，臣忌君专权，由此构成了一重重的心理争端、一层层的设防，临到终了，多是做臣子的遭罢免、遭贬谪、遭诛戮。由此构成了封建时代的历史。到了李世民这儿，历史有所不同。
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李世民注重个人的真才实学，不再按“家谱”和“门第”进行选拔。他认为，只要有真才实学，不论是现职官员，还是士人，不论是士族子弟，还是寒门庶族子弟，都可以申请贡举。因此他改造了旧制州郡中正官掌人选的办法，只要贡举考试合格，都可以到中央参加考试，这样就扩大了官员的来源，使寒士们有了进身之阶和出头之望。贞观年间，来中央考试中进士及门第出身的，尤以寒士为多，李世民曾登临端门，见新进士络绎不绝，曾兴奋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贞观年间，一代由进士出身的贤相名将不胜枚举。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就是一例。
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早年在隋朝为官，曾任隰城县尉，后因事被革职，迁居上郡。当年，李世民率领军队到渭北巡行，房玄龄拄着拐杖到军门参拜。李世民一见房玄龄就觉得有一种相知相融的预感，宛如故友重逢一样投机。于是让房玄龄临时担任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既然喜遇知己，便尽心竭力地为太宗效力。
那时，每平定一地贼寇，众将领都争相搜罗珍宝古玩，惟独房玄龄首先想到的是招募人才，并送这些人到幕府任职，在他看来，人才是重于珍玩的最宝贵的财富，是得天下之必具。因此，他一一加以甄别和举荐，如遇谋臣猛将，就悄悄和他们约定共同为李世民效力。因功绩卓著，房玄龄被多次提升，曾任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供职十多年，长期掌管记室，做事十分认真负责，深得李世民器重是顺理成章之事。正缘于此，引起了李建成、李元吉的怀恨。这种怀恨一直延续到李唐政权建立之后，成为太子的李建成在暗地里向唐高祖进谗言，使得房玄龄连同杜如晦二人一起遭贬。
李建成、李元吉争权作乱时，李世民把房、杜二人召回，让他们穿上道服，悄悄到太宗内阁议事。玄武门事变平息后，太宗做了太子，便拜房玄龄为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又将其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拜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监管修撰国史。后来又封他为梁国公，赏赐食邑一千三百户。
房玄龄不仅有真才实学，而且有着崇高的德操，前面提到的轻物取人就是明证，而且不仅如此，在做了宰相总管百官后，房玄龄更加兢兢业业，尽心竭力，不使一件事处理失当。一个人的德操体现在——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就像自己取得成绩一样高兴——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而房玄龄做到了，做得很轻松，做得发自内心。其实这并不是谁想做就能做到的，这是一种不需要去特意“做”的自然之德，是一种境界使然。
由于有真才实学，房玄龄对公文十分谙熟，文辞修饰十分隽美恰当；审查制定法律条令，词语注意宽缓平和；用人从不求全责备，不拿自己的长处去衡量别人，总是按照才能的高低和功绩的大小进行录用或奖赏，并且从不轻视出身低微的人。缘于此，贞观十三年，房玄龄又被封为太子少师，担当起培养太子的重任，可见李世民对他的信赖程度。
房玄龄独任宰相十五年。在此期间，多次上奏请求辞去宰相之职，但都未获准。到了贞观十六年，又加官为司空，同时仍总理朝政，监修国史。不久，房玄龄以年迈请求辞职，李世民便让使臣转告他：“国家长期任您为相，一旦缺少了您这样的良相，就好像一个人失去了双臂。您如果精力不衰，就不要辞谢此职。如果实在感到力不从心，再奏明也不迟。”李世民语意恳切，一无虚词，足可见君臣间的相互信任和融洽程度。经李世民再三相挽，为了国家政务，房玄龄便不再坚持。
李世民常常追思创业的艰难和房玄龄辅佐自己建功立业的功劳，曾作一篇《威风赋》自喻，并把这篇文章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其对房玄龄的赞赏和信任程度。李世民曾称赞房玄龄等人说：“皆国家与之存亡，安危治乱者也。”
贞观年间二十三载，君臣之谊如此，确是封建专制社会史中罕有的事，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足以表明这些人才对国家长治久安的巨大作用。
有道是：“伴君如伴虎。”这句话可以说是对专制社会统治者专制禀性的形象总结。统治者为了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容易将有意无意触犯自己的下臣拿来治罪，作为一名封建君王，有时也难以自制。因而以此来看李世民与房玄龄等人的君臣之谊，弥觉珍贵。然而一个封建君王与某一个、两个下臣交好并不难，难的是与朝中绝大多数下臣长期交好。李世民的可贵尤在这里。 用人不拘一格
贞观六年(公元631)，李世民去九成宫设宴款待近臣。当时，长孙无忌自觉有趣地说：“王桂、魏徵，从前侍奉息隐太子，我视他们如同仇敌，不想今天会在一起进餐。”李世民也不无自豪地说：“是啊，魏徵从前的确是我的仇敌，但他是对他的职责尽心尽力，值得称道。魏徵敢于犯颜直谏，不允许我做错事，这正是我重用他的原因呀。”这句话其实是在勉励别人，也是在勉励自己。
善于发现别人优点的人才是人中豪杰，智者中的智者。李世民正是这样去做的。李世民不仅重用长孙无忌、房玄龄等贤哲，还量才起用了李靖、虞世南、戴胄、封德彝等隋末遗臣；他曾赞赏虞世南有五项难得的优点：一是品行端正；二是忠诚正直；三是博学多才；四是文章秀美；五是书法出众。虞世南死后，李世民极为伤悲，亲自写诏书给魏王李泰说：“虞世南对我来说，就好像我身体的一部分。他为国事救漏补缺，一日不怠，实在是当今的名臣，为人的楷模。我有善举，他尽力助我完成；我有过失，他一定直言劝谏，不怕犯颜。现他已与世长辞，石渠、东观(西汉和东汉皇室收藏秘籍图书和著述之所)之中，再也见不到他了，我悲痛惋惜的心情，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为此，李世民赋诗一首，追思古代治国之道，进而叹息说：“春秋时代，钟子期死去，俞伯牙为此毁琴殉知音，而我作此诗，又能给谁看呢?”于是命令起居官格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的灵桌前读后焚烧。其悲痛之情，可想而知。又下令把虞世南、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和李靖等二十四位名臣的像，画于凌烟阁的墙壁上，以示对他们的怀念。这自然是虞世南逝后的事。
正如我们已经谈到的那样，在用人上，李世民不仅任用帝王后裔和宗室子弟，而且还提拔庶族、寒门和低级官吏出身的刘洎、孙伏伽、马周、张玄素、张亮等名臣；他选拔任用统治阶级和集团中的贤才，委以重任，同时还大胆任用农民起义军出身的李世勋、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名将。
在任用汉族贤哲的同时，李世民还以封建帝王少有的胸怀和气魄，一视同仁地提拔了一些少数民族中的贤哲良才，契必何力就是其中之一。
贞观年间这种不拘一格地选择人才、任用贤能的政策大大调整了地主阶级、阶层内部的种种关系，调整了国内各阶级、各民族、各地区等诸方面的错综复杂关系，也就是真正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为唐朝政权竭力尽忠的积极因素，同时又把那些不利于唐政权巩固的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使它们适应大乱之后人心思定，人心思治，休养生息，与民更始的形势和需要，从而为李唐政权的巩固创造了有利条件。这种策略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手笔，这种智慧也是一种前朝未有的大智慧。
出于维护封建王朝的“公”心考虑，李世民在擢良任贤方面基本上贯彻了“内举不避嫌，外举不避仇”的用人原则。这是一种自古即为人称道的原则，然而真正做到者，却为数寥寥。
贞观初年，李世民对侍臣说：“朕今孜孜求士，欲专心政道，闻有好人则抽摆驱使。而议者多称‘被者皆宰臣亲放’，但公等至公，行事勿避此言，便为形迹。古人‘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而为举得其真贤故也。但能举用得才，虽是子弟及有仇嫌，不得不举。”接着，他理直气壮地说：“朕以至公治天下，今任玄龄、如晦，非为旧臣，以其有才行也。”
贞观七年(公元633年)一月，李世民又提拔身为外戚的开府仪同三司长孙无忌为司空，长孙无忌坚决推辞，说：“臣忝预外戚，恐天下谓陛下为私。”李世民回答说：“吾为官择人，惟才是与，苟或不才，虽亲不用，襄邑王神符是也；如其有才，虽仇不弃，魏徵是也。今日所举，非私亲也。”
贞观元年，李世民曾封中书令房玄龄为邗国公，封工部尚书杜如晦为蔡国公，封吏部尚书长孙无忌为齐国公，并列为一等功臣，封给食邑的实际数目为三千三百户。其叔父、淮安王李神通为此上奏，说：“高祖起义的旗帜刚举，我就率兵先来响应，现在房玄龄等都是舞文弄墨的文人，并没有军功，却功勋列在一等，我内心不服。”
李世民解释说：“国家的大事，惟赏罚为至要。如赏赐和功劳相适，无功的人就不会往里挤；惩罚与罪恶相符，行恶之人就都会畏惧。由此得知，赏赐与惩罚是不可轻易施行的。现在按照功勋大小行赏，房玄龄等人有筹谋帷幄、治国安邦之大功，这同汉朝的萧何一样，虽无在疆场厮杀的功劳，却有为征伐的部队指踪寻迹、推动战车的作用，故而功居第一。我叔是皇室的至亲，我实在不是吝惜这些封赏，只因为不能滥徇私情与功臣一样地封赏您啊！”
此言一出，功臣们相互说：“陛下以这么公正的态度对待我们，赏赐不私其亲，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仅如此，李世民为了封赏公平，决定重新审议父皇李渊过去封赏的人选，看其中是否有不合理的部分。其实，李世民这样做是明白的，当初高祖李渊置宗室名籍时，兄弟、子侄以致再传、三传的子孙、孩童以上的人封王的就有几十人。针对此种情况，李世民对手下众大臣说：“自两汉以来，只是封儿子及兄弟为王，其他疏远的亲属，没有大的功劳，如汉朝的刘贡、刘泽那样的，都不能受封。如果所有的亲属都封为王，多给他们食邑的户数，就会加重百姓的负担。”于是，宗室当中过去已封为郡王而无功劳的，李世民断然下诏，把他们都降为县公。
房玄龄曾对李世民说：“秦府旧人未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
李世民即位之后，秦王府旧人确实受到过李世民的有意冷落，为了天下人感到公平，他不能仅从旧人感情出发而置才资于不顾。对此，他解释说：“王者至公无私，方能取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此言足以可见，李世民在用人方面向来是有坚定的原则性的，不徇私情，不讲恩怨，不避嫌疑，这才足以保证收拢在他身边的人都是贤哲良才。
办不同的事用不同的人
常言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因此，对人才的要求不应求全责备，而应用其所长，舍其所短，这是用人者的一个重要原则。从道理上看这一点再简单不过，但真正做到并不简单。李世民比谁都更清楚这一点，但他却努力地做到了。
他是这样认识这一道理的：“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置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他在这里道出了用人的真谛，将一般道理作了更深入的理解。将贤者与不贤者区分得如此分明，处理得如此妥切，能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在于他能较全面、准确地看一个人，了解一个人。尤其是对他下面的文臣武将更是如此。
在生活中，李世民发现，房玄龄、杜如晦的长处是多谋善断，短处是不善于处理杂务琐事。因此，李世民就让他们专门掌管典章制度、台阁规模，一些细小事务，都委之于别人。二人竭尽所能，“房谋杜断”，共掌朝政，终于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李世民还发现，戴胄的长处是性情忠直，秉公办事，但有不通经史的不足。于是，李世民便扬长避短，任戴胄为大理少卿，使之成为历史上有名的法官。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八月，李世民向司徒长孙无忌等人征求意见，要他们指出他身上存在的缺点，说：“人不知其过，卿可对朕明言之。”长孙无忌却说：“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将顺之不暇，又何过之可言！”李世民真诚地加以批驳，说：“朕问公之己过，公等乃曲相谀悦，朕欲面举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众臣僚们皆表拜谢。
李世民接下来说道：“长孙无忌善决嫌疑，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坚信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检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到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他在这里对在座诸臣一一加以品评，对每个人的长短优缺说得如此中肯，足以可见李世民对臣下的了解。由此不难想见，作为一名封建君王对他们委之以政，自然是各得其所，如此可以充分调动他们的优势，而尽量减少他们的自身劣势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达到了君臣谐和的效果。
正是由于客观地对待人才，同时又能容纳一些人的缺点和不足，所以使一些个性、性格不同的人能聚拢于一朝，尽其所能，为唐政权服务。甚至对有严重缺点的人，也因才使用，用其所长，发挥其有利于唐王朝的积极作用。李世民的这些有创建性的做法，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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