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虚的故事:虚怀若谷,开明纳谏

时间:2018-05-27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46 次

唐太宗李世民与魏徵虚的故事:虚怀若谷,开明纳谏

纳谏,就是君王做什么事都能够听从和采纳臣下的正确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独断专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封建帝王是一国之主,以家为天下的角度来说,当然是什么事都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但是,治理一个国家,单凭一个人的智慧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唐太宗对此就非常明智,他不仅是善于听从大臣的谏言,而且主动地鼓励大臣们对自己多提意见和建议,即使讲的不对,甚至冲撞了自己也不加罪。他的虚怀若谷,在千古帝王中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鼓励臣属大胆进谏

正因为懂得非集思广益难以治理一个大国,李世民才急切地求谏,而求谏就牵动了求人,求谏求人是互为关联的,因为有人才有“谏”。

由于李世民平日仪表威严,常使朝见的百官举止失措。当他了解此事后,每次召见朝事者,都尽量做出和颜悦色的样子,以希望听到大臣谏言,了解政教得失。(www.guayunfan.com)

贞观初年,李世民曾对王公大臣说:“人想要看清自己,必须靠明镜鉴别;君主想要知道自己过失,必须依靠忠臣指正。如果君主自认为贤明,臣子又不加指正,要想国家不亡,怎么可能呢?若君主丧其国,大臣也难保其家。隋炀帝暴虐凶残,大臣都闭口无言,使他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最终导致亡国。虞世基等大臣不久也遭诛杀:前事不远,你们一定要加以借鉴,看到不利百姓之举,一定要直言规劝。”

李世民还对身边的大臣说:“正直之君如用邪恶之臣,国家就无法太平;正直之臣若事邪恶之君,国家也无法太平。只有君臣同时忠诚正直,如同鱼水,那天下才能平安。朕虽然并不聪明,但有幸得到各位公聊的匡扶指正,希望凭借你们正直的谏议帮助朕把天下治理太平。”

谏议大夫王桂听皇上这样说,便进言道:“听说木从墨线则直,君从进谏则圣。所以古代圣明的君主一定至少有七位谏官。向君主进谏,不予采纳就以死进谏。陛下出于圣明的考虑,采纳愚鄙之人的意见。愚臣身处这个开明的时代,愿意倾尽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国效忠。”

李世民对王桂的话表示赞赏。于是诏令:从今以后宰相进宫筹划国事,都要带谏官以参与筹划。谏官们如有好的谏议,朕一定虚心采纳。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圣明的君主审视自己的短处,从而使自身日益完善,昏庸的君主则庇护自己的短处,因而永远愚昧。隋炀帝喜欢夸耀自己的长处,遮掩自己的短处,拒听谏言,臣下的确难以冒犯皇上。在这种情况下,虞世基不敢直言劝谏,恐怕也算不得什么大过错,因为商朝箕子装疯卖假以求保全,孔子还称他仁明。后来隋炀帝被杀,虞世基遭诛连,这合理吗?”

杜如晦对此发表见解,说:“天子有了忠诚正直的大臣,虽无道也不会丧失天下。孔仲尼曾说:‘春秋卫国大夫史鱼,多么忠诚正直啊!国家有道,他直言上谏;国家无道,仍直言上谏。’虞世基怎么能因为隋炀帝无道而不纳忠言,就缄口不语了呢?苟且偷安占有重要的官位,也不主动辞职隐退,这同殷代微子谏而被拒即装疯逃去,情况和道理都不同啊!”

杜如晦又说:“拿昔日的晋惠帝来说吧,当贾后将太子废掉时,司空的张华并不苦谏,只一味随顺苟免祸患。赵玉伦发兵废掉了皇后,派人问张华,张华就说:‘废掉太子时,我不是没有进言,只是当时未被采纳。’使臣说:‘你身居三公(东汉以后,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张华官任司空,故以三公相称)要职,太子无罪而被废除,即使谏言不被采纳,又为何不引身告退呢?’张华无言以对。于是使臣斩了张华,灭了他的三族。”

杜如晦据此总结说:“古人云:‘国家危急不去救扶,社稷急危不去匡正,怎能用这种人为相?’所以‘君子面临危难而不移气节’。张华逃避责任但也不能保全其身,作为王臣的气节丧失殆尽。虞世基高居丞相,本来占有进言的有利位置,却无一言进谏,也实在该杀。”

李世民听了杜如晦这番大论,十分赞佩,便说:“您说得有理。大臣一定要忠心辅佐君主治理朝政,这样才能使国家安定,自身保全。隋炀帝的确就是因为身边没有忠臣,又听不到别人指正自己的过失,才积累祸患、导致灭亡的。君主如果行为不当,臣子又不加匡正劝谏,只一味阿谀奉承,凡事都说好,那君主一定是昏庸的君主,大臣一定是谄媚的大臣。臣为谄媚之臣,君为昏庸之君,那国家离危亡还有多远?以朕现在的志向,正是要使君臣上下各尽其责,共同切磋,以成正道。各位公卿一定要忠于职守,直言进谏以匡正补救朕的过失。朕决不会因为你们的犯颜直谏而对你们怨恨责备。”

李世民对规谏之臣十分感激,谏臣们也为此心情舒畅。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因为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杜正伦、秘书少监虞世南、少卿姚恩廉等人的上书内容,都十分符合李世民的心意,李世民遂召见他们说:“朕遍察自古以来大臣尽忠之事,如果遇到明主,便能够竭尽忠诚,加以规谏,像龙逄、比干那样的忠臣,竟然不能避免遭到杀戮而且祸及子孙。这说明,做一个贤明的君主不容易,做一个正直的臣子尤难。朕又听说龙可以被降服驯养,然而龙的颌下有逆鳞,一旦触犯就会伤人。君主也是这样,他的颔下也有逆鳞。你们不避触犯龙鳞,各自进谏奏事,如能经常这样做,朕又何忧社稷的倾覆呢!每想到你们忠心进谏的诚意,朕就一刻不能忘记。所以特设宴招待你们来共享欢乐。”在赐酒欢宴的同时,还赏赐给他们数量不等的布帛。

大常卿韦挺经常上疏李世民,陈述政教得失。李世民写信给他说:“朕看了你的意见,感到言词十分中肯,言辞、道理很有价值,对此朕深感欣慰。从前春秋时齐国发生内乱,晋文公有被管仲射中衣带钩之仇。然而,齐桓公小白并不因此怀疑管仲,晋文公重耳对待依然如故,这难道不是出于对‘犬不咬其主,事君无二心’的考虑吗?”

他又说:“您的真诚之意从奏章之中可以看得出来。你如果保持这种美德,一定会留下美名;如果中途懈怠,岂不可惜!希望你能够始终勉励自己,为后人树立楷模。这样后人视今人如楷模,就像今人视古人为楷模一样,这不是很好吗?朕近来没听旁人指正朕的过失,朕也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全靠你竭尽忠心,多次向朕进献嘉言,以此沃我心田,这种感激之情,是一时无法表达完的!”

正如前面所述,贞观二年,李世民对大臣说:“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其实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已属相当不易。不但希望别人对他极谏,而还要求大臣官僚们也能接受下属的规谏。贞观五年(公元631年),他对房玄龄说:“自古以来,帝王大多纵情喜怒。高兴时滥赏无功,愤怒时则乱杀无辜。所以天下遭受损失和造成混乱,莫不由此而生。朕现在日夜为此事担忧,常常希望你们直言己谏。你们也要虚心听取别人的功谏,不要因为别人的话不合自己的心意,就庇护自己的短处,不去接纳别人的正确意见。如果不接受别人的劝谏,又怎能劝谏别人呢?”

在求谏的同时,李世民还注意把“慎独”同求谏结合起来,将其为封建帝王的修身之道。

贞观八年,李世民对身边的大臣说:“朕每次阐居静坐时,都深刻反省,常常害怕自己的所作所为上不合天意,下为百姓不满。想到有正直忠诚的人匡正视谏,以使自己的思想能与外界沟通,百姓不会心怀怨恨而耿耿于怀。近来朕发现前来奏事的人多带有恐怖畏惧之色,致使语无伦次。平时奏事,尚且如此,更何况耿直劝谏的,一定更害怕触犯龙颜。所以每次前来进谏,纵然不合吾意,也不认为是违逆犯上。如果当时对谏者斥责,奏事者会心怀恐惧,那他们又怎敢直陈己见呢?”

此时已是贞观中期,李世民发现向他送谏的人减少了,于是他问魏徵:“近来朝中大臣都不议论朝政,是什么原因呢?”

魏徵分析说:“陛下虚心采纳臣下意见,本来应该有人进谏。然而古人说:‘不信任的人来上谏,就会认为他是毁谤自己;信任的人却没有谏言,就会认为他白食俸禄。’但是人的才能器量有所不同。懦弱的人,虽然心怀忠信却不敢言;被国君疏远的人,害怕对己不利而不敢言。所以大家都闭口缄默,随波逐流,苟且度日。”

李世民说:“的确如您所说的那样。朕常常在想,臣子想要进谏,但害怕带来灾祸,难保性命,这与那些冒着被鼎镬烹死、被利剑刺死的人有什么不同呢?所以忠诚正直的大臣,不是不想竭诚尽忠,而是太难了。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向人拜谢,就是这个原因。朕现在敞开胸襟、广纳谏言,你们切不要过分恐惧,只管极力进谏。”

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李世民对房玄龄说:“自知者明,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写文章的人和从事技艺的人,都自以为出类拔萃,他人比不上。如果著名的工匠和文士,能够互相批评、指正,那么文章和工艺的拙劣之处就能够显现出来。由此看来,君主必须有匡正规谏的大臣来指正他的缺点过失。君主日理万机,一个人听政决断,虽然忧虑劳碌,又怎能把事情全部处理妥当呢?朕常常思考,遇事时魏徵随时都能给予指正、规谏,且多切中失误之处,就像明镜照见自己的形体,美丑一下子都能显现一样。”于是举杯赐酒给房玄龄等人,以资鼓励,意思是让他们向魏徵学习。

据史载,有一次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从前舜打造漆器,禹雕镂俎,当时规谏舜禹的就有十多人,盛装食物的小小器皿,何须这么多人苦谏?”

褚遂良说:“雕琢器皿会影响农业生产,纺织五彩绦条会耽误女子的工作。追求奢侈糜烂,那么国家就会慢慢走向灭亡。漆器不满足,必有金器代替;金器不满足,必用玉器代替。所以正直的大臣的规谏必须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等到了一定程度,就没有规谏的必要了”。

李世民听了,深以为然,高兴地称赞褚遂良说得对,并说:“朕的行为如果有不当之处,不管是开始还是结束,都应该进言规谏。近来朕看前代的史书,有的大臣问君王谏事,君主总是回答‘已做过了’或者‘已经允诺’,实际上却并不加以改正,这样下去国家走向危亡,就会像翻掌一样容易啊。”

作为一名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封建君王,每句话都可以当做“圣旨”来看待,这样说,也就等于这样去做。从这些生动的事例我们不难看出,贵为天子的李世民思想境界的高远和通达,心境的透亮和宏阔。在封建历史中这些认识只有少数明君才具备。

接受批评不怕难堪和尴尬

作为一代封建明主,李世民以“受谏诤”著称于历史,他的从谏如流是出现“贞观之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李世民为了巡视方便,下诏令征发人力,修复洛阳的乾元殿。当时社会经济刚刚有所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刚刚稳定下来,这时如果大兴土木修建宫殿,有可能会重新引起人民的不满。给事中张玄素看到了这一点,于是上书劝谏说:“陛下恩惠遍及万物,囊括四海,所下命令哪里敢不执行,要做的事,何人敢不服从?小臣暗地思考秦始皇为君主时,凭借周室的余力,依仗六国的强盛,要把帝业传给子孙万代,然而到了他的儿子二世时国家就灭亡了,这大概就是由于他逞嗜纵欲、违背天理、伤害百姓造成的吧!由此可知,天下不能用暴力取得,也不可以仰仗神灵。只有提倡节俭,轻徭薄赋,慎始善终,才能使国家社稷永远牢固。”

现在陛下在百王之后承继王位,正值凋衰破落的处境,一定要用礼仪制度去治理国家,陛下也应该以身作则。现在巡视东都洛阳的日期尚未确定,就下令征召士卒,修补装饰乾元殿;各位诸侯今日要一起出就藩国任职,同时又要修造官室。征发人员很多,岂是疲劳的百姓所希望的?

百姓遭受战乱流离之后,财力耗尽,今蒙陛下天恩养育,百姓初步得以生存,然而饥寒还很深重,生活出路还不安定,三五年间,恐怕不能恢复正常。怎能劳民伤财营造暂时不去巡幸的都城呢?

张玄素说:“依陛下的打算,在隋朝凋残破败之后,役使他受战争创伤的百姓,耗费巨大财力,重犯昔日百代帝王的弊病,由此而看,危害比隋炀帝还大呢。臣深深地希望陛下好好思索,不要导致春秋时秦国被由余(春秋时,西戎王派由余出使秦国,秦穆公为显示国力,让由余参观秦都华丽的宫室,由余看后惊叹:‘如鬼神修建,劳烦了鬼神,如人力修建,坑害了百姓。’)嘲笑的结果。这就是天下最大的幸事啊。”

听了张玄素这番毫不客气的批评,李世民一时无语,后来问张玄素:“你认为我不及隋炀帝,那跟夏桀、商纣比起来怎样呢?”张玄素回答说:“如果此殿建成,时政将同桀纣时一样混乱。”

李世民闻言甚愧且悔,叹息说:“我不加思索,才做出这样的决定。”又回头对房玄龄说:“今张玄素上表阻止修建乾元宫,洛阳实在不应该大加修造。以后如有理应巡行之事,即使露宿又算什么呢?现在应该立即停止工事。地位低微的人敢于冒犯尊贵的人,古来就不容易。如果不是忠诚正直,怎会如此?况且很多人惟惟,不及一人谔谔。可以赏赐张玄素五百匹绢。”

魏徵闻知此事,叹息说:“张公有回天之力,真可谓仁者一言,其利多矣!”

这一事例生动地说明了李世民长于纳谏的动机。在当时,不仅像魏徵、张玄素这样一些有规谏特权的人大胆犯颜,连当时的长孙皇后,也能追机劝谏。

李世民早年率军征战,对马有特殊的感情。贞观中期,仍对骏马十分钟爱,常把一匹骏马带到宫中饲养。不料一天,有一匹骏马无疾而亡,李世民甚感惋惜,对养马官十分生气,声言要杀了他。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皇后)劝谏说:“从前齐景公因马死杀人。晏子请求列举养马人的罪状说:‘你养马却让马死掉,这是罪过之一;主公因马死杀人,百姓听到后会怨恨君主,这是罪过之二;各诸侯国听到我们君主重马轻人,一定轻视我国,这是罪过之三。’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知道理屈,就免了养马人的罪。陛下读书时经常能见到这些事,怎么会忘记呢?”听了这话,李世民的怒气才缓解下来,对房玄龄说:“皇后处事情,对我有所启发,对我治国极有帮助。”

长孙皇后与长孙无忌是兄妹关系。由于长孙皇后的特殊职位,常常能对李世民起着助正止枉的作用,李世民对此很满意。

李世民有一女儿,即长乐公主,是文德皇后(即长孙皇后,封号为文德)生养的,贞观年间将下嫁,李世民诏令下属备办妆嫁,要求相当于永嘉长公主出嫁时的两倍。大臣魏徵为此不安,上奏说:“以前,汉朝的明帝准备封赐儿子,就说道:‘我的儿子怎么能和先帝的儿子获同等的封赐呢?可以以楚王英、淮阳王的半数封赐他。’前代所撰的史书把这件事当圣明的举动加以赞喻。天子的姊妹叫作长公主,天子的女儿称为公主。既然在称呼上多加个“长”字,当然应比公主地位高贵。个人的感情有浅有深,礼仪却没有差别。陛下若给公主的妆奁陪嫁超过长公主,道理上恐怕说不过去。臣真心诚意地希望陛下考虑这件事。”

李世民闻言,知道自己的做法确有不妥,便称赞魏徵说的对。他回到后宫时,把魏徵说的话说给皇后听。皇后感叹地说:“我曾经听说过魏徵是陛下尊重的大臣,殊未知其故。而今闻其谏,竟能从礼仪的高度来说服国君克服自己的感情,这真是位难得的国家栋梁!我和陛下年轻时结为夫妻,多蒙陛下以礼相待,深情厚义不必言说。每将劝谏,必观陛下脸色,即便如此,尚不敢轻敌威严。况且作为臣子,感情、礼法不如我这样亲近陛下,因此,韩非在《韩非子》中,把游说说成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西汉的东方朔在其《答客难》中,也称游说是非常不易的事情,事实确实如此。忠言逆耳而利于行,这无论是治国治家,都非常重要。纳之则世治,杜之则政乱。真心希望陛下重视这一点,如果陛下能做到这一点,那便是天下百姓的幸运!”

得了皇后赞誉,李世民对魏徵更加感激,于是派遣宫中的使者把五百匹帛送到魏徵家,以赏赐他的忠义直言。

有一次罢朝后,李世民带着怒容,回到宫中对长孙皇后说:“会须杀此田舍翁。”长孙皇后问为谁动怒,李世民说:“魏徵每每在宫廷中辱我。”皇后退出又穿上朝服回来立于庭前,李世民惊问其缘故,长孙皇后说:“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不敢不贺!”李世民闻言转怒为喜。可见,长孙皇后已成了李世民的一位重要谋臣,只是在后宫尽职而已。

贞观时期君臣之间长于劝谏和纳谏的行为,也影响着太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曾因故要斩执掌宫苑的西监穆裕,后来成为高宗的皇太子李治,犯颜劝谏,才使身为父皇的李世民平息了怒气。司徒长孙无忌是做舅舅的,事后对李世民说:“自古以来,太子进谏都是利用君王空闲时间慢慢述说。现在陛下天威大怒,太子却敢于犯颜劝谏,这是古今都从未有过的。”李世民却说:“人相处得久了,自然习气相染,朕治理天下以来,虚心纳谏,才有魏徵朝夕进谏。自魏徵去世后,又有刘洎、岑文本、马周、褚遂良等承继。太子小时候就在我跟前,常看到朕对进谏者心怀喜悦,于是耳濡目染养成了这种习性,到了今天他也敢直言冒犯劝谏。”这番话既是自嘲,也是夸赞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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