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在政治上的措施

时间:2018-05-27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98 次

唐太宗在政治上的措施

隋朝末年长期的战乱,给社会经济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破坏,中原大地,满目疮痍,一片残破凄凉景象。唐朝武德年间,统治者主要从事统一战争,无暇顾及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唐太宗即位之初,全国经济仍凋敝不堪,各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人民的生活还未安定下来。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实现天下大治,成为贞观君臣面临的头等大事。唐太宗出生于隋朝盛世,又亲身经历了隋末农民大起义。隋王朝由兴盛而迅速走向灭亡的历史事实,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以史为镜,隋亡视为前鉴

唐太宗当上皇帝以后,把隋朝的兴亡史作为一部政治教科书,孜孜不倦地从中吸收教训。以“隋亡为鉴”,成为贞观君臣不绝于口的话题。隋文帝苦心经营起来的强盛一时的大隋帝国,到了隋炀帝手上,不到23年便土崩瓦解,原因是什么呢?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经过反复探讨,归纳为3点:一是隋炀帝广治宫室,大兴土木,巡游无度,劳民伤财;二是隋炀帝纵欲恣情,贪得无厌,美女珍玩,征求不已;三是隋炀帝东征西讨,穷兵黩武,徭役无时,趋民赴死。概括为一句话,就是隋炀帝屡兴暴政,残害百姓,搞得人民无以自存,不得不起来造反。(www.guayunfan.com)

从隋亡的历史教训中,唐太宗深刻地认识到,一个王朝的兴衰存亡,主要取决于为政者政策的好坏。

从总结隋亡的教训出发,唐太宗阐述和发挥了儒家传统的爱民、保民、养民、惠民的民本思想,并进一步论证了克己寡欲的君道观。他认为,国家的兴亡取决于人民的生活状况,而人民的生活状况又取决于君主是否贤明。他把国治、民存、君贤三者有机地联系起来,反复强调民存、国治的关键是君贤,而君贤的主要标志是克己寡欲,躬行节俭,使民以时,取民有节,以民为本,与民休息。如果君主昏庸无道,奢靡骄纵,百姓就会困危离散,而一旦百姓困危离散,国败君亡的日子也就不远了。

轻徭薄赋,与民休息

武德九年(公元626)十月,唐太宗与群臣讨论止盗,有人主张用严刑峻法止盗,唐太宗不以为然。他认为,民之所以为盗,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而造成的。止盗的根本办法是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不久,他又对侍臣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所以人君之患,不自外来,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贪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若安天下,必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这话说得何等深刻,何等精辟!令人掩卷深思。

贞观时期,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多次谈到君民关系,再三强调:“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此,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刚即位,就宣布免除关内及蒲、芮、虞、秦、陕、鼎六州两年的租调,其余地区则免征一年。这是全国性的减免赋役。此后,唐太宗又多次下诏,减免受灾地区的租赋,妥善安排灾民的生活。贞观元年(627),关内发生旱灾,粮食歉收。他下令政府组织饥民到关外分房就食,有的州甚至做到了逐户送粮。又规定,考核地方官,要把安置移民的好坏作为主要内容。贞观二年(628),长安一带发生大蝗灾。眼看着田野的禾苗被一群群的蝗虫吞吃一空,唐太宗心急如焚。一天,他到禁苑中观看庄稼的生长情况,抓住几只蝗虫咒骂道:“庄稼是百姓的命根子,却被你们吃掉了。若百姓有过,应由我一人担当,你们应该吃掉我的肺肠,而不能祸害百姓。”说着就要吞食蝗虫。随从们急忙制止道:“吞食蝗虫是要生病的,陛下千万不能这样做。”唐太宗说:“我就是希望把灾害转移到我的身上。”说完就把蝗虫一口吃掉了。这年,唐太宗下令,拿出宫中的金宝,赎出因饥荒而卖掉的男女。贞观时期,唐政府先后出资赎回流亡到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达200万人之多。唐太宗还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义仓,每逢灾荒,必开仓放粮赈济。唐太宗采取的上述措施,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贞观初年,虽然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但百姓很少怨言,社会相对稳定。灾区人民在政府的帮助下,战胜了一次次的灾害。

唐太宗特别反对劳役无时、滥用民力,并用法律手段来加以防范。当时的法律规定:凡有土木兴建,必须依据《营缮令》,计算用工多少,报尚书省审查批准。对于违反者,以坐赃罪减一等论处;虽经批准,但在农忙季节动工,也属违法行为,也要以坐赃罪论处。贞观五年(631),皇太子要举行冠礼,礼部官员根据阴阳家的说法,选定二月举行。唐太宗认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节,要改在十月农闲时举行,太子少保萧瑀说:“太子行冠礼是国家的大事,二月是吉日,不宜改变。”唐太宗驳斥道:“我从来不信阴阳家的那一套,如果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佑,怎么能得到呢?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就是吉,吉凶在人,而不在阴阳。农时是最重要的,万万不可耽误。”

唐太宗把“存百姓”视为巩固统治、实现天下大治的基础和前提。那么,怎样才能使百姓安居乐业呢?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审视与思考,唐太宗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魏徵在一份论时政疏中指出:“隋朝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穷而安宁,静之也。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他又说:“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弊,恒由此起。”这些话,集中反映了唐太宗君臣以静治国的思想。唐太宗本人也一再强调,只要君主能以静治国,百姓就可安居乐业,国家就会得到大治。并说自己日昃忘食,未明穿衣,日夜孜孜,惟欲清静,令百姓休养生息,不生怨叛之心。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核心,是为政者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与民休息。

提倡节俭,反对奢靡

唐太宗不仅提出了抚民以静的治国方针,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早在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刚过,他就以太子身份,下令减省宫中费用,放掉禁苑中供皇帝玩耍的鹰犬,罢除各地向朝廷的贡献。他即位后,住的宫殿还是隋朝建造的,大都已破旧。按照以往的习惯。新君即位后都要另建新的宫殿,至少也要将旧宫殿修饰一番。但他一再下令不准营建宫殿,杜绝宫内各项奢靡。他患有“气疾”,所住宫殿卑湿,夏秋季节容易复发。贞观二年(628)秋天,有人提议为他建一个高燥的阁子居住,他坚决不肯。臣下固请再三,仍不许。直至他晚年修建玉华宫时,仍要求督造官员务求俭约。玉华宫建成后,除了住宿的宫室盖瓦以外,其他建筑物都用茅茨盖顶。贞观十一年(637),洛阳遭大水,许多百姓房屋被冲毁。唐太宗下令废掉洛阳一些宫殿,改做灾民住房,又把修洛阳宫的材料分发给居民,供修房之用。一次,工部尚书段纶带了一位巧匠杨思齐进宫,准备制作木偶戏道具,以讨好皇帝。不料唐太宗不仅未给奖赏,反而把他训斥了一顿,并免去了他的官职。贞观十二年(638)二月,唐太宗出外视察到了蒲州,刺史赵元楷为了讨好唐太宗,令州中父老穿黄纱单衣夹道欢迎,又盛饰廨舍楼观,用百余头羊、数百条鱼设宴招待,可谓用心良苦。可是唐太宗一看,大为恼火,斥责赵元楷说:你搞的这一套是亡隋之弊俗,希望今后再也不要见到这样的行为。否则将予以治罪!

唐太宗还严格约束王公勋戚,禁止他们奢侈挥霍。有隋以来,勋戚之家厚葬成风,浪费了大量财物。唐太宗下令严加制止,并要求各级地方官明加检查,有违令者一律治罪。他又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超越制度者,一切禁断。由于唐太宗躬行节俭,率先垂范,又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王公大臣骄奢淫逸,所以,当时出现了不少崇尚节俭的大臣。户部尚书戴胄的住宅十分简陋,死后甚至连个祭享的地方都没有。温彦博身为宰相,可是家中穷得没有一个像样的正厅,他死后只得把棺木停放在旁室。魏徵家中原先也没有正堂,一次他患病在家,唐太宗前去探视,一见此状,大为感动,就命人把自己准备造小殿的材料运来,为魏徵建了一个正堂。中书令岑文本的住宅地势低湿,十分简陋。一次,有人劝他建造一处新宅,遭到他的拒绝。那人叹息而退。由此可见,贞观君臣之中,崇尚节俭已蔚然成风。

兴修水利,推行均田政策

唐太宗不仅注意节流,也重视开源。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改善生产条件,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一是大力提倡和鼓励兴修水利。贞观时期兴修了许多大的水利工程。如贞观七年(633)在夏州朔方(今陕西横山)开延化渠,溉田200顷;贞观十年(636)在汴州陈留(今属河南)开观音陂,溉田百顷。二是大力推行均田制,劝课农桑,奖励垦荒。均田令颁布于武德七年(624),但当时并未认真贯彻。直到唐太宗即位后,均田制才开始切实地推行。这一制度的认真实行,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一定数量的土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大量荒芜的土地得到了开垦,这对唐初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发展社会生产,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唐太宗即位后,继续推行高祖的均田制。武德七年四月颁布均田令,规定:用步丈量土地,一步为一个单位,长240步为一亩,100亩为一顷。百姓刚出生叫作黄,4岁(虚岁)以上叫作小,16岁以上叫作中,21岁以上叫作丁,60岁以上叫作老。授田的规定是: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每人一顷,其中80亩是口分田,20亩是水业田;老男和残疾人,每人40亩,寡妻妾30亩,他(她)们当中单独立户的增加20亩,都以20亩作为永业田,其余的作为口分田。永业田,种上榆、枣、桑或其他适宜的树木,都有一定的数目。田多足够授田的叫做宽乡,不够授田的叫作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一半。土地有厚薄,一年一换,加倍授给。宽乡换三次后,不再加倍。从事工商业的,宽乡减半,狭乡不给。凡是百姓迁移以及家贫无法下葬的,可以卖永业田。从狭乡迁移宽乡的,连口分田也可以卖。已经出卖的,不再授田。死了收回,授给无田者。凡收授田都在每年十月。授田先授给贫民以及有课役的。凡是田地,乡有余给邻乡,县有余给邻县,州有余给邻州。凡全国民户,按照其家产,定为九等。每三年,县里决定,州里复核。100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四家为一邻,五邻为一保。在城市叫作坊,在农村叫做村。村坊邻里,互相督察。士农工商,四民各业,食俸禄的家庭,不准与下民争利。工商杂类,不准当官。每年一造计账,三年一造户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唐太宗并没有颁布新令,而是按照这一法令实行均田。例如,长孙顺德担任泽州(治今山西晋城)刺史,前任刺史张长贵、赵士达都占州内肥沃的田地数十顷,长孙顺德弹劾他们,而且追夺田地,分给贫户。又如,贞观十一年七月一日下大暴雨,谷水冲决堤岸,进入洛阳宫,深四尺,冲坏左掖门,冲毁十九座宫室;洛水也暴涨,淹没六百多家,淹死600多人。二十日,太宗下诏拆毁明德宫以及飞山宫的玄圃院,分给河南、洛阳水灾农户。

整顿吏治,提倡勤政为民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另一项内容是整顿地方吏治。地方官为亲民之官,直接统治人民,他们的良否,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安危。如果没有好的地方官,国家的政策再好,也难以真正贯彻落实。

唐太宗首先针对官多政繁、十羊九牧的弊端,下令合并州郡,大幅度裁减冗官,将文武官员的总数由2000多人减少到643人。这不仅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支出,而且有利于澄清吏治。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任和考核。他亲自掌握州刺史的选任,并把各地都督、刺史的姓名写在卧室的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政迹,及时褒贬升降。为了加强对地方官的监督考核,唐太宗于贞观元年将全国划分为10个监察区,即10道。经常派遣监察官巡视各道。对于贪官污吏,不论亲疏远近,不论资历深浅,一经发现,即依法惩处。由于唐太宗重视整肃地方吏治,所以贞观年间涌现出许多勤政廉洁,深得民心的良吏,从而保证了“抚民以静”方针的贯彻落实。

唐太宗“抚民以静”治国方针的贯彻实施,收到了显著的效果。经过几年的悉心治理,大唐帝国呈现出国泰民安、生机勃勃的盛世景象。农业连年丰收,流散的人口返回故里,大量荒地变成了良田,成群的牛羊遍布原野。在生产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同时,也实现了社会的安定和世风的好转。出现了人心向善、夜不闭户、犯罪率极低的新气象。唐太宗君臣终于将国家富强、天下大治的夙愿变成了现实。

亲自籍田,增加农业劳力

为了表示重视农业生产,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唐太宗还亲耕籍(一作藉)田。籍田是我国古代天子、诸侯征用民力耕种的土地,天子1000亩,诸侯100亩。每年春耕前,天子或诸侯为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亲手用犁在籍田上三推一拨,叫做“籍礼”,即亲耕籍田。贞观三年,太宗亲祭先农,亲耕籍田。原来,古代帝王亲耕籍田,但东晋南迁,北魏又出自少数民族,中原分裂,又有少数民族杂居,经过北周、隋朝,这种礼仪很久没有举行了,到这时才重新举行,因此旁观者欢呼雀跃。太宗还叫岑文本撰写《籍田颂》来歌颂这件事。从此,每年都举行这种仪式。

为了鼓励农民努力种地,太宗还经常派使者到各地去劝课农桑。贞观四年,他跟各州考使谈了一番劝农的道理,十分生动。首先,他强调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如果禾谷不登,恐怕是由于朕不亲耕所致。接着,他介绍了自己亲耕的体会:他在园苑里种了几亩庄稼,有时除草除不到半亩,便感到十分疲劳。由此推想,农夫实在是非常辛苦。因此,他要求各位使臣到州县时,派官员到田间劝农,不准有迎送。如果迎来送往,耽误生产,如此劝农,不如不去。

为了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指示各级官吏惩罚懒惰的人。贞观二年,窦轨出任洛州都督。洛阳因为隋末大乱,人多轻俘、虚伪。窦轨叫他们都去务农,并且命属县有游手好闲的全部处罚。从此吏民全都害拍,社会风气得到了净化。

为了增加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太宗还采取了以下三项措施:一是释放宫女,两次共释放了四五千人。贞观初年,太宗对侍臣说:“妇人被幽禁在深宫里,实在是可怜。……如今准备放她们出宫,听任她们去找伉俪。这不但是节省费用、减轻百姓负担,而且也使她们能够适合人的本性。”

二是赎回外流至突厥等塞外的人口,一共200万人。

三是鼓励结婚生育。

这三项措施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结果贞观二十三年比武德年间净增了180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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