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是怎样解除韩信兵权的

时间:2018-05-18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236 次

刘邦是怎样解除韩信兵权的

怎样才能保障帝位的安全,这是每个君王都必须考虑而且也是要优先、重点所考虑的问题。古时将帝王之位喻为“神器”,而偷窥神器,时时想夺为已有者大有人在。那么,怎样才能消除被他人所侵夺的危险呢?最为有效的方法,那当然就是防患于未然,即使有本钱,有能力侵夺神器的人,在地球上消失,至少让他失去这种本钱和能力。刘邦就是最善于防患于未然的一个高手。

出其不意,让韩信乘乘交出兵权

公元前202年十二月,经过四年的浴血鏖战,刘邦终于赢得了楚汉之战的胜利。这年的十二月底,刘邦率领文臣武将离开还未打扫的战场,向设在定陶(今山东定陶北)的韩信的统帅部进发。

继续平定项羽的残余势力,这是刘邦来到韩信军的统帅部定陶以后,要迅速办理的大事,这说明他要做天下霸主的清醒意识。此时,刘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够从汉王朝的长治久安着眼,开始以皇帝的身份和形象一步步地进行自觉的自我设计。他不贪图眼前一时的享受,不沽名虚妄,而是苦心积虑地进行奠定大汉基业的长远打算。从此立场和角度出发,刘邦在定陶做的又一件大事,就是收回大将韩信的兵权。(www.guayunfan.com)

垓下之战,刘邦阵营的主战军团,是韩信用来做前锋的三十万齐国军队。项羽灭亡后,最让刘邦担心的便是这股力量。幸好韩信军团中的骑兵与步兵主力的统领灌婴、曹参,都是刘邦的嫡系部下。特别是灌婴的骑兵主力,在垓下之战中功劳最大,获得项羽尸首的五大将领,均属灌婴部属,后均被刘邦以封侯奖赏。

北进的路途中,刘邦即与张良、陈平密议,消除隐患的谋略已成竹在胸。因此人马一到定陶,人不休息,马不停蹄,突然亲临韩信驻军大营。韩信闻汉王驾到,忙迎出帐外,不知刘邦突至,又有什么新的举动。刘邦步入帐内坐定,开口直言道:“将军统军,屡建奇功,今又剿灭项王,寡人终身不忘。今强兵已灭,兵戈渐息,恐不复劳师,所以将军应交出兵符,择日返回封地了。”

韩信闻言,已知汉王之意,且目前态势又正如刘邦所说,因而也不好再说什么,当即取出兵符印绶,交还刘邦,自己移住驿馆,准备择日返齐。至前201年正月,刘邦又发布诏令,更立韩信为楚王,说楚地已定,义帝无后,齐王信出自楚中,习楚风俗,现改封为楚王,以淮北为封地,都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

解除韩信兵权,使他无法构成威胁;更立他为楚王,收回已经答应赐予他的封地齐国,以四战之地的淮北为封地,就大大减少了韩信可能与他相抗的资本。

刘邦收韩信兵权,并改封他为楚王这两项措施,显然是为防范韩信反叛而刻意所做的精心策划。首先,韩信的特长是带兵,帅而无兵,就不易兴风作浪。再者,齐国地广人众,有鱼盐之利,加之民风骠悍,自春秋以来就是东方大国,将这一重要地方封赏给韩信,刘邦既不乐意,更不放心,因而差不多在剥夺军权的同时,也宣布了改封他为楚王的决定。

明升暗降,缩小彭越的势力

刘邦到达定陶以后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封彭越为梁王,以原魏国的一部分为封地,都于定陶。这实际也是削弱彭越势力的一个有力措施。梁王的封号虽然保住了,但得到的封土并不是原魏国,而仅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由此彭越也失去了与刘邦抗衡的力量。

在楚汉战争中,彭越对刘邦的胜利起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彭越军势力量的发展和功劳的增加,也使他与刘邦之间产生了矛盾并日趋激化。这些矛盾多半是刘邦考虑问题从战略全局出发,彭越不免困于局部利益;刘邦在战争年代慎于封赏,彭越总想得到与功劳相当的封地和爵位,这样二者之间就不易调和。公元前203年(汉王四年)初,当刘邦在前线受到楚军猛烈打击、形势十分困难时,曾迫切要求彭越率兵迅速赶赴荥阳一带,从背后攻击楚军,但彭越却以“魏地初定,尚畏楚”为理由加以拒绝,这不能不引起刘邦的不满与警惕。

公元前202年(汉王五年)十月,楚汉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整个形势对汉军有利,刘邦指挥汉军主力追击楚军至阳夏,派使者敦促彭越统兵速来参加聚歼楚军的战斗。可是,此时彭越正在觊觎魏豹死后留下的王位,在得到刘邦的许诺之前,坚持按兵不动,这种置大局于不顾、置盟友于不顾的作为使刘邦既窝火又无可奈何。结果经固陵(今河南太康南)一战,刘邦因陷于孤军作战而失败。

他向张良请教:“诸侯兵不从,为之奈何?”张良已看透彭越、韩信等人迟迟不发兵的目的,知道他们是要求更大的封爵和更多的土地,于是就对刘邦说:“彭越平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为魏相国。今豹死毋后,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早定。”

建议取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北至谷城(今山东平阴西南)的广大地区封王彭越,以此为诱,促使他痛痛快快地前来参战。刘邦依计而行,遂派使者许彭越以王位,并许诺他想得到的土地,彭越果然高兴地率兵参加了垓下之战,为刘邦的胜利做了最后的一次贡献。

刘邦虽然暂时满足了彭越的个人愿望,但对他的信任程度却越来越低,经此一事,他们之间再也难以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从公元前202年到前197年的5年间,彭越与刘邦的关系虽未出现大的裂痕,但由于彭越偌大的地盘与诸侯王的权威对新王朝也是一个潜在威胁,而就刘邦当时逐步实施的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来说,矛盾愈加难以调和,由此,彭越被诛灭的悲剧终究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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