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的文化改革措施:倡行风雅,重视文化建设

时间:2018-05-12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40 次

汉武帝的文化改革措施:倡行风雅,重视文化建设

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总是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繁荣相联系的。西汉武帝时,国家实力大大加强,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汉武帝在加强国防建设,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对文化的建设也没有予以忽略。他专门在都城建立了乐府,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他倡导儒学、派专人撰修历史,倡导和欣赏辞赋的创作等等,所有这些,都对西汉的文化事业起到了大力的推进和繁荣的作用。

汉武帝刘彻不仅崇尚武功,重视军事和经济建设,而且对文化建设,他也从没有予以忽略过。因此,武帝时期,文化建设也是具有一定的成就的。

武帝不仅崇尚武功,开疆拓土,还特别重视倡行风雅,以文治国。

兴辞赋:大兴文化之风

武帝自少年始,即酷爱文学,尤其是对“辞赋”兴趣极浓。辞赋又称为赋,它是汉初以来在古诗、楚辞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文体。是一种以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进行叙事、咏物、抒情的长篇韵文,题材广泛。武帝即位后,便广泛延揽文学之士,倡兴辞赋。

枚乘是文帝、景帝时著名的辞赋家。武帝为皇太子时,就熟读他的作品,对他非常敬仰。武帝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前140年),即以安车蒲轮征枚乘入京。但因枚乘年岁太大,死于途中,武帝非常的惋惜。

最受武帝器重的辞赋大家是司马相如。有一天,武帝在上林苑的行宫里,读了一篇描写诸侯游猎的《子虚赋》,场面壮阔、辞藻华丽,音韵铿锵,寓意深远。武帝以为这是前代哪位大家的遗作,不禁感叹道,“只可惜朕没能与此人处于同一时代!”当时蜀郡人杨得意任狗监,恰在武帝身旁,便奏道:“陛下,此赋乃是臣的同乡司马相如所作,如今他仍然居住在蜀郡。”武帝惊喜,命速召司马相如来京进见。(www.guayunfan.com)

司马相如奉召来到京师,叩见武帝。武帝见他一表人才,心中已有几分欢喜,便问道:“听说《子虚赋》是你所作,可是真的吗?”司马相如回答:“正是微臣所作。不过那只是一篇写诸侯之事的小文,实在不值一看。若陛下喜欢,请允许我作天子游猎之赋。”武帝命人取来笔和木简送给司马相如。司马相如通过虚构的“子虚”(空言虚语)、“乌有先生”(没有这事)、“亡是公”(没有此人)三人的对话敷陈成章。

文章以诸侯和帝王的游猎为题材,极写齐、楚山川海泽之广,物产之饶,盛赞天子上林苑囿的辽阔壮美,天子射猎规模的盛大威武,想象丰富,气势磅礴。最后歌颂天子的功德,讽谏皇帝要施行德政、改革制度、变换服色、更改正朔、与天下除旧布新、要顾及广大百姓、不要因贪恋射猎而忘记国家的政事。这篇大赋便是有名的《上林赋》。武帝反复咏诵,赞不绝口。遂命司马相如为郎官,随伴在自己的身边,充当侍从顾问。每所幸及奇兽异物,辄命司马相如作赋进呈。司马相如作赋成文缓慢,但写出后往往是众所不及。

围绕在武帝身边的文学之士,除了司马相如外,还有东方朔、枚皋、朱买臣、吾丘寿王、严助、严忌、主父偃、终军等。他们时常随武帝巡游、射猎等,奉武帝命作赋。而公卿大夫倪宽、孔臧、董仲舒司马迁等,也时常作赋。他们有的作赋数十篇,有的甚至上百篇。如司马相如29篇、严忌24篇、严助25篇、吾丘寿王15篇、朱买臣3篇、枚皋120篇。

武帝自己也作赋。他才思敏捷,下笔即成。自作诗、赋数百篇。但武帝在作赋方面还是很佩服司马相如写作艺术的高超精妙。曾经与司马相如开玩笑说:“以朕之快换你之迟如何?”司马相如回答说:“臣当然乐意,只怕陛下不肯哩!”

设乐府:倡导音乐艺术

武帝不但喜爱阳春白雪的大赋,还喜爱带有浓厚山野味道的民歌,始创乐府。乐府是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汉惠帝时曾设乐府令一官。武帝时,也设立了一个乐府,以乐师李延年为都尉,负责制定乐谱、训练乐工,并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就是派人到全国各地,采集民歌,集中于乐府。这些民歌以及一些文人创造的宗庙祭祀颂歌,都由乐府整理、谱曲,因而称为乐府诗或乐府。乐府诗虽然经过文人加工,但仍然还保持着浓郁的民歌特色。它的内容,广泛而深入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如战争和兵役的劳苦,贫病交加的哀愁,男女离情和相思,对世态人情的感叹等。其形式活泼自由,句子从一二字到八九字,参差错落。这种现实的内容,新颖的形式,生动的语言,充满生活情趣的风味,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受到人们的喜爱。这种新兴的文学体裁的出现与发展,也是与武帝的大力提倡分不开的。

集古籍:继承先人瑰宝

秦始皇禁锢百家思想,焚书坑儒,使许多古代典籍付之一炬。还有一部分宝贵的典籍,散失于民间。学者畏惧“挟书律”,将保存的古籍深藏秘室,不敢使之见天日。汉惠帝四年(前191年)时,正式废除了“挟书律”,允许民间讲习诗书,于是一些密藏的儒家经书及其他古籍不断出现。汉初的统治者开始注意复出的各种古籍。但由于没有专人负责,缺少具体措施,因而成效不大。

武帝即位后,在大力发展儒学的同时,非常重视古籍的搜集与整理。“招求天下遗书,上亲自省校。使庄(严)助、司马相如以类分别之”;又“敕丞相公孙弘广开献书之路”,在全国范围开展征集古籍的工作。《隋书·经籍志》记载说:“武帝置太史公,命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开献书之路。置写书之官,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即是由专门的官员具体负责,并组织人整理抄写,建立皇家图书馆,收纳藏书。

在武帝的号召下,各封国都争相仿效,想方设法搜集散失在民间的各类古籍。早些时候,武帝之兄鲁恭王刘余,在扩建自己的宫殿时,拆毁了靠近孔子旧宅的墙壁,在墙壁的夹层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古籍,全是用先秦的古文字写成。据传说,在从夹壁中往外取这些古籍时,孔子庙堂中的钟磬、琴瑟同时并响,吓得鲁恭王赶紧修好坏壁,并将这些竹简交给孔子的后裔。后来经过孔安国整理,得知这些古籍是《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因出于孔壁,所以称为“壁经”。孔安国将这批古籍,献于武帝。壁经中的《礼记》比当时汉廷博士宫所藏本多出39篇,《尚书》多出16篇。

在各封国中,搜集古籍最多的是武帝的兄长河间王刘德。河间王好古喜读书,做事讲求真求实。他搜集古籍的办法与别人不同,凡是寻得善书,先是使人抄下一个副本,然后将原书送归藏书者,并赏以金帛。因此,四面八方的藏书者,都不远千里来献书。河间王所搜集的古籍几乎与朝廷一样多。他所集得的书,皆先秦古籍。如《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类,皆经传所记,孔子七十弟子所论。

淮南王刘安也好书,但他所搜集的古籍远不如刘德,多是一些无实用之书。

终武帝一世,一直没有停止搜集古籍的工作。国家和皇室的图书馆——秘府里的书籍堆积如山。在武帝主持下,搜集和整理出了许多古籍,使之得以永世流传。为汉代的经学、文学、史学、医学及其他各门学科的发展、繁荣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是武帝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一大贡献。

修史册:注重历史研究

汉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大帝国,武帝时,汉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都达到了繁盛阶段。时代要求有一部“通古今之变”的史书问世,以便鉴古而知今。武帝重视修史,以学识非常渊博的大学者司马谈为太史令,使其次第旧闻,裁剪论著。司马谈有志于编撰一部汉王朝的通史。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是他的宏愿还没有实现,便于元封元年(前110年)病死于洛阳。死前,他郑重地把未竟的事业,嘱托给他的儿子司马迁。他说:“我们的先人是周朝的太史,历掌天官,不能到我这里就断绝了。我死以后,你会做太史,一定要完成我未竟的事业。汉朝兴盛几十年了,上有明主,下有贤臣,海内一统,天下大治。我做太史而不能把它记载下来,实在是失职。我想写的史书还没写完,可惜再没有时间了,这件大事就要你来完成了,切记呀!”司马谈死后三年(元封三年,108年),武帝任司马迁为太史令。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大约生于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前后。元朔二年(前127年)家迁于长安。司马迁生长于史学世家,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家庭的熏陶,曾师事著名经学大师董仲舒、孔安国等,博通天文历法,诸子百家。元朔三年(前126年),20岁的司马迁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进行了一次全国性漫游。每到一处,必求访当地父老,搜集史事,了解风俗,考察山川。这次漫游,不仅使司马迁搜集到了许多宝贵的史料,而且使他深刻地认识了社会。为他以后著史奠定了重要基础。司马迁大约在二十几岁时做了郎中。虽然只是一个秩四百石的小官,但经常随侍在武帝左右,很得武帝的信任。武帝每次出巡,司马迁常陪侍左右。

司马迁任太史令后,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著史大业。他说:“我的父亲曾说过:‘自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个孔子,从孔子到现在又是五百年了,一定会有人继承清明之世,订正《易传》,接续《春秋》,发扬《诗》、《书》、《礼》、《乐》之本。’我的志向正在于此,怎敢推辞呢?”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参加主持更制的《太初历》完成。就在这一年,他正式开始了著史的工作。

天汉三年(前98年),正当司马迁全力著史时,发生了李陵叛降匈奴之事。司马迁因为李陵辩解,触怒了武帝,将其下狱处以腐刑。腐刑即割去生殖器之刑,这是断子绝孙有辱先人的刑罚,为流俗所鄙薄。司马迁几次想自杀,但是一想到父亲的遗志没有完成,自己的志向没有实现,就感到不能这样默默无闻地死去。

他想到了古代圣贤:周文王被囚禁于前不羑里,推演出了《周易》;孔子遭困厄,编撰了《春秋》;屈原被放逐,写出了《离骚》;孙膑受了膑刑,完成了《孙膑兵法》……司马迁悟出了一个人生的至理:“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司马迁为完成伟大的使命,忍辱负重,发愤著述。大约在征和三年(前90年)左右,司马迁终于最后完成了他的史著。前后用了大约18年的时间。时人称之为《太史公记》,或《太史公书》,或《太史公》。约在魏晋以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历史巨著。他运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叙述了上起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约3000年的历史。全书共130篇。“本纪”按年代顺序记述帝王的言行、事迹;“表”分为世表、年表、月表,以表列人物、事件、爵位、世系等内容;“书”记载各种典章制度及其演变;“世家”记载诸侯兴衰以及有特殊地位人物的事迹。“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事迹。全书共十表、八书、十二本纪、十三世家、七十二列传,共50多万字。司马迁所开创的纪传体史,成为以后历代王朝正史的规范体例。司马迁的《史记》是一部永垂千古的光辉史著。

武汉时期,文兴史盛,是我国封建社会文化繁荣的一个光辉时代。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