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的内容及作用

时间:2018-04-18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471 次

戊戌变法的内容及作用

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迅速发展,从而酝酿成一场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光绪十四年(1888),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乡试,在京期间,他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朝廷批准,实行变法维新,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这一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主张。由于当政大臣的阻挠,此书没有送到皇帝手中。

两年后,康有为回到广州,开始招收学生讲学,后来正式设立“万木草堂”学馆,宣传变法维新的道理,康有为变法维新的思想体系趋于成熟。在这里听讲的有他的弟子梁启超、徐勤等人。在讲学的同时,康有为先后撰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为变法维新运动做了思想准备。

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康有为和梁启超联络十八省在京应试的1300多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于五月二日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反对《马关条约》的签订,提出“拒绝议和,迁都抗战,变法图强”的主张,史称此举为“公车上书”。上书虽未到达光绪皇帝之手,却引起朝野各界巨大震惊,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

“公车上书”后,康有为中进士,授职工部主事。是年六月,他又第三次上书光绪皇帝,得到光绪帝的赞同;七月,康有为和梁启超主办《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日印1000份,一个月后,增至日印3000份,这是改良派在维新运动中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同年八月,康、梁又联合帝党官员侍读学士文廷式,在北京组织了强学会,推陈炽为提调、梁启超为书记员。(www.guayunfan.com)

强学会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又得到帝党官员翁同和等人的支持,发展很快。同年十月,康有为又到上海组织强学会,吸收了章炳麟等人入会,并出版《强学报》。强学会由北京发展到上海,声势越大,愈加引起顽固派的憎恨。次年,强学会和《中外纪闻》被查封。光绪二十二年(1896)八月,维新派又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主笔。梁启超写的《变法通义》,在该报上连载。阐述了中国需要变法的必要性。

上海的《时务报》和严复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居于南北舆论界的领导地位。严复并译述《天演论》,介绍西方进化论学说,推动了变法运动的发展。《时务报》在几个月之内,发行额达到一万多份,风靡全国。第二年十月,湖南成立“时务学堂”,培养变法人才,梁启超应聘任中学总教习,谭嗣同也经常在学堂讲学,并发表《仁学》一书,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罗网。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谭嗣同等人又在长沙创同学会,湖南成为不断推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的又一个中心。从此维新派在全国许多省的活动迅速发展。

维新运动的迅猛高涨,变法思想的广泛传播,同统治阶层发生尖锐矛盾,在清政府中掌握实权的顽固派,形成了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对变法维新思想和活动,发动还击。改良派与顽固派围绕三个问题进行了论战:一是要不要变法、要不要改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二是要不要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问题;三是要不要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要不要提倡新学、提倡西学的问题。这场论战,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向前发展。

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德国出兵强占胶州湾,俄国派舰队占领旅顺、大连。改良派抓住这个时机,把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推向一个新高潮。同年十二月,康有为从上海到北京,向光绪皇帝第五次上书,提出若不及时变法,将会面临外国侵略者的“瓜分豆剖”,人民也会“揭竿斩木”起来反抗,并提出了救亡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即全面实行变法;中策是精选有才能的官员,听他们关于变法的意见,谋议既定,决策施行;下策是朝廷通令各省督抚,根据各省的不同情况,实行变法。

康有为认为:三策中间,能行上策,可以自强;能行中策,也可以保持一个弱国的地位;仅行下策,或者不至于全部沦亡。这次上书虽未及时送到光绪皇帝面前,却在全国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于是光绪皇帝命李鸿章、翁同和、荣禄等五人召见康有为问话,康有为陈述了变法的意见,并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能变”的顽固思想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随后,康有为又呈递了上清帝的第六书,也就是《应诏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面变法的三条根本办法。

即第一条“大誓群臣唯革命旧维新”;第二条“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第三条在午门设立“待治所”,派御使为监收,许天下人上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二月,康有为向皇帝呈进第七次上书《俄大彼得变政记》,并附一奏折,再次要求实行变法。光绪皇帝看到康有为的这些奏折,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越来越加以重视,维新运动开始与光绪皇帝结合起来。

与康有为连续上书的同时,改良派和各省在京的人士纷纷组织学会,号召推行新政。同年四月,康有为等人在各学会的基础上,扩大成立“保国会”,会章提出:“保国、保种、保教”三项宗旨,并规定在北京、上海两地设立总会,各省各县设立分会。“保国会”实际上是一个维新派的具有全国性的政党的刍型。不久,保浙会、保川会、保滇会等又相继成立。

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上谕,下诏变法。光绪皇帝在宣布变法后的第五天,召见康有为,授予他“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允其专折奏事;七月三日,光绪帝又破例召见只有举人身份的梁启超,赏他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九月五日又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弟、林旭等四人为军机处章京,赏四品衔,参与新政。改良派同光绪帝进一步接近,纷纷上奏折,递条陈,提出许多新政建议。光绪皇帝把其中认为可以采纳的作为诏书,谕令颁布。在103天变法维新时间内,共颁布诏令一百多种,其中重要的有:

一,振兴农工商业,设立工商局,设立路矿总局,办邮政,改划财政,编制国家预算;

二,裁汰冗员,取消重叠的行政机构,允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许自谋生计;

三,裁汰绿营,训练陆海军,各省军队均改用洋枪、洋操,许私人办兵工厂;四,废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广设新学堂,提倡西学,在北京设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许民间创办报馆等。然而顽固派却用各种方式阻挠新政的推行。

后党和帝党的斗争日益激化。在《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不久,以慈禧为首的后党,连续采取措施,恐吓和防范光绪和维新派。先是突然免去翁同和一切职务,勒令回籍;然后令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到慈禧面前谢恩;继而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统率北洋三军。帝党和后党维新和守旧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光绪帝感到事态严重,又亟谋对策。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宣布自己重新“亲政”,软禁光绪,除京师大学堂外,百日维新期间的所有新政全部废除,并下令速扑、杀害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先后逃往香港和日本。九月二十八日,谭嗣同、畅锐、林旭、刘光弟、康广仁、杨深秀等六人被杀害,时人称之为“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运动失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