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学术思想学潮的资料

时间:2018-04-13  栏目:历史故事  点击:88 次

清初学术思想学潮的资料

明嘉靖、万历以来,长江流域一带的经济得到迅猛发展,新的经济因素的增加,使人们的思想变得异常活跃。明亡后,一方面,朝廷为控制人心,积极提倡理学,使其盛极一时。另一方面,剧烈的时代动荡,更进一步要求一些思想家去思索社会问题。以致在学术上也形成了反对宋明理学的抽象纷争,注重经世致用的实学,产生了一代新的治学风气。

较早开始这一新型研究的是桐城人(安徽)方以智,崇祯十四年(1641)始,开始撰写《通雅》和《物理小识》。前书广泛记叙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涉猎天文、礼乐、律数、声音、文字、书画、医药等,以“备物致用,采获省力”。

后书解释事物的所以然,提出寓“通几”于“质测”的科学治学方法。顺治十年(1654),方以智北归后居南京高座寺开始写作《药地炮庄》一书,是“以庄子之说为药而己解为药之炮”。在这些著作中,方以智尤为注重对自然现象的实证研究,并从中阐述他的哲学理解,认识到哲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相通性,并始而注意吸收新传入的西方科学成就。

衡阳人(湖南)王夫之在明亡之后先是在家乡附近的“续梦庵”居住,读书和注解《易经》,不久,投入抗清斗争,又因内部斗争而离去,流寓于零陵、常宁一带的荒山之中。顺治十二年(1655)开始撰写《周易外传》、《老子衍》、《黄书》。《周易外传》借论述《周易》研讨哲理和抒发政治抱负,提出“天才惟器而已矣”,“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推故而别致其新”等命题,发展和总结了前人的知行观与易学辩证法。顺治十五年(1658),颜元开始写《存治编》,提出了“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的致学思想。(www.guayunfan.com)

余姚人(浙江)黄宗羲早期与两个兄弟一起组织抗清“世忠营”,又在清兵占领浙东后率五百残兵娶寨抵抗,败后曾避居山中。顺治十八年(1661)完成《明夷待访录》一书,该书建立在他对家国之变的切肤感受基础上,因而由感而发,大胆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及宦官、弄臣等,认为专制君主是“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女子,以博我一人之产业”,进而要求托古改制,希望设立一有“条具为治大法”的理想社会,主张授田于民,发展生产,君臣共治等。

随后又著成《汰存编》、《思旧录》等书,并恢复了他老师刘宗周所创办、中断了二十多年的“证人书院”,开展讲学活动,主张实用,反对空谈,提倡功用。黄宗羲的讲学一时轰动大江南北,以致形成了著名的浙东学派。

昆山人(江苏)顾炎武也差不多于此同时致力于学术研究。顾炎武早年与归庄等人一起参加抗清斗争,因“感四国之虞,耻经生之寡术”,他开始收集史书中有关地理沿革的记载,并参考各郡县志书和章奏文册,进行实地造访,结合当时社会经济变化,开始撰写《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顺治十九年(1662),《天下郡国利病书》成,以实证的方法,将研究与国计民生结合一体,开辟了别具一格的治学方向。他撰写了《日知录》、《音学五书》等充分运用实证方法加以研究的著述,这两本书所采用的治学方法曾给后来清代学风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清康熙四年(1665),王夫之于隐居中写成《读四书大全说》,对宣扬理学的《四书大全》逐条进行批判,论证了“致知格物亦有行”的论题,驳斥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的观点,强调“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

在这期间,黄宗羲仍致力于开办证人书院,并于康熙七年(1668)在今奉化举办了“讲经会”,以扩大他的学术影响。为讲学的需要,也为给自己的理论提供系统的依据,他系统查阅了宋元迄明末六七百年间的学术文献。康熙十四年(1675)编定了217卷的《明文集》。次年,又撰写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大规模的学术史著作《明儒学案》,它第一次把一代思想家及主要代表作系统排比、分清流源、渊源,考订著作的性质、年代,“不拘定局”地写成首尾一贯、体例明晰、评说力求公允的学术思想史。黄宗羲的学术成就顿时震憾朝野,康熙十六年,学士叶方蔼以诗讽黄宗羲出山辅政,黄婉言拒绝,并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完成了诸如《明史案》(此书失)、《易学象数论》、《孟子师说》、《明文海》等书,自定编成《南雷文定》,写作了《宋元学案》的一部分。

这时,清初的几位大思想家都有的进入暮年,有的已经谢世。王夫之虽年老身病,仍顽强投身学术研究。康熙十四年(1675),他迁至“湘西草堂”之后,在石船山写作《读通鉴论》一书。康熙二十六年(1687),书成。该书以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所载史料为背景,上自秦始皇,下止五代,涉及宋元明,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问题做了广泛论述。批驳了“君权神授”的观点,提出“理在势中”、“势相激而理随以易”的思想,充分体现了清初学术的客观历史主义及批判论的精神。

此前,颜元因广泛的游历,见学者“人人禅子,家家虚文”,发现程朱之祸“甚于扬、墨,烈于嬴秦”,专门撰成《存学编》、《存性编》,批判程朱陆王等空泛之学。接着所写的《存人编》则肯定“情欲”是人的“真情至性”。康熙三十一年(1692),颜元开始撰写《四书正误》和《朱子语类评》,两书专门摘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和《朱子语类》中的语言逐条加以批判,语辞甚为激烈、大胆,主张结合实际的作法和风气。

与此相呼应,则又有朱之瑜、陈确、傅山、唐甄等也纷纷撰书讲学,终于开创了清始以来的一代新的学风,他们对封建制度、宋明理学的批判,尤其是对学以致用、经世之学的学风的倡导,对后代学术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留下大量丰富、厚实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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