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仁宣之治_孝宣之治出现的原因

明朝仁宣之治_孝宣之治出现的原因

明初经过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很快恢复发展起来，表现在耕地面积不断增多、赋税收入的成倍增长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同时，农业的恢复还促进了手工业的繁荣和商业的活跃。

随着明初棉花的广泛种植，棉纺织业也兴盛起来，有“衣被天下”之称的松江成为棉布生产中心，福建产布地区遍及建宁、延平、福州、漳州、兴化等境内；采矿业也发展迅速，除去官营外，洪武二十八年（1395）开始允许民间开采出售矿产，每年只需向国家缴纳其利润三十分之二的税额。一直到宣德年间的30年中，全国铁矿产量增加了七倍。此外，制瓷、制盐等行业都有了较大发展。

永乐年间还曾大规模治理、整修运河，使大运河贯通南北，南到江口，北至大通桥，运道全长三千多里，极大地方便了南北经济的交流，沿河商贾汇集，带动了沿河城市的繁荣。经过明初七十年的恢复和发展，到仁宗、宣宗两朝，终于发展到明朝的鼎盛时期，史家以此与周朝的成康、西汉的文景相比较，因此称为“仁宣之治”。

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都是守成之君，仁宣时期各项国家政策都由洪武、永乐时的严、急趋向平稳，政治、经济措施都以保证社会安定和经济繁荣为宗旨。如仁宗时停止政府的大批采购，让利于民，平反冤狱等等。但仁宗只在位一年，作为较少。而宣宗统治长达十年，其间，平定汉王叛乱，安抚赵王，稳定了国内形势；任用贤臣能士，政治清明；撤兵安南（现越南北部），去掉困扰政府的沉重包袱；推行重农爱民的仁政，国泰民安。应该说是宣宗的承继祖业，发奋图强，励精图治，将明朝推向了天下大治的兴旺局面。(www.guayunfan.com)

仁宣一代清明之治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局的安定，而政局的安定又得益于朝廷能任人唯贤，重用了一批贤臣，这些人为稳定统治，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安定民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仁宣两朝，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溥、杨荣执掌朝政，使内阁制继永乐朝之后得到极大发展，阁权逐渐超过了部权，国家统治机构得以完善。此三人是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的元老，德高望重、声誉卓越、多有建树，被后世称为“三杨辅政”。

此外，当时朝臣中还有蹇义掌管吏部，此人擅长谋划，为人谨慎，办事周详；夏原吉为户部尚书，他是明朝著名的理财能手，永乐时就任户部尚书，长期主持政府财政，成祖五次北征、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修建北京城等重大事件的后勤保障都是由他规划筹措的。这几位重臣各有所长，互相补充，而且他们都能以国家大事为重，相互包容，不计较个人恩怨。据记载，杨荣曾多次接受边将馈赠的良马，宣宗听说了，向杨士奇询问此事。

杨士奇却极力赞扬杨荣通晓军务，是其他大臣不能比拟的，并说人虽有小毛病但应着眼大处，不能放弃不用。宣宗笑着告诉他，杨荣曾经在自己面前说他和夏原吉的坏话。杨士奇听后，没有丝毫的怒意，反而对宣宗请求能够像包容他一样包容杨荣。后来杨荣知道了这件事，感觉十分惭愧，二人尽释前嫌，成就一段“相相和”的佳话。而宣宗对这几位重臣也十分的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时，皇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大臣同心辅佐，海内升平。

在宣德朝的重大事件中，五位重臣起到了非常关键的筹划作用。宣宗朱瞻基即位后，汉王朱高煦和赵王朱高燧一度妄想争夺皇位。朱高煦是成祖的次子，英勇善战，在朱棣靖难之役中屡立战功，在世子朱高炽被立为太子时，他被封为汉王，就心怀怨怒。成祖病逝后，朱高炽即位，是为仁宗，但仁宗仅在位一年就病逝了，其子朱瞻基即位，是为宣宗。

朱高煦认为少主新立，软弱可欺，更加积极谋夺皇位。宣德元年（1426）朱高煦以为时机成熟，指责朱瞻基违背祖训，又指责夏原吉等人为奸臣，仿照朱棣起兵举事，派人到京师秘密联络英国公张辅做内应，张辅却将他告发。这又是一场叔侄之间争夺皇位的战争，面对如何平定朱高煦的叛乱，有些大臣主张派人出讨，而以杨荣、夏原吉为首的大臣则力主皇帝亲征。初登大宝的宣宗显示出了与太祖、成祖相似的英武气概，采纳了杨荣、夏原吉的建议，亲征朱高煦。皇帝亲征的消息极大鼓舞了六军将士，使民心迅速安定下来。

而朱高煦显然没有料到年轻的皇帝竟然会亲征，信心大失，在接到宣宗的劝降信后，立即率子投降。宣宗将朱高煦父子带回京师，禁锢于西安门内，宣德四年（1429）将二人处死。同是叔父的赵王朱高燧也早存夺位之心。宣宗对他不仅没有趁势征讨，反而接受了杨士奇、杨溥的劝谏，将要求削掉赵王护卫、将其拘禁的奏折，连同自己亲绘的一幅《万年松图》一起派人送给了赵王。赵王收到这些奏疏后，惊恐之余，又被皇帝的亲情感动，立即上表谢恩，自请削去护卫，得以寿终。这场迅速而兵不血刃的平叛显示了宣宗的英勇果敢和难得的政治家气度，保证了自己初登大宝时政治上的稳定和社会的安定，为明朝继续平稳顺利地发展提供了契机。

此外，在宣宗君臣的不断努力下，明廷还放弃了对安南的连年征战，使得久经战乱的明朝和安南都得到了稳定发展的环境；对蒙古实行安抚的政策，力主谈判议和，这几项对外的措施使明朝边境安定下来，没有再发生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在国内，宣宗爱惜民力，与民休息，重视农业，力劝农桑，鼓励垦荒，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社会财富迅速积累起来；商品生产程度也大大提高，手工业得到发展，开辟了许多新的商路，国内外贸易都有所发展；生活的安定，吏治的清明，使农民起义也很少发生。

但是日久，君臣就陶醉在一片太平景象中，而没有意识到盛世下存在的隐患。特别是宣宗这位年轻的天子有一种爱好就是斗蟋蟀，当时被叫做促织，因此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对斗蟋蟀后来已经达到了痴迷的程度，经常派宦官到各地去选取上好的蟋蟀，斗蟋蟀也因此在全国风行起来，蟋蟀的价格扶摇直上。当时苏州的蟋蟀品质特别好，宣宗特意敕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太监采办一千只蟋蟀。上命下达，就摊派到当地的百姓的头上，弄得家家鸡犬不宁。

据说当地一个粮长用一匹马换得了一只好蟋蟀，准备献给皇帝，不料妻妾在观看时不小心让蟋蟀跑掉了。妻妾自知闯祸自杀了，粮长见家破人亡自己也上吊了。清代的蒲松龄根据这个故事情节，写成了《聊斋志异》中著名的《促织》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