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孤愤司马著青史的故事

忍孤愤司马著青史

这是一老一少，一父一子，父亲手把灯烛，儿子手持竹简，已是夜深人静时候，可这父子二人似乎并无困意。儿子认真刻苦，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中，心中暗暗感慨，祖上啊，我司马家族，著史有望矣！

许多年后……

司马谈已是奄奄一息，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会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的愿望，写出一部通史。你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

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发愤著史

司马迁的少年时代，“耕牧河山之阳”。司马迁在这“山环水带，嵌镶蜿蜒”（《韩城县志序》）的自然环境里成长，既被山川的清淑之气所陶冶，又对民间生活有一定体验。

10岁，司马迁随父亲至京师长安，得向老博士伏生、大儒孔安国学习。家学渊源既深，复从名师受业，启发诱导，获益匪浅。这个时候，正当汉王朝国势强大，经济繁荣，文化兴盛的时候，张骞奉使通西域，卫青、霍去病大破匈奴，汉武帝设立乐府，也是司马迁在京城里丰富见闻、热情迸发的时候。

据司马迁自己说，他少年时期曾经“耕牧河山之阳”，也就是说他儿童时期曾经在家乡从事过一些农业劳动。后来他的父亲司马谈到长安做了太史令，司马迁随父亲也到了长安，然后在父亲的指导下，他刻苦读书，还拜了很多名师做老师，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础。

司马迁的家族，世代都是史官，而作为史官，有责任来记载帝王圣贤的言行，也有责任来搜集整理天下的遗文古事，更有责任通过叙事论人而为当时的统治者提供借鉴。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有志于整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试图撰写一部规模空前的史著。司马谈做太史令之后，就开始搜集阅读史料，为修史做准备。但是司马谈感到自己年事已高，要独立地修成一部史著，无论是时间、精力，还是才学知识都还不够，所以司马谈寄厚望于他的儿子司马迁，希望他能够早日参与其事，最终实现宏愿。

于是，司马迁在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开始行万里路，司马谈要求司马迁完成一次为期两年多的全国漫游。司马迁从20岁开始的全国漫游，是为写《史记》做准备的一次实地考察，他亲自采访，获得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保证了《史记》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他漫游到汨罗江畔，在当年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他高声朗诵着屈原的诗，痛哭流涕，所以他写《屈原列传》写得那么有感情，他是在学习屈原的基础上来写屈原的。

在韩信的故乡淮阴，他也搜集了许多有关韩信的故事，并亲自去问别人，了解韩信为什么能够受胯下之辱而不发怒。韩信那么高的个子，从一个流氓两腿之间爬过去，为什么没有一刀杀了那个流氓。韩信后来帮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建立了西汉，封王封侯，回了故乡。韩信自己说：“如果当初我把他杀了，我就没有后来的建功立业，所以小不忍则乱大谋。”

在曲阜，他去瞻仰了孔子的墓，还和孔子故乡的一些儒生在一起揽衣挽袖，一步一揖，学骑马、学射、学行古礼，以此表达他对孔子的纪念。

在孟尝君的故乡薛城，他走街串巷，考察民风，而且他考察这个地方的民风跟当年孟尝君好客养士有什么关系，他走一路、考察一路。

可以这样说，司马迁在漫游的旅程中，不放过任何一个了解历史的人，不放过任何一个存留于人们口碑上的故事，获得了许许多多从古籍当中所得不到的历史材料，同时他深入民间，广泛地接触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使得他对社会，对人生的观察、认识逐渐深入。

此外他遍历名山大川，饱览了祖国山河的壮美，陶冶了性情，从而也提高了他的文学表现力。所以说司马迁的这次漫游，正是司马迁走向成功的极为坚实的一步，是非常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举行大规模的巡行封禅，步骑十八万，旌旗千余里，浩浩荡荡。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史官，司马谈这时候却病了，经过汉武帝的允许留在洛阳养病，正好司马迁从长安匆匆赶去追随汉武帝，在洛阳见到了他奄奄一息的父亲司马谈。

司马谈对儿子谆谆告诫，司马迁俯首流涕，对父亲发誓说：“我虽不聪敏，请容许我把您已记录编排过的有关过去的传闻，完整地书写出来，绝不敢有缺漏。”

洛阳相会，就这样成为这一对钟情于历史学的父子之间的生死之别。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宫廷所藏的一切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前104年），中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他就动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前99年），发生了李陵事件。大臣们都谴责李陵不该贪生怕死，向匈奴投降。武帝问太史令司马迁，想听听他的意见。

司马迁说：“李陵带去的步兵不满五千，他深入到敌人的腹地，打击了几万敌人。他虽然打了败仗，可是杀了这么多的敌人，也可以向天下人交代了。李陵不肯马上去死，准有他的主意，他一定还想将功赎罪来报答皇上。”

武帝听了，认为司马迁这样为李陵辩护，是有意贬低李广利（李广利是汉武帝宠妃的哥哥），勃然大怒，说：“你这样替投降敌人的人强辩，不是存心反对朝廷吗？”

武帝把司马迁投入了监狱，交给廷尉审问。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

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第二年汉武帝杀了李陵全家，处司马迁以腐刑。

腐刑是个奇耻大辱，污及先人，见笑亲友。司马迁在狱中，又备受凌辱，几乎断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的使命，便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了完成《史记》的写作，他忍辱负重，希望出现一线转机。

太始元年（前96年）汉武帝改元大赦天下。这时司马迁50岁。

出狱后，司马迁改任中书令，发愤撰写史书，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直到征和二年（前91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

《史记》最初没有书名，司马迁将书稿给东方朔看过，东方朔佩服不已，将其命名为《太史公书》，后世称《太史公书》为《史记》。

“史记”原本乃各国史书的通称，司马迁的著述也正是参考战国时期各国史记所作。但后来因为《太史公书》的影响，大约在东汉时期，就已经成为此书专名。司马迁完成《史记》后，知道该书不被当世所容，故预先将副本存之名山，流传后世。

司马迁的人格名扬千古，司马迁的文章为旷代雄(www.guayunfan.com)文，备受推崇。历来名人对司马迁多有赞语。

鲁迅称誉《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的评价成为《史记》评论中的不朽名言。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文中说：“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毛泽东对司马迁很佩服，认为“司马迁览潇湘，泛西湖，历昆仑，周览名山大川，而其襟怀乃益广”。

郭沫若特别赞赏司马迁的文学才华。他说：“司马迁这位史学大师实在值得我们夸耀，他的一部《史记》不啻是我们中国的一部古代的史诗，或者说它是一部历史小说集也可以。”1958年郭沫若在为司马祠题写的碑文中对司马迁有“文章旷代雄”、“功业追尼父”的赞语。由此可见，郭沫若认为《史记》的文学成就是极高的。

翦伯赞认为司马迁是中国历史学的开山祖师，《史记》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他说：“中国的历史学之成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是从西汉起，这种学问之开山祖师是大史学家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历史学出发点上一座不朽的纪念碑。”他还说，“《史记》虽系纪传体，却是一部以社会为中心的历史”，“（司马迁）几乎注意到历史上社会之每一个阶层，每一个角落，每一方面的动态，而皆予以具体生动的描写。所以我以为，《史记》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社会史”。

郑振铎认为，自司马迁以来，便视历史为时代的百科全书，所以司马迁取的材料，范围极广，自政治至经济，自战争至学术，无不包括在内，其所网络的范围是极其广大的。所谓“文学史”也常常被网络在这个无所不包的“时代的百科全书”之中。

杜鹏程在《韩城市志》序中说：“韩城素称文史之乡，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世界历史文化名人司马迁的故里，一向文化较为发达。……历朝各代，名人辈出，其中以西汉时期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最为著名，其宏伟巨著《史记》闻名中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