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帝位康熙擒鳌拜的故事

即帝位康熙擒鳌拜

顺治十八年(1661)，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去世，皇三子玄烨即位，这位年仅八岁便登基的幼童，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皇帝。

为了避免宗室内部争夺皇权，顺治遗诏不用旧制，改由元老重臣共同辅政。鳌拜凭借其显赫的战功及对皇室的忠诚，得到了孝庄太后和顺治帝的信任，也位居四大辅政大臣之列。

随着时间的推移，鳌拜居功自傲，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排斥异己，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引起了康熙帝的不满。

四臣辅政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二十四岁，可谓正当英年，所以他从没考虑过立嗣的问题。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是年正月初二，他亲临悯忠寺观看自己最宠幸的太监吴良辅的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突然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正月初七，顺治帝福临死于养心殿，遗诏指定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

玄烨当时年仅八岁，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幼童，既无处理朝政的本领，也无控制大局的能力。按照清朝旧制，皇帝年幼，国家政务应由宗室诸王摄理。顺治帝幼年时，即由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摄政。然而，顺治临终前，突然将亲王摄政改为四臣辅政，绝非偶然，这是孝庄皇太后与顺治帝总结本朝经验后作出的选择。

早在皇太极去世后，皇位即成为各派势力公开逐鹿的对象。皇太极九弟睿亲王多尔衮实权在握，力量强大，成为争夺皇位的主要力量，而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则力主拥戴皇长子豪格为君。孝庄皇太后以其特有的谋略和胆识，争取了礼亲王代善，使他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并与实权在握的多尔衮联姻，使之放弃对皇位的争夺。这样，福临便在其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入承大统，并以睿亲王多尔衮、郑亲王济尔哈朗两位皇叔共同摄政。但摄政诸王皆系宗室近支，皇帝长辈，他们本身又是一旗之主，且“摄”有代理之意，摄政即代君听政、代行皇权，因此，太后和皇帝的权力时常遭到严重侵犯。摄政不久，睿亲王多尔衮即独擅威权，排斥济尔哈朗，并处死豪格。之后又以自己名义下诏，声称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位，表明其即帝位之心仍未泯灭。顺治七年(1650)，多尔衮射猎丧生于喀喇城，他的尸骨未寒，福临便在其母授意下，公布多尔衮罪行，削其王爵，撤其庙享，并把大权收为己有。正是因为孝庄皇太后亲身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皇权之争，看到了诸王摄政导致侵犯皇权的现象，因此，她知道如不废除亲王辅政，幼小的玄烨地位很难牢固。于是，在孝庄皇太后的授意下，顺治遗诏不用旧制，改由元老重臣共同辅政。

遗诏指定辅政的有四位：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他们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遏必隆、鳌拜，本为太宗皇太极旧部，早年即跟随太宗南征北战，屡立战功，备受信任。太宗逝世后，拥立福临继位，在反对摄政王多尔衮的斗争中，这三人深得孝庄皇太后的赏识和信赖。苏克萨哈原为睿亲王多尔衮属下近侍，睿亲王逝世后，他与王府护卫詹岱等人，检举多尔衮殡殓服色违制和谋迁永平诸逆的情况，得到太后及顺治帝的信任。因此，顺治便以腹心寄托，特命其四人为辅政大臣，辅佐幼主，管理政务。

正月初九，即顺治去世后的第三天，玄烨在其祖母孝庄皇太后亲自主持下，宣读遗诏，承继大统，改次年为康熙元年，他就是后来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皇帝。索尼四人深感受命辅政，责任重大，又唯恐诸王不服，便以“国家政务从来由宗室协理”为由，跪请诸王、贝勒共同辅政。但遗诏说得很清楚，诸王、贝勒谁敢违抗干预？见推辞不掉，四大臣便奏明太后，并祭告皇天上帝及顺治帝灵前，宣誓不私亲戚，不私自与诸王、贝勒往来，不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表示要辅佐幼主、维护皇权，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

正月十四，安亲王岳乐、康亲王杰书以下及大臣官员等，齐集于西安门内南侧的大光明殿，分别向皇天上帝及先帝灵位设誓，表示要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这样，以太后为中心，以异姓旧臣掌大任，而亲王、贝勒监之的新的统治核心形成了。自此至康熙六年(1667)七月康熙亲政，史称“辅政时期”。

独擅大权

顺治遗诏明确规定四大臣共同辅佐幼帝，实际上是确立了一种“辅政体制”。辅政不同于摄政，它明确规定四大臣与幼帝共同听政，即便幼帝不懂政务，也要临朝垂听，象征他才是至高无上的皇权真正拥有者，四大臣只是佐理、辅助而已。为了防止辅政四臣个人专断政务，还特别规定了协商一致原则，个人不得单独谒见皇帝或太后，也不许私自决策大事，凡事四辅臣必须协商一致，经皇帝或太后批准后，方可公布执行。这些规定的实施，目的是防止四大臣或其中任何个人独断专权，保证幼帝平稳而顺利地过渡到亲政。

四大臣辅政之初，尚能和衷共济，遵守誓言，共同决策，为大清江山尽心效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军事上，继续完成民族征服战争，统一全国。对据守台湾的郑氏政权，采取招抚分化的政策，大大削弱了其反清力量。此外，逐渐放宽顺治时期实施的海禁政策，沿海地区开始恢复正常渔业生活。经济上，实施“轻徭薄赋”政策，使得经济有了很大恢复，社会矛盾也得到了缓和。政治上，调整行政机构。鉴于明朝亡国多因宦官的教训，四臣辅政伊始，革除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有效地防止了宦官干政局面的重演。又以顺治遗诏发布谕旨，恢复内三院建置，停罢内阁及翰林院。这些努力，为康熙大治天下奠定了基础。

然而，这一同心协力、和平共处的局面并未能维持多久，很快就被鳌拜所打破。他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处心积虑谋取权力，欲取代其他三位辅臣而独擅大权。

四位辅政大臣中，索尼为四朝元老，年龄最大，列辅臣之首，鳌拜不敢与之争锋。而位居第三的遏必隆与鳌拜同属一旗，遇事随声附和，处处退让，鳌拜施以手段把他拉拢到了自己这边。只有苏克萨哈，鳌拜拿他没辙。苏为人耿直，原则性强，遇事经常与鳌拜争论，进而发展到争吵，积怨日深。本来工作中有分歧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但鳌拜心中始终有个疙瘩，他对爵位低于自己，而排名却位居第二的苏克萨哈很不服气。他还担心一旦年迈的索尼去世，苏克萨哈会接替索尼，跃居首辅地位。于是，鳌拜遂利用黄、白两旗的旧有矛盾，挑起争端，打击苏克萨哈。

黄、白两旗的矛盾，最早可追溯到太宗皇太极的改旗。天命十一年(1626)，皇太极继汗位，将自己掌握的两白旗改为两黄旗，分别为左、右翼之首，地位得以提高，而将努尔哈赤留给阿济格、多铎、多尔衮三幼子的两黄旗改为两白旗，居左翼之中，地位由此下降，因而埋下了两旗矛盾的种子。清军入关之后，圈占北京附近田地分给八旗将士时，摄政王多(www.guayunfan.com)尔衮出于一己之私，利用权势，擅自将原本镶黄旗应得的好地拨给了自己的正白旗，而把保定府、河间府、涿州等处的贫瘠地拨给了镶黄旗，引起镶黄旗广大旗员的不满。因慑于多尔衮的权势，镶黄旗的将士、旗员敢怒不敢言，黄、白两旗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如今多尔衮已死，鳌拜成了四大辅臣之一，他要报当年本旗受压之仇，于是重提旧事，以更换土地为由，借机打击苏克萨哈。

康熙五年(1666)，鳌拜唆使八旗以土地问题为由，呈请更换，送交户部。属正白旗的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土地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已有民间土地不许再圈的旨意，遂上疏反对圈换土地，并恳请将八旗移文驳回。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也表示反对，苏克萨哈抗争的尤其强烈。应当承认，当年的分配有不当之处，但二十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事属以往，两旗没有人再追究此事，彼此也相安无事。如果说再重新分配，势必会引起旗与旗之间新的纷争，给人们的生活造成新的困难，也不利于大局的稳定。

但是鳌拜却恃威专断，一意孤行，完全没有回心转意的念头。四月，他假借顺治皇帝凡事俱尊太祖、太宗例行的旨意，下令将镶黄旗从右翼之末移回左翼之首，并立即圈拨北京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四县土地给镶黄旗，造成迁移已毕的既定事实。秋天，户部尚书苏纳海、侍郎雷虎等率人丈量准备圈换的正白旗土地，然而旗民安土重迁，不愿举家迁移，一致反对调换旗地，要求立即停止。同年十一月，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同时上疏，指出旗民不愿圈换土地，再次恳请停止圈地。鳌拜被朱昌祚等人的反驳与上疏所激怒，仰仗其在辅臣中的优势，命吏、兵二部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抓来禁守，革职送交刑部议处。此时十三岁的康熙年纪虽小，却也看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急忙召见四辅政询问此事。同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与鳌拜自然站到了一起，苏克萨哈力单势薄，面对鳌拜咄咄逼人之势也无能为力。十二月，鳌拜未经康熙帝准许，胆大妄为，以不愿迁移、结党抗旨、妄行具奏等罪，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以绞刑，家产籍没，并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土地进行强制圈换，给旗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失业者达数十万人之众。

圈地事件后，四大臣协调一致的原则被打破。朝内百官惴惴不安，而鳌拜气焰更为张狂，人人畏惧。康熙六年(1667)，索尼以年老多病，又见鳌拜势力日涨，担心出事，乘机提议康熙亲政。苏克萨哈、遏必隆表示赞成，鳌拜不敢公开反对，只能沉默不语。三月，四辅臣联名上奏，恭请皇帝亲政。六月，索尼去世，鳌拜欲乘机越过遏必隆、苏克萨哈，取得首辅之位，以获得启奏与批理奏疏之权。康熙见鳌拜更加骄横，四大臣辅政体制已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遂以辅臣多次奏请为由，经太后允许，密拟诏旨，于七月初七举行亲政大典。

康熙亲政，标志着辅政时代已经结束，但他毕竟只有十四岁，还不足以驾驭全局。而此时鳌拜党羽已经形成，其势力在上三旗中占有绝对优势，镶黄旗已被控制，正黄旗随声附和，正白旗大臣苏克萨哈孤掌难鸣，根本无力与鳌拜竞争。不久，苏克萨哈以身染重病为由，突然提出辞职请求。

很显然，苏克萨哈的引退是针对鳌拜而发的，他俩已成政敌，水火不容。康熙亲政后，鳌拜毫无引退之意，还抢到了首位，企图当个名副其实的首辅大臣。因此，苏克萨哈打定主意，急流勇退，避开鳌拜，以图保全性命。不料，他的这一请求竟引来杀身之祸。鳌拜早已把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为此，他乘机以不愿归政、妄蓄异心等罪名，诬陷苏克萨哈对皇上不满，罗织罪状二十四条，拟将苏凌迟处死、族诛。康熙知道鳌拜对苏克萨哈积怨已久，一心想置之于死地，所以对鳌拜的行为坚决反对。然而，鳌拜利令智昏，在康熙面前竟挥舞着手臂，不遗余力地强辩，几天来逼迫康熙表态，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最终，康熙被逼无奈，批准了对苏克萨哈及其亲属的判决。

苏克萨哈之死，再次暴露了鳌拜铲除异己的野心。四辅臣已死了两个，剩下的遏必隆唯唯诺诺，唯鳌拜之命是从，鳌拜大权在握，想提拔谁就提拔谁，想革谁的职就革谁的职，完全由他一个人说了算，康熙帝只不过在形式上履行批准的手续而已。每当向皇帝奏事、议事，不管是否合理，稍有违逆他的心意，鳌拜便当场呵斥大臣，在康熙面前施威震众。

更加肆无忌惮的是，到了后来，鳌拜一切政事先于家中议定，然后实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议，如有人自行启奏，必遭训斥。在皇上面前，凡事不以理进奏，多以旧时疏稿呈览，逼迫康熙帝依允，甚至公然抗旨，拒不执行。鳌拜党羽马迩赛死后，康熙明令不准赐谥，而鳌拜却拒不遵行，仍行赐谥。在鳌拜的怂恿下，其党羽亦敢怠慢皇上，皇权受到了严重威胁。

鳌拜独擅朝政大权，已达到了权力的巅峰。他为所欲为，欺压朝中大臣，随意陷害与他有不同政见的人。种种不法之事，已激怒康熙和众官。是可忍孰不可忍，鳌拜的末日也快来临了。

智擒鳌拜

康熙七年(1668)九月，内秘书院尚书熊赐覆上疏，以“天下治乱系宰相”一语，隐喻鳌拜专权，国计可忧。康熙认为，鳌拜身居要职，且党羽遍布内外，若明降谕旨，外廷拿问，难免滋生事端，因而不敢贸然行事。

表面看来，康熙帝似乎拿鳌拜无计可施，暗地里年少老成的他却悄悄地组织了忠于他的卫队。所谓的卫队，不过是些同他的年龄差不多的身强体健的少年。康熙以“扑击之戏”为名，组成亲信卫队善扑营，在他的训导下，这些少年侍卫各个都效忠于他。为了麻痹敌人，康熙还常常故意当着鳌拜的面，同这些少年滚打在一起，以示自己无心政事，只恋玩耍。鳌拜暗中监视了多次，并未看出破绽，渐渐地也就放松了警惕。为确保万无一失，事前，康熙有意将鳌拜的主要亲信党羽巴哈、苏尔马、绰克托、济世等以各种名义派遣出京，执行各种名义的使命，以削弱鳌拜的势力。

一切准备就绪后，康熙帝召集所有少年侍卫，公布鳌拜罪恶，并授计捉拿。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鳌拜进宫议事，毫无戒备的鳌拜像往常一样，只身前来，刚一进门，就被埋伏的善扑营侍卫按倒在地，一举擒获。

鳌拜被擒后，康熙向议政诸王揭露鳌拜罪状，指责其贪聚贿赂，奸党日甚，上违君父重托，下则残害生民的种种劣迹，命康亲王杰书等议政诸王严加审讯。之后，他又发出指示，将知情不举、缄口不言的遏必隆和总是吹捧鳌拜为圣人的一等侍卫阿南达等人，一并拿下。经过议政诸王审讯，共列出鳌拜欺君擅权、结党乱政三十大罪，议将鳌拜革职立斩，其亲子、兄弟亦斩，妻并孙为奴，家产籍没；同时，列遏必隆附和鳌拜、藐视皇上等十二大罪，革职立绞，子并妻为奴；鳌拜党羽班布尔善、塞本得、阿思哈、穆里玛等皆斩或绞，家产籍没，妻、子为奴。

鳌拜被逮后，往日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顿消，他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准许了他的请求。鳌拜一见到皇上，便脱下衣服，请皇上看其身上的伤疤，求皇上能念搭救太祖御驾之情，放他一马。康熙动了恻隐之心，念及鳌拜效力多朝，有功于国，又是先皇倚重的大臣，于是不忍加诛，将其由死刑改为革职拘禁，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终生禁锢。又因遏必隆系开国功臣额亦都之子，和硕公主所生，因而免其重罪，削去太师及后加公爵，其原有一等公，仍准留与其子。数月之后，又特为宽宥，仍以公爵，宿卫内廷；其他党羽班布尔善、阿思哈、穆里玛等依附权势，结党营私，表里为奸，罪在不赦，俱论正法；其余微末之人，宽宥免死，从轻治罪。同时，凡受鳌拜陷害致死、革职、降职者，逐一昭雪，恢复名誉，如苏克萨哈，恢复其原官职及世爵，由其后人承袭。

四臣辅政初期，协调一致，辅佐幼帝，对清王朝的巩固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到了后期，鳌拜擅威作福，专权跋扈，对皇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康熙八年(1669)，康熙废除辅臣。同年冬，又采纳御史李之芳建议，恢复大学士入值即日票拟之制，以杜绝任意更改之弊，加强了中央集权。康熙九年(1670)八月，复改内三院为内阁；十二月，重设翰林院。年轻的康熙皇帝以其胸怀、识见，崭露出了一个卓越的政治家所具有的才干。此后，清朝在他的统治下，走上了蓬勃发展的道路，开创了后来享誉世界的“康乾盛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