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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太平朱棣费周章的故事

时间:2022-02-19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第六章 饰太平朱棣费周章永乐三年,郑和与王景弘等率领的船队从闽江口五虎门出海,扬帆踏上下西洋的征途。朱棣以武力夺得帝位,建文帝的遗臣或公开反抗或消极抵制;建文帝下落不明,谣言盛传他避难海外;东南沿海残存的反明势力依然活跃;南洋各国对待明朝阳奉阴违;西北兴起的帖木儿帝国虎视眈眈。希图在他在位时中国出现一种天下太平、万国来贡的盛世。麻林国进贡麒麟的消息,轰动了京城。

第六章 饰太平朱棣费周章

永乐三年(1405),郑和与王景弘等率领的船队从闽江口五虎门出海,扬帆踏上下西洋的征途。这支庞大的舰队,有大船60余艘,还有一些中小船只,共200余艘,随队人员将近30000人,真可谓声势浩荡。

同在永乐年间,一个风尘仆仆的背影,出没于通衢驿站集市乡野,从永乐五年(1407)起连续14年在外暗访建文帝踪迹。他走遍了天下州郡乡邑。——这个人就是胡濙,他在出差,出官差,更是出苦差,老母病重都不被准假探视。

和郑和的声势浩荡相比,胡濙只能说是形单影只了。但是,他们肩负的使命,却是同一个秘密的核心。

他们在秘密寻找从人间“蒸发”了的建文帝朱允炆。

乘风破浪的郑和,西风瘦马的胡濙,在朱棣的睡梦里跋涉,他们的使命是帮助朱棣驱散白昼的隐忧和长夜的梦魇。

郑和下西洋

永乐初年,国内外局势都不太安宁。朱棣以武力夺得帝位,建文帝的遗臣或公开反抗或消极抵制;建文帝下落不明,谣言盛传他避难海外;东南沿海残存的反明势力依然活跃;南洋各国对待明朝阳奉阴违;西北兴起的帖木儿帝国虎视眈眈。雄才大略的明成祖朱棣心中羡慕唐太宗时宾服四夷的盛世。希图在他在位时中国出现一种天下太平、万国来贡的盛世。因此,他积极派遣使者出使诸边各国,同时积极准备,大力修造舰船,为大规模的海外出使做好准备。

朱棣命令郑和组织船队下西洋,经过近两年的准备,终于在永乐三年(1405)六月十五起航。

郑和本姓马,小字三宝,云南昆阳人,出身于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家庭,祖父、父亲都曾先后到过麦加圣地朝圣。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率军攻入云南,12岁的马三宝被俘,辗转进入燕王朱棣府中。“靖难之变”中,马三宝在军中当侍从,多次荣立战功。永乐二年(1404)正月初一,朱棣亲笔写了一个“郑”字,当压岁钱赐他为姓,马三宝从此改姓郑。郑和“资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

郑和奉命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大船60余艘,再加上一些中小船只,共200余艘,与王景弘等一同率领,船队满载粮食、淡水、盐、茶、酒等日用品以及用于贸易的瓷器、丝绸、织锦、铜钱等,由闽江口五虎门出海,借海上信风之助,浩浩荡荡,扬帆踏上下西洋的征途。

船队首先到达占城(今越南中南部),郑和对其国王宣读诏书,并对其王、妃、臣、僚赏赐物品,以后每到一地首先都得如此。

第一次远航到过爪哇国(今印度尼西亚之爪哇岛)、旧港(今印度尼西亚之巨港)、苏门答腊、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等地,进行了颁敕、贸易等外交活动,还打过仗。旧港有很多华人,其中为逃避罪责而定居在此的广东潮州人陈祖义自封为酋长。返航途中,郑和再经旧港,想让陈祖义归降,但陈祖义却密谋偷袭郑和船队。当地华人密告郑和,郑和将计就计,大败陈祖义,杀其部卒5000余人,并将陈祖义活捉,烧其战船十余艘,缴获七艘,扫清了这一带的海盗。永乐五年(1407)九月初二,郑和船队返回了国内,受到朱棣极高规格的嘉奖。

永乐五年(1407)的冬天,海洋冬季信风刮起时,郑和、王景弘、王贵通等又率舰队二次出发了,他们这次主要是送各国使者归国,顺便进行访问和商品货物的贸易。船队再次到达锡兰的时候,郑和向这里的佛寺进行了大量的布施,种类之多,数量之惊人,都极为少见,并且立碑撰文,以垂后世。这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极其珍贵的一页。永乐七年(1409)夏,郑和船队回到国内。

船队稍加休整,永乐七年(1409)九月又开始了第三次远航,这次有大宝船40艘,官兵将近30000人,王景弘、费信随行。船队到达满剌加时,郑和正式加封其酋长拜里迷苏剌为国王。满剌加在明朝的支持下赢得了独立,国王拜里迷苏剌对明朝极其感激,不仅允许郑和船队在该国建造储存货物的仓库,还使这儿成为郑和下西洋的又一个中转站。

第三次远航后,郑和在国内休整了一年。永乐十年(1412)十一月十五,朱棣命令郑和进行第四次远航。为此,郑和招收很多随行的翻译,永乐十一年(1413)冬,郑和开始远航。横渡印度洋,到达非洲东海岸,麻林国遣使进贡麒麟、天马、神鹿等。麒麟即是长颈鹿,在中国古代是吉祥的象征,传说只是在盛世方才出现。麻林国进贡麒麟的消息,轰动了京城。永乐十三年(1415)七月,当郑和船队满载珍珠宝石、狮子、麒麟及各国使臣回到国内时,满朝文武兴高采烈,朱棣亦大喜过望,认为异邦使者专程进贡麒麟,这是国势鼎盛、尧舜再世之征象。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长颈鹿。

休整一年多后,永乐十四年(1416)十二月,朱棣又命郑和送19国使臣归国。永乐十五年(1417)冬,郑和又开始了第五次的航程。由于第四次麻林进贡麒麟在中国朝野引起轰动,这次郑和出使,诸西南远国纷纷进贡珍禽异兽,有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麒麟、长角马哈兽、花福禄、千里骆驼、鸵鸟、麋里羔兽等。这可以说是郑和第五次下西洋诸国贡物一大特色。当郑和船队归来之时,又带来不小的轰动。郑和船队于永乐十七年(1419)七月十七回到国内,有些国家的使节又随同来中国访问,其中有王子及国王宗室。

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三十,朱棣又命郑和送16国使臣归国,这是第六次远航。船队到达榜葛剌(今孟加拉国)时,受到其国王的盛大欢迎。国王派1000骑兵前往迎接,国王叩头跪拜迎诏书,之后,大宴郑和一行,并赠郑和等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副使则赠银制品,其余的人皆有所赠。这个场面新奇而隆重,充分体现了其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永乐二十年(1422)八月十八,郑和船队回到国内,随船来访的有暹罗、苏门答腊和阿丹等国的使者。

由于前三次打通了前往南亚次大陆的航道,并设立了贸易中转站,所以第四、五、六次出航就把重点放到了阿拉伯沿海及非洲东海岸,每次都极成功地完成了出使任务,密切了中国与阿拉伯及非洲东海岸国家的关系,也使郑和下西洋的活动达到繁盛,诸国使者前往中国朝贡络绎不绝,真正实现了朱棣的“宾服四夷”的愿望。这在中外交往史上出现了盛况空前的局面。

永乐二十二年(1424),在郑和奉命出使旧港之际,朱棣崩逝了,其长子朱高炽登基,马上下令停止下西洋的活动。郑和从旧港回国,朱高炽就命令他与王景弘等率领下西洋的船队及官兵为南京守备。朱高炽在位不到一年就病死了,他的长子朱瞻基于宣德元年(1426)即位,对待郑和等依然维持仁宗时的命令。

宣宗朱瞻基还是个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他最初即位的几年里,由于下西洋的活动被罢止,海外诸国来朝贡者日益见少,与中国的关系渐渐疏淡,明朝在海外的影响日益低落,但他经历过永乐年间万国来朝的盛世,于是决定再次组织下西洋的船队。

宣德五年(1430)六月初九,宣宗命郑和再次出使西洋,此时的郑和已年近60岁,他又肩负重任,迅速组织起一支庞大的船队,计有大型宝船60余艘,共27000多人。于宣德六年(1431)十二月初九,船队驶出五虎门,踏上了第七次下西洋的航程,当船队到古里时,郑和病逝,以身殉职。王景弘代行郑和之职,于宣德八年(1433)二月二十八起航回国,船队于七月初六抵达南京。自此以后,郑和下西洋的活动就停止了。

郑和七下西洋,意义非凡,影响深远,如今在南洋各地,用郑和(三宝)命名的地名、庙宇,如三宝寺、三宝庙随处可见,香火不绝,人们以顶礼膜拜纪念这位杰出的航海家,而他七下西洋的秘密使命,却鲜为人知。

迁都北京

朱元璋统一全国后,都城却一直未最后确定。洪武元年(1368)攻下汴梁后,朱元璋亲自去视察,认为这里地理位置适中,于是模仿古代两京之制,宣布以应天为南京,汴梁为北京。次年八月,陕西平定,北方全部纳入版图,有人认为关中险固,应建都于长安;有人认为洛阳为全国中心,理当作为都城,亦有人提出开封(汴梁)为宋朝旧都,漕运方便;还有的提出北平(元大都,即2017-02-19 的北京)可省营造费用,因为其宫室完备。诸臣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朱元璋则一度想以临濠(濠州)为中都,并大兴土木,因刘基反对才作罢。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才下诏改南京为京师,都城问题暂时得以解决。

虽定都南京,但当时北元势力依然很大,虎视眈眈,时刻威胁着明代的西北边防。为了抵御北元,朱元璋依然想迁都西北。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他特派皇太子巡视西北。皇太子朱标回京后献陕西地图,但次年四月朱标即病故,迁都之事又只好搁置。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第四子燕王朱棣建国于北平,他在北平经营自己的势力,后来经过“靖难之变”,夺取了建文帝的皇位,入主南京,可他念念不忘北平。

永乐元年(1403)正月,礼部尚书李至刚等人就提出改北平为北京,得到朱棣的应允。二月,设置了北京留守机构,并改北平府为顺天府,派官员驻守。北平是朱棣发迹的地方,又是抵御蒙古的重镇,朱棣于是大肆营建。永乐四年(1406)开始修建北京宫殿。永乐七年(1409),朱棣登基后首次巡视北京,以经营北京边防为目的,在北京开始另组一套机构。同时派人为其在北京选择陵地。

为了确保北京经济的发展,自永乐元年(1403),朱棣开始迁徙江南富户到北京。次年迁徙山西民万户,三年再迁徙山西民万户到北京。同时,为了确保江南的粮食运往北方,永乐九年(1411)二月开始,派人主持疏浚淤积的运河,四个月后,会通河工程告竣,山东段的运河得以畅通。后来又派平江伯陈碹疏浚了江、淮间的运河,于是南粮经过漕运至北京,保证了北京的粮食供给。

永乐十三年(1415)十一月,朱棣召集群臣商议营建北京,正式宣布迁都北京的计划。宫殿规制完全按照南京旧制,由宦官阮安负责规划,工部负责营建,随后从全国各地调集民夫,采办木材、砖石。永乐十八年(1420),皇城、宫殿、坛庙等巨大建筑基本竣工。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起,朱棣正式将宫廷及百官迁到北京,并且下诏大赦天下,北京正式成了明代都城。

迁都北京后,京师重地便处于抵御北方民族的前线。一般来说,如果皇帝英明,就有利于维护疆土的统一,如永乐、仁宗、宣宗等,就能有效地防止北方蒙古族的侵扰;而皇帝暗弱,则可能出现土木堡之变、嘉靖庚戌之变那样的危局,最可怕的当然是清兵入关,一举攻破北京城,明朝全局皆输。

《永乐大典》

由于朱棣“非法”为帝,明太祖朱元璋时代的诸多臣民对此耿耿于怀,心有不平。为了稳固刚刚取得的政权,争取官僚士大夫的支持,朱棣对前朝旧臣采取了一手屠刀一手乌纱帽的政策。

编纂《永乐大典》,正是朱棣采取的后一种方法。

永乐元年(1403)七月,朱棣为了显示其文治之功,诏谕才华出众名噪一时的解缙召集人员,把记载在各种书籍里的古今事物,分门别类,编成巨著。编纂类书,既有助于朝廷从中吸取历代统治者“齐政事、同风俗”施政治民的经验,又可以驱使大批官僚士大夫埋头于古书堆,皓首穷经,以度岁月,消磨年华,消除眷恋前朝的怀旧情绪。

解缙是江西吉水人,字大绅。洪武年间进士,后因上书批评明太祖政令屡改、杀戮太多等而被罢官八年。建文帝时再度出来做官。永乐初,任翰林学士。

解缙接受任务后,立即着手类书的编纂。他根据朱棣的意图,凡是有文字记载的经史子集及百家之言,不论天文地理之言,还是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无论浩繁,统统辑录,以做到包括广大的宇宙、涵盖古今的异同,巨细精粗,全部包罗。

朱棣亲自过问,指示编辑官员解缙等人,除文渊阁的藏书之外,还要广泛购募天下书籍,以期尽善尽美。在正统的儒学、经史子集之外,辑录了许多对民生日用比较实用的书籍、科技方面的所谓“技艺”,也有民间通行的许多古典文学著作,从而扩大了类书的适用面。

解缙等在接受任务之后,由于书生气十足,没有完全领会朱棣的旨意,匆匆征集,匆匆整理,匆匆成书,于永乐二年(1404)十一月即完成任务,呈献皇帝,名曰《文献大成》。朱棣在翻阅《文献大成》之后,觉得取材不够完备,书籍数量也未达到,于是命令解缙重修,并委派其心腹姚广孝、刘季篪等协同解缙,同为监修官。

解缙、姚广孝通过礼部选拔内外官员及各地宿学大儒、诗书饱学之士担任纂修,选用国子监及地方擅长书写的生员协助缮写,参与编书的人员多达三千余人。

为编纂这一巨型类书,解缙、姚广孝等还设立了总编辑处,其地点为文渊阁。为了让编纂者认真工作,专心用功,还有专人供应工作人员的早晚饭。经过各方面整整四年的通力合作,书稿在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辑就绪,第二年进呈朱棣。皇帝颇为满意,为书稿亲自撰写序言,并题名为《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全书计有两万多卷,一万余册,总计三亿多字。其工程可谓浩繁博大,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部综合性类书。其搜罗之广,内容篇目之繁杂丰富,卷帙之多,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中也是名列前茅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因卷帙浩大,未能刊印,原抄本(或称王本)最初藏在南京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21),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北移,藏于宫内“文楼”。嘉靖三十六年(1557),宫内失火,三大殿及“文楼”“武楼”被焚,经嘉靖皇帝督促抢救,《永乐大典》总算免遭厄运。嘉靖皇帝得此教训,担心孤本日后再遭意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命廷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组织人员开始摹写一部新写本,称之为副本。隆庆元年(1567),副本誊写完毕,和正本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皇家档案库)。直到崇祯二年(1629),因屡测日食时刻不准,徐光启奏请选刻《永乐大典》的记载日食的部分,这是明代唯一的《永乐大典》的单行(www.guayunfan.com)本。明代,《永乐大典》成为深藏宫内的秘典,束之高阁,一般士人不得阅览、研讨,因而未能发挥应有的效用。

明亡之际,文渊阁再次焚毁,正本因失火而毁灭。清雍正年间,副本已成了孤本,移藏于翰林院,从此,一些学士和编修官员才有机会看到。到乾隆年间,清政府为编辑《四库全书》,便从《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500多种。有不少宋元以来亡佚的图书,正因为有了这部《永乐大典》才得以保留,得以重刊流行。

到了清朝后期,清廷腐败,管理不善,《永乐大典》不断被窃失落。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和光绪庚子年(1900)八国联军在北京的肆意掳掠,使《永乐大典》遭受空前的浩劫,或被焚毁,或遭抢劫,几乎丧失殆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经多年的积极搜集和整理,共获得《永乐大典》原本200多册,加上复制本,合计得700多卷,其中有不少珍贵的古代文献资料。

《永乐大典》的价值,主要在于它的内容丰富。它辑录了古代许多文化典籍,不仅为后人提供了充实的、颇有价值的资料,也保存了大量的文化古籍。其次,作为一部类书,它在规模的宏大、内容的丰富、卷帙的浩繁、体例的创新等方面,都远远超越了前代的类书,反映了当时我国文化发展的水平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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