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均耕地的变化

倾听大地_沉沦的国土

正视我们的国土：她是可爱的，又是催人心酸的，在每分每秒不停止的流失中，愈来愈多的人口如何去寻找立锥之地？且让我们倾听大地……

你有过在地球仪前寻找中国的经历吗？

从地球北纬53度30分到北纬4度15分，横跨地球表面约49度，这一大块疆域占整个地球大陆的1/15，位处亚洲大陆东南部，东部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中部是连绵的丘陵和盆地，西部则是纵横连绵海拔数千米的山脉，西南是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江河贯流其间，湖泊星星点点，沿海的岛屿会使人想起珍珠项链，装点着这片土地。

这就是中国的国土。

你不能不说它广阔、富饶。

仅就上苍赐予我们的土地而言，中国具备了一个泱泱大国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它的多样而丰富的资源，它的漫长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它承载着12亿人口，它的国土面积居世界第三……

然而，以上所述并不是中国国土的全部，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如此错综复杂，它需要解析，它需要综合，它需要比较，尤其是它需要确切的人均数，落到每个人的人头上。

我们变得轻薄，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土地；我们心灵枯槁，是因为我们看不见绿色；没有了危哉大山的险峻，脚下的路反而变得更加迷茫；失去清泉的滋润，又怎么能流淌出清泉一般的智慧呢？

历史上，我们这个民族为了自己的土地不被外人占领，不知打了多少仗，不知流了多少血，在这时候土地又是主权的象征。

春秋战国，八方争雄，争的是土地。

日本侵路中国，杀人放火最终也是为了土地，因为土地同时即意味着资源。

共产党和国民党打了几十年，其实质也是土地革命。共产党正是凭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动员了千千万万的穷苦农民出生人死，从蒋介石手里争得了天下。

跑到台湾的国民党之所以能存在至今，则是靠着台湾这块土地。蒋介石生前还给随他卖命一生的老兵人人颁发了“反攻大陆”成功之后的土地证，也就是说我们脚下这块土地，还曾经为海峡彼岸的多少人梦魂牵绕过。

关于土地的许诺，是最有吸引力的许诺。

关于土地的悲喜，则理当是兴亡的悲喜了。

在仍然按照11亿人口作为分母的时候，结果就应使人心有恐慌了：

世界人均陆地面积为44.5亩，中国人均12.4亩，少32.1亩。

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中国人均1.3亩，少3.5亩。

世界人均草地面积为10.4亩，中国人均5.2亩，少5.2亩。

全世界26个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中国的人均耕地占有量仅高于孟加拉国和日本，为倒数第三位。

土地意味着什么？我们似乎没有认真想过，尤其是都市里的人。可是都市的高楼大厦又有哪一幢不是凭借土地而矗立的呢？在更辽阔的地方，山也罢，水也罢，树也罢，江南的稻谷飘香也罢，东北的大豆摇铃也罢，无不要在土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以此作为舞台，展现着高大、挺拔、流动及生物世界的多姿多彩、生生不息，并以这所有的一切造福人类。

人之轻贱土地，其实就是轻贱生命从而也是轻贱自己。

再看看中国历代王朝覆亡前的景象，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横征暴敛，土地凋敝。

不管历史如何血腥，社会怎样进化，就土地与人口而言，在中国总是沿着完全逆向的两个极端发展，即：人口不断增加，耕地不断减少。

我国人均耕地的变化，分成几个阶段，其数据如下：

公元前2200年，人均耕地70亩。

公元600年，人均耕地42亩。

公元1949年，人均耕地3亩。

公元1986年，人均耕地1.4亩。

1957年至1986年的29年间，中国耕地面积净减少2.4亿亩，而同期的中国人口平均每年以1400万的速度增长，净增人口4亿多。这一加一减之下，人均耕地到1986年时已经从1952年的2.98亩下降到1.4亩。

近10年来，中国耕地减少的速度更加惊人：

1985年减少2300万亩。

1986年减少1600万亩。

1987年开始执行土地法，当年减少1200万亩。

1988年以后，中国的耕地状况继续恶化，尤其是在开发区热和房地产热中，非法批地、越权批地比比皆是，国人称之为“圈地运动”。

1949年以来，我们减少的耕地的总面积，形象地说，相当于：

一个法国。两个英国。两个半日本国。

大声地就中国土地面对的严峻形势发出中华大地200年后不耕不种的警告的，是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刘巽浩先生，他说：建国以来，中国耕地每年平均净减少700多万亩，等于一个北京市。从1952年到1986年人均耕地减少了一半。1983年后全国平均每年减少耕地1135万亩，以人均1.4亩计算，等于增加了800万人口。而近两年，实际每年人口净增长大约1000万，也就是说减少的耕地数量等于将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了一倍。所以说控制耕地减少和控制人口增长具有同等意义。

在日益减少的中国的耕地上展望未来，未来实在不是玫瑰色的，或者说即便有玫瑰色的影子，那也只是像云一样的飘过我们眼前，而不肯落到中国人的头顶上。

按刘巽浩先生所说的速度推算：

50年以后，中国的人均耕地只有0.7亩，与眼下日本的人均数相等。日本的粮食有2/3是靠进口的，50年以后，农业大国的中国也要如日本一样靠进口粮食来维持生计。

这种前景难道还不可怕吗？

更可怕的是200年以后，我们将没有耕地，不耕不种，不稼不穑，密密麻麻的人口拥挤在大大小小的城市中，或者等着救济，或者等着饿死。

谁也不希望出现这种后果，倘若如此，中华民族不就要完蛋了吗？为此，我们就必须得改变耕地减少的状况，并切实控缸人口增长。

改变自己又谈何容易？

或许，我们根本不了解中国的土地在大数额超载的重负下的痛苦，我们是什么呢？是人，中国人。查查我们的出身，极大多数的祖上是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我们进了都市，从此就很少牵挂土地，或者干脆忘却，什么时候我们一起走向土地呢？

当土地作为资源的时候，没有悉心的保护，实际上是无穷无尽的索取；当土地作为资产的时候，多少人像蝗虫一样拥来，对之瓜分豆剖。一个至今不详也许今后也不详的数据是：有多少中国的土地变成了黄金美钞，流进了某些人的腰包？

走向土地，走向北方干裂的土地，走向南方局促的土地，走向正在被挖掘、填塞混凝土、夯实后托起豪华别墅的土地，听默默无言的倾诉，原本不是土地生长的观念，原本不是土地孕育的欲望，正在土地上集结并且愈来愈多地取代了庄稼与林木，在这困惑的时代就连自有地球以来一直以稳重、平实、奉献著称的土地竟然也困惑了：中国人怎么了？

我们要记往1986年。

中国土地锐减的警报，震动了中南海，当时的国务院领导在一次国务会议上果断决策，成立与所有使用土地部门相脱离的政府职能机构——国家土地管理局——以遏制土地的恶性减少。

但是，北京出租汽车公司印发司机必备的国家各部委、各大机关的地址表上，找不到国家土地管理局。

大多数人对国土还是陌生的、漠然的。虽然我们活着死了都离不开这片土地。

但，国土局毕竟是一种存在了，在茫无头绪的纷繁中，他们剥茧抽丝调查研究查处各种案子为土地立户口，实在是劳苦功高。他们也是极其艰难的，因为土地正变得愈来愈抢手。

它是暴发户的财源。

它是地方政府的财源。

你断人家的财路，人家就要断你的活路，信不信？

那么，土地又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属于谁的呢？为什么这么多人都想抢夺土地批租一支笔呢？与其说土地是老祖宗留下的，还不如说这是上苍恩赐的，当地球从酷热、荒凉、世纪大雨到后来有了绿色、河流，育有千百万种野生植物、动物，可以采集可以耕种之后，抢夺与保卫土地便成了生命和历史的一部分。

今天，当我们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时候，经济学家们算的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几十年的账，其实土地资产的流失在短短几年中，早已经触目惊心了。

于是，中国的土地问题又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矛盾和不协调：一方面是耕地绝对减少，粮食部门惶惶不安地接连发出誓报；一方面是炒地炒得火热，非国家批准的、没有合法手续的耕地一块接一块地到了炒家手里。

我们究竟是地多还是地少？

问题又回来了，但回答仍然是肯定的：少，而且是绝对减少的现实。既然如此，为什么容忍土地如此大量的流失？

开发热最热的时候，全国500多个城市（包括县级市）竟辟有几千个开发区，规划数字超过1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有城镇建成区的总面积，其中经国家批准的项目只占百分之十几。

一个从大陆出去的澳门同胞到某县买地，县官大喜，除了国家优惠政策外再加上他自己定的地方优惠，每亩地价100元，一共出让十多平方公里。这位同胞除了少量投资盖点房以外，绝大部分土地转手倒卖，成了财神爷。

笔者1993年4月参加北国之春艺术节，在北方某地车一路开过去，比比皆是围栏，主人谓之日：开发区，被圈走了。凭什么圈走的？只要你有权有势或手里握着某人的条子，便可圈可点，招牌一竖，围栏一设，就是大地主了，立即转手，就成大财主了。有的地块转了几十次手，还没有一分钱落到国家手里，玩空手道的人早已经满载而归了！

1993年6月8日《海南法制报》消息：海南国有土地在大量流失：

据了解，近年来海南省预征地80多万亩，按规定办理手续的仅占20%左右。有的公司没有经过政府部门同意，就直接到农村购地；有的公司在土地转让交易中向政府隐瞒成交地价，逃避政府收取各种增值费用；有的公司假联营，真转让，打着合作开发的幌子，逃避政府收取转让费等等，不一而足。

更为严重的是，市郊乡镇居民掀起的私分、私占、私卖国有土地的狂潮，已经到了近似疯狂的地步，据海口市国土局统计，从1989年到1992年4年间，丁村等24个村庄参加土地私分、私占、私卖的农户竟达3884户，约占自然户数的84%……海口市西城乡自1988年以来，农民私卖国土达36亩，价格高达每平方米1800元，个别农民仅此一项就获几十万元的暴力。

新华社武汉1992年2月15日电，湖北耕地减幅又增：

据《湖北经济报》报道：去年，湖北省净减少耕地约40万亩，较1991年净减少数增加13万亩，增长率为50%左右，相当于一个中等县（市）的耕地面积。

资料表明，去年净减少的40万亩耕地中，国家、集体和个人三项建设用地约16万亩，比1991年增长5.5万亩，增长率也为50%。

1993年8月31日《华商时报》文章：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不应形成“体外循环”：

去年全国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520多亿元，但进入中央和地方财政预算管理的才10亿多元，仅占出让收入总额的2%，98%的国有土地出让收入没有进入财政“盘子”，形成“体外循环”……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收入和支出脱离了财政监督，有一部分甚至流失到开发公司和个人手中。

1992年，毫不夸张地说，是中国的地乱之年。

“地安则民安”。农民应该是对土地顶礼膜拜的，生于斯，长于斯，没有一方水土哪有一方人？一方面是基层政府机构圈地，另一方面是农民收入又只能以白条子充数，再加上层层摊派，块块盘剥，有的农民愤而弃耕了，或者只种自己吃的粮食。

社会学家告诉我们，所有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从本源上去寻找时，无不可归之于社会文化及人们心态之间的联系、互动以及由此发生的震颤。有一些现象是时断时续的，并且因为价值取向在一段时间内的不同，表现的方式或有不同，追逐私利的目标却始终如一。1978年的开后门，随后的出国热，紧接着的经济热、办公司捞钱、圈地等等，概莫能外。甚至还可以追溯到政治上的假大空和今天屡打不绝的假冒伪劣商品，等等。

改革曾经在人们心目中激起过一种强烈的期待，即马上富起来，先富、快富实际上也已经成为改革成就的重要标志，我们似乎忽视了改革要求人们作出的牺牲或奉献。面对一种旧体制的行将瓦解，有人在惊恐之余惟恐权力过期作废而胆大妄为，世纪末心态，使腐败达至高峰，权力或变相的权力进入了市场。

1992年，在土地问题上大量、集中出现的政府违法行为，便是最好的注脚。

1992年，国家下达给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三项建设用地指标为143.93万亩，其中耕地占81.6万亩，实际上仅1992年三项建设用地便达到236.06万亩，耕地占129.11万亩，分别超过计划64.01%及48.8%。

国家土地管理局的官员告诉笔者，这个比例跟真实的数据比起来，还是小得多的，因为有些用地根本不报批，也就是说连形式也不走了，无从统计。

不过从若干个省份的统计中，我们还是能看到这种惊人的超计划用地，或者说土地的赤字消耗。

广东省1992年三项建设用地总量及占用耕地数，分别超计划168%和209%。

浙江省分别超计划112%和107%。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项指标超计划127%。1992年开发区占用土地57.1万亩，为建设用地总量的24.196。

据国家土地管理局1993年6月的一份资料，1992年，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耕地净减少239.8万亩，净减幅度较1991年增长254%。

广东省净减耕地62.5万亩，较1991年增长768%。

天津市净减耕地10万亩，较1991年增长733%。

福建、海南两省分别较1991年增长577%和436%。

山东、江苏、浙江三省较1991年的增长依次为189%、187%和178%。

四川省“六五”期间平均每年净减耕地20.53万亩，1989年降至11.13万亩，1992年急剧上升为42.7万亩。

北京市净减耕地4.1万亩，比过去10年中的高峰年还多出0.7万亩。

一般来说，数字是沉闷的、单调的，然而也总有例外，当我读到并将这些数据抄录奉献给读者的时候，内心充满了一种失去土地的恐惧，也惊讶于那些地方官们何以有如此胆量违背国家既定指标，做这般大跨度的飞跃？难道他们还能造出土地来吗？还有，这样的大数额的超标，又是如何运作的呢？自律与监督不是一句空话吗？

原来，土地审批权下放了，越权批地、多头批地之下，属于国家和人民的本已不多的耕地便自然是越来越少了。

河南省将省级政府的土地审批权授给郑州、洛阳、开封三个市政府以及国家、省批准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地的省辖市政府、地区行政公署。还规定“漯河市、商丘地区行政区域内征用耕地3亩以上、750亩以下，其他土地10亩以上、1500亩以下，由市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审批”。

江苏省以简化土地审批手续的名义，将省政府的土地审批权委托或部分委托给省辖市政府及8个县（市）政府。

山东省规定，由国务院批准划定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行所在地政府土地审批权。

浙江省湖州市、金华市将土地审批权下放给开发区管委会；温州市、丽水市把县级土地审批权下放给乡镇政府；宁波市把土地出让权交给市房地产开发公司。

四川成都市以计划单列市为由在1992年越权批地2万余亩，重庆市越权批地8700多亩。

……

土地，我们该以怎样的笔触描绘你呢？遥远的历史与一样遥远的未来都离不开土地。有昨天的废墟，也有明天的期待，人类在创造的诱惑下曾经翻来覆去地改变过土地的形态，然而土地是不能创造的，我们只能目睹它的不断减少，在时光之箭无声的运行中。

即便留下最后一块土地，它仍然是有序的象征，季节的区分只有在田野上、山林中才具有动人心魄的色彩感。

每一个冬天都是提醒：地球曾经有过的寒冷的冰河期岁月。而在我们多少童年梦一般的记忆中，一缕一缕的春草返青的时候，就是农人放水开犁的日子。

一切的无序都是人为的，战车在土地上碾过，逃荒的脚印在田野杂陈，洪涝时的没顶，干旱时的龟裂，以及远处都市脚下水泥封顶的沉郁和宁可抛荒的开发区。

我们听不见土地的叹息，如同在沙漠涌到脚下之前，我们看不见沙漠的进逼一样。

啊！土地……

1992年，也许，中国的土地最不愿意看到的豪富与赤贫的界线出现了。作为财源，有人对土地格外关注，“批地一支笔”的原则彻底打破，成为四支笔、十几支笔，是缘起于土地的利益再分配吗？养活了祖宗多少代的土地，还在一天一天地少下去的土地哟！

12个省市的开发区，共1507个，这还是一个不完全的统计。规划用地总面积990万亩。经国务院和省级政府批准的仅317个，占开发区总数的219%。

大片的乡、镇开发区竖一块牌子，这一片又一片土地就不再是可耕可种的了。

为了吸引外资，土地必须是好地、耕地。

地价便宜。

3天完成一个合资企业谈判，有的地方竟然一天一个，大报小报广播电视紧着吹气以此为荣。

谁也看不见听不见农民在地头骂，抓着泥巴老泪横流。

广东省295个开发区远期规划用地135.5万亩，近期规划用地27.6万亩，已开发用地12万亩。

四川省开发区162个，规划用地144.6万亩，平均每个开发区用地8900多亩。

江苏省县级以上开发区124个，规划用地128.4万亩，平均每个开发区占地1万亩之多。

湖北省仅襄樊一市便有174个开发区，其中汽车配件开发区规划面积6.3万亩。多数开发区建在城镇周围、交通要道两旁，占用的土地主要是高产粮田、菜地。

在各省开发区用地中，耕地约占70-80%，有的则是100%。

地价低，为了争相邀得外商便竞相降低地价，农民所获的土地补偿费太少，国有资产眼睁睁地流失。

土地可不可以批租，即有偿出让使用权？开发区要不要办？这都是无需争论的，没有外资，没有先进技术的引进，怎么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建设需要用地，需要资金，在严格规划、控制下，以合理价格出让少量的土地，也无可非议。

关键在于：我们是怎样出让的？我们还有多少耕地可以批租？

从资源到资产的土地观念的转变，依笔者之见，丝毫也没有减弱土地作为人类赖以立足、生存的不可创造的重要资源的属性，也就是说，人类无论发展到什么时候，作为资源的土地是整体的，作为有偿出让的资产的土地却总是局部的，对于本来就地少人多而且地愈来愈少人愈来愈多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这个世界上物质最富有、科技最发达的美国，从来没有哪怕一点点忽视过农业，美国人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感谢上帝赐给我们土地赐给我们农业。”

一个举世皆知的占世界人口22.5%，而同时又只占世界7%耕地的农业大国的中国，如此慷慨地不经国家批准出让耕地的比比皆是的现实，怎能不教人痛心疾首？

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的子孙找不到立足之地时，翻开陈年老账，会不会把一些人归人卖国贼的行列？

四川省德阳市国土局于1992年7月抽查了149宗用地，面积3930亩，未经批准边批边建的34宗，占地633.10亩。该市什邡县5个乡47个单位797亩用地中，未经批准而用地的是29个单位共540亩。

江苏省徐州市去年修建8条公路用地1.5万亩，其中0.84万亩属未批先用。

广东省1992年违法占地案件15258宗，面积达19866亩，比1991年分别上升32.2%和40.8%。

国家土地管理局指出：当前存在的土地违法问题，“主要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违法行政行为”。使国土局进退两难的是，“各级土地管理部门是本级政府的职能部门，受本级政府领导。职能部门对政府及其领导人违法行政，难于行使执法监督权”。

看来，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真是谈何容易了！

广西北海市陆地面积为248.8平方公里，80年代初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为48平方公里，1991年底的建成区面积为14平方公里。1992年上半年，北海市开发热骤然升温，市政府组织近百人突击征地，有人叹曰：“北海就像回到了大革命时代分田分地真忙。”在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尚未制定、批准的情况下，在市区范围内设立开发区和协议成片出让1000亩以上土地的达30宗，面积154900亩即103.29平方公里，其中已由市规划局红线定点核定用地的14宗，面积61086.6亩。蓝线定点8宗，面积20624亩。在此期间还给用地单位零星出红线图700余幅，面积22151.3亩，出蓝线图60余幅，面积10597亩。两项合计，1992年1月至1993年5月，北海市共划出土地114458.9亩，折合76.3平方公里，相当于北海市建成区面积的5.4倍。

北海市为满足开发用地的需要，于1992年10月9日发出通知，预征土地10万亩，至今年5月已征用56995亩。

北海的土地又如何开发得如此之快呢？

许多开发区都是在仅取得市规划局的蓝线图而土地尚未征用的情况下，便以合作开发的名义分割转让，从中牟利。有的蓝线图被转手三四次，地价由每亩6.5万元上升到20万元。

转手招商的蓝线图，甚至散发到了北海市市长和市土地局的办公桌上。

北海市无节制地采取低地价政策，出让大量的成片土地之举，使政府对土地的开发、转让难以实行有效的控制，更别论资源保护及为了子孙后代的精打细算了。

有人估计，北海一年炒地，至少有20亿元的国有资产流进了个人或公司的口袋。于是，以投资开发的名义，北海炒家云集一时热闹非凡，其中不乏中央政府部门所属的公司，以及达官显贵的子女。以权谋私，以地换钱，几近公开。

那么，北海的农民呢？那些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耕种的农民们曾多次阻挠施工队伍进入现场，并毁坏界桩，推倒围墙，北海市政府也几次动用公安人员强行征地和保障工程开工。

强征之下，农民去哪儿？

另外，农民与北海市政府究竟谁是违法者？

假如有一天，北海的农民学懂了《土地法》，并以此状告北海市政府，那又将会出现怎样的结局？法律或有公论。

进入90年代之后，土地这个大舞台上，看来从此不再寂寥了。

我一次又一次地进出国土局，总是情不自禁地想起土地庙。中国的土地崇拜是原始宗教崇拜中自然崇拜的一部分。《礼记》说：“地载万物，天垂象，取材于地，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

倾听大地，那是四时不断的风声雨声，同时也还有沙漠的干旱，土地龟裂的伤口，洪涝席卷时无奈的淹没……

倾听大地，那是我们的父亲和母亲的诉说，是沉重与贫瘠的双重折磨，有的农人离地远去了，思乡的梦在大都市的车站挤成零星碎片……

倾听大地，远古年代哲人的声音已经愈来愈微弱，在各种各样的摇滚喧嚣中，文化正随着土地的流失与沙漠化而面目全非，谁还记得这样的教训吗——

庄子：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

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天何尝说过什么？地又何尝说过什么？

这就是倾听的艰难，也是多少人不去倾听大地的最好的由头。然而，天道自然无为，那巨大的沉默不正在孕育着雷霆、火山吗？因而我们不妨说：倾听大地就是倾听大地沉默。只有倾听大地，才能倾听历史，倾听未来。

今天不是一个“马寅初”

常常有人感叹：如果当初听了马寅初先生一句话，那就好了。

这已经是往事，无可挽回。中国在一个并不遥远的时刻，选择了今天，全面的绝对的人均贫困，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未来？

已经不只是一个马寅初大声疾呼了：如果我们继续无视土地和环境的危机，中国将要重复类似人口增长的民族悲哀，并且很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农民出走，耕地锐减，城市挤占，沙进人退，土地的困境远远没有走出低谷的迹象，相反正朝着更深的层次滑落。

农民离开土地，并且越走越远越走越多，曾经指之为“盲流”，报章上大惊小喊，一度曾经使广州和香港人心惶惶。现在称之为“民工潮”，每年流动的人数达到1个亿，车站、码头到处人满为患，大都市因为他们的介人，一下子便变得更加拥挤了，生存空间的窄小、脆弱，走在马路上的人都能体会到。然而，至少在北京，最脏、最累的活都由民工兄弟包下来，一年四季的时鲜蔬菜也都由他们运来，他们正在以最惨重的代价希望能被城市及城里人容纳，大部分人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对他们来说共享都市文明还需要时日，但已无温饱之虞，口袋里的金钱正在多起来时，便心满意足了。

中国的农民大量拥进城市，并非如有的文章所说的那样是近几年工业化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农民缺少土地农村摊派繁多不堪重负之下的贫困造成的。其次则是我们城市化的步伐太快，当都市的诱惑从十分遥远变得比较接近时，还能指望农民兄弟永远安贫乐土吗？

造一座新城首要的是占地，占好地，交通、用水、环境条件都不会选到穷山沟里去，即便是县改市，也要动一番土木，建大楼上项目在所难免，市长比起县长来无论级别如何，至少听起来要气派，还有乘机换车换房的，一律新气象。

“六五”期间，中国城市市区总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比重，已从过去2.4%上升到10.1%，远远超过了不少西方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

在美国，城、镇、村庄，三项用地面积只占国有土地面积的4%，瑞典为2%，加拿大为1%。

而我们在20年间，城市公交基本建设用地占用农业用地达5亿亩，平均每年2500万亩，这个数字大于两个上海市的面积。

乡镇企业创造的高额效益，从未有人指出过，是以大量的消耗式浪费资源作为代价的，佐证之一是，仅仅1979年至1984年的5年间，乡镇企业占用的耕地就高达1亿亩，其中90%是自圈自占。1984年至今新占的耕地数有几种说法，浩浩大大是确定无疑的了。

再加上前文所说的开发区圈地等等，于是综合之下便有了下面一组数字：

1992年，中国民工人数达到8001万。

1993年，增加到1个亿。

其中，跨省流动的，在1000万人至2000万人之间。

主要流向为：从新疆、甘肃、四川、湖南、广西、贵州、江西、河南、安徽、河北等省向珠江三角洲、福建沿海地带、长江三角洲和北京、天津等经济发达区流动。

细细地考察一下这个流向，大体上如我们祖先走过的足迹一样，由西往东，由北往南，炎黄子孙，不二法门。

谁不喜欢水清草肥呢？

谁不愿意丰衣足食呢？

《中国青年报》关于这方面的连续报道，是翔实而公正的，笔者读后为之感动，以下引述的部分材料源于该报。

天府之国，四川果子村，全村人口1119人，耕地930多亩，人均0.87亩。全村总劳力771人，每个劳动力平均占耕地1.2亩。村支书算了一笔账：水稻一年两熟单产1000斤，小麦单产300斤，每亩农产品年收入为480元，除去成本240元，税金提留60元，且不算其他摊派，只余180元。

农民说：种地只有锅巴没有饭。

按上述的收入计算，果子村的每个劳动力满打满算，全部落实中央、国务院不得摊派的政策之后，人均年收入为216元。

打工一个月便是在地里扒食一年的钱，其言不虚。

种地还不如到城里讨饭，其言也不虚。

可见，农民是活不下去了才往城里跑的。

离土离乡，对极大多数农民来说，迈出的第一步是辛酸的，那毕竟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侍弄了多少年的土地啊！日出而耕，日落而归，乡里乡亲，熟门熟路，如今泥腿子一拔便去闯大城市，世界是大了，却也陌生了。

不少民工告诉笔者：“我们谁不是哭着离开家乡的？”

要说乡土观念、乡土情结，在中国莫过于农民了。面对这种无可奈何的离别，不可能是喜从天降而是悲从中来。

农民从土地上的出走，是20世纪末年，中国农村悲壮、凄凉的一幕，也可以说是土地的悲歌。《中国青年报》调查的5个村的人均耕地分别为：

山东省刘家官坊村：1.5亩。

甘肃省新庄村：0.32亩。

江西省湖下村：1.76亩。

四川省果子村：0.87亩。

江苏省大港村：1.1亩。

这5个村的耕地状况与全国的人均耕地态势大体相仿。目前中国耕地减少的速度仍然是约每年1000万亩，而每年增加的人口也是约1000万人。1992年全国减少耕地为1131万亩。

因为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绝对数仍在增长，人均占有耕地和每个劳动力占有的耕地数，不但目前仍在继续下降，而且还将继续下降相当长一段时间。

这个继续下降的动因中，自然还有合法与非法的占地，以及城市的扩大和兴建，而且还有其他因素。

比如一边光天化日之下破坏古迹盗掘文物，一边竞相兴建仿古城。游乐场所的占地也日见增多，仅以一个高尔夫球场为例，它所占的绿地少则20公顷，多则60公顷以上，这个数字即相当于要占去中国眼下270-700人的耕地！

高尔夫球似乎可打可不打，一日三餐能否可吃可不吃？

作为大自然的报复，中国耕地还面对着可以说世界上最严重的水土流失及沙漠化的威胁，而这样的流失与威胁是每分每秒都不会停止的。

西北风里的黄土高原。

大自然剥蚀下的地貌，在这里让人感到透心的冰凉，不是奇伟，不是雄险，而是露骨的土地的贫困，山川形胜都成了干枯的骨架，只有黄河的浊浪像山一样堆砌，生命被冲进了大海。

自然力刻蚀出来的地球，是大自然的胜景，在人类的雕刻大师们模仿、追逐了多少世纪之后，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雕塑仍然是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埃及阿斯旺的水蚀洞窟、地中海马路卡岛上的流苏似的钟乳石以及中国桂林山水等等。

你不能不惊叹在水与气流剥扫大陆的过程中，侵蚀力的巨大，以至把陆地雕镂成千奇百怪的形状，奇妙俨如神工鬼斧。

地球在不断改变着自己的地形，但地球表面的变化在通常情况下是十分缓慢的、不易察觉的，人生的短促不会看到灾难性的移山倒海，除非突发性的大难临头。

时至20世纪，巨大的灾变接踵而来，地震、海啸与火山爆发，沙漠一夜之间掩埋村庄使耕地变成沙丘，尘暴把所有的绿色摧残等等，已经屡见不鲜。

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失去理性的掠夺与破坏，终于招致了大自然全面报复的到来。

从黄河里流走的是每年16亿吨泥沙，中国西北高原的3/4土地，包括了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省区138个县，面临着严重的水土流失。在西起日月山，东到太行山，南到秦岭，北到阴山的黄土高原上沟壑纵横，地面断裂，黄沙漫卷，无雨即旱，有水便涝，天是干渴的，山是干渴的，心是干渴的，30万条1公里长的沟道横七竖八，切割着仅存的薄田也切割着农人的心。

40多年间，仅水土流失，被冲入大海的便是中国土地面积的1/6。

亲爱的读者，通过这些数据，你有没有想到生命受到的某种威胁？是的，那是巨大的威胁，沙漠最终毁蚀耕地包围人类的威胁。

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即三北地区，东起黑龙江，西至新疆，分布着19亿亩沙漠、戈壁及沙化土地。我国最大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古尔班通古特等12大沙漠一起，形成了绵亘万里的西部风沙线，直接危害着260个县的人民和土地、牲畜的安全。

也许，挖掘一下楼兰古城会让人们体会到思古之幽情的沉重，当被埋没的丝绸之路，那近3000年前中国开放年代繁荣的标志毁于一旦时，历史曾经发出过多么沉重的太息声！

但，楼兰是警觉的，我甚至想过楼兰城里曾经有时人不知的环境学的先知，否则你怎么解释在楼兰旧地出土的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呢——“连根砍树者，无论谁罚马一匹。”“砍伐树木大枝者，罚牝牛一头。”

接下来的推测又是使人沮丧的：当关于环境恶化的警告被楼兰国王接受并形成文书晓谕臣民时，一切都已经晚了。楼兰国内骤然增加的人口，丝绸之路上来往不绝的商旅、牦牛及骆驼，那是给楼兰带来繁荣的使者，最终却又给这座当时的世界名城带来了衰亡。

楼兰人来不及种树了。

那些砍伐者被处罚了吗？

楼兰的周边环境是如此恶劣，它面对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位于塔里木盆地的边缘，在丝绸之路经过这里之前，它的平静是因为很少的人有限的人类活动与沙漠生态保持了一种相对的平衡，但此种平衡是脆弱的，只要人类稍稍犯规便会趋向恶化，因为它离沙漠太近而沙漠又是如此的强大。

楼兰繁荣的时候，也就是盛极而衰的时候。

时间到了，该去的去了，该来的来了……

楼兰告诉后人：一切的繁荣倘不以坚固的生态平衡为基础、丰厚的自然资源为依托，那么这繁荣就是靠不住的，一阵黄风就能刮走。

楼兰之后，鲜活的警示还在。

那一小块一小块绿洲，沙漠中的希望。

人类因为大自然的报复，被挤压在这些小小的绿洲之内，为戈壁大漠的惊涛骇浪所包围。一只只随时都有可能覆没的小船，船上又挤着太多的人。

绿色文明是如此艰难，又是如此关乎着人类的命运。

“新疆是个好地方”，我们唱着这样的歌。

新疆共有24亿亩土地，砾石戈壁占了9亿3000万亩。汉代，开始垦荒屯田，“有灌田5000顷”。至唐朝，因为截流筑坝，和田河就发生季节性断流，及至清代，塔里木河下游的罗布泊湖水面已从唐代的2万平方公里，缩小到了40平方公里。

到80年代末，新疆的森林覆盖率从50年代初的1.5%下降为1.03%。

这一下降意味着新疆本已恶劣的生态环境更加恶劣，毁林开荒，截流蓄水，数以百万亩计的胡杨林倒地，河谷林、沙漠灌木林大面积死亡。

罗布泊湖从地球上消失了，它最后死亡于我们还活着的时代。

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以每年5米的速度南移，个别区域甚至达到100米。古尔班通古特沙漠的流沙面积，也由过去的3%上升到了15%。

绿色文明的毁灭，大体上经历两个过程：先是人类的掠夺性破坏，而后是沙漠的最后吞噬。

人被沙漠赶着走。

在这被沙漠追赶的过程中，人格日益矮化，环境日益恶劣，绝望是沙漠中最可怕的遗传基因。

新疆人已经退到了天山脚下。

天山的雪线也在后退之中。

沙漠驱赶人类已几百公里之遥，最后我们跑到哪里去呢？

然而，探测地球上生命的科学家却告诉我们，沙漠是这个星球上的老资格的“住户”，在人类出现之前的几千万年，沙漠便已经铺张完成了，那显然不是迎接人类到来的红地毯，而是注定了要与人类的命运相妨相克。

也不妨说，沙漠是一面镜子，人类总有一天不管情愿不情愿，都会在沙漠的镜子里照出自己的原形——残暴的掠夺者的本性并且经受着在干旱烤灼下的心灵沙漠化的煎熬——那时会有沙漠上空的幻雨以及远处的驼铃，人类最后的想像仍然是温情而瑰丽的，可惜为时已晚！不过在这一时刻到来之前，人类中的一部分始终没有放弃给沙漠以绿色与沙漠共处的努力。

如同了解海洋的人尊重海洋一样，了解沙漠的人也尊重沙漠。

其实，沙漠是一块特殊的领地，别一种景观，当地球被那么辽阔的海洋滋润，森林与山脉又突出地显示着生命的绿色及其高度时，造物主留给我们的原始沙漠为数甚少，是炎热、风和水的力量的明证，更是原生态的一处供人游览、研究的基地。迄今为止地球沙漠总量的87%为新沙漠，那是由人类活动造成的。

当人类制造了沙漠又逃离了沙漠之后，你又有多少理由憎恨沙漠？

而且，在沙漠荒凉寂寞的沙丘边浴线条如银钩铁划的原野上，也有顽强的生命蛰伏，甚至有只要下几滴小雨就能开花的植物，与沙漠为伴。

时光之箭只要不被流沙埋没，便显得格外的沉重而缓慢。

制止沙漠扩张已经成了全人类的呼唤，但，这一行动的难度却随着干旱与半干旱区人口迅速膨胀、耕地不断沦为沙地的现实，而变得越来越大，况且治沙的人力与财力总是少得可怜。

当世界生态学家说，50年后，向前推进的沙漠有可能淹没掉三四个非洲国家时，中国的前景一样是不可乐观的，甚至更加可怕：在卫星云图上，中国西部风沙线的大举入侵，已使北京、天津、沈阳等举足轻重的大城市处于沙漠前沿的包围之中。

我们不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于三北防护林。严格地说，三北防护林还只是一道尚未完工的从而也是脆弱的防护体系，而从攻防战的常识来说，任何防线都是可以突破的。

即便把当今的三北防护林假定成为自身坚固的即不会被破坏的相对已经完善的一个体系，如果没有它履盖下的辽阔土地上的生态环境的改善，它又怎么可能力挽千里狂沙于既倒呢？

尽管三北防护林在漫长的风沙线上孤军作战的可能性是始终存在的。

1994年春季，北京连续干旱。

旱得该绿的草皮不绿，海棠花开过后人们还来不及观赏便早早地凋谢了。

关外的沈阳。

从沈阳市郊康平县小城子镇北端和杨家窝堡远眺，内蒙古科尔沁沙漠的滚滚黄沙，越过辽宁的边界线以每年平均30米的速度南下，直指沈阳城。

这是《中国环境报》今年4月23日的记者实地报道。

1993年深秋，当我在辽宁采访、写作，并目睹了沈阳的大气污染及沈阳市内举凡商店、居室乃至花篮均以塑料花充作装饰的情景，我当时想到过一个题目：沈阳无鲜花。但，这并不是说沈阳不能培植鲜花、绿叶，而是现代人在匆促而多少带点盲目的物质的追求中，生活品质下降，人们已经没有心思没有精力去欣赏生命不可或缺的绿色与花朵，更不用说去栽种、培植了。

人远离真的，人让假的迷惑了。

再从沈阳周围的环境来考察，风沙侵袭所带来的人的心态失衡，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沈阳的生存环境已缺乏人们对大自然向往的那种氛围，城市已经变得麻木了。

风沙包围沈阳的前提是占领郊区。

康平县包括林地、水面在内的320万亩地域中，已经沙化半沙化的土地为108万亩，接近1/3。全县与科尔沁沙漠接壤的114公里边界线上，22个风沙口以平均5公里一个的密度分布着，成千上万吨黄沙从这些风口刮进康平县境内，全县的纯沙丘面积已达3万多亩。

在一块失去良好植被、生态破坏严重的土地上，大风移动着沙漠，这移动的过程便是占领良田毁坏庄稼的扫荡。康平县的农民经历过河南种地、河北出苗的怪事，那是风把种子刮跑了。1993年4月，一场8级大风把一座沙丘在24小时之内往南移动了12米！

风的移沙逼人实在是够惊心动魄的了。

康平县的另一种景象也是发人深省的！几十米高的大沙丘已推进到距村民住宅仅20米处，一棵棵高大的杨树和柳树挡不住这沙丘的移动，面临着同样被埋没的危险。

显而易见的原因是绿色还缺少纵深、立体的防御能力，面对着一片大漠，单一的防护林几乎是不起作用的。最后遏阻沙漠的行动还必须要在沙漠中营造绿洲。

可以说沙漠是地球表面最不安稳的、生命力又很顽强的流浪者。

没有比处于风沙前沿的农民更能体会这风沙的滋味了：人们无心安排自己的生活，在一场大风到来时，随时都有可能弃家出走、望沙而逃，你会看见沙丘在移动中吞没你住了多少年的老房子，屋前的几棵树，屋后的一片菜园，一切都没有了，世界消失得那么快。

在这之前，是长期地咀嚼、吞咽黄沙，“一天吃进二两土，上午不够下午补”。

最后的努力仍然是种树。春耕时节，康平县的农民们纷纷倾家而出刨坑、浇水，农民说：“我们这里没有了树木就啥也没有了，没地种庄稼，农民咋还能有活路？”

这是庄稼汉的朴素的语言，种树是为了人的活路，这是无可奈何的，却是黄土地上的真理，也表明了：我们只有在保全土地的情况下，才谈得上别的，比如经济效益及享受绿色等等，否则就是有害无益的大话空话。而当我们沾沾自喜的时候，沙漠正好趁虚而人。

对于热爱这片土地的人来说，他能感觉到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沙漠进逼的燥热以及树木倒地时的呻吟。

我们不能再麻木下去了。

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

在大自然的笼罩下，其实当今世界的50多亿人，都是地球村的村民，我们只有一个村庄。

沈阳，作为辽宁省的省会，与所有中国的大都市一样，繁荣与风险并存，光明和丑陋同在，不堪重负的感觉比比皆是。

人流、车流……

人的惊慌、车的惊慌，只是因为日渐增多的冰雹、暴雨、龙卷风等恶劣天气。

只要风暴过去，便是万事大吉。

可是，科尔沁的沙漠却是孜孜不倦的。

科尔沁沙漠南下侵吞法库、康平两县，只是近期目标，真正有吸引力的是沈阳，这个世界闻名的大都市。人类历史上被沙漠淹没的城邦太多了，再埋掉一个又何足为奇？

土地沙漠化并非指原来具有滚滚流沙的沙漠地区，而是指由于人的活动所引起的生态失衡，导致不是沙漠的地方渐渐出现沙漠的景观，最后成为荒漠。沙漠化已经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了，差别只是地域的远近、时间的早晚而已。撒哈拉沙漠以每年30-50公里的速度南侵，流沙前沿的总长度达3500公里，同时又以每年1200万亩的速度向地中海扩张。仅仅半个世纪，由撒哈拉沙漠吞并掉的宜农宜牧土地为65万平方公里，不少历史名城也随之葬身沙海。

全世界由于沙漠化而失去的土地，每年达6万平方公里。此种趋势如不加以扭转，到2000年时，世界将要失去1/3的耕地。

我国现有的沙漠面积为11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11.5%。

我国耕地中的沙漠化面积，50年代初为13.7万平方公里，到70年代时已为17.6万平方公里，此后便以每年1560平方公里的速度蔓延。如今沙化土地占中国土地面积的13.5%，超过了我国耕地的总面积。

我们大约谁也不会在乎时间序列中60秒钟即1分钟的运行，可是天宇、大地在这1分钟里却是变幻无穷的，在中国每分钟有4.5亩的耕地沦为沙漠。

按这样的沙漠化速度，到2000年时，中国将有比两个台湾岛面积还要大的地方，成为不毛之地。

有一份统计表明，在沙漠化过程中，人为的破坏是最大的危害：

因为风力作用沙丘前移在新疆、内蒙、宁夏、陕北及河西走廊等地造成的沙漠化土地面积为：5840平方公里。

因为不适当垦荒造成的内蒙、宁夏、吉林、辽宁、黑龙江等地的土地沙漠化面积为：26400平方公里。

因为破坏天然植被，半固定、固定沙丘重新活跃，造成的土地沙漠化面积在新疆、内蒙、甘肃等地为：22600平方公里。

因为上游过量用水致使下游断流而在塔里木河下游引发的沙漠化面积为：1000平方公里。

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各县，黄沙铺地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刮一场大风，人们就爬到屋顶扫沙，推起小车运沙，走到地里扒沙，人累了，沙却愈扒愈多。

在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发表之前，50年代初，中国著名地理学家竺可祯先生在考察海南岛时，针对当地他目见的烧山毁林，痛切地指出，这会出现由林地变为沙荒的后果。

以竺可祯先生的学养及地位，他的声音也被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轻轻地抹煞了！

可是，海南岛正在不断地用事实证明着竺可祯先生的预言。海南万宁县，原先是万般皆绿之地，天然植被与人工防护森林的覆盖率达50-60%。后来发现了钛矿，进行开掘，毁掉草场，挖去树木，至1985年5月，为开采铁矿至少砍掉2万亩防护林，并且连一处长达25公里的珍贵的青梅林自然保护区也遭到严重破坏。

沙荒的出现是如此之快，在林木倒地之后、寻获钛矿的喜悦还没有消失之前便来临了。万宁县的万般皆绿破碎了，凡是植被毁坏的地方都出现了风沙地貌形态，大片的风沙地开始与绿色对峙，有风的日子便有了尘土飞扬，形成风沙流。

即便对于海南岛来说，土地沙漠化也并不是遥远不可及的神话。

如今，海南岛上的绿色生态正面临着双重的苦难，旧有的毁林开荒尚未绝迹，新的开发方兴未艾。

海南岛的绿色正在减少之中。

海南岛的风沙正在增加之中。

现在已经到了发出海南沙漠化警告的时候了！

一个新的城镇的建立无不包含了对土地与生态的破坏，大兴土木是要慎之又慎的。

1988年兴建的藏北阿里地区噶尔县城投入使用半年后，就开始面临风沙之害。大风季节，县城内外飞沙走石，城内地面积沙为20-40公分，房前屋后积沙为50-100公分，最大厚度达200公分。

如同我们有的建筑是高大的危房一样，这个新兴的县城一开始便是沙城，并且注定要被风沙驱赶到别处，然后埋没，成为人们手造的20世纪80年代的新鲜的废墟。

60年代，这位于狮泉河谷地的噶尔一带红柳灌丛比比皆是。灾难起于垦伐红柳，屏障失去风沙骤起。

一方面，我们在沙漠中种草种树，努力与沙漠化抗衡；另一方面，我们还在人为地破坏植被，为沙漠开路。

宁夏地区连续发生三次滥挖甘草的高潮，为了发财，为了换取外汇。数千人对草原疯狂的滥挖使宁夏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趋恶劣，马儿庄53万亩草场有40万亩遭劫；盐池县180万亩草场被毁的达150万亩，其中完全沙化的为20万亩。

这是发生在眼前的，中国大地上最触目惊心的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震怒之后的大自然的报复几乎是同时降临——20万亩草场完全沙化。

它意味着，宁夏——中国又将多出一大片由我们自己贪婪的双手挖出来的新沙漠！

1993年春夏之交，宁夏南部盐池县突然闯人一批又一批挖甘草的大军，有个体的，有成群结队的，有打着外贸旗号的。出口甘草能赚钱，外国人需要，中国人就得赶紧挖，刨了祖坟也得挖。占水井，封水窑，埋锅烧饭，安营扎寨，然后浩浩荡荡开进草原，见甘草就挖，几天下来刚刚返青的草场重又变黄。草地上土坑累累，不再有羁绊的黄沙重新冒出地面，绿色变成黄色是何等容易。

上百辆手扶拖拉机来去运输，把刚刚挖出的甘草运到境外。

盐池县农民愤怒了：羊吃什么？人怎样生活？靠牧羊为生的农牧民，没有了牧草没有了草地，那不是死路一条吗？1993年6月初，20位农民跑到县政府请求保护草原，4天后70多位农民连夜赶到银川上访，要求驱逐盗挖甘草的强盗。宁夏自治区政府当即派员到重灾区开现场会，并发出紧急通报，“年内禁止一切单位和个人采挖甘草”。历时4个月，参与者达数千之众的滥挖甘草事件算是暂时告一段落。

被毁坏的草原却无法复原。

人走了。人富了。人笑了。那些盗挖者们把凡是有甘草的草原挖了个底朝天，又一次得胜了！

宁夏挖掘甘草由来已久，并且有过一场震惊中国的官司。

甘草，又称“药王”，属国家保护的野生珍贵植物，而出产甘草的宁夏银南地区又属于干旱区，保护甘草保护草原更是关系着这一地区的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

最早的盗挖始于1984年，4个县70多万亩草场全受到了灾难性的破坏，在是次盗挖中，中宁县药材公司仅1985年在国家计划收购甘草10万斤外，又超收70万斤。

有关部门做出决定：责令中宁县药材公司交纳草原建设费并没收超计划收购款合计12万元。

由此开始，一连串的怪事发生了：

中宁县药材公司不服，向中宁县法院起诉，法院改判罚款7万元。药材公司仍不服，以“甘草统一经营，实行全额收购”为由，再上诉至银南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1987年7月，银南地区中级法院作出判决：撤销中宁县人民法院一审判决，药材公司不承担罚款，诉讼费2400元由力主保护甘草资源的中宁县畜牧科承担。

这一判决使各界有识之士愕然：破坏草原者胜！保护草原者效！

我们的执法机关怎么了？

草原遍地伤痕，坑坑洼洼与采掘后的无边无沿的黄土堆满目皆是，就连以固沙闻名于世的马莲草也被连根挖出，几万亩的草原植被毁子一旦，功也罪也？

农民说：我们不挖别人也会挖，你挖还不如我挖，总能得几个钱，价格高着呐，谁不见钱眼开？

草场没有了，今后怎么办？农民说：管它呢，眼下不吃亏，先过日子再说。

法律又是怎么说的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规定：

禁止在荒洪草原、半荒洪草原和沙化地区乱砍灌木、药材及其他固沙植物。

国务院（86）8号文件明确指出：

甘草属于保护资源的少数品种。

对甘草应制定保护法规。

既然如此，又是什么部门按照什么规定下达甘草收购指标的呢？

1987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又一次下达了收购成品甘草250万斤的任务，有关各县增加了100万斤，实际收购任务为350万斤。

从此后，挖甘草的人愈来愈多，草原管理部门再也不敢管了，官司打输了，你还管什么？

宁夏南部宝贵的草原在被“合法”地挖掘中，迄今为止刚好10年整。

哪一块土地经得住10年的挖掘？

我们挖出了甘草，挖出了沙漠，也挖出了灾难。

世界不可多得的甘草资源已濒临枯竭，沙化的草场铺展在人类面前。

由于甘草越挖越少，挖甘草付出的代价便越来越大。70年代，破坏一亩草原植被能挖70公斤甘草；80年代中期只能挖到35公斤；90年代伊始连20公斤也挖不到了，草原植被的构成是大自然精妙的千丝万缕的编织，各种草的根须还有沙漠中的树木互相缠结互为保护，像一张巨大的网络把沙土覆盖、固定，再以自己的绿色遮挡炎热与干旱。当人类把其中可以换钱的一种草连根挖出时，整个网络开始残破，挖甘草时挖出的沙土开始覆盖草原，其破坏比率是挖一亩有甘草的草原，等于破坏33亩草场。自80年代至今，宁夏仅仅挖甘草一项，直接与间接毁坏的草地共达800万亩之多！以牧草计，宁夏因为挖甘草而每年损失的牧草达5000万公斤，整整断了5万只羊的粮草。

甘草的学问恐怕还不止于此。1949年时，宁夏有甘草资源1400万亩，但年收购量仅754吨。

1983年时，甘草资源已经降至880万亩，至1993年又减少了100多万亩，而年收购量却高达5720吨。

这些数字的对比告诉我们：在经济生活中某些数字的增长，是必须要深究其本身的资源背景的，而且一般来说这一类增长的数量背后，是质量的滑坡。如同沿海捕捞鱼子鱼孙一样，甘草每每都连根拔出换钱去了，哪还有质量可言？

最根本的也是无法估算的，是对生态环境的长远影响。人类为此已经付出的惨重代价，仍然不足以教训我们自己，于是便有了眼下的新的大肆破坏。

1993年5月前，仅盐池县就出现过19次沙暴，5月那一次夺命黑沙暴席卷西北时，盐池也没有例外。

死的死了，伤的伤了。

不死不活的草原和不再欢笑的羊群与牧民一样，不知道灾难又在什么时候降临？

自治区到盐池县召开现场会的当天，从那些被毁坏的草地上刮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沙暴，一时飞沙走石，黄龙漫卷，日月无光，宁夏的牧民说，报应到了。

宁夏，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宁夏全区6万6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在三北防护林体系的工程范围内。

宁夏人民长期与沙漠周旋，有的地方比如位于黄土高原腹地的西吉县，那是曾经贫困到形销骨立一无所有得连黄土骨架子都要送给黄河的无土的土地，全县46000多农户每天仅烧饭烧炕耗去的燃料就是50万斤，用什么烧？砍树、挖草根，已经砍到森林覆盖率只有2.2%了，还砍什么？32万回汉族的人民只有背水一战种树这一条路了。

面临着全体灭顶之灾时的人的奋起，虽然为时太晚，却仍可以亡羊补牢。1982年至1985年，西吉造林79万亩，种草77万亩，林草筱盖率达37.2%，控制水土流失量62%，最使西吉人民喜不自禁而饶有兴味的是：

在耕地压缩4%之后，粮食总产量却增长了42%。

西吉土地上的成功，其实就是种草种树的成功。西吉人民是在绿色的保佑下，初步摆脱了土地及人的贫困的。

当我满怀希望地写到这些成功的例子时，心里又总是会泛起另外一种已经被事实证明的担忧：

新栽的树木长大了，新的砍伐又开始了！

西吉人花了8年时间使土地有了绿色，尽管那绿色还是稚嫩的，谁能说稚嫩就不是希望呢？可是，这绿色被人掐断了，送到羊的嘴巴里了，擀面杖粗细的小树又砍下来当柴火烧了，稍粗一点的用来盖房了……

人不改变自己，又怎么能真正改变土地呢？

世界环境学家认为：中国有两项世界第一是十分不可思议的，即制造沙漠世界第一，治理沙漠世界第一。

中国人极有创造力，也极有破坏力。

宁夏还有世界闻名的治沙典型沙坡头，这是包兰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这个小站沿线，为了制止跃跃欲试企图埋没铁路的沙漠，40多年来科技工作者的脚印印满沙丘，青春的脚印在这里变得沉重、蹒跚，树木林草在这里变得坚挺、扎实。沙漠终于不能埋没一切，就这个小站，南临黄河，北靠沙漠，铁轨、枕木载着绿色的列车从这里穿越腾格里沙漠40多公里，当风笛在沙漠中回响，扬旗在沙漠中起落，你看见治沙人的背影了吗？这背影离蓝天那么远，离沙漠那么近，甚至有点佝偻，岁月伴着梭梭与胡杨在沙土里扎下了根，那是面对腾格里沙漠的日日夜夜啊，背怎么能不驼？腰怎么能不弯？

他们说；只要沙坡头小站屹立着，我们就是倒下了，倒在那些树木林草的根须旁，我们也会微笑。只可惜人生短暂，陪伴这沙漠的只有一辈子。

你有没有见过这个小站不是重要的。

你得记住这个小站。

历史总有一天会告诉后人：那些在沙漠里种树的人，是大地的真正的守望者。

他们近乎神圣。

面对着世纪末的大漠之风，那种枯燥、苦涩的风，让你的嘴里咀嚼沙子的风，在你的脸上刻下皱褶并撕破你的衣服的风。

把帐篷里的日月刮得天昏地暗的风。

远离这风的，在奢靡的灯光旋转下，人们把这一片片大漠边陲轻轻地淡忘了。

可是那风还在刮。

有一天会叩响我们所有人的门窗。

带着风的礼物。

时间到了，该去的去了，该来的来了……

宋玉有《风赋》：“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缘泰山之阿，舞于松柏之下。”

那是绿色的风，不是大漠黄风。

前者是天使，后者是恶魔。天使与恶魔都是风。

有一个梦里我遇见风，那是遥远年代的童稚黄口的小风，如树叶一样垂挂着，与布谷鸟嬉戏，在芦苇的长叶上吹动着露珠儿，拂去沟边地头野菊花的灰尘，晃动着田野里的油菜花把芳香驮上蜜蜂的翅膀，风说：在干裂荒芜的土地上，我充当恶魔的角色，那么人呢？

“风者，天地之使也。”

西北风，东北风，铲除黄土的风，刮走黑土的风，推动沙漠的风，驱赶人类的风，又有谁能听见这风在说些什么？

在上苍的意志面前，人类不能不颤栗。

人类醒了吗？

不知大梦谁先觉，且听昨夜风雨声。

如果你闭目沉思，仔细地回想一下仅仅是你视野所及的土地的变化，便会想到：这土地承载的社会、意识，也无时无刻不在影响土地自身的风貌，虽然此种影响往往是人强加于土地的，也正因为如此，人才要受到报复。

笔者是崇明岛农人的后代。目睹了崇明岛北沿浩瀚的大芦荡在围海造田中消失，耕地的增加使这个小岛失去了一道绿色的屏障，也失去了一种海岛所独有的人文景观。从此后，崇明岛上满目皆是的芦苇成为难得一见的珍奇了。

如今想来，我们在挖掘大芦荡的时候，对芦苇是知之甚少的，对芦荡中的飞禽更是了解不多。站在江堤上目睹一群群的海鸟惊恐地拍翅而去，但不知它们又去何处流浪？

崇明县志告诉崇明岛的后人，这小岛上的芦苇，曾是岛上最早的先人的避风挡雨之物。是最基本的能源及建筑材料。唐朝武德年间两个渔民发现这小岛并为岛上的土地吸引时，便是将芦苇结环而舍，称之为环洞舍，然后才是耕耘和寻找鱼虾，并采食一种野生的丝草籽儿充作食物，两个人的泥污的脚印留下了崇明岛的最早的开发史。

一直到本世纪70年代，崇明岛西部的农民中还有不少以芦苇做笆墙的房舍，也以之充做烧饭煮水的部分燃料。

故乡人在信上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些年大家都盖楼房了，一般是两层，也有一些是三层。1979年至1988年的统计表明：全国农民共建新房62亿平方米，相当于前30年建设总量的两倍。

农民不可能永远住芦笆墙土坯房，也不允许大量挤占耕地盖房，这就是我们的两难境地。而当楼房作为一种舒适、富裕的象征时，至少在崇明岛上，田园农宅、四面环水、绿树丛丛的景观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城乡的建房热，首先是因为人口激增、多少年来对民用住宅的忽视所致。然而，我们似乎也不应该忘记另外一个事实：

1989年的一次清查中，8个省违纪建私房的干部达29万人，人均建筑面积317平方米。

多少城市居民不得一间安居之所时，这样的人均数还不够触目惊心吗？

四川省潼南县10个区镇、61个区级干部中就有9个区镇21个干部超标准违纪建私房。县委、县政府、县人大32名局级干部建私房。有一个县人民代表大会副主任盖了4层小楼之后犹觉不甘，还要申请在原地补征30平方米土地作为厕所之用。

30平方米是北京、上海三口之家求之不得的住房面积。

这位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竟然用来修一个厕所！

有关于房子的民谣生动、透彻：

有权的“妻离子散”，无权的“四世同堂”。

书记要建房，主任来帮忙；主任要建房，科长来帮忙；科长要建房，采购员来帮忙；采购员要建房，好处费来帮忙。

何谓“有权的‘妻离子散’”？房子多了，一处两处三处，这在中国从北京到一个小县城都是公开的秘密。

湖南省临澧县官亭乡，乡党委书记、副书记营建豪华楼房时，这个乡还有39户农民住在山上的岩洞里。

1988年9月，湖南沅、澧流域为特大洪水袭击，田地荒芜，房舍塌毁，民生无着，灾民们在大堤上以塑料棚栖身，而汉寿城里却有人在盖新房，有民谣叹道：

汉寿遭了灾，干部建条街，钱从哪里来？大家猜一猜。

四川省石柱县是全国最贫困县之一，全县人均收入不足200元。这个县有不少乡民还住在山洞里，是20世纪行将结束时中国的新山顶洞人，而县城里，县人大主任、县国土局长、县公安局长等人却堂而皇之地造起了一条“官街”。

你无法想像一个小官儿，何以有如此大的威力。江西景德镇市机械工业公司党委的张姓书记，为都昌县一个包工头介绍了一批挣钱的活，这个包工头“以恩报恩”便在市里为张书记盖私房一幢。这种交换干脆利索，如果追究起来，前者是“工作需要”，后者是“慷慨赠予”，合理合法得很！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林业局一个离休的局长，在已经有两套共120平方米住房的情况下，说是要盖个“窝”，这一个“窝”便由林业局批给他10立方米的木材，老局长自有功夫，到手的时候已经是40立方米了。然后再把这些木材运到一个贮木场，先是说代请保管，紧接着便转手倒卖，买主是谁呢？是公家。公家花钱买的是本来属于国有资产的森林。一张作为中介的批文，10立方米在余热的发光之下，又变成40立方米，到贮木场搁一搁再卖给国家，钱，大把的钱便流进了自己的腰包。

然后是动工破土，大庸市张家界森林公园三角坪又多了一幢属于私产的别墅楼房，户主当然是那位已经不在位的老局长。

这是《芙蓉》杂志披露的。

地是怎么批下来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内怎能修造私房？这些问题对权势者来说，似乎都不是问题了！

国家的法律保护不了国有土地。

我们的土地就是这样被一块一块地切割的，连同土地上土地下的资源一起流失了。

于是在被称为“干部建房热”中留下的，是在中国城乡抹不去的凝固的腐败。没有人想到土地被切割时滴血的痛苦，也很难预测，这些凝固物将是鼓励腐败的诱惑呢，还是警示后人的耻辱柱？

即便在城市，住房上的贫困阶层，最新的统计说北京至少有20万。这20万中有的是返城的老知青，他们把青春献给北大荒之后拖家带口好不容易回城时，已经一无所有了。

她姓王，住在南长安街的一个四合院里，四合院早没有院子了，家挨着家，四处堆满杂物，1968年，她15岁时去山西农村插队，10载青春年华涓滴无遗地献给了那一片黄土地，与当地一个农民结婚，几年后丈夫去世，儿子3岁，女儿尚在腹中。

历尽周折，她是最后一批才回到北京的，回来也迷茫啊！这偌大的京城，宽阔的马路，对拖儿带女的她竟是那样的陌生，找不到自己的屋檐。她的娘家收留了她，人生有时候也实在太小，除了父母的慈爱，哪有停靠的港湾？

10年了，她还是个临时工。儿子已经17岁，女儿14岁，娘仨挤在一张床上，20平方米的屋子里住了老少三代6口人，她的弟弟10年睡在6平方米的吃饭间，她的父亲为了供外孙子、外孙女上学退休后又去上班了。

她的幸运是：她的父母及家人一起分担了她的苦难，苦难却似乎没有边，娘三个还得挤在一张床上，以后怎么办？

平凡人家的平凡故事，在剪彩与消费繁荣的热浪下，人们很少知道。

她所寄居的那个四合院，与中南海只有一墙之隔。

北京有多少空着的房子？有多少分到了名下却无人居住的房子？这个数字大约很难统计。

有一个数据出于权威部门，而且是绝非夸张的：全中国至少有5%的城镇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新的城市贫民阶层已经出现了，我们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活，我们能忘记他们吗？

《视点》1994年第4期的文章说：

掌握实权的干部，每逢节日、出国，送礼者不乏其人；原始股票，股权证，进出口许可证，低价土地使用权，招工指标，户口指标，贷款指标，凡属紧缺资源，大部分没有公开拍卖，而是成为“寻租”的对象。

腐败，正在腐败我们的土地。

我们的土地是我们生存、发展的根本，这个地球上惟一属于我们的立足之地。

当腐败作为一种使子民百姓人见人恨的社会现象出现在中国的土地上时，它曾经是躲躲闪闪的、少数的、有节制的，后来居然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招摇过市，乃至进入流通，左右市场。农村中又产生了流民潮，这些流浪者的一部分流向城市，和城里的贫民一起将要成为世纪末的中国城市贫民，凡此种种将会使中国的土地处于空前艰难的状态。

在这块文明久远的土地上，人们看到的是是非颠倒的价值判断。

有人大声地嘲笑真、善、美及文化，并且得到喝彩。

没有善恶感、内疚感、同情心。社会公德心淡漠。

暴富成为光荣，丑恶成为时尚，平庸成为天才。

于是，更多的人陷人见怪不怪、见恶不恶的无奈的麻木中。

这是多么可怕的麻木！

不是因为这种麻木，中国的土地上怎么可能迷信如此横行，坟墓如此众多呢？

有民谣说：算命先生年轻化，联宗祭祖群众化，活人修坟商品化，纸扎冥供现代化，装神弄鬼公开化，神汉巫婆科学化。

编织是精心的艰难，破碎是长堤的崩溃。

迷信横行的时候，坟墓也愈来愈多，并且由风水先生测定，占据着向阳、有树的坡地、好地，让活人无法耕种。

火葬场的门关上了。

“生在苏州，死在贵州”。

在贵州，大山里的贫困、疾病折磨着多少山民的时候，重敛厚葬已成时尚。仅以1989年为例：贵阳市死亡人口约8000人，实行火葬的2800人。贵阳市在过去9年间共有8万多死者筑坟土葬，土葬率高达70%。以土葬一人占地6平方米计算，共占用耕地440亩。

这里说的是贵阳市，一省之都会，至于郊区、农村、山区更不在话下了。

从都市发出的信息，往往带有某种权威性，那里是政治、文化的中心所在，可以是政通人和的楷模，也可以是污泥秽水的集散地。

城里人死了占的是农村的地。

农民说：我侍弄这土地一辈子，死了还不该入土为安吗？

两年前的一项统计说，安徽省有坟墓2500万座，其中太和县127万人，有坟127万座，人头与坟头正好相等。利辛县出了稀奇事：全县110万人，坟墓竟有115万座，坟头超出人头。

温州正继续以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及同时兴起的持久不衰的造坟运动闻名中外。

各种外形的坟墓，各种内容的坟墓。

夫妻合葬墓，三代同堂墓，还有为4岁小孩准备的活人墓。风水学、脉象学、坟墓设计应运而生。在温州，一年要新建坟墓3000座，耗资2亿多元，是中国自然科学基金的2倍。

1989年，全国死亡人数为650万，其中土葬的是470万。这470万死者中占用耕地为坟墓的是370万，仅此一端全国损失耕地74万亩，耗资70亿元，消耗木材100万立方米。

死人与活人争地只是现象，本质还是在于活人为自己留了土葬的后路。改变这种习俗，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多的教育及行政措施，曾经有相当高的火葬率，问题是在公德心与土地的混乱中，一切又倒退回去了。

反封建的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可以说在中国大地上，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封建的阴影，如若不信有坟墓为证。

死了之后的排场莫过于历代帝皇，即便是升斗小民，在中国的过去年代也曾极为讲究身后棺材的厚薄。

归根结底，死人的戏都是活人唱的。

让死者耀富，还不如说是替活着的人做广告，富不富，看坟墓。

有不少关于火葬场的故事。

海南文昌县火葬场建于1978年，13年中火化了一只狗，高高的烟囱寂寞地矗立着，一起寂寞的还有停尸间、吊唁厅、化妆室、运尸车。

县里配备了一名在当地算是资深的干部，当了火葬场场长。

开炉那一天，要试一试炼尸炉的运作状态，便牵来了一只狗，以狗试炉，效果上佳，可惜从此以后这个火葬场13年冷冷清清不曾升火。

居民也有偶尔路过火葬场看一眼的，议论着还不如盖个养鸡场。谁会进去烧？

火葬场的老场长一病不起，大家想火葬场要升火了，或许老场长带个头，这方圆十里八里的老百姓能受一点感动。

老场长临终前发话了，那是人们等待很久的遗嘱，老场长说，万万不可将遗体火化！

火葬场彻底关闭了。

火葬场场长的最终选择，使文昌县火葬场成了真正的养鸡场。中国土地上的这种变化，是中华民族的深深的悲哀：

我们决不拒绝财富，却很有可能拒绝真正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