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三国志

论魏蜀吴三家处理民族关系的特点_木芹学术文选

西汉开创了一个多民族、多层次、多制度的封建统一国家，东汉相承而略有进展。西汉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目的是建立一个民族众多、土地辽阔的封建专制国家，而东汉处理民族关系的基点则是维持西汉的规模和局面。到了三国时期，却是在分裂的情况下围绕着统一战争处理民族关系，而三家各显其能。本文试图阐述魏，蜀、吴三家处理民族关系的历史进程及其主要特点，并做些比较。

秦并兼六国，建立了一个封建专制集权国家，西汉则创立了一个多民族、多层次、多制度的统一封建国家。

从民族言，以中原汉族为核心，东北有肃慎、夫余、沃沮、高句丽、乌桓和鲜卑；北有匈奴散在漠北草原上；西北有乌孙、车师、莎车、疏勒等西域三十余部；西有先零、烧当、唐旄、发羌诸羌；西南有邛、、徙、冉、滇、辒、昆明、夜郎、句町等；南方有闽越、骆越及武陵诸族。各族人数有多有少，区域有大有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汉族为封建地主经济，其余各族或原始氏族社会，或处于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部落联盟，或奴隶社会，同内地汉族杂居的则与汉族相差不甚远。语言习俗各异，然而在西汉时，实实在在地走到一起来了。当然，其中有强制性，乃至压迫和流血，这是客观存在的，不过无论如何各个对立阶级、众多民族，各自发展水平不同，均以汉族为核心，中央集权封建专制政权为杠杆，封建地主经济为基础，组成了一个有机的多民族、多层次、多制度的统一封建国家。(www.guayunfan.com)由于各民族及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因而国家是多层次的。以长安司隶部为中心，并州、朔方、兖州、豫州、徐州、荆州、扬州、冀州、幽州、凉州、交州共十三部，七十余个郡，是西汉封建国家直接统治的地区，这是第一个层次，以土地自由买卖，“分田无限”的地主经济为基础。

广阳、中山、真定、信都、赵国、东平、胶东、鲁国、城阳、楚国、梁国、淮阳、广陵、六安、长沙等十多个诸侯国大都为同姓王，它们是“国中之国”，是封建国家的第二个层次。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郡，即所谓边郡，是封建国家的第三个层次。它们包括凉州刺史部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益州刺史部的武都、汶山、沈黎、越辒、柯、犍为、益州等七郡；交州刺史的郁林、苍梧、南海、合浦、珠崖、儋耳、交趾、九真、日南等九郡；幽州刺史的玄菟、乐浪二郡。以上二十二郡又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建立在以汉族为主的民族杂居地区的，有如武威、张掖、酒泉、敦煌、郁林、苍梧、南海、合浦、武都、沈黎、汶山、犍为诸郡，这些与内郡没有太大的差异，而到了西汉末至东汉时，或省并，或建置，与内郡一样了。二是基本上设置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有如越、柯、益州、珠崖、儋耳、玄菟等郡，这是典型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郡，作为封建国家一级地方政权则与内郡一样，唯它们是“以其故俗而治，毋赋税”[1]，有其特殊性。三是某些边郡，随着历史的推移，先后脱离而不再归属中国的郡，有如乐浪、交趾、九真、日南诸郡。

西汉封建国家内，称某某属国都尉的，诸如陇西属国都尉、北地属国都尉、上郡属国都尉、朔方属国都尉、犍为属国都尉等，另有护羌校尉和护乌桓校尉，它们的主要职责是妥安置附汉的各族人民，并进行领护，还可征调其参与战争，其地位与郡同等，具有一级地方政权组织性质，但带有临时性或不固定性是其特点，这类政区成为封建国家的第四个层次。

西域都护又是一种情况，都护开府而治，辖下各部王侯，对于封建国家：一要朝贡，二要派侍子为质，三要应征调，这是当时封建国家政区中的第五个层次。

最后，就是奉藩称臣的匈奴单于，颁发黄金匈奴单于玺，汉天子正式对其行册封臣下礼，确定君臣名分，明确了匈奴单于隶属于汉封建国家中央政权，故有不定期的贡级及遣子入质的义务，“位在诸侯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2]。至于单于所辖匈奴地为“国家之藩屏，以强守圉”[3]，这是汉封建国家政区的第六个层次。当时匈奴所处社会以奴隶制经济占统治地位。

王舜、刘歆有言：“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4]所说不完全贴切，唯西汉开创了一个民族众多，拥有辽阔土地，多层次多制度的封建大一统国家，故言“万世之基”，并没有言过其实。

东汉一代，在守西汉基业的前提下，只是略有进展，如新设永昌郡就是一例。唯东汉政权的保守性、分散性占了上风，到了后期就更为突出，于是地方豪强势力的膨胀成了普遍现象，与此相适应，地方豪强的势力同边疆少数民族上层合流，也成为当时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如北方袁绍势力同乌桓上层的结合，西方韩遂、张鲁等与羌豪、氐王的合流，西南雍、孟获等同夷帅的相互为用，等等。

黄巾起义摧垮了东汉王朝，而其胜利果实却由魏、蜀、吴三家瓜分了，形成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当然，这是东汉政权的保守性、分散性所发展的必然结果。

建安五年（200年），经官渡之战，曹操击败了袁绍。建安八年（203年），又击败了袁绍子袁谭、袁尚。建安十年（205年），袁尚奔就辽西乌桓。

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又率军征乌桓（即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曹操“登高，望虏陈不整，乃纵兵击之，使张辽为先锋，虏众大崩，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5]。袁尚、袁熙同辽东单于速仆丸及辽西、右北平诸豪酋一起逃奔辽东。辽东太守公孙康将袁尚、袁熙及速仆丸等头斩送曹操，于是“代郡乌桓行单于普富卢、上郡乌桓行单于那楼将其名王来贺”[6]。

官渡一战，袁绍主力被消灭，曹操向统一北方迈进了一大步。巩固这一胜利，并进一步扩大战果，那就要灭袁氏残余势力，而袁氏同三郡乌桓势力早已合流，故有征三郡乌桓之役，“潜师北伐，出其不意，一战而定之，夷狄慑服，威振朔土。遂引乌桓之众服从征讨，而边民得用安息。”[7]这样使辽东、辽西、右北平、代郡、上郡五郡都得到了稳定。

曹操使用暴力之后，将幽、并州阎柔“所统乌桓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发。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8]。这支乌桓“天下名骑”，乃成为曹魏征战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力量。

总之，曹魏先用暴力征服，而后使之为其所用，这是对乌桓的方针。

在北方，当时很活跃的一个少数民族就是鲜卑，“鲜卑大人轲比能复御群狄，尽收匈奴故地，自云中、五原以东抵辽东，皆为鲜卑庭。”[9]曹魏没有力量也不可能用武力来解决同鲜卑的关系，因为一是战线很长，鲜卑以游牧经济为主，迁徙不定。二是曹魏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吃掉孙吴、蜀汉。然而，鲜卑却给曹魏造成严重后顾之忧。

基于以上情况，曹魏对鲜卑的方针是使其处于“比能、弥加、素利割地统御，各有分界”的分裂局面，阻止鲜卑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曹魏是不择手段的，如“先捕离之，使自为仇敌”，即挑拨离间；进而挑动“互相攻伐”[10]；最后采用暗杀手段，如曹魏募人暗杀了轲比能，最后导致了鲜卑“种落离散，互相侵伐，强者远遁，弱者请服。由是边陲差安，漠南少事，虽时颇钞盗，不能复相扇动矣。”[11]

田豫“为校尉九年．其御夷狄．恒摧抑兼并，乖散强猾。凡逋亡奸宄，为胡作计不利官者，豫皆构刺搅离，使凶邪之渫不遂．聚居之类不安”[12]这是够典型的了。

在西面，就是广大的羌地。羌族居住地，一是处在通往西域的咽喉。二是处于曹魏、蜀汉两家的中间地带，也就是相互争夺之地，而曹魏在这一地区居于优势。三是羌族自西汉末直至东汉末，处于特别活跃的时期，所以像对乌桓、对鲜卑的办法对羌族不适用。

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击败氐王窦茂，张鲁被消灭，曹操将汉中八万余口强徙于洛阳一带，引起陇西、天水、南安民众的惊恐，惴惴不安。后来张既采取了“三郡人为将吏者休课，使治屋宅，作水碓”的对策，所以很快平静了下来。曹操为了同刘备争夺计，用张既“劝使北出就谷以避贼，前至者厚其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之策，移氐族五万余户于扶风、天水界。也就是说，为了控制和稳定这一区域，首先采取了移民政策。

其次，在先后平定武威颜俊、张掖和鸾、酒泉黄华、西平麴演，以及苏衡、羌豪邻戴等过程中，在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尽量将羌族同地方汉族豪强势力拆散，或者抢先利用羌豪攻击地方势力，使“外沮其势，内杂其交，必不战而定”[13]。这样一来，确乎收到了奇效，地方势力一个个被消灭了，从而巩固了其在羌地的统治。

曹魏对西域却采取了保守的政策，即来则接受，去之则不留。魏黄初三年（222年）二月，西域鄯善、龟兹、于阗王各遣使奉献，魏文帝下诏：“西戎即叙，氐、羌来王，《诗》《书》美之。顷者西域外夷并款塞内附，其遣使者抚劳之。”并设置了戊己校尉。[14]不过仅有虚名而无实际行动。曹丕问苏则“前破酒泉、张掖，西域通使，敦煌献径寸大珠，可复求市益得不？”苏则说：“若陛下化洽中国，德流沙漠，即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15]不是不想要，而是没有这个力量去求取，因为曹魏对此无能为力。

建安十九年（214年），刘备入蜀，对南中主要采取政治招徕，设胇降都督，驻平夷县（今贵阳及其西）进行这一工作。当时，益州雍反蜀，太守朱褒据郡反，而越辒夷率高定称王抗蜀。总之，形成大姓夷帅结合抗蜀的局面，形势是严峻的，所以诸葛亮下决心征南中，经过蜀汉建兴三年（225年）整整一年的军事活动，终于将南中平定了下来。

蜀汉如何巩固对南中的统治呢？诸葛亮首先建立了统治机构。就在建兴三年，“改益州为建宁，以李恢为太守，加安汉将军，领交州刺史，移治味县；又分建宁（当为永昌）、越辒置云南郡，以吕凯为太守；又分建宁、置兴古郡，以马忠为太守。”[16]在原四郡（益州、、越辒、永昌）基础上分为、越辒、建宁、云南、永昌、兴古六郡，加上已改犍为属国都尉为朱提郡，共七郡，即历史上所称的“南中七郡”，七郡由胇降都督总摄。

蜀汉在南中所设七郡，其形式、政治目的同两汉时所设边郡县是毫无二致的，然而时代前进了，免不了有其历史烙印，可提出来的有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南中七郡直辖于胇降都督，这与两汉时四郡属益州不同，而胇降都督所包括区域，开始具有一个单独政区的性质，即不再是益州附庸，与其相当的性质，成了其后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宁州、唐代云南安抚司、宋代云南节度，元、明、清云南行省的基础。总之，比“西南夷”的地位提高了，并成为政区方面承上启下的总关节，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地位。

其次，由原四郡、一都尉成为七郡，从蜀汉当权者主观意愿方面看，当有化整为零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西汉益州郡二十四县包括了三郡之地，东汉设永昌郡，然与客观实际的距离较大，所以免不了经常后院起火，疲于应付。而七郡的设置，就族群的分布看，即滇池区域的叟，越辒的斯叟，洱海区域的昆明，永昌地区的哀牢，朱提地区的，区域的夜郎，兴古的句町等，再则七个地区可以说是各有其特色的七个经济区域。这样主观与客观相符的程度大一些，也就是说基本与实际情况相适应（意在必得，发挥了主观能动性），二是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两汉时期的得与失。

诸葛亮设南中七郡，用什么办法进行统治驾驭呢？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送至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反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17]当然，所谓没有留人，是限于诸葛亮所率之兵，而以重用大姓渠帅来代替，虽说形式有变，但实际上其统治更深一层。又《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裴注引《汉晋春秋》说：“南中平，皆即其渠帅而用之，或以谏亮。亮曰：‘若留外人，则当留兵，兵留则无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伤破，父兄死丧，留外人而无兵者，必成祸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废杀之罪，自嫌衅重，若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运粮，而纪纲粗定，夷汉粗安故耳。’”蜀得南中，意在稳定后方，并将南中人力物力为其所用，若留兵，除人力分散外，尚有供养无着；若留兵，地方势力防范甚大，且民族隔阂易于增加。如果这样，南中不但成不了巩固的后方，补充人力物力的源泉，反而会变成一个沉重的包袱。权衡利弊得失，诸葛亮实行了重用地方势力，即重用大姓的政策。重用大姓的政策，可分为重用大姓统治南中，以及将南中大姓吸收到蜀汉最高统治阶层中去这样两个方面。

统率南中七郡的胇降都督和太守，选用了忠于蜀汉政权并有较高明统治术的南中大姓和流官，如建宁人李恢，“闻先主自葭萌还攻刘璋，恢知璋之必败，先主必成，乃托名郡使北诣先主，遇于绵竹，先主嘉之”[18]。他一开始就效忠于蜀汉，且得到信任，诸葛亮南征，李恢独当一面，“南土平定，恢军功居多”，后兼任建宁太守。又如延熙十六年（公元253年）．阎宇为胇降都督时，霍弋任参军，继任都督兼建宁太守。他不仅有“抚和异俗，为之立法，施教轻重允当”的政绩，其子霍在亦能“领其兵，和诸姓”[19]，霍家对蜀汉的忠诚也是毫不含糊的。正因为霍弋等忠于蜀汉，而南中又拥有相当力量，因而蜀汉处于危急时刻，曾经有过退守南中的议论。邓艾已入蜀，“后主使群臣会议，计无所出。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但谯周上疏说：“或说陛下以北兵深入，有欲适南之计，臣愚以为不安。何者？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甚必速叛，三也。”[20]谯周此番议论，集中反映了当时蜀中失败主义情绪，同时，也突出暴露了歧视少数民族，以至于有“夷夏大防”的大汉族思想，其实这仅是作为借口，实际为投降开路罢了。《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裴注引孙盛论蜀国败亡所说：“纵不能君臣固守，背城借一，自可退次东鄙，以思后图。是时罗宪（按：巴东领军）以重兵据白帝，霍弋以强卒镇夜郎。……征兵南中，乞师东国……何投寄之无所，而虑于必亡邪？”这是有道理的。直到霍弋“得后主东迁之问，始率六郡将守上表曰：‘臣闻人生于三，事之如一，惟难所在，则致其命，今臣国败主附，守死无所，是以委质，不敢有贰。’晋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21]

除李恢、霍弋等人外，还有原永昌督邮、后署云南郡的吕凯等。另外，就是能笼络人心，使南中局势稳定，为蜀汉效力的有如马忠。235年（建兴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胇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忠为人宽济，有度量，但诙啁大笑，忿怒不形于色。然处事能断，威恩并立，是以蛮夷畏而爱之。及卒，莫不自致丧庭，流涕尽哀，为之立庙祀，迄今犹在。”[22]这是重用大姓的一个方面，这些大姓可谓同蜀汉一条心，与蜀汉政权共存亡。

重用大姓的另一种形式，就是吸收大姓直接进入最高统治阶层。“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炎及孟获为官属。习后官至领军，炎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23]派往南中七郡任事的大姓，大都是经过时间的考验，证明忠于蜀汉，也就是与蜀汉的关系更深一层的，至于调至成都任职的，往往是未经事实证明者，则与蜀汉关系比前者少浅。这些人到了成都，一旦取得信任后，就得到了高官厚禄。《三国志·蜀书·李严传》裴注引《议废李严诸臣》中有行参军偏将军爨习（事在建兴九年），《水经·渭水注》引诸葛亮《上武功表》有“虎步监孟琰”（事在建兴十二年），重用这些人，对稳定南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汉对南中大姓是信任的。章炳麟《汉昌言》卷5《南中志》孟获为御史中丞副论说：“中丞威摄百僚，乃以夷叟为之者，以其无族姻远朋党也。尧不能去四凶，必寺妫之鳏，犹是也。”又方国瑜论曰：“孟获为建宁郡大姓。非夷叟，在南中为夷汉所服，是南中俊杰，任为御史中丞，乃笼络南中人士，不使留在本乡。”确实有调虎离山之计。

还有另一种情况的大姓，则别有处置，南中平定后，“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扑讨，尽恶类，徙其豪帅于成都”[24]。被徙后的情况不获知，惟推测仍为蜀汉所用。

蜀汉还充分利用了大姓的武装，即“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所当无前，号为飞军，分其羸弱配大姓焦、雍、雷、爨、孟、董、毛、李为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以夷多刚狠不宾，大姓富豪乃劝令出金帛，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得多者奕世袭官，于是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25]将焦、雍、雷、爨、孟、董、毛、李拥有的部曲万余家征调至蜀，编为五部，任大姓为都尉，于是虽说部曲内部组织未动，然而很顺当地变为蜀汉的常备军，为其所用，并由于“所当无前，号为飞军”，成了蜀中劲旅。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来的是当时部曲的成分有了变化，众所周知，原来南中大姓部曲均由汉族移民组成，：数量不太多，活动范围亦很有限，成立南中七郡之后，蜀汉鼓励大姓发展部曲，乃至民族界限冲破即“聘策恶夷为家部曲”。当然免不了有“恶”者，而多数当为一般的“夷人”；其中会有“贪货物”的”夷人”，但却不会都是如此。还有出现“渐服属于汉，成夷汉部曲”的局面，表明夷汉间的民族关系向融合友好的道路上大大前进了一步。这种关系表现在大姓与夷帅问，从起先联合抗蜀，变成了在蜀汉统治下彼此相安，这种关系为两晋的“遑耶”打下了基础，《华阳国志·南中志》说：“与夷为婚曰遑耶。诸姓〔婚〕为自有耶，世乱犯法，辄依之藏匿。或曰有为官所法，夷或为报仇。与夷至厚者谓之百世遑耶，恩若骨肉，为其逋逃之薮，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这是民族关系的一个不可忽视的侧面，因为这必然促进加深夷汉人民间的融洽之情，所以说出现“夷汉”部曲的作用不能低估。

蜀汉不留兵于南中，却靠大姓夷帅，或被征调至蜀，如“四姓五子”，或留之自镇，如“霍家部曲”。既不留兵，则无两汉时的屯田戍守之举，而以南中大姓部曲来代替，因为部曲也如同屯军一样，战时编成行伍，发其暴力作用，平时则耕田种地，起生产者的作用。这是边地屯戍政策的一种进步。这里当然有蜀汉由于贫弱而被迫采取这种政策的因素，然而却适应了南中实情，三国时的社会经济比两汉时提高了，夷汉间民族关系和睦加深了。

蜀统治南中的另一目的是征发劳力，加强力量，实际上也达到了，建兴三年春，诸葛亮“率众南征，其秋悉平，军资所出，国以富饶。”[26]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时费用不乏。”[27]又《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不留兵而纲纪初定，夷汉粗安。”这也成为后来人所仿效，所赞赏的，如张柬之《奏罢姚州疏》说：“诸葛亮五月渡泸，收其金银盐布，以益军储；使张伯岐选其劲卒搜兵，以增武备。故《蜀志》称自亮南征之后，国以富饶，甲兵充足。”[28]

通过什么办法使南中财富源源不断流入蜀中？谯周说：“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之，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愁怨。”[29]则似取贡赋形式，然既非根据土地面积，也不是按户征收，而可能是以大姓辖区、夷帅住地而取贡纳，这是一种。

还有《三国志·蜀志·张嶷传》载：“时论欲复归郡（按：越辒郡），除嶷为越辒太守，嶷将所领往之郡，诱以恩信，蛮夷皆服，颇来降附。北徼捉马最骁劲，不承节度，嶷乃往讨，生缚其帅魏狼，又解纵告喻，使招怀余类。表拜狼为邑侯，种落三千余户皆安土供职，诸种闻之，多渐降服。”所谓“安土供职”的职守中，当有贡纳之职了。又说：“始嶷以郡郛宇颓坏，更筑小坞，在官三年，徙还故郡，缮城治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为何夷民莫不致力？毫无疑义，征调劳力这也是“安土供职”者的义务之一。又说：“定芖、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嶷之到定芖，定芖帅豪狼岑，木王舅，甚为蛮夷所信任，忿嶷自侵，不自来诣。嶷使壮士数十直往收致，挞而杀之，持尸还种，厚加赏赐，喻以狼岑之恶。且日：无得妄动．动即殄矣。种类咸面缚谢过。嶷杀牛飨宴，重申恩信，遂获盐铁，器用周赡。”有关盐铁之利，则“率所领夺取，署长吏”，也就是说使用暴力，从“夷民”手中夺去，实行官营。

再则通过交换而取得，虽无直接记载，不过从“赍货币赐（狼）路”，以及“夷人贪货物，以渐服属于汉”等记录看，说通过交换而获取南中物力，是可以成立的。

建安五年（200年），孙权所控制的地区仅有会稽、吴郡、丹阳、豫章、庐陵诸郡，“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于是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30]

建安十三年（208年），经赤壁之战，孙吴的地位提高了。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孙吴袭取荆州，吴的统治基本得到稳定。

东吴的民族问题，同曹魏、蜀汉相比，就其范围来讲小得多，以程度言则轻得多。然而对孙吴这样一个以保守闭关为主要特色的政权来说，山越、武陵诸族的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以山越而言，直接关乎着孙吴在丹阳、吴郡、会稽诸郡统治的稳固，并涉及以长江天险为屏障，同曹魏抗衡的问题。张温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时，孙权对他讲：“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若山越都除，便欲大构于丕。行人之义，受命不受辞也。”[31]可见其分量之重。山越问题为何如此突出而重要？一是“县大族，山越所附，今日治之，明日寇至。”[32]则山越同地方大族结合址“地势险阻，与吴郡、会稽、新都、鄱阳四郡邻接，周旋数千里，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逋亡宿恶，成共逃窜。山出铜铁，自铸甲兵。俗好武习战，高尚气力。其升山赴险，抵突丛棘，若鱼之走渊，猿之腾木也。时观间隙，出为寇盗，每致兵征伐，寻其窟藏。其战则蜂至，败则鸟窜，自前世以来，不能羁也，皆以为难。”[33]诸葛恪自告奋勇再三自荐。孙权就拜他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授蓕戟武骑三百。恪到任之后，“乃移书四郡属城长吏，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从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内诸将，罗兵幽阻，但缮藩篱，不与交锋，候其谷稼将熟，辄纵兵芟刈，使无遗种。旧谷既尽，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无所入，于是山民饥穷，渐出降首。恪乃复敕下曰：‘山民去恶从化，皆当抚慰，徙出外县，不得嫌疑，有所执拘。’臼阳长胡伉得降民周遗，遗旧恶民，困迫暂出，内图叛逆，伉缚送诸府。恪以伉违教，遂斩以徇，以状表上。民闻伉坐执人被戮，知官惟欲出之而已，于是老幼相携而出，岁期，人数皆如本规。恪自领万人，余分给诸将”[34]。诸葛恪是用坚壁清野，围困饥饿的办法来对付山越。

由此看来，“山越好为叛乱，难安易动，是以孙权不遑外御，卑词魏氏”[35]之说是有一定道理的。

孙吴为了巩固对荆州地区的统治，而且此地又紧接蜀汉，所以特别注意对荆州蛮的控制。

吴黄龙三年（231年），武陵蛮曾有反抗，孙权遣潘溶“督诸军讨之。信赏必行，法不可干，斩首获生，盖以万数，自是群蛮衰弱，一方宁静”[36]。黄盖任武陵太守时，也曾“诛讨魁帅，附从者赫”，至使巴醴、由、诞“邑侯君长，皆改操易节，奉礼请见，郡境遂清”[37]。都是用的暴力政策。

魏景元四年，即吴永安六年（263年），魏并蜀汉，孙吴怕武陵蛮闹事，特遣钟离牧为太守，魏亦派郭纯为太守，屯于赤沙。当时，有人说牧“昔潘太常督兵五万，然后以讨五溪夷耳。是时刘氏连和，诸夷率化，今既无往日之援，而郭纯已据迁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见其利也。”钟离牧以为“非常之事，何得循旧？”[38]他出兵平定了五溪蛮，而郭纯散去。用的也是武力镇压。

孙吴政权对待少数民族，是以军事镇压为主。

综上所述，曹魏对待少数民族以离间为主；诸葛亮依重地方势力，同少数民族和睦相处；而孙吴即以暴力镇压为主要手段。三者相比，以促进社会发展，推进少数民族前进来衡量，那么诸葛亮对待少数民族确乎棋高一着。

（原载《民族学与现代化》1985年第2期）

【注释】

[1]《史记·平准书》。

[2]《汉书·萧望之传》。

[3]《汉书·贾谊传》。

[4]《汉书·韦贤传》。

[5]《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6]同上。

[7]《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8]同上。

[9]同上。

[10]《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11]《三国志·魏书·乌桓鲜卑东夷传》

[12]《三国志·魏书·田豫传》。

[13]《三国志·魏书·张既传》。

[14]《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15]《三国志·魏书·苏则传》。

[16]《华阳国志·南中志》。

[17]《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引《襄阳记》。

[18]《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19]《华阳国志·南中志》。

[20]《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21]《三国志·蜀书·霍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

[22]《三国志·蜀书·马忠传》。

[23]《华阳国志·南中志》。

[24]《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25]《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雷、董二姓，原本写作娄、量，今从方国瑜先生校改。

[26]《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27]《三国志·蜀书·李恢传》。

[28]《旧唐书·张柬之传》。

[29]《三国志·蜀书·谯周传》。

[30]《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31]《三国志·吴书·张温传》。

[32]《三国志·吴书·贺齐传》。

[33]《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34]《三国志·吴书·诸葛恪传》。

[35]《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

[36]《三国志·吴书·潘溶传》。

[37]《三国志·吴书·黄盖传》。

[38]《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