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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廷桢难绝毒患

时间:2022-02-17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邓廷桢难绝毒患清廷在广州所设的海关,历来都把鸦片作为非法贸易而禁止入境。“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邓廷桢消除了对韩肇庆的怀疑,即会同广东巡抚怡良等官员,一齐目击销毁。过了几天,韩副将又向邓廷桢呈报数百箱“截获”的鸦片烟。至此,邓廷桢对韩肇庆深信不疑。韩肇庆的这种知法犯法的渎职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缉私有功”,由邓廷桢奏报朝廷,得到了一顶戴孔雀翎,升为总兵。

邓廷桢难绝毒患

清廷在广州所设的海关,历来都把鸦片作为非法贸易而禁止入境。外国鸦片贩子见明的不行来暗的,走私活动就越来越猖狂了。

每年西南季候风盛发之时,满载大小“公班”、“白皮”烟箱的英国桅船,从印度的加尔备答、孟买等鸦片基地络绎不绝而来,美国、法国等烟贩也跟着来发鸦片财。到了道光十七年,仅这一年英国就将39000箱鸦片顺利地偷运到中国。

中外鸦片贩子能在明令禁止贩毒、食毒的中国大量输入毒品,他们的最有效武器就是贿赂。从外商趸船运鸦片的“快蟹”走私入境时,如遇海关的缉私船前来搜捕,他们就用大把大把的银元将官兵收买。

贩毒集团的总人数这几年已达百万以上,仅福建、浙江一带,上至官吏兵丁、富商大贾,下至平民,从贩烟活动中得到好处的人不下数十万人。广东总办倒卖鸦片的买办称为“窑口”,这些买办的资本多的达百余万两银子,少的也有数万数十万。

负责缉私的地方官吏和兵丁竟也欢迎道光皇帝“严禁”鸦片,越是“严禁”,他们从烟贩那儿勒索的银两就越多。有的官兵甚至把查抄来的鸦片再倒卖出去得钱私分。当时有人揭露说:“水师有费,巡船有费,差保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封疆大吏和朝臣也间接地得到好处。下级官吏得了钱,每年偷偷进贡朝臣,从巡抚到北京的军机处,都从中捞到了大量的好处。清朝皇帝历年都向广州海关收取各种名目的贡银,而其中大部分贡银正是海关和地方官吏从烟贩子手中获得的贿赂来上交“国库”的。道光皇帝禁令越严,地方官吏勒索的钱财就越多,烟害也就越禁越烈。最后,交了钱的烟贩子就好像得到了护身符,由非法的、秘密地贩烟变成了半公开的“走私”,这就成“交税可犯法”了。

邓廷桢接任两广总督之初,接到揭露水师副将韩肇庆营私舞弊的密报,正要将他传来盘问。还没等邓廷桢派人去传,韩肇庆就主动到总督府禀报:“启禀邓大人,标下刚才在海上巡逻,截获走私船只一只,没收鸦片两百箱。小的已着人将鸦片如数押解来府,请大人过目。”

邓廷桢听了大喜,随韩副将步出厅堂,到院中查看了两百箱鸦片。“耳听为虚,眼见为实”,邓廷桢消除了对韩肇庆的怀疑,即会同广东巡抚怡良等官员,一齐目击销毁。过了几天,韩副将又向邓廷桢呈报数百箱“截获”的鸦片烟。至此,邓廷桢对韩肇庆深信不疑。他哪里知道,那天他要查办韩时,早有奸细向韩肇庆通风报信。韩肇庆急忙去找十三行怡和洋商伍绍荣密谋,串通洋烟贩,定出一条诡计:由韩亲自带领巡逻船来到伶仃洋面,从走私船上带回两百箱鸦片烟,向邓廷桢呈报。这是早就和洋人商量妥了的。凡贩运鸦片烟的船只,洋烟贩除照例给海关交“漏规”(税银)外,每走私进口鸦片烟3千箱,就另送一百箱给韩副将,拿去向邓廷桢报功。

邓廷桢见韩肇庆时时将“收缴”的鸦片烟缴公,竟把他当作禁烟的干将。哪知“收缴”的鸦片越多,按比例私放进口的鸦片就以30倍的巨数不断增长。韩肇庆的这种知法犯法的渎职行为,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反而因“缉私有功”,由邓廷桢奏报朝廷,得到了一顶戴孔雀翎,升为总兵。而当年的走私鸦片数“遂至四五万箱矣”。这事直到钦差大臣林则徐到广东禁烟,私下微服查访时才被揭穿,邓廷桢大呼“上当”,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这边再说北京。道光皇帝旻宁虽然自登极后不久就开始“严厉”禁烟,但是他禁烟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有多大呢?事实上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每次措辞严厉的禁令下达后,最后就不了了之。其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本身就是鸦片走私的最大得益者。粤(广州)海关每年都向朝廷上交百万两税银,其中大部分就是从鸦片“漏规”中所得。道光皇帝所心疼的,只是白花花的银子像决了堤的水一样外流,久而久之,国内出现了“银荒”,才使他夜不能寐,着急起来。

白银外流,到道光十四年(公元1834年)以后,形势更为险恶不堪,道光皇帝慌忙召集大臣商议对策。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六月十日,太常寺卿许乃济上了《杜漏卮而裕国计》的奏章。许乃济主张:承认鸦片为合法贸易,准令洋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民间贩卖吸食,一律勿论,只禁文武官员和武将士卒等吸食。内地种烟,也不加制止,土烟大量生产出来,洋烟就卖不出去,这样,洋烟就“不禁自绝”了。以许乃济为首的“弛禁”派对烟害采取的是妥协的态度。

道光十八年,敢于向皇上提意见而受人尊敬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冒着风险向道光皇帝上了《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的奏折。漏卮(zhí)是渗漏的酒器,这里比喻白银外流。黄爵滋在奏折中痛陈鸦片大量输入的危害,主张“重治吸食”,从而防止白银外流,挽救财政危机。他的奏折在京城引起了强烈反响,以致道光皇帝为之震动,下令各省督抚大员“各抒所见,速议章程”。众议结果,反对派琦善、伊里布等20人,其中满族官员13人;赞成派林则徐等八人,其中汉族官员六人。28人中反对派占绝大多数,这说明禁烟派势力是薄弱的。在朝廷中,势力最大的是以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为首的投降派。他们既反对“弛禁”,更反对“严禁”,以免丧失从鸦片上得来的大笔贿赂。这一批人主要是满州贵族,大多是道光皇帝的亲信。穆彰阿表面上以不偏不倚的面目出现,在道光帝面前进言。他以“有伤政体”来反对“弛禁,又以“圣朝宽大”来反对“严禁”,劝道光帝要做到“宽严适中”。但道光皇帝这时较倾向于“严禁”,特别是看了林则徐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章,他深受触动。林则徐的奏章中说,鸦片“流毒于天下,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10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感到自己的龙椅岌岌可危,这才再次下定决心严禁鸦片。

因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禁烟大见成效,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十一月,道光皇帝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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