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向全世界报道这次事件”_抗战故事

“我要向全世界报道这次事件”_抗战故事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蓄意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并故伎重演，召开记者招待会，企图将挑起战争的罪责强加于中国军队身上。

斯诺不计个人安危，在记者招待会上发出正义的呼声：“你们日军为什么要在中国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借口军士失踪动用大兵？为什么侵略军不撤兵回去，反叫中国守军撤出宛平？”

这声声呐喊，泄出了斯诺胸中的愤怒之火。他清醒地意识到：“现在，中国的事业也就是我的事业了。这份感情，已经同反对世界上的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心联系起来了。”

1938年，斯诺（左)和周恩来（中)、邓颖超（右)在武汉合影

7月29日，北平沦陷了。日本人暂时尚未敢骚扰的斯诺住所，一下子住满了被日本特务列入黑名单的政治流亡者、教授、学生等爱国进步分子。斯诺冒着风险，协助他们乔装成乞丐、苦力或小贩逃出北平，他们中有的人去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另外，游击队还在这里放置了无线电台。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如此尽其所能地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真是难能可贵，值得人们敬佩。

10月，斯诺夫妇从北平搬至上海公共租界内居住。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斯诺采访上海抗战情况，介绍美国海军上校卡尔逊去延安访问，发起工业合作社（简称“工合”）运动并为其筹资、宣传，报道日本侵略者屠杀南京人民的暴行，支持宋庆龄发起的国际统一战线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功绩。

1939年夏，斯诺在重庆目击了山城遭受日本帝国主义飞机轰炸的惨状，更激起他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憎恨。9月，他在西安亲眼看见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军事封锁，并设立集中营关押爱国青年。中旬，他乘车到达延安——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开始了他对苏区的第二次访问。

在延安，斯诺为边区各方面的进步而高兴，为见到一些老朋友而激动，特别是为能再次采访毛泽东而感到异常兴奋。斯诺和毛泽东回顾了过去的岁月及这几年的变化，毛泽东就陕甘宁边区抗日与民主问题、国共两党统一战线问题、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等，回答了斯诺的提问。

斯诺访问毛泽东的消息在延安报纸上发表，随后传到重庆。毛泽东批评国民党及其政府压制民主，实行独裁，在统一战线中制造矛盾的话，引起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满。不久，国民党军队就封锁了通向陕甘宁边区的所有道路，因而斯诺成为之后五年内获准前往延安的最后一名外国记者。

斯诺从延安归来，逐渐明白国民党并无诚意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担心会发生什么不测。

果然，不幸的事情在1941年1月发生了——国民党军队在皖南突袭遵命北移的新四军，新四军数千人战死或被俘。

斯诺从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那里较早知道了这一情况。他获悉叶挺军长被俘、项英副军长被杀，非常难过。他们都是他所仰慕的抗日英才！还有他曾经帮助募集资金，为新四军建立的“国际工合中心”，现在那里的许多生命连同珍贵的设备都丧失了。这真是对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致命打击。可是对这一危及抗战前途的严重事件，国民党的新闻机构竟一字不报，事件的真相被严密封锁着。

斯诺愤怒了。他拍案而起：“我要说真话！我要向全世界报道这次事件！”不管这么做会伤及蒋委员长的面子，不管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斯诺（右)和叶挺（左)在武汉

于是，他想方设法，最后通过香港发出电讯，将皖南事变的真相披露于全世界，同时以目睹的事实，首次报道了国民党封锁陕甘宁边区的情况。

斯诺的报道，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起不同方面的反应。英、美两国首脑要求他们驻中国的使节立刻查清情况并写出报告。重庆国民党政府郑重宣布：中国未曾发生过这类事件。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还在华盛顿坚持要发稿的《先驱论坛报》刊登了一则谈话，指斥斯诺的报道纯属捏造，因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共产党军队，同时要求该报编辑道歉。该报拒绝了胡适的要求，当消息被证实后，又登载一篇社论支持敢讲真话的斯诺。于是，重庆方面恼羞成怒，蛮横地取消了斯诺采访的权利。

几天后，事件的真相为英、美、苏诸国所了解，他们纷纷质询中国政府，不得已，蒋介石才吞吞吐吐地承认发生了事件，不过说是因新四军“叛变”引起，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这真是天方夜谭！

后来斯诺才知道，华盛顿对他的电讯很感兴趣，以致中断了关于向中国提供一笔新贷款的谈判。财政部长还暗示，如果中国重开内战，重庆别指望从美国得到更多的财政援助，因为美国不愿意看到中国统一战线破裂，导致日本进攻得手，从而影响到与德、意、日法西斯国的交战。

皖南事变所引发的统一战线危机，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以及盟国的反对而暂时过去了。可是，斯诺由此对蒋介石及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感到痛心、失望。同时他非常想念已回到美国长期未能在一起的妻子。于是，他决定回国。尽管他觉得“中国的事情基本上是在真相、公道和正义的一边”，他还将依旧支持中国的事业，但是已不再相信他“个人对中国能起什么作用”，“因为这历史有它自己发展的逻辑”。

晚年斯诺

2月的一天，斯诺登上返回美国的飞机，望着机翼下那起伏的山峦和碧绿的原野，心情激荡——

这就要告别那些曾经信任过和热爱过我的中华儿女吗？

这就要告别那些为民族的生存和进步而英勇斗争的热血青年吗？

这就要告别已经攫取了自己身心的一部分的中国吗？

他回味着宋庆龄女士在最后时刻劝他留下来的话：“我们算你是弟弟。你在美国不会幸福的。你是属于中国的。”这时候，他既害怕又希望她说的话是对的，因为“亚洲确实真像是我的家了，美国却是极大的未知数。我的心留在了中国，身体却离开了”。

坐落于北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斯诺墓

斯诺回到美国后，仍继续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战和进步事业。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他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处境艰难，但他的心还是向着已经站立起来了的中国。1959年，斯诺全家迁到瑞士居住。1960年、1964年、1970年他又三次访问中国，热情报道中国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

1972年2月15日，中国人民的真挚朋友斯诺因病逝世于瑞士寓所。他在重病期间，曾满怀深情地对中国政府派去的医护小组人员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

（杨颖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