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民族政策的经验教训

中国如何实现对苏联的“否定性超越”

朱碧波

（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

摘　要：为了构建一个坚固统一的“苏联人民共同体”，苏联从民族利益的经营、意识形态的模铸、政治符号的表意、集体记忆的重构、民族英雄的想象等方面进行了恢宏刚猛的国族建构。然而，在意识形态僵化和大俄罗斯主义主导下的国族建构，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和政治权威的流失，其内在固有的弊疾——过度性、矛盾性、闭合性和单向度——不断凸显，最终使得国家共同体的谋求成为了镜花水月。有鉴于此，我国的国族建构应当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上，构建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体系、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多维互动的族际协商平台。

关键词：苏联　中华民族　国族建构　国族认同(www.guayunfan.com)国族建构是关系多民族国家顶层设计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苏联成立之后，为了锻造同质的苏联人民和巩固同一的政治屋顶，苏共展开了恢宏而刚猛的国族建构。然而，在意识形态僵化和大俄罗斯主义主导下的国族建构，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和政治权威的流失，虽然肇始于辉煌，却终归难免于零落。苏联国族建构的成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身的历史镜像，审视、检讨、反思其建构的成败得失，对于我国中华民族的多维构建与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苏联国族建构的回顾与梳理

苏联建国之后，各个民族虽然在形式上共处于同一的政治屋顶之下，然而，由于历史上沙皇俄国治理民族问题的严重失当，各个民族之间的隔阂与积怨依然十分深厚。为了缓和族际隔阂，构筑族际互信，塑造民族成员对国家共同体的政治忠诚，苏联开启其独特的国族建构模式。

（一）民族利益的经营

在一般意义上，民族利益是一个民族最为基本的行动逻辑。苏联的成立也是各个民族基于利益最大化反复思量而理性抉择的结果。因此，在同一的政治屋顶之下，苏共能否应和少数民族的要求，维护和实现少数民族的利益，就成为了苏联国族建构和国家建设的一个基本前提。也因此之故，苏联建国后，输出一系列的“少数民族利益”取向的民族政策。这种政策的逻辑演绎过程在于，历史上沙皇俄国在大俄罗斯主义的驱使之下，对各少数民族实行残酷的经济掠夺、沉重的政治压迫和无情的文化摧残，导致少数民族经济落后、政治贫困和文化贫穷。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了实现各个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主体民族就应该向少数民族“偿清历史欠债”，就必须大力地、无偿地、经常地帮助和扶持少数民族的发展，进而实现民族接近和民族融合，最终实现国家共同体的巩固。在少数民族利益取向的民族政策输出之下，苏联各个少数民族的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政治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文化权益获得了足够的尊重，以至于在建国之初，各个少数民族对国家和国族的认同达到了历史的一个高峰。

（二）意识形态的模铸

意识形态是由国家或政党主导的关于国家政治生活根本性问题阐释的系统性理论。对于苏联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十分落后而又要实践共产主义理想图景的国家而言，意识形态对于国家意志的凝聚、民族情感的内聚，以及苏共执政合法性的强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麦德维杰夫曾经指出，苏联简直就是以意识形态实行着统治，苏共的政权，“不是建立在宗教、经济或君主制度的基础上，而是建筑在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原则上”[1]。就苏联的国族建构而言，意识形态至少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对国族进行着高压式的模铸。在政治上，苏共通过树立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元独尊的崇高地位，借此来压制各个民族内生的民族主义，并在客观实际上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变成支撑苏联国族赖以生存的一个政治信仰支柱。在经济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号召各个民族成员从“革命需要”着眼，发扬族际主义、国家主义甚至世界主义精神，用最广泛的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取代作为局部存在的各个民族的具体利益。在文化上，苏共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想图景的感召，在统一的“纯而又纯”政治文化的熏陶之下，着力培养和造就拥有社会主义新文化、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苏维埃新型公民，奠定意识形态作为苏联各民族成员政治共识的基石。

（三）政治符号的表意

政治符号是由国家建构并基于国民普遍认同而信仰的一整套承载着国家主流政治价值意蕴的符号象征体系。在政治的世界里，“政治符号能消除、控制复杂多样的利害关系之间的对抗和斗争”[2]，“使人民发生输诚效忠之反应，实为直接左右群众信仰与行动，达成政治目的之有效工具”[3]。为了实现各民族成员对国家政权体系和社会秩序的认可和支持，苏联（尤其是斯大林时期）建构了一整套推动国民政治共识的政治符号系统。概而言之，其政治符号系统的建构，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以国号、国旗、国歌、政治雕像及政治仪式等为代表的象征符号系统；二是在长期革命和备战环境下形成的以姿势、手势、表情、服饰为代表的具有鲜明革命性的体语符号系统；三是经意识形态阉割而形成的以政治话语、文字表述、审美理念为内涵的极具政治性的话语符号系统。在这套繁复的符号系统中，象征符号系统将虚幻的国家形象实质化、实物化，使其有形有质可感可知，象征符号系统所荷载的深层政治意蕴经过一体化国民教育体系的教化和无处不在的宣传机器的灌输，并最终内化成国民对国家的肯定性认知。而体语符号系统和话语符号系统则在于通过对各民族成员统一生活方式的培育，潜移默化地影响并促成各个民族成员的同质，使他们形成整齐划一的“官方国民性”，即“社会的所有成员基本上有着相同的信仰、观念和价值观，并且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生活方式”[4]。在这种统一的生活方式中，让国民寻获到心灵的归属感。

（四）集体记忆的重构

集体记忆又称群体记忆，它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它并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加总”，而是在社会主导思想之下重建的“关于过去的意象”[5]。集体记忆对于民族成员自我认同的形成与强化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各个民族在历史的洪流中所形成的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享的情感体验，是一个民族成员形成国家认同和国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苏联关于国家集体记忆的重构，一方面表现为民族历史的修正，另一方面表现为国家历史的叙事。在民族历史的修正上，斯大林时期苏联将俄罗斯族压迫各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进行美化，歪曲沙皇征服少数民族的历史，理论界对俄罗斯族对各少数民族发动的非正义战争的历史进行选择性描述，苏联科学院院士安·米·潘克拉托娃甚至认为，19世纪沙皇征服中亚各民族，给各民族带来了“进步和文明”，具有“历史进步意义”。[6]在国家历史的叙事方面，苏联尤为强调苏联建国及建国初期那段剑与火、铁与血的历史，并在对革命历史的缅怀、追寻与重构中客观地“不自觉”地实现着对苏共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此同时，经历了二战洗礼后的苏联尤为凸显本国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二元对立的战略格局，并将帝国主义的国家威胁作为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危机驱动元素，在调用国民国家主义情绪拒斥西方霸权的同时，也通过“爱国主义”的精神模式的鼓动，激发各个民族荣辱一体、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

（五）民族英雄的想象

民族英雄在某种意义上是国族魂魄寄寓的化身，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往往通过古籍书典的抉隐发微，在尘封的历史中挖掘与勾勒国家历史的先烈群像与英雄谱系，并在这种缅怀与追忆中，收获自己的民族之根和力量之源，借此张扬国家神气和国族精魂。苏联的国族建构，也概莫能外地借助了民族英雄的想象，只不过这种想象，更多的是囿于俄罗斯族民族英雄的渲染和宣扬。在苏联的民族英雄的想象中，苏联实际上是将俄罗斯族的民族英雄作为苏联的国家英雄，甚至将沙皇俄国时代野蛮征服各少数民族的将领，如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等人奉为国家英雄和丰功伟烈的典范。他们武力征服各少数民族的历史，在苏联国家历史的宏大叙事之中，也被予以极力装点和美化。此外，苏联国族建构也十分着力红色经典人物的打造与宣传。在苏联浴火而生之时涌现出来的战斗英雄，在国家建设时期涌现出的生产能手与道德标兵，都在国家宣传机器无处不在的传播之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耳熟能详、众口相传的楷模，并被内化成为苏联国家记忆的一部分，升华为国家与国族的形象代表。借助红色经典人物谱系图的勾勒，苏共不但对执政的合法性进行自我论证，也试图为国族认同的强化奠定基石和增加筹码。

二、苏联国族建构的挑战与缺陷

苏联为“苏联人民共同体”所勾勒的理想图景虽然曼妙，却并没有能够转化成令人满意的现实。随着苏联领导人对民族问题的过于乐观和漠视，苏联族际政治整合中的痼疾随着国家能力的下降和政治权威的流失不断凸显和放大，最终导致了国族的零落成泥和国家的曲终人散。

（一）国族建构的过度性

苏联国族建构的过度性，首先体现于国族建构过于理想化。苏联国族的定位，按照斯大林的说法，是“完全同质”的“苏维埃公民”，这在某种意义上只能是一种不实际的空想。民族异质性乃是当前多民族国家民族“混搭”的一种常态，它是先天原生的先赋性异质性与后天社会分化产生的自致性异质性的合二为一。在某种意义上，先赋性异质性绝难祛除，而后致性异质性的消磨或弥合又必将是一个悠游、漫长而舒缓的过程。苏联要在短期内实现苏维埃公民的“完全同质”，这至少是国族建构目标的定位上，过于唯美而近于唯心。为了实现这种唯美的国族建构，苏联不惜以国家暴力机器为后盾，国家政权直接操刀于族际全面的深度的整合，结果造成国民个体自主性的丧失。戈尔巴乔夫为此曾经尖锐地批评道：苏维埃生活方式“最大的特征就是将个人贬低为程序化了的巨流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个个体。基本群众实际上根本没有经济、政治、精神等方面的选择余地，一切都被限定和‘安排’在现行制度的框子里。人们不能决定任何事实，一切都需要当局代他们决定”[7]。其次，苏联国族建构的过度性还体现于建构力度的过犹不及。在民族—国家的语境中，所谓国族构建“意指引导一国内部走向一体化”，并使其居民成为同一国族成员的过程[8]。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其实质并不在于通过政治权力的主导，将各个民族强力整合而成一个国族共同体，而是在于通过政治权力的运用，清除各个民族自然融合的路障，为各个民族的渊源共生、和谐共处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与环境。苏联的国族建构恰恰在这样一个关键的问题上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在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中，国家权力介入甚至直接操刀，人为地加快各个民族的融合。苏联人民共同体的形成，并不是各个民族在历史长河中自然长成的结果，而是国家权力严厉纵深规制的结果。因此，苏联人民共同体，更近于民族的机械集合体，而不是有机共同体。

（二）国族建构的矛盾性

所谓国族建构的矛盾性，是指苏联族际政治整合过程中出现的显性话语与隐性法则的相悖与抵触。自布尔什维克成立以来，为了团结各民族人民共同反对沙皇的反动统治，巩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一直倡导民族平等的普世法则，并着力实行“少数民族利益取向”政治整合，即通过民族优惠政策的实施，在国家资源的分配中，给予少数民族以倾斜性照顾，并以此换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可和忠诚。然而，在斯大林执政中期，苏联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渐渐发生了重大变形。虽然国家在法制层面依然反复强调民族平等，不承认任何民族享有任何特权，但在实际上，苏联的族际政治整合的价值取向已经渐渐地完成了由“少数民族利益取向”向“主体民族利益取向”的“华丽”转身。在利益扶助方面，苏联虽然一如既往地贯彻了对少数民族帮助和扶持，使得少数民族发展水平纵向相较显得成就非凡，但在文化方面，苏联对少数民族进行尊严贬损和文化歧视。斯大林公然宣称俄罗斯族是“苏联各民族中最杰出的民族”“是公认的苏联各民族的领导力量”[9]，赫鲁晓夫1957年8月27日发表了《文学艺术要同人民保持密切的联系》的讲话，认为俄罗斯族有资格受到苏联各族人民的尊重，各民族应当高呼“俄罗斯母亲”。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向苏共第二十次大会所作的总结报告》中也认为，俄罗斯族“在各个平等的共和国中被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全体恰当地称为老大”。在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沉渣泛起的情况下苏联国族建构的“俄罗斯化”也越来越趋于明显。比如，强制推广俄语，忽视各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漠视各民族不同的利益诉求，这就不能不引起“反抗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一种特殊防御形式的地方民族主义”[10]觉醒和高扬。

（三）国族建构的闭合性

苏联国族建构的闭合性，一方面体现于主导国族建构的政治体系的闭合性，这也就是说苏联国族建构所凭借的以国家行政网络为核心的结构体系，在族际环境不断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迟钝而不自知，依然固守自己本初结构。按照政治系统的研究范式，政治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是一种在失衡与平衡间不断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政治系统必须随着环境系统的变化而变化，并在适应环境系统的基础上对环境系统进行能动地改造。然而，苏联主导国族建构的政治系统在环境系统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墨守战时状态高度集权的国族整合模式，各族人民被褫夺最为基本的政治权利，沦为国家机器一个任人摆布的零部件，随着民族意识的不断觉醒和高涨，环境系统与政治系统之中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张力并最终导致了苏联政治结构体系的断裂。

苏联国族建构的闭合性另一方面体现于国家环境的闭合性。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就“几乎是一个同外界阻隔的社会，而自20世纪20年代下半期之后，就几乎变成了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11]。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中，苏联通过严厉的书报检查制度和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实现了对国家信息的控制和国民思想的管制，国民也确乎在“百分之百”“纯之又纯”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灌输”下形成了一定的“同质性”。然而，在这样一个“无菌的”“纯粹的”实验室里培育出来的国民同质性，本身就带有一种先天的弱质性和非免疫性，禁不起同外界思想理论的“自由的交锋”。当国际局势缓和之后，尤其是戈尔巴乔夫实行公开化、民主化之后，在西方思想理论和意识形态冲击之下，苏联僵化的意识形态立刻溃不成军，建立在“纯而又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民同质性也一时异见迭起、分歧横生。

（四）国族建构的单向度

苏联国族建构的单向度是指其国族建构主要是政治权力自上而下单向度地一种整合。苏联本身是在帝国主义包围下浴火而生的产物，为了最大限度地激发和保证国家的战斗力，苏联在国家体制上选择的是一种集权命令型体制，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应急性的国家体制，在苏共成为执政党之后，并没有完成非常态化体制向常态化体制的转型与重构，苏联依然保存着浓厚的革命党思维，在国家的治理中，崇尚“权力哲学”和“暴力美学”，国族建构也不免打上了权力自上而下运行的鲜明烙印。这也就是说，苏联的国族形成，更近于一种权力主导与推动的刚性建构；而不是一种基于民族集体效用增长的自然长成。在国家高度集权体制之下，国家的神圣和执政党的权威被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国家效用成为国家整合的唯一法则。各个民族自下而上的利益表达和民意传输的渠道被阻塞。按照社会安全阀理论，国家必须在不毁坏社会结构的前提下，为社会或群体提供某些正当的渠道，借以宣泄平时累积下来的敌对情绪和不满情绪，通过宣泄使得群体与个人在心理上获得平衡，便利社会矛盾的缓和与解决，从而维护社会既定结构和既有秩序。就“社会安全阀”的视野而论，苏联各民族由于历史积怨、利益摩擦与文化角力等因素引发了盘根错节的矛盾。只不过在国家压力型体制之下，族际矛盾和民族情绪并没有喷薄而出，而是以一种潜流的形式暗自涌动和累积。在排斥性政治体制之中，由于缺乏缓冲地带和社会安全阀的减压，少数民族共同体所累积的不满情绪既得不到制度化的表达与宣泄，又得不到有效的疏导与化解，当民族不满情绪不断累积而突破民族共同体所能承载的极值的时候，民族冲突的井喷与爆发就无可避免了。

三、反思与超越：中国国族建构的审视与展望

苏联灭亡，殷鉴不远，反思苏联国家倾覆之惨淡，规避苏联国族建构之陷阱，完善中华民族的建构之途径，是当前我国国家建设必须深入思考的一个问题。反思苏联的国族建构，一个几乎不言自明的问题就是，大俄罗斯主义凸显和肆虐乃是苏联国族离散零落的幕后推手，正是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与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的内在张力，构成苏联国族建构无法弥合的裂缝。时过境迁，当我们反观苏联国族建构失败之际，一个首要的问题就是必须一以贯之地坚持民族平等的价值原则。没有民族平等的价值基石，国族表象即使华美无方，也不过是一座缥缈无根的空中楼阁。因此，只有夯实民族平等的基石，我们才能更好地守望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构筑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大业。在民族平等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应当在文化组合、利益分享、族际协商等多方面实现对苏联的“否定性超越”。

（一）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体系

在国家层面构建统一的政治文化，并以此作为国家联结族际关系的一个政治纽带，乃是多民族国家族际政治整合的通行做法。苏联的失败之处并不在于对统一政治文化的构建，而是在于构建“政治文化同一性”的同时，戕害了“政治亚文化的多样性”；在构建“国族文化统一性”的同时，戕害了“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组合本来应该是“一个交响乐团奏一个共同的旋律”，苏联的国族建构却将其变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奏”。苏联国族建构的失败，已经充分反证了多民族国家的国族建构必须建立一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体系。就我国的国族建构而言，这种多元包容的文化组合主要体现为“政治文化一体，民族文化多元”的文化组合。所谓政治文化的一体，即全国各民族人民必须建立起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虔诚的信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衷心的认可；所谓民族文化的多元，即在国族的建构过程中，各个民族的文化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多样化的民族文化应该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借鉴的基础上和谐共处、共同发展。在这里，“政治文化的一体”与“民族文化的多元”并不是一种方枘圆凿、互不相容的对峙状态，而是一个统摄包容、涵化共生的关系。在国家文化层级体系中，国家主流政治文化占据中华文化的顶层，它统领、引导和包容着民族文化；各个民族各具特色与风情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底座，在这其中，主体民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渊源相生，多元共处，彼此相互吸纳，共同融合，共同筑就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二）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

民族利益是族际政治的核心，也是国族建构的关键所在。民族利益的增长和族员福祉的提升是各个民族形成国家认同的前提性条件。苏联的国族建构，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方面始终都没有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点。列宁时期，出于“革命需要”，以及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憎恶与反动，列宁形成“少数民族利益取向”的价值理念，“要求国内各个民族绝对平等，并要求无条件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12]。斯大林时期，国家利益被抬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国家主义和族际主义的斧斫之下，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完全沦为国家利益的附庸。勃列日涅夫时期，国家实力虽然得到了前所未有之提高，但是，国家实力的增长与民族利益的增长和民众福祉的提升并不成正相关关系，尤其是庞大的特权阶层的出现，昭示了民族政治精英与民族普通成员在利益的共享上已经出现严重的断裂。苏联国家、民族与个人利益的失谐是苏联族际政治整合失败的根源之一。因此，如何建立起国家、民族、个人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就成为了主导国族建构成败的一大关键。在族际政治整合的研究视野中，整合的关键实际上是三大质点的聚焦：一是国家共同体的巩固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存续至高无上的利益所在；二是维护少数民族的特殊权益是人权平等普世法则的必然实践；三是利益是个体行动最为基本的逻辑出发点，任何个体与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障自我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其实，这三者之间并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模式，而是荣损与共的共同消长模式。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认同的强化和国家共同体的稳固，就必须建立起国家、民族、公民三位一体的利益共享机制，在民族利益和公民福祉普遍增长的基础上，塑造国民对国家和国族的认可与忠诚。

（三）多维互动的族际整合路径

苏联国族建构的路径是一种完全由国家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建构进路，在中央高度集权之下，它本能地排斥民族自下而上的利益多元化表达，结果造成了各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政治贫困，最后甚至导致了国家严重的政治衰败。这里面潜藏的不测之忧，是早已被历史证明了的。因此，我们若要建构中华民族的国族认同，就必须摒弃这种单纯依靠国家权力主导的整合进路，构建一种多维互动的整合路径。这种多维互动的整合路径，在纵向结构上，它是国家与民族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互动。所谓自上而下，是指由政府或国家有计划地、有纲领地推进族际政治整合，以谋求国家共同体的统一与稳固，以期使本民族的政治地图与文化地图合而为一。所谓自下而上，是指一个民族成员意识到民族分离的乖离性与民族苦难的异化性，开始有意识地由社会面、经济面、文化面，最终由政治面的努力去进行族际整合。[13]在横向层面上，多维互动的整合路径是各个民族基于理性考量而平等公正地展开族际协商互动。这种协调交动，它以多元的民族主体为前提，以民族平等和公正对话为原则，以协商表达和多维互动为手段，以公共理性和公民美德为基础，以国族的整体发展和民族的多元共赢为目的，是破解国族纵向单维建构，巩固国家共同体和强化国族共同体的一剂良方。基于公共理性和公民美德展开的族际协商能够最大限度地让各个民族共同体成员参与公共讨论和批判性审视具有集体约束力的民族政策过程，并能够在相互理解、相互妥协的基础上，实现各个民族共同体的“包容性发展”。

（原载《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注释】

[1]［英］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并非军备竞赛毁灭了苏联》，《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2]［日］竹内郁郎：《大众传播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9～181页。

[3]陈恒明：《中华民国政治符号之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4页。

[4]D.P.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32页。

[5]［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6]［法］安·米·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第二卷）》，山东大学翻译组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10页。

[7]［俄］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搔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

[8]［英］戴维·米勒等：《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9]《斯大林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428～429页。

[10]《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11]马龙闪：《苏联战后的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清洗远动》，《东亚中欧研究》2010年第6期。

[12]《列宁全集》第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13]姜新立：《文化多元与民族整合》，卢晓衡主编：《三教圆融两岸一体》，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