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制度和发展模式之争

国家软实力建设与“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

丁忠毅

（四川大学政治学院）

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效率和优势。但当前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社会原子化、断裂化发展等突出问题，也暴露出中国模式的内在不足与局限。全面客观分析问题的成因，有效推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是中国顺利成长为世界强国的内在要求。软实力建设的滞后，是当前中国模式内在不足的深层原因。推进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制度和创新能力为主体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有利于为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提供文化、制度保障与人力资本基础。充分利用当前国家软实力战略深入实施的契机，重点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化以政治体制改革为核心的制度建设，不断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国家软实力　中国模式　大国成长　制度建设　自我完善(www.guayunfan.com)对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如何在既定国际格局和资源禀赋条件下，逐步摆脱国内社会资本匮乏、文化落后和制度低效的落后状态，持续快速改善人民物质、精神生活境遇，有效保障民众合法权益与维护基本尊严，是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与历史使命。尽管欧美原发现代化国家，大肆宣称其发展模式的普适性，并极力向发展中国家兜售其现代化药方，但鲜有发展中国家直接借用其发展模式而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先例。因此，通过发展理念革新和制度创新，探索一条与当代世界发展潮流和本国国情相适应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机械照搬盎格鲁—撒克逊、莱茵模式等欧美已有发展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至关重要。对中国而言，这一选择更显重要。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创造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中国奇迹”。国内外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独特而富有成效的发展模式。雷默等人指出，中国倡导的“北京共识”，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产生了较大吸引力，并逐步挑战“华盛顿共识”。特别是在2008年经济危机和当前美欧债务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中国经济依然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使国际国内掀起了新一轮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热潮。“中国奇迹”“中国经验”充分证明了中国模式的效率和优势。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经济发展方式粗放、效益低下、收入分配差距悬殊，以民生为核心的社会建设严重滞后等发展难题与瓶颈约束。在中国社会全面快速转型背景下，有效突破发展瓶颈，顺利推进中国大国成长的关键在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持续推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克服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增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和吸引力。在当前，以硬实力的快速提升突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约束的难度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推进以文化价值观与制度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是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重要途径。

一、国家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理

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2]。一国“确立预期目标的能力往往与无形的实力资源相关，如有吸引力的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被视为合法的或有道义威信的政策等”[3]。虽然不同学者对软实力的构成要素进行了不同的解读，但其核心要素是文化、制度和创新能力。[4]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模式”这一概念逐渐被国外众多学者所广泛使用和讨论。[5]2004年，《北京共识》发表后，“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国内外观察者的热点话题。虽然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要慎提中国模式，并主张用中国特色、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替代中国模式的称谓[6]，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中国模式。[7]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已初步形成。结合当前中国的现实条件和历史发展方位，笔者认为，所谓中国模式，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所选择的发展理念、体制机制与治理方式的总体概括。这一模式兼具社会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特性，必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化而不断自我完善。

国家硬实力作为显性的物质力量，是一国发展模式效率的外在表现，而软实力则是一国发展模式的文化基础与制度内核，从根本上决定一国发展模式的潜力。“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要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8]国家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依赖于文化价值观和制度的创新。推进以文化价值观、制度和高素质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有利于转变发展理念，创新发展的体制机制，优化治理模式，因而该软实力的建设是中国模式实现自我完善的重要突破口。当前多数研究者重视发掘中国模式所蕴含的软实力功能，而较少探讨国家软实力建设对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重要价值。深刻分析国家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内在机理，把握二者互动的规律，有利于促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具体而言，国家软实力建设影响中国模式优化的机理，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国家软实力建设是推动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的重要平台，是发展模式自我完善的理念基础。意识形态既是国家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又是一国发展模式的“灵魂”。主流意识形态是一国统治阶级所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与经济社会发展蓝图的观念基础，主要包括对权力运作及其所决定的生产组织、资源配置与权利分配方式的规范。与一般社会思潮不同，主流意识形态因其背后的国家权力支撑，具有从价值认知层面转化为现实社会实践的可能性，因而对一国发展模式具有重大影响。意识形态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国家间发展模式选择的差别。自由主义作为欧美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华盛顿共识”的基调是私有化和市场全球化。社会民主主义作为北欧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了其发展模式是以高福利为特征的“北欧模式”。即使意识形态的根本性质保持不变，其局部的调整，也将导致发展模式的改变。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用凯恩斯主义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药方，使自由放任的发展模式一度式微。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根本价值追求在于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使主流意识形态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变，[9]导致发展模式也出现相应的转型，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更加重视公平，从片面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向寻求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转变。由此观之，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是发展模式调整优化的基础变量，在促进发展模式自我完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重要价值在于，通过促进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进一步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别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转变，使马克思主义价值观更加时代化、具体化和可操作性。当前国家软实力建设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利于发挥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及时消除因发展理念滞后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从而推进发展模式的自我完善，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和谐发展。

第二，国家软实力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发展模式优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0]先进的制度不仅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还是体现发展模式优越性和可持续性的深层次因素。一国的制度安排不仅影响生产力诸要素的组合方式，还从根本上形塑生产关系，影响社会实践主体的思维和行为方式，对其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完善具有基础性作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指出，荷兰、英国等国在近代历史上率先崛起，并实现经济持续增长，主要得益于包括保护私有财产、专利法等在内的一套旨在减少产品和资本市场缺陷的制度安排。[11]美国建国以来快速发展并长期独占国际竞争鳌头的深层原因，也在于其国内制度的先进和完善，即约瑟夫·奈所反复强调的制度软实力。制度对发展模式的深刻影响，决定了必须将制度创新作为促进一国发展模式自我完善的根本途径和重要保障。胡锦涛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原因在于，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深刻揭示了“中国奇迹”的制度原因。只有从中国制度的角度，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模式。也只有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促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当前，加强与中国国际地位相对称的国家软实力建设，已成为我国大国成长的重要战略。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制度创新的高度重视，有利于推动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制度的创新，有效突破制约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制度性瓶颈约束，不断促进我国治理制度的完善，从而推动发展模式的成长与完善。

此外，国家软实力建设有利于培育广大民众的民主、法治、开放和改革创新意识，持续增强国内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有效推动中国向创新型国家和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不断扩大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价值共识，实现国家间的互利共赢，从而为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提供重要的精神动力与人力资本支持，并营造更好的国际国内环境。

二、当前“中国模式”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国家软实力建设不足的相关性

综观当今世界的主要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模式都有其局限性。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当前美欧债务危机和大规模骚乱的上演，深刻暴露出美欧发展模式的不足，也使欧美大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发展模式，并做出必要修正。与欧美国家的主要发展模式相比，中国模式粗具雏形，远非完善，必然面临诸多严峻挑战和突出问题。隐忧、弱点、瓶颈、困境、危机和挑战等词汇，成为国内外众多观察者描述中国模式局限性的关键词。总体而言，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在政治领域，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尚未厘清，公共权力向经济和社会领域渗透过多；公众参与政治生活、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仍不畅通；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衡，“阳光化”运行水平不高；腐败现象蔓延，党和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在经济领域，长期依靠投资驱动型和出口导向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使经济发展面临严重的“克鲁格曼挑战”；片面追求GDP增长速度，导致经济发展成本高昂、效益低下，资源投入和能源消耗居高不下，环境破坏严重；居民收入占GDP份额过小，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对外依存度偏高，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在社会领域，居民收入水平和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巨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社会价值失范，社会认同弱化，社会整合难度加大，社会原子化、碎片化与断裂化趋势明显，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传统刚性“维稳”体制机制弊端日益显现，严重危害社会和谐稳定。

当前，中国模式面临的诸多问题，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其深层原因在于传统发展理念、发展方式与体制机制的局限性，即国家软实力建设不足所导致的负面影响。具体而言，中国模式面临的突出问题与国家软实力建设不足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相对滞后，限制中国发展模式吸引力的提升。文化软实力是一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受中国追赶型现代化过程中将经济发展置于首要地位的发展战略，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文化价值观念重构，以及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交流交锋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以价值观为核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受到诸多制约和挑战。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相对滞后：一方面，使国内社会处于价值方向迷失、理想信念缺失、道德滑坡和行为失范的“亚健康”状态，导致整个社会的凝聚力与认同度降低，造成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精神动力不足；另一方面，使中国与国际主要行为主体在价值观念层面上难以达成必要的认同和共识，导致中国模式在价值观念层面的吸引力不足。

第二，制度软实力建设的瓶颈约束，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体制机制的创新。制度是文化价值观的外化和固化。制度软实力是一国发展模式的核心支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日益重视制度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逐步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但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制度建设的非均衡发展，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所造成的经济与社会领域制度创新的“梗塞”，使我国制度软实力仍然低下。而当前中国模式所面临的诸多问题，无疑都可以从制度层面找到深层原因。如政治领域的突出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公共权力运行体制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经济领域所面临的突出问题的重要原因，则在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表层制度学习和创新的潜力已经开发殆尽，而深层制度变革尚未有效推进；社会领域存在主要问题也具有其深刻的制度原因：一方面，传统二元结构下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仍是当前城乡居民权利差别化的重要制度因素，制约了城乡公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另一方面，有效化解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制度化平台和机制的不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社会“维而不稳”的现实困境。

第三，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制约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竞争力的提高。创新能力是一国软实力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提高一国发展模式竞争力和吸引力的重要保障。近年来，中国进一步加大了科技和制度创新力度，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低下，从而限制了国家软实力的发展潜力。如目前发达国家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70%以上，而我国仅为40%左右。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导致中国模式在发展理念、治理模式、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创新能力低下，容易使社会治理危机、高科技与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经济结构优化与效益提高困难、对外技术依存度高等一系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突出问题，长期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从而影响中国模式的发展潜力和可持续性。[12]

总之，国家软实力在一国发展模式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构成要素的多元性，决定了国家软实力建设对包括硬实力在内的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的深刻性和多维性，也决定了当前中国软实力不足与中国模式的局限性之间的紧密相关性。

三、以国家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路径选择

任何一个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其成长方式都各不相同，由此也就形成了适应不同国家具体国情的发展模式。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中国模式作为大国成长和民族复兴的模式，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完善。从国家成长的历史经验来看，虽然欧美主要大国在成长过程中都夹杂着海外殖民、军事侵略等霸权行为，但真正支撑其发展的深层次因素，无疑是价值观念、文化、制度和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因素。随着全球化、信息化和民主化的深入发展，软实力在当今国家发展、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必须以大历史的视野，深刻把握大国成长的一般规律和当今世界发展潮流，更加注重从国家软实力建设的高度，思考进一步促进中国模式自我完善的有效路径。

第一，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优化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核心价值体系是一国所倡导并坚持的价值理念体系，是一国发展模式的思想根基，对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具有根本的形塑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成熟而完善的核心价值体系，是引领社会思潮、规范社会主体行为、促进社会融合、强化社会认同与增进国际共识的思想基础，也是中国发展模式走向成熟的关键和重要标志。从优化中国模式价值内核的高度出发，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点聚焦于以下方面：一是凝练出便于大众理解、识记、传播与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涵盖了内容丰富的价值观念，这虽然保证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容的全面性、完整性，但也容易造成内容的庞杂性、抽象性和模糊性，从而不利于民众的掌握和践行。因此，应根据时代特点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内在需要，加快凝练出更加通俗易懂和深入人心的核心价值体系。二是有效改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规范社会主体行为方式的效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只有得到社会个体的认同，成为社会心理结构的主体基础，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主流意识形态的积极作用。必须在有效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更加重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特性，将其价值主张转化为具体的制度和社会实践，在根本上实现好、维护好广大民众的合法权益，使民众产生价值共鸣，并自觉践行，从而增强国内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整合力。三是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国际吸引力，有效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国家间发展模式的竞争，在根本上表现为其蕴含的价值内核的竞争，其本质是发展理念、国际话语权和道德制高点的竞争。当今世界，国际竞争特别是大国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核心价值观念的竞争。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也必须把握国际竞争的这一新趋势，使其价值内核既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道德正义性，[13]又合理吸收资本主义国家价值观的合理成分；既体现世界发展潮流，又弘扬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价值观，保持鲜明的中国特色，使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具有较强的国际吸引力，从而在根本上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第二，大力提升国家制度软实力，完善中国模式的制度体系。制度对一国发展模式的完善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在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从国家制度软实力建设的角度推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应将其重点着力于以下方面：一是以政治制度创新为突破口。政治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决定权力和权利的分配格局。经济社会利益的分配，不过是政治社会权利分配的外在表现。“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其他制度的产生方式”[14]，政治制度调整优化的滞后，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管理领域制度创新的“梗塞”。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始步入深水区，经济、社会制度创新越来越依赖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因为，经济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方式的深刻调整，其本质是权力与权利关系的调整优化问题，因而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因此，必须充分认识政治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坚持将政治制度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重要突破口。二是有效发挥经济、政治与社会管理制度创新的相互支撑作用。虽然从当前中国制度建设的现实特点来看，政治制度创新应处于核心地位，但政治制度创新的合意性推进，又必须以经济与社会领域内部的体制机制改革为重要支撑和保障。特别是在社会管理制度改革长期滞后的情况下，加快社会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从而创造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对有效推进政治制度的创新至关重要。三是更加注重制度的顶层设计。中国模式的制度成长是强制性变迁和诱发性变迁综合作用的结果。在我国逐步步入经济社会改革深水区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除了发挥广大民众在诱发性制度变迁中的积极作用外，更加需要执政党和政府从经济社会全局与发展趋势的高度，加强制度的顶层设计，从而有效突破制约制度建设的瓶颈约束，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领域的重大制度。

第三，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中国模式的内生发展潜力。强劲的创新力是造就持续的成长力的重要条件。基于创新能力的国家软实力建设，是实现中国模式成长为以创新为驱动、以内生发展为基础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关键。以基于创新能力的国家软实力建设促进中国模式的自我完善，应主要着力以下方面：一是加强学习型社会建设，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中国的整体创新能力和水平，取决于社会个体和组织的创新意识和能力。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执政党和政府，必须通过学习型组织建设，不断带动学习型社会建设，逐步提高整个社会的学习热情和学习能力，培育社会成员敢于创新、勇于创新的良好氛围。二是建设人力资源强国。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是创新的主体基础。加强人力资源强国建设，首先，应加快实现以教育、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等事业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积累型公共服务供给的均等化，以普遍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其次，应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为基础，切实推进人才观念的转变与培养模式的改革，高度重视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并以近年来实施的海外高端人才引进计划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人力资源强国战略的实施。三是完善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在国家创新能力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机制。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分别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在发展理念、治理模式、制度机制创新方面具有重要优势，学术界在思想观念更新、科学技术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企业则在产品研发和产业创新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国家创新性软实力建设水平的提高，有赖于构建政府、学术界和企业在创新性国家建设中的良性互动机制：一方面，使政府通过有效的战略规划、制度、政策与财政供给，不断提高学术界的思想观念和科学技术创新及其转化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形成产、学、研良性互动的局面，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产品研发和产业创新能力，从而在整体上推动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不断提升中国模式的内生发展潜力，促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

［原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注释】

[1]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1年7月2日，第2版。

[2]Joseph S.Nye，Jr..The Changing Nature ofWorld Power.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90（2）.

[3]Joseph S.Nye，Jr..Think Again：Soft Power.Foreign Policy，2006（3）.

[4]黄金辉、丁忠毅：《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路径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

[5]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6]参见施雪华《提“中国模式”为时尚早，目前提“中国经验”、“中国道路”更加科学合理》，《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李君如：《慎提“中国模式”，从科学研究的角度，我主张提“中国特色”》，《学习时报》2009年12月7日。

[7]科尔奈：《根本没有中国模式》，［2010－4－12］（2011－9－5），http：／／www.caijing.com.cn／2010－04－12／110414752.html.

[8]支振峰、臧劢：《新中国60年与“中国模式”研讨会述评》，《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3期。

[9]姚洋：《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绿叶》2008年第6期。

[10]一般而言，制度主义者所指的制度是广义层面的制度，既包括正式制度，也包括涵盖价值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在内的非正式制度。在此，本文使用狭义层面的制度概念，即正式制度。

[11]［美］道格拉斯·诺斯、罗伯斯·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华夏出版社2009年版，第25页。

[12]Thomas I.Palley.External Contradictionsof the ChineseDevelopmentModel：Export-led Growth and the Dangers of Global Economic Contraction，Forthcoming in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15（46），2006.

[13]黄金辉、丁忠毅：《论中国软实力建设的比较优势与约束因素》，《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

[14]［美］蒂莫西·耶格尔：《制度、转型与经济发展》，华夏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